我的一生人 林保華
一生人﹐可以是不同地方﹑各種各樣的人﹐我尤其是這樣的人。 我出生在中國重慶使朋友誤會我是中國重慶人﹐其實是中國福建人。原因老爸是 福建人﹐老媽卻是上海出生的滿州人﹐所以命中註定我不可能做純粹中國人﹐而 是雲遊四方的雜種人。別看不起雜種人﹐未來中國的總書記可能就是雜種人。(粵 語“習總”諧音“雜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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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鋒:晤劉曉波    1988.11.30

    劉曉波在挪威講學三個月後,路過香港到美國。他在香港只逗留幾天,幾個朋友和他一起喝茶。可惜時間所限,未能多聊上幾句。

    第一次看到劉曉波的名字,是這裡的一份雜誌從“深圳青年報”轉載了他的一篇講話。那是一篇有關文藝批評的講話,觀點相當偏激,雖然不能完全茍同,但是確實有不少真知灼見。從繁榮文藝的角度出發,對文藝界提出苛刻的要求,有時不一定是壞事,何況中國大陸的文藝界,確實有時出現一些半死不活的情況。後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深圳青年報”被封,固然主要是要鄧小平退休的那篇文章出問題,而刊登劉曉波這篇講話,該也是自由化的“罪行”之一。所以這次和劉曉波見面,還以此來打趣。雖然某些“趣”是含著數不清的“悲”。就如原來在“深圳青年報”工作的詩人徐敬亞,因反自由化而失業,至今處境仍然不佳。

    在談話中,劉曉波對一些事情的看法,仍然非常尖銳。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看法,和“河殤”應屬同一類型。

    記不得是如何談起中國人的民族性了,好像是從柏楊在中國大陸的遭遇談起。劉曉波對中國民族質素的評價極低,所以在中國常常發生不可理喻的事。我說,非洲黑人也是如此,他回一句說,至少,非洲人還有性自由。這句話倒把我說得瞠目結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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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劉曉波    1988.11.30

    劉曉波在挪威講學三個月後,路過香港到美國。他在香港只逗留幾天,
幾個朋友和他一起喝茶。可惜時間所限,未能多聊上幾句。

    第一次看到劉曉波的名字,是這裡的一份雜誌從“深圳青年報”轉載了
他的一篇講話。那是一篇有關文藝批評的講話,觀點相當偏激,雖然不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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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景嶺的冬天----陪白樺「三通」 林保華

隨著中國大陸的日益開放和「九七」的日益臨近,因公私原因而來港的大陸人士越來越多。他們來香港所獲安排的參觀大眾化節目,主要有如下幾個:海洋公園、太平山頂、合和中心的旋轉餐廳、香港仔珍寶海鮮舫、灣仔碼頭的海上夜總會等,其他諸如中環、尖東、旺角女人街(通菜街)、北角女人街(馬寶道)、油麻地的平民夜總會(榕樹頭)和男人街(廟街)等。如要看香港的陰暗面,面臨清拆的九龍城砦亦是一景。

其實除此之外,倘有一個內涵豐富的旅遊點,那就是調景嶺。這次白樺來香港,節目豐富,可謂升天入地求之遍,惟有調景嶺沒有去。所以向他建議之下,終於見縫插針,安排了冬至那天的調景嶺之行。

早在五十年代初,我在印尼雅加達,已經是香港《大公報》的讀者(為此而在文革期間還被令交代「問題」)。當時報上就常見「弔頸嶺」字樣,知道那是安置國民黨撤退到香港敗軍的地區。以當時思想之左,加上這個不雅的地名,對它實在是沒有好感。

七十年代中期到香港,知道「弔頸嶺」已改名為「調景嶺」,此時對政治的觀感已有所轉變,因此對此地感到了一定的興趣,而且聽聞那裏還保持了一定的北方風味,更增添了一分神秘感。但是由於人生地不熟,也擔心那裏的「國民黨反動派」對我們這些「大陸客」會作何想法,所以遲遲沒有去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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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後的上海北京 ----看中國經濟文化的社會縮影 凌鋒 1988.11.1

十二年前,離開上海,移居香港。港滬雖相隔千里,但上海有不少親友,上海的情況,也不能不關心了。

 自從中共決定收回香港以後,人們更是不斷地將上海和香港做對比,質疑中共約領導能力和管理水平。香港未來約五十年不變,和現在上海的五十年不變被等同起來了。難道經過十年的開放改革,上海仍然沒有變化?

            上海:興盛與危機

這次到上海,直覺上的變化是兩個方面:一是新起了若干高樓大廈,那是代表開放改革的酒店賓館;一是大多數建築物越來越破舊了,表示了改造老上海的負擔越來越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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