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投資股票？

林保華

資深政經評論家、中共黨史學者。親歷反右、大躍進、文革各項政治運動。曾任教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中共黨史。2009年創辦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擔任理事長。著有﹕《一個中國人的台灣情》﹑《中共風雨八十年》﹑《告別江澤民》﹑《閒話鄧伯伯》﹑《神州千奇百怪論》﹑《血與淚-----八九學運札記》等。

[完整介紹]

親情的感受

昨天一天，都在旅途上。晚上回來，還要把一天沒看的新聞存檔，再寫些東西，到凌晨3點才得以睡覺。今天上午看美國總統選舉，到下午才能睡一覺。還好前天表妹與弟媳婦力勸我看病，以免路上倒下，還親自送我到醫院，再送我回旅館。我這一生，17歲離家，一直奔波工作，家庭親情都比較薄弱，回到老家，對親情感受特別深刻。可以暫時離開政治享受親情的溫暖。昨天、今天，她們還不斷來信詢問我是否真的好了，讓我非常感動。我一向自以為體力可以應付，有什麼痛苦都極力忍著，不想求人，也不想影響他人，成為他人的“麻煩製造者”。如今這個堤防似乎有點守不住了。不過只要我還有獨立生活能力，不需要太依靠別人，我一定會堅強的生活下去，還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呀。

今天到雅加達國際機場，搬運工來搬行李時，我說china airline，他回應 cina ailain （支那航空），我以為他聽錯，怎麼台灣的航空公司成為支那航空公司，因此趕快補說一句 CI（中華航班）。後來一想，印尼人是把中國、中華說成“支那”。台灣無端端變成“支那”，簡直滑天下之大稽。然而現實卻上演這種荒唐戲，期望華航何時能夠正名“台灣航空”？這才是真正轉型正義。

廉頗尚能飯否？我很在意這話。所以有吃堪吃直須吃。這次到印尼，也是這個態度，何況值得懷念的兒時食品。婚宴前後大吃不須說，住在酒店早餐也是自助餐，自然也不放過吃的機會。前天下午回梭羅後，表妹與表弟媳就來酒店車我們出去。吃了點點心，包括牛奶牛油果，問我還有什麼想吃的？我也照過去說的，要kopior（變種椰子）與椰青。沒多久，司機就去買來送到餐廳，我也不客氣全部吃光。這兩者都性寒，加上多天的滯食、疲勞，晚上胃痛，食道逆流，嘔吐十幾次，天亮時才睡一兩個小時。

十點鐘，這兩位親戚如約而來，我不肯放棄再次觀光梭羅的機會，尤其想去而在4年前沒有去過的地方。首先，當然還是再次觀賞梭羅河，正在此時，毛病又犯了，不斷打嗝。我想唱首歌作紀念，打嗝怎麼辦？不理它，還是唱個《梭羅河》: Bengawan Solo,Riwayat mu ini....嗝居然不打了，天助我也。然後逛了許多地方，但是我越來越難過，一直想吐。親戚建議我去看醫生，因為第二天還有行程。最後我同意了，這是我第一次給印尼醫生看病。到醫院居然不必排隊，給我打針吃藥。醫生很年輕，還在香港大學進修過呢。果然身體狀況好轉，晚上在弟弟家裡可以吃粥了。飯後再一杯Kopior，真是不要命。睡覺工作一切正常，還交了稿。感恩。還是可以做廉頗，不過也感到的確歲月不饒人，胃功能退化了。將來還是不能大吃大喝。

梭羅到三寶壟

印尼有的還比較落後，酒店上網慢，也不便。
1949年我們全家租了一部雪佛蘭從梭羅到三寶壟，然後轉火車到巴達維亞（雅加達）。那是我第一次乘小轎車，印象深刻。但是今天走這條路，竟然還沒有高速 公路，到快到三寶壟才有。台灣新南向政策，可以考慮協助發展。今天幾個大城市有反政府示威，據說是原先不滿政府改革的舊勢力組成，借個別宗教事件煽風點 火。所以今天車子出城，走小路出去，怕碰上遊行隊伍。

印尼侄女結婚典禮

上午出席侄女的婚禮，天主教儀式。平生第一次。儀式很長。晚上是酒宴。又中又西。不過全用印尼文。

此行到印尼最重要任務，參加侄女兒的婚禮已經完成。晚宴租用商業中心大堂，酒店叫來的餐點，是中式自助餐。8張枱子給老人坐，其他人站著吃。台上樂隊一直 演奏，難以與朋友聊天。婚禮在三寶壟舉行，女方親友幾乎都在梭羅。幾十人從梭羅來，單程就要3、4個小時，都是開車來的，有的當晚趕回去，有的在三寶壟住 一晚。父系表親中許多第二代、第三代都來了，可謂大聚會。許多是過去未見過面的，因為11歲了離開梭羅，以後沒有回去幾次。彼此溝通已不能用普通話了。還 好我的印尼文一回到印尼就突飛猛進。表親中的大姐今年早些時候在北京去世，現在我是老大了。第三代中有的快結婚了，如果若干年後再結婚，也許可以見到第四 代了。我的子女有的晚婚，有的晚生，可能來不及看到自家的第四代，那就看表親中的第四代了。這些親戚中幾乎全在做生意，只有我是異類。

今天回到第二故鄉印尼梭羅，到了童年長大的地方。1998年印尼實現民主化以後，族群和諧大為進步，經濟也得到可觀的發展。一路上也見到印尼人民對遊客的 熱情相待。但是這一兩天有流言，說一位華裔當眾撕掉可蘭經。不知為何要做這種蠢事，是不是中國崛起，“世界革命”的老毛病又發作了？希望事件不要擴大，那 是個別受到中共毒害的人做的事情。所幸民主政府態度克制。而中國的紅色芭蕾舞正在印尼表演，進行統戰。我正是捏了一把汗。希望印尼的朋友們能夠認清中共的 統戰陰謀，與大多數華裔無關，支那與台灣更是完全不同的國家。

台中一中反課綱打第一槍的廖崇倫同學，今年考上台大歷史系。然而最近彰化台化污染事件讓他覺得必須轉校到中部自己的彰化家鄉來關心運動，並且改學其他相關森林、農業等專業。因為家長反對形成對立。我對次我發表下面一些看法。有不當之處們也請各位指正。

如果不是逼不得已，例如香港，以及馬英九國民黨的不正義的獨裁統治，我是不贊成學生過早投入社會運動；必須關心，但是不應作為專業來投入。因為學生主要任務就是學習，打好自己的專業基礎，也學好做人的基本道理。主要應該由大人來做這些事情。同樣，與家長出現矛盾，不是不得已，例如理念完全不合，也不要隨便出走，因為家長有養育之恩，在自己還不夠成熟是時，還需要一些照顧與提點。崇倫反課綱，我很敬佩，考上大學，尤其台大，我也很敬佩與高興。有的同學因此荒廢了學業，或離家獨立生活，我是覺得有點遺憾，以他們的年紀，應該恢復正常生活。尤其過早投身社會，將來在回頭讀書有一定的困難，因為心變“野”了，坐不住了。我不是“萬般讀書高”的想法，而是有一個專業，給社會做出的貢獻會更大，自己也有謀生的技能，在思想、業務、生活上才能真正獨立。如果因為過早投入社會運動，將來選擇職業的門路就狹窄了，只能做職業的社會運動家或革命家，可是真要做到“家”，也必須擁有相關的專業理論。我看到一些職業政治人物為了爭奪政治地盤亂鬥一場就痛心。最近有所謂勞工團體為抗爭而抗爭，根本不講道理，因為不抗爭就沒有飯吃。這是有益社會，還是無益？民進黨執政仍然必須監督，但是我相信溝通管道比較多了，學生應該盡量讀書，實在民進黨墮落了，我們再出來。考上台大很不容易，崇倫想轉學，我覺得可惜。台大有農業、森林、園藝等專業，在學好歷史本業的同時，可以去旁聽這些課程，感到哪一方面最有興趣與需要，將來再修，做一個多面的專家。希望崇倫在考慮一下再做決定。我17歲離家到中國，太多的政治運動，少看很多書籍，一直感到很大的遺憾，到香港後為生活奔波也無法補救。入錯“黨史”這一行，只能將錯就錯，將短處化為長處，從事評論。人生經驗太多，尤其看到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所以才有上述的想法，供崇倫參考，也供其他年輕朋友參考。

中秋節，一早吃了半隻廣式月餅。不是應景，而是的確愛吃。今年友人送的兩盒月餅，都是香港朋友送的，因此都是廣式月餅，又全是我最喜歡的白蓮蓉雙黃，謝謝這兩位“知己”。一盒是30年老朋友來台灣送的，一個是這次去香港時認識3年的新朋友送的。前者吃完，又有來者，口福不淺，而且是當年在香港被評為最好吃的美心月餅。美心為英資牛奶公司旗下的企業，與頂好超市一樣。美心開始賣西餅，後來開酒樓、快餐店，再後來賣月餅，這是每年保證可以賺大錢的。我對奸商利用喜慶節日賺大錢非常反感，所以不大在節日裡充當奸商的羊牯。我也希望人們放棄節日送禮的陋習，更反對利用節日發放所謂慰問金來收買民心的政策。

因為廣式月餅很油膩，蛋黃膽固醇高，所以以前一次吃1/4
隻。今年想開了，趁有限的生命還活著有口福時就不要放棄，於是每次吃一半。問題不在會不會血管阻塞，而是胃部滯漲而難受，所以下不了一次吃一隻的決心。

我只所以敢於挑戰肥油與膽固醇，無非是當年經歷過大饑荒，身上的脂肪被搜刮到幾乎油盡燈枯，腦部缺乏油脂而難以運轉，到現在似乎還沒有補足。到了自由世界，油料作物多了，果然腦筋運轉越來越快，從來不必考慮“一例一休”。

只要想吃，就應該是體內還有這個需要。這是我的飲食與健康關係的邏輯，也是我對自己“棄蕪取精”消化功能的信心。

林保華留言：我們臨時起意，到香港觀看今年競爭越來越激烈的立法會選舉，回來也可以寫寫東西。如果香港局勢越來越差，加上我的年齡關係，這次可能是今生香港行的最後一次。昨天月清與何俊仁律師聯絡，詢問能否見一下老朋友、原銅鑼灣書店的林榮基，何律師回電說，林在警方保護下，須申請批准。月清當即同意去申請。但事後我擔心警方審查我們時，會不會驚動中聯辦與特府高層？到時會不會也一直派人保護我？更壞的情況是會發生被車禍或被毒品等等意外情況？然而我不能忘卻哺育我21年，給我第二生命的香港。因此此行還是非去不可。希望過幾天還能回來與台灣的朋友們相聚。

林保華 ·

我天生平腳板，非常不利於參加體育運動，也因此鍛煉了我的意志力（當時的中國，參加體育運動也是強迫性的，涉及是否愛國的問題，我會另篇記述），在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講我的人生，這是其中的一個章節。

與別不同的人生 林保華夫婦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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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到《戰爭風雲》

日前，在三民書局看到中國出版的《戰爭風雲》（The Winds Of War）上\下兩冊，毫不猶豫的買了下來。第一次見到這本書是1975到1976年間，那是文革後期，我還在上海，那時“盜版”了一些外國書籍，我看過的重要書籍有威廉 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與《赫魯曉夫回憶錄》（中蘇關係部分被刪），這些書籍是“內部出版”，要相當級別的幹部才能買，我當時在工廠當工人，因為是下放接受“再教育”，所以沒有什麼級別，不要說不能買，連出版消息都不知道。所幸我的幾位朋友神通廣大，可以借到，在騰出時間給我看，我就請病假在家裡幾乎不睡覺的將之看完，一兩日內送還，還記住重要情節轉告其他朋友分享。《戰爭風雲》這本書我看到朋友在看，給我看了封面與封底的提要，但是因為立即要送還而沒有可能給我看。前兩本書我到香港後都補買，除了需要，也是紀念，只有這個《戰爭風雲》一直沒有看到，因此看到（年9月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立即買下，再慢慢來欣賞這部史詩性（二戰巨頭出現在書裡）的戰爭小說。買下後才發現還有續集《戰爭與回憶》，過幾天再去訂購去訂購。轉瞬就是40年前的事了，也激動的記下一筆。

不久前在蔣渭水文化基金會之友的活動中，認識了陳義雄先生，聊了一會兒，談到一下音樂，他立即郵寄他所著的《歷史名琴與名家鋼琴篇》與《歷史名琴與名家》提琴篇上下冊。我簡直受寵若驚，以我的水準怎能看懂，只能找時間慢慢消化了。我真是孤陋寡聞，不認識這位古典音樂界的名家，這種書多難寫。真是失敬了。
在聊天中，陳先生說我的文章與其他人不同，我也受寵若驚，不過這也的確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地方。早在香港每天要寫三、四篇專欄時，我就努力在這樣做。不想人云亦云，第一是寫別人不注意的題材；第二如果是熱門題材，
盡量有一些與別人不同的看法。所以我比較講究即時反應，反而有時文字比較粗糙。但是以前投稿要3天後才刊出，難免也是人云亦云，現在有網絡，快多了。

自由廣場傾聽貝多芬《第九交響樂》

看了今天的自由時報，才知道柏林愛樂團的演出，還在戶外實況轉播，還好今晚還有一場，所以趕到廣場去聽。聽眾很多年輕人，原來他們除了流行曲以外，還接受西方古典音樂。即使在戶外，也是非常安靜，沒有人說話，秩序非常好，顯示聽眾的人文教養。
我主要去聽下半場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散場後指揮拉圖爵士帶了主要演員到場外與廣場上的觀眾打招呼、講話，還為母親節演奏“遊子吟”。
當年在中國，首次演出時我還在人大讀書。我記得是1960年夏天演出，由中央樂團交響樂隊、合唱隊等擔綱，可謂一場盛事。但是上網查，說是1959年7月。當時我們搞政治運動已經七葷八素，哪有心情去排隊買票？記得在校外忽然見到我在印尼的高中老師梁英明，他說要去弄票，我還想北大比人大清閒，我們不但沒有這個閒工夫，全班只有一位同學石世龍，與我討論這場演出，他雖然是黨員，那是1949年前參與反對國民黨的學生運動時入黨的，伯父是國民黨軍長，才會對第九交響樂有興趣，但是我們誰也不敢去看，因為政治氣氛不合時宜，他在1957年反右時也右傾。那場演出的指揮嚴良堃及其他重要演員文革時都受到批判。
以後到了香港、美國，也沒有機會欣賞到這個演出。

38年前今天是我第二生命的開始：
差一點忘記了，今天是我從中國抵達香港的38週年，心甘情願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人翁”變成英國殖民地的三等公民，從此開始了我的第二生命！今天正是第一生命與第二生命同時是38年的日子！第二生命都是“賺來”的，因為太多年輕人在我之前已經命喪“鬼州”，所以我才有此說。既然是賺來的，不但更加珍惜，也更加無所畏懼。這算是我的第二個生日吧。
那天過了深圳的羅湖海關，到香港羅湖上火車，看到站台上賣罐裝可口可樂，天熱真想清涼一下，但是雖然老媽到上海看我時帶過許多“奇技淫巧”的東西，就是沒有帶過這種罐裝飲料，當時北京、上海的華僑飯店也還沒有這種玩意兒，我不曉得該怎麼打開它喝，又不好意思開口問而暴露我的“鄉巴佬”身分，就忍住口渴，挨到親戚在紅磡車站接到我。

雜種追尋祖先

這次過年在懶散中度過。唯一的成績是尋找我的母系祖先有些成果。
記得2003年應群策會的邀請，從美國來台灣開會。當時連戰在美國說他是“純粹中國人”。我說，我是“雜種”。“雜種”是中國罵人的話，我卻認為是讚揚之詞。因為中國人喜歡近親繁殖，李家莊、馬家莊等等都是小農經濟下宗法社會的產物，產下一些白痴。反而是雜種，漂亮又聰明。小時候印尼的荷蘭人與印尼人的雜種很漂亮，澳門的葡萄牙人與廣東人的雜種也漂亮；台灣有原住民，與荷蘭、西班牙、日本、漢人的雜種應該更多，也更加聰明、漂亮，如果不是中華文化的荼毒，台灣理應創造出更多奇蹟。
我追尋祖先，並非“祭祖”，他們的好壞與我無關，不論是江洋大盜還是民族英雄；只是我要寫回憶錄，需要進一步廓清我的身世，我這個雜種到底有多雜？以前太不在乎，老媽在世時，沒有多問，留下了太多的空白。
1955年我回中國時，填寫的檔案表格，都填上我是“漢族”。一直到1976年回到香港，老媽才對我說，她是滿族。她姓國，是皇上的賜姓，外祖父、外祖母因為很早就去世，我竟連姓名都沒有問。按照儒家的說法，該是“不孝子孫”了。但是我的外曾祖父卻是晚清歷史上的名人，也因為他，老媽到我離開中國到了香港後，才透露這個“機密”。

〈林保華專欄〉失落的流行歌曲

今年元旦，Patti Page走了。

去年平安夜前夕，我在印尼首都雅加達，還想起了她；沒有想到，回到台北的第二天，她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