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一九五五年我從印尼回中國大陸讀書，正值肅清暗藏的反革命份子運動
。而第一次正式參與政治運動，還是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後的整風反右。事情
過了整四十年，仍然難以忘懷。

        響應黨號召向黨提意見

    先前不是不知道中國大陸有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肅反等政治運動，但
因為在印尼時就讀「進步學校」，接觸的是新華社電訊，不許看「反動報紙
」，因此對那些運動的瞭解都是正面的，就算聽到一些負面的消息，也總認
為是「階級敵人」造謠，或者是被人誇大了。我的祖父在廈門行醫，家裡有
點地，被當作地主鬥，管制三年，我也認為他「罪有應得」，人民政府不會
整錯人的。

    五七年春天中共在黨內開始整風──整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
義。我覺得很正常，是吸收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教訓（赫魯曉夫反斯大林
和波匈事件），中共主動出擊，自己解決問題。

    因此，我對學校舉辦的大報告並不那麼在意。當時作大報告的，主要是
校黨委書記胡錫奎（一九二五年入黨的老黨員，文革中被指為劉少奇叛徒集
團成員受迫害，一九七○年逝世），他的湖北口音我聽不太懂，加上聽報告
有時在廣場上，有時在教室裡由喇叭傳送，效果不好，就更加聽不清楚了。
討論時，班級裡佔三分之二的調幹生一個個口若懸河，我們這些應屆高中畢
業生自慚形檅，隨便發言應付一下就可以了。七六年到香港後才知道，毛在
他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中並沒有提及區別香花、毒
草六條標準，到正式公佈時才加上去的。

    到要落實整風運動時，不管文件、報告有沒有學好，都要行動了。那是
響應黨的號召，向黨提意見。除了開會，還要寫大字報，要多寫才算「積極
」。開會討論搶不到鋒頭，只有寫大字報了。為寫大字報，就要千方百計挖
一些「意見」出來。

        第一次寫大字報

    第一次寫大字報，覺得很有勁，哪裡想到其中隱藏著殺機。整風要反官
僚主義嘛，自然是反領導的官僚主義了。首先想到的是我們的系主任、鼎鼎
大名由延安來的中共黨史專家何幹之教授。他作為系主任，我們卻難得看到
他，該貼他大字報。我們四個應屆高中畢業生。，其中一個是系團總支委員
，一名是班主席，我則是系學生會幹部，合寫了我們的第一張大字報。為了
引人注意，用的題目是《尋人啟事》，尋我們的系主任何幹之教授。而這是
依照以前慣例倒寫的人字。

    我們就讀的是歷史系中國革命史專業（後來改名中共黨史系），入讀的
高中生不少都頗有文學才華。因為人大較其他大學早半個月舉行入學考試，
因此有些具有文學專長的同學抱著試一試的心理去考，但考上了卻不能再考
其他大學了，也就只能捨文從史。這些同學寫起大字報也就要帶上些浪漫的
文學色彩。在「尋人」後，那位四川來的團總支委員居然提議我們四個人來
寫文學性的大字報，於是開頭是孫悟空跑到人大上空，只見下面烏雲密布云
云，後來寫不下去了，因為不知道要寫什麼，也就沒有產品出來。此外也寫
了點無關痛癢的大字報。因為是「四個人」的關係，沒有想到到反右時四個
人就成了「右派反黨小集團」。

    我自己還闖了兩個禍。一是寫了一篇題為《黨委欺騙學生》的大字報，
因為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鄒魯風（「一二九」運動時是東北大學學生自治會
主席，五九年反右傾時被批鬥自殺身亡）說過每個月有一個星期六下午給學
生會搞活動，但後來都給政治學習佔了。我身為學生會幹部，要他兌現承諾
，於是用「欺騙」兩字來吸引人們的注意。另一個是在小組討論時說農民生
活苦，因為五六年暑假我回廈門鄉下，親戚住的房子很破，他們對統購統銷
不滿意，表示吃不飽。我也將情況「反映」出來。

    工農幹部看不明白「尋人」的「人」為何要倒寫，那自然是對領導的大
不敬，是反黨小集團有計劃、有綱領、有組織的活動，而我自己又加上了攻
擊黨委和攻擊黨的農村政策兩條。

        成為反黨集團成員

    於是在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工人說話了》的社論以後，
班級裡也開始反右派。我們四個人成了被批判的重點，一定要我們交代如何
制定計劃、綱領，從事反黨活動。再「狡辯」也沒有用，只好承認是「猖狂
進攻」、反黨反社會主義，也承認是「小集團」，至於計劃、綱領等最後也
認了，但說不出具體內容來

    四個人還是區別對待的，團總支委員和班主席是「主犯」，我和另外一
個同學是「從犯」。先批主犯，再批從犯。正是夏天時節，暑假推遲放。每
到班級開會，大熱天汗流浹背，心裡更緊張得不得了，不知何時輪到自己。
到後來，總算批了別人以後，才輪到「幫助」我。

    怎樣幫助呢？就是要我深挖階級根源、家庭根源、社會根源、思想根源
等等。爸爸、媽媽在印尼教書，但爸爸做過一段時間生意，於是套到「資產
階級」和「剝削家庭」上去。曾經和同學談起媽媽讀大學時和龔普生（中共
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夫人）、龔澎（後來的外交部部長喬冠華夫人）是同宿
舍的同學。龔家姐妹「一二九」時參加革命，我媽媽沒有，說明家庭影響就
是不革命的。農民生活苦，為什麼其他同學不說而我說？是廈門的親戚給我
的壞影響──此乃家庭和社會根源。資產階級的「好逸惡勞」思想，是因為
喜歡李白、陶淵明的詩詞而狂放、清高，乃至灰色人生觀等也都一一交代、
檢討。幫助得很徹底，連有一次我想將大鳴大放那一大堆大字報的場面拍攝
下來作紀念，也給黨支部書記問到了，為什麼要拍照？餘下的話沒問下去，
算是對我客氣了，那是懷疑我是否給外國當特務。還好我沒有拍成照，否則
真是說不清了。

    檢查「根源」不能籠統扣大帽子，還必須講述如何具體影響到我的思想
。因此要反覆思索，把腦子裡最隱蔽的東西，包括一剎那的想法都挖出來。
例如檢查家庭影響的時候，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交代出媽媽以前曾說過，不論
什麼黨，他們講的話不能全信，都要打個八折──以此表明她的話影響了我
對黨的熱愛。

    學校裡和社會上好多「右派言論」，包括林希翎的言論。對他們所談的
事情也很吃驚，因為都是過去所不知道的。但因為正誤難辨，我沒有表示支
持，也沒有表示反對。這叫「立場動搖」，沒有左派所具有的「階級感情」
，因此也要檢討。

    在「幫助」（實際上是聲色俱厲地批判 )下，和一些同學的表現比較，
我想到自己的確有問題，必須痛改前非，立功贖罪，唯一可以表現的機會就
是痛斥其他右派的罪行，如此才可以表明自己不是右派，和右派劃清了「界
線」。有一次，我們從所在地海運倉到鐵獅子胡同 (當時人大校舍分散在全
市好幾個地方) 開會，正好在大批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的反動言論。我們幾
個同學為了表示憤慨，到他宿舍裡把他訓斥了一頓。後來想想，這不是文革
群眾專政時「抄家」的先聲嗎？文革期間我受到紅衛兵抄家的遭遇，是更可
怕的「報應」了。葛佩琦文革結束後被平反。他當過胡宗南的上校參謀，後
來在東北剿共時當新聞處（情報處）少將處長。反右時揭露了他的「歷史反
革命」底牌，他也因此被逮捕。但平反時才知道他根本是隱藏在國民黨軍隊
裡的中共地下黨員！「殺共產黨人」的話也沒有說過。可是，《人民大學週
報》明明刊出他的這個「反動言論」，到底是誰在搞鬼？為什麼要搞鬼？至
今我還是一筆糊塗帳。對到他家裡「造反」一事，我至今仍感內疚。

    五七年的暑假放得很遲。我回上海姨媽家裡，身心十分疲累。中秋節去
杭州玩，但完全沒有心情。暑假期間還帶了一本厚厚的筆記本，要寫「思想
檢查」，開學後交給「組織」審閱通過。

        免予處分的處分

    「定案」時，我僥倖沒有劃為右派。「小集團」裡，那個團總支委員和
班主席是右派，還有一個鎮江來的團支部組織委員（也是應屆高中畢業生考
上的），罪名主要是「攻擊黨的農村政策」。

    我也並非沒有事，只是「覺悟快」而已，結果給了一個「免予處分」的
處分。我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處分方法。大概意思是本來應該處分我，但我改
得快，所以黨就對我「寬大」了。沒有把我列入「敵我矛盾」還有下面一個
因素﹕當時有些高中應屆畢業生主張調幹生和應屆畢業生分開班級。在系裡
的一個討論會上，我反對這樣做，因為我認為調幹生黨員多，水平高，我們
可以多向他們學習。反右時，主張分班級的也是作為反黨罪行之一，因為他
們要擺脫黨的領導。我因為不贊成這樣做，說明我並非完全反黨反社會主義
，還是「人民內部矛盾」。

    暑假後的新學期，我們班級裡增加了八九個同學。原來，我們的革命史
專業有十個班，整風反右中有兩個班「爛掉」了而被解散，其中的四班，黨
支部書記是右派，組織委員是中右（同我一樣，有右派言論，但還是「人民
內部矛盾」），只有宣傳委員是左派。這個宣傳委員在文革中成為四人幫寫
作班「梁效」的一員，文革結束後病故。現在的北京著名作家蘇叔陽也從四
班調到同我一班的。他們班的班長原是彭紹輝上將的秘書（中尉）也成了右
派。他們班有四個同學到我們班裡，也是左中右搭配，包括一名右派。連同
我們班級裡原來的三名右派，三十四個同學中有四名右派，佔百分之十一點
八，大大超過毛澤東為「一小撮」所訂下的不到百分之五的數額。大概因為
比例數已太大，我才得以「蒙混過關」。

    考上人民大學後，每年的「十一」和「五一」遊行，我們都被安排在天
安門前站在一群準備遊行結束時湧到城樓下搖動花束的少先隊員後面保護他
們，或作為站在分隔每一路遊行隊伍之間的「標兵」。這是黨對我們的「信
任」。但因為整風時的政治錯誤，那年的國慶遊行我就失去了這些「榮譽」
，和普通人一樣在遊行隊伍裡走過天安門。那年五月也曾在中山公園門口作
為「可靠」的歡迎群眾看著毛澤東和來訪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
希洛夫下車走進公園參加遊園，並在公園裡看到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跳舞
或走過。此後再也沒有這個「殊榮」了。

        向黨交心時再被批判

    事情並未全了結。五八年春天，全國開展從上海掀起的「反浪費、反保
守」的「雙反運動」，不知怎的，到了學校裡就變成了「向黨交心」，要「
拔白旗，插紅旗」，頭腦裡的所有隱私都要抖出來向黨交心。

    有一個北越來的僑生，暑假回北越時帶了一本《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回
學校，他借給我看了。在「交心」的壓力下，他交出了這本書，然後又交代
了曾借給我看過。於是班級裡又對我進行「幫助」，批判我的「資產階級腐
朽思想」。

    沒料到班級裡後來居然又楸出了一個反黨份子。他是團支部委員，四川
的高中畢業生考上人大的，很愛音樂。到想在我都搞不清他怎麼會是反黨份
子的，可能就是不太聽話而已。他和我關係不錯，因此非要我揭發他不可。
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就只能揭發在我看「黃色小說」問題上，他私下對我
的溫和幫助是「真同情，假幫助」。他被開除了團籍，待遇和「右派份子」
一樣。

    改革開放初期，我人已在香港，收到中國人民大學寄來的「平反書」。
我一笑置之，但想起當年孤身一人，還不到二十歲就挨整的「紅色恐怖」，
也找不到人可以商量，仍是心有餘悸。

    比起其他人的遭遇，我算是十分幸運的，反右和文革兩大政治運動，
我都是「邊緣人」，還沒有給推到敵我矛盾那邊。但是看著許多人的悲慘
遭遇，不管他們是不是精英，作為有人性的人，不能不對這吃人的制度進
行聲討，而且不能容忍這種制度再肆虐，否則愧對自己的一生，愧對自己
的同胞。

（一九九七年七月）。

原發表於“爭鳴”雜誌1997年7月號
收錄於“中共風雨八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