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導師和烈士    林保華  1991.5.3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為紀念創系二十五周年,舉辦了「傳播與
社會發展研討會」,為時三天。與會的幾十個學者主要來自海峽兩岸和本港
,也有來自美國和日本的華人學者。

    來自大陸的學者有近十個,包括七十五高齡的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甘惜芬,後起之秀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副研究員兼所長
孫旭培等。他們似乎也成了香港傳媒關注的焦點。這也難怪,華人社會中大
陸的「社會發展」最差,所以對「傳播」也箝制最緊。就連最開放的中共中
央總書記胡耀邦也鼓吹黨的喉舌要八成報喜、二成報憂,遑論其他人。而現
在的傳媒在「左派」的鄧力群、袁木、徐惟誠之流控制之下,對敏感的新聞
,除了造謠歪曲,就是封鎖的密不透風。就連資訊爆炸的今天,中國大陸都
要依靠「小道消息」和「喁喁私語」來傳遞資訊,可見它是落後到甚麼程度

          革命導師皆辦報出身

    為何共產黨對傳媒會如此之毫不手軟?曾和朋友談過,是不是和共產黨
的「導師」們有關,他們幾乎都辦過報紙,當然也在報上寫過文章,深知傳
媒在製造輿論方面(包括造謠和封鎖新聞)的作用,他們由於嘗到了「甜頭
」,於是死也不肯吐出。

    共產主義的開山鼻祖馬克思,一八四二年在德國科隆時,就是《萊茵報
》的主編,該報於一八四三年被封。一八四八年法國、德國又發生反對封建
王朝的革命,馬克思和他的戰友恩格斯回到科隆,又辦了一份《新萊茵報》
,繼續宣傳他們的革命主張。

    至於第二代宗師列寧,在一九○○年離開了流放地以後,就籌備辦報,
後來跑到國外,出版了《火星報》,據《列寧傳略》一書所載:「列寧是《
火星報》的組織者、思想上的鼓舞者和直接的領導者。他細心地校閱每一號
報紙,親自撰寫文章,擬定論文題目,物色作者,同通訊員大量通信,籌集
經費並設法把報紙秘密運到俄國……」

    列寧的繼承人斯大林早在一九○一年九月就和另一位戰友出版格魯吉亞
文的《鬥爭報》,據稱:「除《火星報》以外,《鬥爭報》便是俄國最好的
馬克思主義報紙了。」一九一二年,受俄共中央的委託,不但領導了《明星
報》,而且編輯了現在蘇共中央機關報的《真理報》的第一號。

    除馬恩列斯四位洋導師外,「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澤東,也
是同「黑手黨」打交道的辦報導師。

    現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是辦報能手。一九二二年八月
一日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在法國創刊的《少年》
月刊,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改為《赤光》半月刊,鄧小平就參加刻印和編輯
工作。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創刊於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中國工農紅軍
軍事委員會最早的機關報《紅星報》就由鄧小平擔任主編,鄧小平以此身份
列席了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澤東奪取軍事大權的遵義會議。

    由馬列恩斯毛鄧親自「抓」報紙,除了說明共產黨對傳媒的重視外,我
們亦可推斷,現在中共黨內在熱衷於把黨的喉舌抓在自己手裏的人,必然也
有如同馬列恩斯毛鄧的政治抱負,有可能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七個偉
人。

    我曾就這問題的主要方面請教甘惜分教授,他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但他的回答大意是,共產黨是戰爭中起家的,習慣於戰爭狀態中的統一號令
,所以傳媒就不可以有其他聲音也。現在是不是戰爭年代,甘教授沒有說,
想來既然要和帝國主義鬥爭,那麼還是「準戰爭」,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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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改革烈士多

    由於共產黨抓傳媒之緊,新聞改革的任務也就特別艱巨,改革中的「烈
士」因此也特別多。

    今年四月十五日病逝的欽本立,就是十年新聞改革的烈士。他的死,除
了疾病之外,也是被逼死的。就在他病危之時,上海社會科學院的某些領導
人,居然還到病榻前宣布他的「錯誤」和「處分」,欽本立受不了刺激而「
立竿見影」地病逝。欽本立所創辦的《世界經濟導報》,是十年開放改革中
的傳媒之花,他們將永遠記載在中國的改革史冊裏。

    其實就在毛澤東一九五七年批判上海《文匯報》時,欽本立就已經因為
是該報「黨的領導」(總支書記)而受衝擊,如果不是該報大部分人是「資
產階級右派分子」(包括總編輯徐鑄成),大大超過毛澤東所規定的比例,
欽本立也難逃「毛網」。不過他也已是邊緣人物了。而《光明日報》社長章
伯鈞、總編輯儲安平則難逃一劫。

    除了欽本立以外,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也是「烈士」。當然還
包括王若水、錢李仁、譚文瑞以及《人民日報》內的其他不少人。而今年三
月二十日的「反詩」事件又會製造多少烈士,目前還不清楚。此外,王軍濤
、陳子明、乃至流亡海外的劉賓雁、戈揚,已被釋放的戴晴等等,也都是新
聞戰線上的「烈士」。在這以前,八七年反自由化時,受打擊最重的也是傳
媒,《深圳青年報》、《特區工人報》等都被封。

    如果再回溯得遠一點,在文革開始發動時,被迫害致死的就有當時擔任
北京市委書記,並且曾經是《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以及市委理論刊物《
前線》的主編鄧拓,而他的重要罪狀之一也就是「辦報路線」。可以說,和
五七年的《文匯報》、《光明日報》一樣,那是傳媒改革的先聲。

    看來,新聞戰線,是中國大陸最危險的行業,遠望大陸,不知何年何月
,能取得新聞改革的成就!近看香港,又不知誰會在九七前後為保衛香港的
新聞自由而成為傳媒的烈士!

香港《經濟日報》  近看遠望專欄  1991.5.3

*甘惜芬教授以七十三歲的高齡,參加一九八九年的四二七大遊行,
要求傳媒改革,并且站在遊行隊伍的最前列,記得照片似乎刊載香港
出版的《亞洲周刊》封面,因此這次研討會的主辦單位特地邀請他出
國來香港(這在當時還是相當奢侈的事情)。這個情節當然當時不便
寫出,以免對他不利。不知道甘教授是否還健康的生活著?

林保華補記  2009.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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