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六四20周年的省思        林保華

一﹐為甚麼發生六四屠殺

    “六四”是1989年6月4日中國共產黨政府對該年所發生的民主運動的屠
殺與鎮壓。

    1989年是甚麼年份﹖那是文革結束後﹐中國共產黨推行“改革開放”路
線進入第11個年份。問題是這個“改革開放”﹐只限於經濟層面﹐不涉及政
治與意識形態領域﹐因此弊端叢生﹐引發民眾﹐尤其是社會觸角敏感的學生
的不滿。這些不滿當時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政治保守。對意識形態的逐漸開放採取壓制方式﹐雖然當時中共
聲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搞“政治運動”了。但是那10年裡﹐不但“
清除精神污染”﹐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壓制人們的自由﹑民主訴求
。例如當時出現要求面向藍色海洋﹑鼓吹開放的劇集《河殤》﹐老軍頭王震
就痛罵他們背叛祖宗。因此要求政治改革的訴求日益強烈。

    第二﹐貪腐日趨嚴重。當時集中表現在“官倒”﹐“倒”者﹐投機倒把
也。由於當時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期間存在的價格雙軌制﹐有權力的官
員或他們的子弟﹐批來官方價格﹐轉手以市場價格出售。當時社會上傳聞最
多的是中共第一號人物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與總理趙紫陽的兒子。總書記胡
耀邦“打老虎”﹐已經打到若干高幹子弟﹐如人大副委員長葉飛的女兒﹔但
是更高階的已經難以下手。因此“反官倒”呼聲響徹雲霄。

    第三﹐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鬥爭激烈。鄧小平欽定的總書記胡耀邦與總
理趙紫陽代表改革勢力﹐元老陳雲﹑王震等老人﹐以及副總理李鵬代表保守
勢力。保守勢力借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混亂問題﹐以及價格改革中出現的
通貨膨脹攻擊改革派。尤其是對胡耀邦“縱容”學生運動大為不滿。1986年
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兩派短兵相接﹐結果由鄧小平拍板要繼
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7年1月﹐黨的“生活會”上﹐“擴大”了
一批元老來開會﹐給胡耀邦提意見﹐居然強迫他辭職﹐給改革勢力重大打擊
。胡耀邦下台後﹐趙紫陽繼任總書記﹐李鵬出任總理﹐以“治理整頓”為名
﹐逐步停止經濟改革﹐進一步激發社會上對改革開放停頓的憂慮。

    在這個情況下﹐1989年1月﹐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教授給鄧小平
公開信，要求在中共成立40周年和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實行大赦，特別是
大赦魏京生等政治犯，與全球人權的趨勢保持一致。3月﹐北京的33位著名
知識分子，聯名寫信給人大常委會和中共中央﹐表示對方勵之的支持。但是
中共當局對這些上書採取不理不睬的態度﹐這已引起民眾的不滿﹐不想﹐在
這人心浮動的時刻﹐4月15日卻傳來胡耀邦鬱鬱而終的病逝消息﹐無疑就像
在汽油桶裡點了一根火柴而引來熊熊大火了。

    中國文化中本來就有一個“死人壓活人”的傳統﹐政治緊縮時更是如此
。1976年清明節就是拿周恩來壓毛澤東﹐這次當然也拿胡耀邦來發泄對“老
革命”的不滿。於是從天安門廣場上悼念胡耀邦﹐逐漸發展到反官倒與對自
由民主的追求。當然﹐他們也知道共產黨老革命對“自由民主”的忌諱﹐所
以對後者的表達很隱晦﹐甚至還打出“擁護共產黨”的旗號。

    但是共產黨一向視民意的表達為大逆不道﹐開始置之不理﹐一旦民意要
求強烈了﹐就視為“動亂”而加以鎮壓。這次也是這個模式﹐更因為夾雜了
黨內鬥爭而更加詭譎。尤其是趙紫陽順應民情﹐答應把兒子交給學生審查﹐
並且希望鄧小平也能這樣做的時候﹐無疑刺痛鄧小平文革期間被紅衛兵衝擊
﹐導致兒子鄧樸方殘障的敏感神經﹐更加強他鎮壓的決心。

    最後﹐趙紫陽的改革派敵不住“八老”﹐鄧小平以中央軍委主席身分調
動野戰軍包圍北京市﹐並於5月19日由李鵬宣佈戒嚴﹔在學生不斷被激怒而
拒絕撤出廣場後﹐遂於6月4日凌晨對學生與市民進行屠殺。

二﹐怎樣看待六四事件

    六四屠殺後，鄧小平為給自己的罪行辯解﹐媒體除了吹噓鎮壓“暴亂”
的勝利外﹐更傳出一條鄧小平的著名語錄﹕殺20萬人保證20年的穩定。對共
產黨來說﹐殺20萬人根本算不了甚麼﹐但是問題在﹐現在是和平年代﹐殺的
又是手無寸鐵的學生與市民﹐還是在眾目睽睽下殺的﹐這才是問題的本質﹐
讓共產黨“改革開放”的形象破功。在引起外界強烈的反彈與制裁後﹐中共
轉為低調﹐力圖扭轉形象。於是﹐本來的“偉大勝利”改為“風波”﹐再改
為“事件”。但是他們也有一條不可退讓的原則﹐那就是不能認錯﹐也就是
不能平反。為此﹐還製造各種似是而非的輿論﹐為他們的做法辯護。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以六四以後的經濟成長﹐說明當時的鎮壓是正確的﹐也就是
用經濟成長﹐來證明這個殺人政權的合法性。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看這個問題﹖

    六四後﹐鄧小平為了向黨內元老承認過去重用胡耀邦與趙紫陽的錯誤﹐
一方面﹐接受陳雲﹑李先念所推薦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出任總書記﹐同時
還辭掉中央軍委主席職務﹐把軍權交給江澤民﹐表明他真正“退休”了。

    江澤民上台後﹐執行陳雲的保守路線﹐與李鵬結合﹐不但在政治上反對
所謂“和平演變”﹐連經濟上的開放改革也走回頭路。鄧小平忍無可忍﹐在
1992年南巡並發表講話﹐用他的“餘威”警告了江澤民﹐鼓吹“發展是硬道
理”﹐停止姓“社”還是姓“資”的意識形態爭論﹐才繼續在經濟上繼續改
革開放﹐並取得重大成就。

    我們在不否認六四以後中國取得經濟成就的同時﹐也應該客觀的認識六
四以後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才能為“事件”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一﹐中共內部加強凝聚。

    屠殺過後﹐中共總結經驗﹐前人大委員長彭真表示﹐他們都坐在同一條
船上﹐一翻船﹐誰也活不了。因此他們除了有“將動亂消滅在萌芽狀態”的
共識﹐對黨內政敵也採取比較寬容的做法﹐例如對趙紫陽也就是“軟禁”﹐
不如毛澤東時候的逼死。對失勢高幹的子女也沒有清算﹐例如趙紫陽的子女
繼續做生意﹐既沒有被學生審查﹐也沒有在體制內被清算。此後﹐中共特權
階層合為一體﹐成為不同利益集團的組合﹐不容易找到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區
別了。以後的黨內鬥爭﹐不管江澤民對鄧小平﹐還是與朱鎔基或胡錦濤之間
﹐都是利益集團之爭﹐不存在路線鬥爭﹐也不存在清廉與貪腐之爭﹐即使對
方殺到自己頭上﹐被開刀的也只是對方下屬。陳希同﹑朱小華﹑陳良宇的先
後判刑﹐都是他們為主子做出的犧牲。

    第二﹐貪污腐敗更加嚴重。

    六四屠殺後﹐中共為了紓緩民憤﹐不得不在反腐敗方面表示一下態度。
6月下旬﹐中共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江澤民代替趙紫陽出任總書記﹐7月召
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
決定》，這幾件事是：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嚴格
禁止請客送禮﹐嚴格控制領導幹部出國等七條。現在回過頭看，有哪一條做
到的？上述問題反而愈演愈烈。更加不堪的是﹐鄧小平與陳雲的子女﹐有的
經商﹐有的做官﹐至少不可以一個人亦官亦商﹐但是江澤民在對鄧小平小兒
子鄧質方傳去問話進行警告﹐壓迫他停止經商後﹐他自己的兒子江綿恆卻不
但做幾個公司董事長與董事﹐還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官商通吃﹐破壞了
規則。這種以反貪作為權力鬥爭的手段﹐怎能真正反對貪腐﹖因此雖然中共
設立各式各各樣反貪機構﹐提出不少反貪口號﹐但就是沒有權力制衡與輿論
監督的制度建設﹐所以貪官污吏仍像泉水那樣湧現出來。

    第三﹐貧富差距更加懸殊。

    中國經濟的發展﹐不但沒有改變貧富差距的情況﹐甚至於更加懸殊﹐這
當然也與上述兩個問題有關﹐因為財富更集中在極少數人手裡。根據中國農
業部的統計，2008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1萬1100元。城鄉居民的收入
比為3.36比1，比2007年的3.33比1更高，是中國推行經濟改革開放政策30年
以來的最高值。有專家表示，中國的城鄉差距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鄉差距
。中國人口逾13億，其中9億為農民﹐農民中約有2億離鄉背井到城市工作，
這些被稱為“農民工”群體的打工收入，是農村經濟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
由於全球景氣衰落的影響，許多工廠紛紛倒閉，嚴重打擊這個群體。胡錦濤
﹑溫家寶上台後﹐企圖轉變江澤民時代偏向富人的政策﹐提出“新三民主義
”﹐“以人為本”等口號﹐但是仍然扭轉不了兩極分化的擴大﹐因為中國政
府代表的是中共特權集團的利益﹐雖然擁有全世界最多的外匯儲備﹐但是卻
仍然沒有為自己的農民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無論養老、看病還是子女教育，
農民全都要靠自己，一旦遭逢天災人禍，很可能就傾家蕩產。

    第四﹐知識分子賣身投靠。

    與過去毛澤東打擊知識分子不同﹐鄧小平時代開始﹐對知識分子開始拉
攏。但是真正的收買﹐還是在江澤民時代﹐知識分子的收入急劇增長﹐其中
江澤民愛將曾慶紅擺出“禮賢下士”的姿態﹐“感動”了相當多的知識分子
。掌握輿情的知識分子自然自發的為中共高唱讚歌﹐包括對六四的塗脂抹粉
﹐許多就出之於他們的傑作。把知識分子納入特權集團的範疇﹐掌控輿論的
“主旋律”﹐是付出少﹐得益多的買賣。這種輿論﹐不但在國內﹐也造到國
外﹐因此贏得越來越多的國際“同情”。有別於1980年代出國的知識分子﹐
多具反共理念﹐現在出去的﹐絕大多數都為中共的政策背書。身在自由國家
﹐卻吹噓專制制度﹐誠然是現代版的“人在曹營心在漢”﹐也損害了全球的
普世價值。

    第五﹐社會道德日益沉淪。

    六四以後﹐鄧小平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民眾對政治的聚焦轉移到經濟
。如果說﹐1980年代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已經開始轉移民眾的焦
點﹐不讓他們糾纏文革浩劫而對中共爆發不滿﹐那麼1990年代以後公開鼓吹
市場經濟（美其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炒股市樓市﹐出現“下海潮
”﹐是更加徹底的轉移民眾視線了。如果說開始還是“毛澤東帶領我們下鄉
，鄧小平帶領我們下海，江澤民帶領我們下崗”﹐到後期﹐下崗的人也都被
迫下海經商了。慘烈的競爭﹐以及過去“革命傳統教育”欺騙的破產﹐進一
步養成“10億人民9億騙﹐還有1億在訓練”的社會風氣。可以說﹐在毛澤東
時代﹐人們為爭奪政治利益而不擇手段﹐到鄧小平時代﹐人們就為爭奪經濟
利益而不擇手段﹐到江澤民時代﹐則是為爭奪政治經濟利益而不擇手段了﹐
因為金權的結合已經最後成型。這樣一個完全功利的社會﹐既無健全的法制
約束﹐宗教信仰被政治介入而變質﹐社會道德規範也在全面瓦解﹐不論江澤
民要“以德治國”﹐還是胡錦濤的“八榮八恥”﹐都難以挽救全民的道德墮
落。

    由此可知﹐為了掩蓋六四的血跡﹐捨政治改革而弗由﹐整個中國社會要
付出多少的代價﹗

三﹐台灣可以學到甚麼﹖

    台灣很幸運﹐在民主改革中﹐走的是“寧靜革命”的道路﹐從蔣經國晚
年發軔﹐李登輝時代成型﹐陳水扁時代往高度發展。不幸﹐馬英九當選總統
﹐出現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全面倒退﹐連經濟也走下坡路﹗我們應該
從六四吸取必要的教訓﹕

    第一﹐必須開展和平理性的政黨競爭。目前台灣最可怕的莫如用司法暴
力清算綠營﹐用警察暴力對付民眾﹐這是威權體制與白色恐怖復辟的信號。
而開門揖盜﹐接受與共產黨的統一﹐必然加速復辟。不加以制止的話﹐台灣
可能重演二二八﹐重演六四。因此必須鞏固民主制度的建設。

    第二﹐馬英九所標榜的反貪腐﹐與中共一樣﹐是權力鬥爭的手段﹐不但
無助於廉政的推行﹐反而使藍營內部的腐敗更加肆無忌憚。從一系列自肥議
案的通過﹐從圖利親國民黨財團政策的推行﹐從對基層的綁樁﹐就可以看出
端倪。總之﹐必須以制度建設代替人治的反腐敗﹐不幸﹐陽光法案被閹割﹐
證明制度反腐敗的失敗。

    第三﹐目前中國社會內部還存在許多問題﹐共產黨沒有把資金拿來解救
自己同胞﹐卻拿到台灣來推高股市﹐向台灣民眾擺出“大救星”的姿態。這
種政治操作﹐難道是真的對台灣民眾的善意嗎﹖剖開統戰台灣的“血濃於水
”與“鄉親”之類的說詞﹐看看六四的學生﹑市民與目前在困境中掙扎的中
國農民﹐他們才是共產黨領導人的鄉親﹐與他們更加“血濃於水”。捨他們
而關心台灣﹐不能不讓台灣人感到“黃鼠狼給雞拜年”的聯想。台灣﹐中國
﹐一邊一國﹐還是先各自停止對自己民眾的屠殺﹑迫害﹐好好為自己民眾謀
福祉吧。

玉山周報 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