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劉曉波、余杰與中國未來

林保華

　　台灣的允晨出版社與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台灣公民社等，原定在十月三十日下午舉辦余杰新書《泥足巨人──從蘇聯解體看中國的未來》的發表會，晚上則舉辦「從劉曉波得獎，談中國的未來」座談會，余杰準備出席這兩場活動。哪裡知道，人算不如黨算，在劉曉波得獎後，中國政府居然軟禁了余杰。在確定余杰確實無法來台灣參與活動後，這兩個活動就合併成一個，即「從劉曉波得獎，余杰被軟禁，談中國的未來」。

　　台北的劉曉波、余杰座談會

　　這場座談會，由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王定士對余杰的新書進行導讀，稱讚余杰雖然不是長住在俄羅斯，卻對蘇聯解體有深刻的觀察。王丹與我則主談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意義。主持是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曾建元。僑委會前委員長張富美、南華大學歐研所教授洪茂雄等蒞臨參與。

　　王丹認為劉曉波獲獎的最大意義，是扭轉了「賺錢就是一切」的觀念，西方國家轉變了對「中國模式」的看法。他還把中國的民族主義區分為民眾的民族主義與共產黨別有用心煽動的民族主義。

　　我與余杰、劉曉波，分別都有特殊的認識與交往經歷。一九九九年我在美國，讀了當時才二十六歲的余杰雜文集《火與冰》以後，在六月號的《爭鳴》雜誌，就寫了一篇《當代雜文黑馬，余杰突圍而出》的文章，除了佩服他在「六四」事件時，作為一個中學生在四川一個小鎮，竟能在當局的嚴密新聞封鎖中，掌握到「六四」的正確訊息；還因為他對中共所宣揚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潮有清醒的認識，這點，有些異議人士到現在也還無法擺脫中共所設下的框框。在海外，這算是比較早期介紹余杰的文章，以後我就一直注意他的動向。幾年後，在紐約終於見到了余杰。

　　與劉曉波，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他從挪威去美國路經香港時見過他。我在報章的一篇專欄中是這樣寫的：「第一次看到劉曉波的名字，是這裡的一份雜誌從《深圳青年報》轉載了他的一篇講話。那是一篇有關文藝批評的講話，觀點相當偏激，雖然不能完全茍同，但是確實有不少真知灼見。」

　　見面時，「記不得是如何談起中國人的民族性了，好像是從柏楊在中國大陸的遭遇談起。劉曉波對中國民族質素的評價極低，所以在中國常常發生不可理喻的事。」那時，他在香港接受媒體訪問時，對香港大加稱讚，並且認為中國也要被殖民三百年才有希望。以後對他的活動，包括「六四」最後坐鎮天安門廣場及以後被抓，也都密切關注。我出版《中共風雨八十年》後，曾寄一本給他，怕他收不到，他說，寄給劉霞就可以了。看來，他對由中國民族性決定的國安監控網，還是缺乏認識，果然寄給劉霞也沒有收到。

　　中國捲入新一波民主浪潮

　　劉曉波這次獲獎，有兩個重要意義，一個是顯示西方國家對中國只要經濟發展就可以實現民主的看法的破滅，因而對中國從姑息改為施壓；一個是中國已經沒有可能用以前對付魏京生、王丹等「消音」的辦法來淡化他們的影響，媒體主動或被迫發佈有關消息，是政府封鎖的破功，網民的反應也不像以前那樣一面倒向政府。四億網民中的一部分，就可以對政府形成巨大的壓力。

　　因此這一波的全球民主浪潮，可能以劉曉波獲獎作為起點，把中國捲入。從目前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統治在中國已有失控現象，我對共產黨的倒台或被迫改革，抱審慎樂觀的態度。但是，中國實現民主化，可能需要非常漫長的時間，原因是中國人的民族素質問題，這裡既有中國傳統文化導致的，這點柏楊早有論述，或也與小農意識有關；更有共產黨超過半個世紀對中國人的毒害。

　　在座談會上，我說，二十多年前我見劉曉波時，我嫌他激進，二十多年後的磨練，他變溫和而我則激進了。這是好玩又微妙的變化。說起來，我對《零八憲章》還是個「異議人士」，因為內容沒有提及基本人權中、也是聯合國人權憲章中列入的「住民自決」（九十年前共產黨的祖師爺列寧的民族殖民地提綱也已提出「民族自決」），所以我沒有簽署，以此表示我的「激進」與《零八憲章》的溫和。有一次余杰來台灣，見到我時，還提到這點，他表示理解我的看法。

　　雖然我是《零八憲章》的異議人士，但是在劉曉波獲獎這個問題上，我毫不猶豫的大聲歡呼。當天下午五點多看到消息後，我就為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寫了一份歡迎的聲明，並立即發表。

　　拋棄個人恩怨，以大局為重

　　其實，我與劉曉波之間，還發生過一點小事情，那就是二○○六年的總統行憲日，我應邀到總統府演講，題目是《制度認同與國家認同》（全文收錄於《一個中國人的台灣情》書裡），當天中央社與《聯合晚報》的報道，都突出我「不要全否定中華民國」的說法。但是也有一位旅美中國學者，在劉曉波主編的《民主中國》裡以不屑的口氣說：「請看：去年中華民國莊嚴的行憲紀念日，一位大陸出身的時政雜文作者竟被高抬到總統府演講，向洗耳恭聽的執政當局大作起有關警惕共諜的報告」（在註解中指明此人就是「林保華」）。我的演講全文六千三百字，有關「共諜」部分只是三百多字，沒有看內容就輕率對我進行嘲諷，我感到悲哀。為此，我把演講稿傳給劉曉波看，讓他知道真相。

　　然而這些小事情，絕對不會影響我對劉曉波的尊重，對他的基本表現的肯定，尤其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意義。其實在今年年初，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在台北就舉辦了《聲援谷歌，釋放劉曉波》的記者會，因為人權與網路都沒有國界。

　　如果這個時候，還停留在個人恩怨的狹隘心態裡，或糾纏在暴力還是和平的「路線鬥爭」裡，或以最高道德標準來要求劉曉波，在客觀上都削弱了對共產黨統治的衝擊，對大局是不利的。至於懷疑劉曉波是「臥底」的說法，我看不到有何根據。

　　建設民主文化，鞏固民主政治

　　建設民主文化，才能鞏固民主政治。這也讓我想起，今年夏天，中國政府從高中教科書裡抽出魯迅的三篇文章。魯迅不是完人，心胸比較狹窄，後來與共產黨也走得太近而被利用，但是他的文章對中國人的民族性卻有深刻的刻劃，讀了以後可以促使人們反省。可是他的經典名著《藥》與《阿Ｑ正傳》被抽掉了，因為共產黨的愚民政策延續了這種民族性；而阿Ｑ的痞子作風與精神勝利，不常常就是共產黨的寫照嗎？《紀念劉和珍君》被抽掉，則是早在預計中，因為「六四」後好多人把段祺瑞北洋政府殺人，與共產黨殺人相比較是小巫見大巫。

　　最近，香港特區政府也在強調要進行國民教育，自然就是要洗刷過去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國殖民地的普世價值教育，把香港人變為共產黨的「馴服工具」，問題是共產黨還有多少時間？

《動向》月刊  2010年11月號

（穿越30多年時空的重要評論，以及人生的酸甜苦辣，請看
林保華部落格  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新舊評論還在繼續增加與上網中）
（要了解中國最新重要資訊，請觀看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網
站http://www.twyac.org/內的“共產中國”網站：
http://redchina.n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