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延安”與“西安”
林保華

大年初一夜晚到年初二早上,九龍旺角因為小販擺賣具有香港特色的
魚蛋(魚丸),引發食環署人員的掃蕩而發生騷亂,具有本土意識的
香港年輕人走出來聲援小販,與警察發生衝突。梁振英立即定性為“
暴亂”,維基百科則說是“魚蛋革命”。

        旺角暴亂還是魚蛋革命?

統治者一向誣衊革命就是暴亂。其實革命,有溫和,有暴力。英國在
一六八八年發生的光榮革命,就是和平革命;台灣在上個世紀九十年
代的寧靜革命,也是和平革命。本世紀以來在全球發生的顏色革命大
多也是比較和平的進行,或者有些小衝突,但不是暴亂。像法國大革
命、俄羅斯十月革命,尤其中國長達數十年、死亡幾百萬人的毛澤東
革命,逐漸被世人所拋棄。

這次旺角騷亂,參與者幾百人,規模遠比不上前年的雨傘革命;但是
受傷幾十人則超過當時。從數量上遠遠沒有達到“暴力革命”規模,
但是反抗暴政的革命意識卻在年輕人中已經植根了。這也就是在警察
出手鎮壓時遇到民眾的強烈反抗。這是梁振英統治的結果,民眾已經
認識到,現時的警察已經“公安化”。

果不其然,這次真的發生鳴槍事件,把抗爭的民眾當作“暴民”。警
察出手之重,表明他們具有強烈的“敵我意識”。其實在雨傘運動,
這種敵我意識已經表露,只是後來因為特區政府的縱容沒有追究,現
在就不必掩蓋了。有些民眾出於民怨的宣洩也好,一時的衝動也好,
也就用焚燒垃圾雜物與丟擲磚頭來對抗。但是他們無槍、無刀,要譴
責暴力,主要就是警察。

梁振英從上任開始就有明確的敵我意識,這完全推翻了過去港英統治
時期事事講究和諧與妥協的政策,例如左派(共產黨)與右派(國民
黨)的和諧,勞方與資方的和諧,英國殖民者與本地華人的和諧等,
以維持香港的安定繁榮。即使董建華與曾蔭權出任特首,雖然要討好
北京,但是也盡量維持過去的統治方式,雖然越來越難以為繼。

        梁振英鬥爭哲學治理香港

但是梁振英一上台,就很明顯推翻過去的做法,採取共產黨的哲學是
鬥爭哲學的方式來治理香港。這除了他是依照共產黨人的思維方式以
外,也因為他出任特首時,民調就低於當年的董建華、曾蔭權,周圍
還有虎視眈眈想取代他的建制派對手,因此他就必須採取與他們不同
的方式來治理香港,以激化鬥爭讓北京覺得他才是不可或缺的人選,
他才是北京心目中真正可以“收服”香港,讓北京放心的人。這樣,
他才可以避免中途被替換,還可以再連任一屆,以後再進入“黨和國
家領導人”行列。

曾經作為頭號“梁粉”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就揭發,二○一二年年
底,也就是梁振英出任特首正好半年時,梁就在禮賓府召集百餘名梁
粉,發出如何對付反對派的指示,號召他們出來打“輿論戰”,來平
衡反對的聲音。一月初是特首發表施政報告的時候,梁振英不是好好
想如何做好工作,而是想如何與“敵對勢力”作戰。因此他的第一份
施政報告出籠引發不滿,只有三成六的支持率,低於以往董、曾。

一月下旬,劉夢熊更在周刊爆料,指梁振英不但有“江湖飯局”等黑
關係,還指與泛民是“敵我矛盾”。劉夢熊文革期間才從廣東偷渡過
來,對“敵我矛盾”當然特別敏感。但是梁振英事後一概否認。

梁振英的敵我觀念並非出任特首開始,在董建華擔任特首期間,他作
為行政會議召集人,就要求商業電台封殺鄭經翰與黃毓民主持的節目
,並且主張動用防暴警察來對付抗議民眾。當唐英年與梁振英競逐特
首時,唐英年爆出梁振英在高層會議的這些驚人主張,就被“愛國集
團”警告為“賣國”,見證的高官們遂全部閉口。

而梁振英在與唐英年競逐特首,乃至治理香港期間,與黑社會也有特
殊關係,這也符合中共拉攏“社團”的作風。著名評論員練乙錚因而
寫文建議對梁進行“雙規”時,激怒梁振英而對練發出律師信,引發
軒然大波。這個內幕是劉夢熊所揭露,梁振英不告劉而告練,也顯示
他對輿論的敵意。

        梁振英強烈的敵我觀念

在雨傘革命期間,梁振英也一再對“外部敵對勢力”大做文章,認為
有全球外部勢力的干預。對此,連親共的民建聯創黨主席、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都表示不能認同。

由上可見梁振英頭腦裡充滿“敵對勢力”,有時候忍不住才洩露出來
,然後又否認,因為這很容易暴露他的共產黨意識形態。但是也因為
這個意識形態,讓他治理香港時,將香港撕裂為兩個部分,一個是“
延安”(革命根據地),也就是梁振英集團;一個是“西安”(國民
黨統治區),以泛民為主,還包括相當多的市民。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做的閉幕報告中說:“劃清
兩種界限。首先,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是延安還是西安?有些人不懂
得要劃清這種界限。例如,他們反對官僚主義,就把延安說得好似『
一無是處』,而沒有把延安的官僚主義同西安的官僚主義比較一下,
區別一下。這就從根本上犯了錯誤。其次,在革命的隊伍中,要劃清
正確和錯誤、成績和缺點的界限,還要弄清它們中間什麼是主要的,
什麼是次要的。例如,成績究竟是三分還是七分?說少了不行,說多
了也不行。”

這點,梁振英立場是非常鮮明的,不愧是毛澤東的好學生。反之,泛
民就顯得糊里糊塗。在民眾與梁振英獨裁統治的抗爭中,稍微有點激
進或過火的行為,就出來指責,或擺出“各打五十大板”的客觀樣子
。在雨傘革命中對一些激進事件糾纏在是否合法。這次魚蛋革命,看
到一些暴力事件,就不分青紅皂白全部譴責。如果香港是民主地區,
沒有基本法規限民主發展,如果香港是新聞自由地區,民眾的聲音可
以充分表達出來,那麼就可以不必用激進的手段。可是基本法有結構
性的反民主問題,北京與梁振英又拒絕修改,新聞自由也大步倒退,
如果不採用衝擊手段,請問泛民諸公,什麼時候可以在立法會達到多
數來實現普選?恐怕很快連三分之一的席位也保不住,失去否決重要
議案的能力。

        泛民應與年輕人站在一起

我不反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但是一旦武裝到牙齒的反暴警察痛
毆手無寸鐵的民眾而遭到反抗的時候,難道不會對這些受壓迫的民眾
有點理解,而非要配合官方與被中共滲透的傳媒一起來指責這些民眾
嗎?這樣的指摘,是有意站到“延安”一方,還是無意墮入“延安”
的陷阱?這些難道不要反思?

傳統泛民與年輕人有思想差距,有些年輕本土派會用激烈的語言攻擊
他們,這是不應該的。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延安”與“西安”
的根本對立面前,難道不能消除這些恩怨,共同對付獨裁者?即使擺
出一副中立的樣子,就會得到獨裁者的諒解或讓步嗎?也怪不得學生
用“冷血割蓆”來形容他們。我希望年輕的朋友多多勸說老泛民跟上
時代,但是作為有豐富經驗的泛民政治人物,更應該主動反省,以廣
闊的胸懷與年輕人站在一起。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香港,不需要被分為“延安”與“西安
”的香港。但是這必須有待全體香港民眾的努力,包括街頭比較激進
而又盡量和平、理性與有策略的抗爭行動。只有給予必要的壓力,才
能逼使政府作出讓步,這點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爭鳴》雜誌  2016年3月號(刊出是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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