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憶錄之「家庭團聚」

 
 
 
看 雜誌 第177期
2017年4月5日
林保華
作者為資深評論家、專欄作家、中共黨史學者。曾擔任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張五常教授助理研究員,研究中國政經改革。

(續前期)1978年,金先生與其他兩位大股東的塑膠玩具廠開張,因為我只有管理倉庫的經驗,所以給我做倉庫主任。給我1,500元薪資。金先生說,雖然我是熟人,但是行業有行業的規矩,這個職務最高就是這些錢,如果超過,其他人會不服。我是感謝都來不及,哪會計較這些?尤其我這個「主任」,幾乎沒有香港經驗。

 

擔任玩具工廠主任

 

說老實話,我還是蠻心虛的,因為這是香港的工廠,不是中國的工廠;而且這是塑膠玩具廠,並非我熟悉的行業。為此我必須虛心學習,請教別人,何況還有與同事在語言溝通上的困難。

工廠生產遙控的塑膠玩具汽車,倉庫最多的物料就是塑膠粒,一包55磅(25公斤),手下有兩個幫手。「幹部參加勞動」,我都會參與搬運。我與那裡的工人打交道,才學會一些廣東話。也發現廣東話裡的一些外來語。例如「賴長」,我搞不清楚甚麼意思,後來才了解是「line長」,生產線的組長。文具店送來的文具中有「快勞」,才知道是file(文件夾)。我的本地人助手都很努力,下班還進修其他課程,讓我體驗到香港人的「搏命」,有些人為了掙「第一桶金」,休息日都在兼其他工作。有的人有兩門手藝,這一行不景氣,就轉做其他行業。

我在工廠被經理排擠,廠長卻對我不錯。台灣進口的IC(晶片)有一半次品,我懷疑的一些弊案有向金先生說過,他說我是中國來的,不習慣香港的工作方式;我也就不講甚麼了。後來老闆也終於發現的確有問題。聽說經理向台灣進口IC的香港公司,是經理的朋友在我們廠開廠後成立的,也就是為承接我們廠的訂單而成立的。

香港的廉政公署不但要查公務員的貪汙,即使私人企業也禁止收回扣。雖然我只管小量的訂貨,也很注意與客戶的關係,只有一位山寨廠小老闆百般要求,我才答應他在酒樓飲最簡單的早茶。

 

妻兒來港團圓

有了穩定的工作後,1979年初夏,我太太帶著兒子和女兒出來了。這是我出來三年之後。三年期間我沒有回去,一來很怕因為寫「反共文章」被扣,我很了解中共的諜報能力,很難瞞過他們;二來經濟狀況不好,回去勢必要攜帶電器等等,開銷太大,我需要儲蓄準備家人的到來。因此我在紅磡車站接到他們時,三年不見,正是百感交集。尤其是活潑可愛的兩個小傢伙,他們到新地方,感到很新鮮,感謝太太與他們家裡的辛苦。

家人出來,我在鰂魚涌的惠安苑租了一間套房。這是怡和洋行屬下置地公司興建的住家樓宇,質量很好。我要找房子的消息一出來,有華僑朋友介紹他的朋友正好要搬出,我看了一次就要了。

這套房子1,000呎(約28.1坪),三房兩廳,還有工人房。我那個套房是主人房,房間120呎(不到3.5坪),一個有浴缸的大衛生間,再加一個狹長的小間衣帽間或雜物房,正好放進一個上下舖的「碌架床」,女兒睡下舖,兒子睡上鋪。我最看重有自己的衛生設備,避免與主人家搶用而產生矛盾。「正房」裡一張留下來的大床,我買了一個冰箱,還買了二十吋的彩色電視機,這是吸引兒女的法寶,因為那時中國的彩電還很罕有。我很擔心兒女不適應香港生活而吵著要回上海。家具是一個台灣做的可以折疊的簡易塑膠面衣櫃。飯桌則是折疊小方桌與折疊凳子,吃飯打開,一邊得坐床上。晚上兩個小孩用這個桌子做功課,我也用這個桌子寫稿賺錢。

房租九百塊,我的薪資一千五,加上三、四百元的稿費,房租是我收入的一半,要非常省吃儉用。如果只是日常開支,還可以。但是小孩入學,要學費、課本、還有校服,相當一筆。這時,金先生送來兩萬元,正是雪中送炭,為我解困,真是大恩大德。不過我還是每天看著銀行存摺還有多少錢過日子,夏天過了,又要買春秋的校服,還有冬天的校服……,一般存款維持在兩三千元,有時只有幾百元。房間很擠,生活壓力很大。

因為小孩完全不懂廣東話,所以找上講普通話的福建小學。我很不願意他們進左派學校,沒有辦法,進去再說。每天早上第一個工作,就是把小孩送上校車,才去上班。

為了討小孩子高興,當然帶他們出去玩。第一次去就是山頂。平時不坐計程車的我,為了讓小孩子開洋葷,特地坐了計程車到纜車站,在纜車站的麥當勞讓他們第一次吃到漢堡包。第二次,帶他們到兵頭花園看動物,當然,遠遠比不上上海的西郊公園。

 

 

▲大陸人來到香港後,申請居留大不易。Fotolia

 

申請居留

當時還有一個麻煩問題就是到移民局申請繼續居留。我到香港時,拿到臨時身分證,一年續一次,七年後就成為永久居民。但是家人出來的1979年,對新來者突然改變政策,每三個月就要申請續留一次。是因為「四人幫」倒台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移民香港的人更多,已經不限僑生了,而偷渡的人也大增,因為訊息比過去靈通,讓中國老百姓更加羨慕資本主義的香港。

當時香港處於經濟起飛階段,需要勞動力,所以1974年開始對偷渡者採取抵壘政策,就是偷渡客只要有本事進入香港與九龍市區(九龍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與香港島),就給予身分證,否則就遣送回去。這等於「考」偷渡者的能力,優秀的留下,能力差的請回。1979年與1980年,廣東約有70萬人偷渡進入香港,循合法途徑進入香港的也達10萬人,估計香港承受不了壓力而開始刁難,受不了的就請回去。後來乾脆拒絕再接受偷渡客了。

因為申請延續居留的大增,於是把金鐘的域多利兵營(現在的太古廣場)開闢成為申請地區。根據指定日期每三個月申請一次。這天,全家一早起床,到那裡排隊。那時,裡面沒有甚麼設備,一旦資料準備不足,例如照片不夠,或文件需要影印副本,就要跑到灣仔去找快速照相館與影印店,再趕回來,每次都要耗時一整天。大概一年以後,政策又改回一年一次。每次申請延期都要付費,又是一筆開支。

太太因為有心臟病,加上因為完全不懂廣東話與英文,難以出去工作,雖然有朋友介紹她到附近的工廠做簡單的工作,每天上下班也夠累,何況家裡需要有人照料,所以上幾個星期班就不給她去了。小孩子剛來,迷上電視,尤其是小女兒,很喜歡電視裡那些女星的服裝,很擔心影響功課,媽媽在家就可以多管管。

不過小孩子很快就熟悉環境,學會廣東話。因此第二年,就給他們轉學。因為英文程度還是不夠,我也沒有錢幫他們請補習老師,所以就轉學到也是在北角的蘇浙,兒子進入蘇浙公學,女兒也從蘇浙小學讀到中學。金先生是蘇浙同鄉會的會員,所以也是在他的一手幫助下,沒有經過繁瑣的程序解決了入學問題。蘇浙雖然不是英文學校,在香港也算是名校。解決了入學問題,放下一塊大石,就專注我的工作了。

在公司增加我的薪水後,我搬回北角的新都城大廈,媽媽一個房間,我與太太一個房間,兩個小孩一個房間。住房寬敞好多了。小孩子上學也近了很多,走路就可以到達。

我在工廠工作,一直覺得不是長遠之計,一方面我不熟悉這個行業,另一方面也不是我的興趣所在。後來有機會轉到媒體時,我就向老闆請辭。但是工廠一直虧本,這時大老闆也開始認為經理有問題,派大舅子來接手,因為必須清查,要我再做半年,接管完畢再走,我怎能不答應?但是金先生還私底下給我加薪,他透露給我說,買來的那些IC,採購單都是大老闆準備出國時(他們在非洲奈及利亞有紡織廠),經理才匆匆忙忙拿了採購單趕到飛機場要大老闆簽字,根本就無暇看清就簽字才上飛機。我走後,工廠最後還是關廠。(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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