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人們為爭奪政治權力而不擇手段,如今則為搶錢騙錢而不擇手段。中國社會為此而道德沉淪,貽害數代人。Getty Images

香港回憶錄之「六四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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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1期
2018年7月5日
林保華
作者為資深評論家、專欄作家、中共黨史學者。曾擔任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張五常教授助理研究員,研究中國政經改革。

(續前期)戒嚴與屠殺後,香港人紛紛在報章刊出譴責廣告,包括後來擔任特首的梁振英。當時作為佐丹奴老闆的黎智英也因為出售印有學運領袖頭像的T恤而爆紅,更因為認識到媒體的威力而改行,第二年創辦《壹週刊》,成功後在1995年再創辦《蘋果日報》。因為香港媒體多被中共滲透而自律,黎智英的壹傳媒集團因為大膽敢言而銷量大增。黎智英更因為寫文章大罵六四劊子手李鵬「仆街」(橫死街頭),他的佐丹奴業務被北京封殺,最後售盡股權。

中共在香港也進行清算。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因為支持學運被召回北京,然而擔心在香港引起震盪而沒有立即逮捕他,他則趁機回到香港,再到美國「旅遊休息」。這是1990年的事情。後來他寫了一本回憶錄,但是因為擔心人身安全,很多關鍵內情沒有說出來,所以中共也放他一馬。

在六四前後,對改革的共同目標,讓我結識了一些左派朋友。例如在宣布戒嚴後主催香港《文匯報》開天窗書出「痛心疾首」的前總編輯金堯如,成為忘年之交。

 

金堯如是「老革命」,本來參加上海的學生運動,後來被派到台灣。他說,1947年二二八時是中共台灣省委的宣傳部長,因為國民黨要來逮捕而跳窗逃走。因為他在六四的表現,浙江省開除了他的政協委員職務。1992年,他移民美國洛杉磯,那是因為他在北京的友人告訴他,北京準備抓他回去。因為他喜歡喝酒,可說是無酒不歡,因此準備有人把他灌醉,裝進小轎車的車尾箱裡運回深圳,因為新華社的公務車海關不必檢查。如果那時超過了海關最後通行時間的半夜11點鐘,那也沒有問題,因為招商局有輪船每天半夜12點開往廣州。

為何北京對他勢在必得?可能後來他對我說的話揭開答案。許家屯到美國後,香港媒體紛紛猜測哪一位與許家屯有交情的「愛國港商」幫助他?當時傳說最多的是最早到北京投資,並在北京飯店設有辦事處的滬籍港商周安橋,讓他非常緊張。不過金老總後來在美國告訴我,其實是他幫許家屯聯絡上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才讓許家屯到美國的。也許北京後來掌握到這個情報,才要將金老總抓回歸案。

1992年金老總也在美國幫助下移民美國。與全國政協常委、民主人士中的經濟學家千家駒、許家屯都住在洛杉磯,每個星期見面打麻將。被《信報》的專欄作者張寬義(中區麗人)稱之為「許千金」。也是在那個時候,許家屯向金老總透露,梁振英是中共地下黨員。我到美國時,金老總也把這一點告訴我,叫我注意這個人。

在這以前,我的兒子讀完中五就去讀葵涌工業學院,減少了家庭的經濟壓力。面對六四,也不能不做最壞打算,因此也讓讀完中五的女兒到澳洲去留學,給我們一家預防「萬一」的後路。

六四屠殺導致民眾噤聲,投機分子轉軚。但是外國人看在眼裡,認識到共產國家的殘暴。因此這年秋天,蘇聯的改革浪潮也激發東歐衛星國出現逃亡潮。11月,隔絕東西方的柏林圍牆更被東德人民推倒,是為「蘇東波」。在對抗暴政方面,西方人民為何比中國人勇敢,就一直成為我思考的問題。許多人將之歸為「民族性」,成「性」當然因為習慣,而能夠成為習慣,應該就是文化的薰陶所致。然而問題太深奧,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夠解釋透徹的。

中共對「蘇東波」非常緊張,採取各種措施防範蔓延到中國。也因此加強擺脫外交孤立。美國竟然也派特使與鄧小平接觸,放棄向中國的政制改革施壓,方便跨國公司進入中國賺錢,導致養虎貽患的結果。而台商更是趁虛而入,賺了一些違心錢,結果是被中共反噬了自己。

因為六四屠殺,我們當然也不敢再到中國去從事研究工作,張五常因為大讚趙紫陽而受到關注,差點被捲入「保趙倒鄧」的風波中。我們只能在香港密切觀察中國的變化。從新任總書記江澤民的改革倒退,要讓私營企業傾家蕩產,到認為中國已經面臨「和平演變」的現實威脅。

所幸1992年作為「普通黨員」的鄧小平在風燭殘年中發表南巡講話,聲稱「左」的要他下台,才把江澤民、李鵬的向左轉扭回來。但是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掀起的下海潮,又把全民引向「向錢看」。文革期間人們為爭奪政治權力而不擇手段,如今則為搶錢騙錢而不擇手段。中國社會為此而道德沉淪,貽害數代人。不論「左」或「右」,中共都是中國的千古罪人。(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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