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期）戒嚴與屠殺後，香港人紛紛在報章刊出譴責廣告，包括後來擔任特首的梁振英。當時作為佐丹奴老闆的黎智英也因為出售印有學運領袖頭像的T恤而爆紅，更因為認識到媒體的威力而改行，第二年創辦《壹週刊》，成功後在1995年再創辦《蘋果日報》。因為香港媒體多被中共滲透而自律，黎智英的壹傳媒集團因為大膽敢言而銷量大增。黎智英更因為寫文章大罵六四劊子手李鵬「仆街」（橫死街頭），他的佐丹奴業務被北京封殺，最後售盡股權。

中共在香港也進行清算。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因為支持學運被召回北京，然而擔心在香港引起震盪而沒有立即逮捕他，他則趁機回到香港，再到美國「旅遊休息」。這是1990年的事情。後來他寫了一本回憶錄，但是因為擔心人身安全，很多關鍵內情沒有說出來，所以中共也放他一馬。

在六四前後，對改革的共同目標，讓我結識了一些左派朋友。例如在宣布戒嚴後主催香港《文匯報》開天窗書出「痛心疾首」的前總編輯金堯如，成為忘年之交。

金堯如是「老革命」，本來參加上海的學生運動，後來被派到台灣。他說，1947年二二八時是中共台灣省委的宣傳部長，因為國民黨要來逮捕而跳窗逃走。因為他在六四的表現，浙江省開除了他的政協委員職務。1992年，他移民美國洛杉磯，那是因為他在北京的友人告訴他，北京準備抓他回去。因為他喜歡喝酒，可說是無酒不歡，因此準備有人把他灌醉，裝進小轎車的車尾箱裡運回深圳，因為新華社的公務車海關不必檢查。如果那時超過了海關最後通行時間的半夜11點鐘，那也沒有問題，因為招商局有輪船每天半夜12點開往廣州。

為何北京對他勢在必得？可能後來他對我說的話揭開答案。許家屯到美國後，香港媒體紛紛猜測哪一位與許家屯有交情的「愛國港商」幫助他？當時傳說最多的是最早到北京投資，並在北京飯店設有辦事處的滬籍港商周安橋，讓他非常緊張。不過金老總後來在美國告訴我，其實是他幫許家屯聯絡上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才讓許家屯到美國的。也許北京後來掌握到這個情報，才要將金老總抓回歸案。

1992年金老總也在美國幫助下移民美國。與全國政協常委、民主人士中的經濟學家千家駒、許家屯都住在洛杉磯，每個星期見面打麻將。被《信報》的專欄作者張寬義（中區麗人）稱之為「許千金」。也是在那個時候，許家屯向金老總透露，梁振英是中共地下黨員。我到美國時，金老總也把這一點告訴我，叫我注意這個人。

在這以前，我的兒子讀完中五就去讀葵涌工業學院，減少了家庭的經濟壓力。面對六四，也不能不做最壞打算，因此也讓讀完中五的女兒到澳洲去留學，給我們一家預防「萬一」的後路。

六四屠殺導致民眾噤聲，投機分子轉軚。但是外國人看在眼裡，認識到共產國家的殘暴。因此這年秋天，蘇聯的改革浪潮也激發東歐衛星國出現逃亡潮。11月，隔絕東西方的柏林圍牆更被東德人民推倒，是為「蘇東波」。在對抗暴政方面，西方人民為何比中國人勇敢，就一直成為我思考的問題。許多人將之歸為「民族性」，成「性」當然因為習慣，而能夠成為習慣，應該就是文化的薰陶所致。然而問題太深奧，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夠解釋透徹的。

中共對「蘇東波」非常緊張，採取各種措施防範蔓延到中國。也因此加強擺脫外交孤立。美國竟然也派特使與鄧小平接觸，放棄向中國的政制改革施壓，方便跨國公司進入中國賺錢，導致養虎貽患的結果。而台商更是趁虛而入，賺了一些違心錢，結果是被中共反噬了自己。

因為六四屠殺，我們當然也不敢再到中國去從事研究工作，張五常因為大讚趙紫陽而受到關注，差點被捲入「保趙倒鄧」的風波中。我們只能在香港密切觀察中國的變化。從新任總書記江澤民的改革倒退，要讓私營企業傾家蕩產，到認為中國已經面臨「和平演變」的現實威脅。

所幸1992年作為「普通黨員」的鄧小平在風燭殘年中發表南巡講話，聲稱「左」的要他下台，才把江澤民、李鵬的向左轉扭回來。但是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掀起的下海潮，又把全民引向「向錢看」。文革期間人們為爭奪政治權力而不擇手段，如今則為搶錢騙錢而不擇手段。中國社會為此而道德沉淪，貽害數代人。不論「左」或「右」，中共都是中國的千古罪人。（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