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答法廣記者安德蕾女士問

高爾泰

問：天安門事件三十年後的今天，您有什麼感想？

答：大屠殺這種事，在1949年後的中國，很平常。天安門事件之所以能震撼世界，只是因為它發生在舞臺中心國際媒體的聚光燈下。這之前在舞臺以外廣闊無邊的黑暗中，從“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鎮反肅反”、大饑荒到“文化革命”，各種名義、各種形式、大小規模、對人民群眾的屠殺從未中斷。即使文革以後，1983年的“嚴打”運動，就“從重從快”殺了三十多萬人，絕大多數是青年。資訊閉塞，外界若無其事。不瞭解歷史，才會被震撼。六四事件的發生，基於黨性和人性的衝突，基於中國人血性未泯。繼屠刀下的恐怖、欺騙宣傳的穿幫、虛假信仰的垮塌而來的，是發財夢代替“中國夢”，執政黨的腐敗浸潤擴散到全社會，更是對中國人殘餘人性的再次屠殺。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人各種精神奴役的創傷已潰爛不堪，以致全世界都在議論，中國人有沒有道德底線？作為對生命屠殺的補充，道德謀殺是中共持續執政的需要。沒了道德基礎，理想主義的反抗精神就沒了凝聚力。何況除了誘之以利的戰略，他們還有數碼監控、學習軟體、資訊員制度、以及“從娃娃抓起”的黨性教育等控制手段。說到底，都無非老戰略的加強版。黨性教育，少不掉偽造歷史。紀念六四的意義，首先在於，拒絕遺忘。

問， 為什麼天安門事件失敗了，東歐的柏林牆卻倒塌了？

答：這個問題，和兩地宗教信仰和文化基因的差異有關。在東歐，宗教信仰是一股強大的力量。瓦文薩說團結工會的力量，起碼有一半來自教宗保羅二世的訪問，可見一斑。除了南斯拉夫，東歐赤色政權都是蘇聯佔領的產物，人民視為外來政權，軍隊員警也有可能關鍵時刻拒絕執行鎮壓命令。這種自我意識和抗命精神，有它的文化淵源。哈威爾說，畢竟我們屬於西方而俄羅斯屬於東方，說到點子上了。西方是個體優先，更重視獨立自由民主人權。東方以群體為本位，更強調

義務紀律責任尊卑。複雜能動的個群關係，是一枚錢幣的兩面，在不同的科技水準、物質文明和歷史條件下的不同組合、形成不同的符號系統和心理結構，就是所謂的文化。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影響人類的言行。東歐人過不好會鬧事，中國人會餓著肚子自稱幸福還不許別人說不幸福。六四鎮壓被捕判刑的北京市民，幾年後從牢獄中出來，會被當初同心協力英勇抗暴的左鄰右舍勢利鄙視陷入孤立無助，連姓名都被同時代人遺忘。歷史邏輯的荒腔走板，是一種文化潰敗的表徵。這麼說，只是指出一種起作用的常數，不等於線性決定論。我相信歷史是許多偶然事件的隨機遇合。酒徒葉利欽爬上了坦克，這個動作也導致東歐政權和柏林牆的倒塌。因為後者的存在，全靠蘇聯紅軍支撐。中共，朝鮮和古巴得以延續至今，也有賴於自由世界所犯的無數錯誤。不是歷史的必然，值得我們深思。

問. 為什麼鄧小平下令向人群開槍，還被稱為改革派？

答：這就是自由世界所犯的無數錯誤之一。“改革”這個詞，概念模糊，能動多義。加之被用得太濫，信息量耗損殆盡，用在哪裡都無所謂了。七十年代末，鄧小平關閉“西單民主牆”，逮捕和重判異議人士，在討論改革的“理論務虛會”上，下令堅持、不准討論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保守派立場十分明確。他把失敗了的毛式經濟，從閉關鎖國改為對外開放，利用黨天下的低人權優勢、耗竭資源污染環境吸引全球資本，利用自由世界的制度漏洞，入侵和寄生到對方的臟腑吸取營養，不過是一種絕路上必要的戰略調整。手段變了，一黨專政的本質沒有變，維護一黨專政的企圖沒有變。下令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開槍，就是鐵證。稱鄧為改革派，如果不是誤會，起碼也是，對中國人權的漠視。

問 . 三十年後你是否放棄中國民主理想？中國民運事業有進展嗎？民主 人士有重新崛起的意願嗎？

答：天安門事件以來，老布希為首的自由世界對這個政權的表面譴責和實際支持，茉莉花革命、紅玫瑰革命意想不到的結果，以及南美中東許多地方的緊張亂象，我都看不懂了。似乎福山所謂的終結，更像是不祥的開端。秩序正在解體，未來不知怎樣，有一種渺小個人在巨大歷史湍流面前無能為力的感覺。自由世界政商各界和大學校園裡廣

泛流行的“和平演變”思潮，逐漸成為中國流亡者狹義民運圈中的主流趨勢，我也無法認同。九十年代發表過一些不同看法，反對支持給中國最惠國待遇，反對支持中國加入世貿，反對支援在中國舉辦奧運，廣受非議，成了“不愛國”，也成了局外人。九五年接受《北京之春》記者亞衣採訪時，我說我被鱷魚咬住的時候只想逃脫，逃出來了只想別再被它咬到，怎麼還敢去良性互動？那豈不是送貨上門？

5問：聽說去年的北戴河會議風波有人質疑習近平，這是政治改革的跡象嗎？

答：我不那麼認為。中共的黑箱作業，外人很難想像。小道消息很多，大都真假難辨。即使真消息，有人說了幾句人話，也可能是黨內鬥爭中處於弱勢的一方故意洩露，以爭取外界的支持。老百姓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往往寄希望於他們中能講幾句人話的一派上臺會進行民主改革。這種願望，往往落空。鄧後的悶聲發財，不同于毛時代的一窮二白。但在一黨專政這一點上，不僅絲毫沒有區別，而且維穩經費還超過軍費。好在中共的組織結構，作為一個封閉系統，新陳代謝的機制是劣勝優敗，以致一代不如一代。習近平作為逆向淘汰的產物，愚蠢得非常可愛。他的四個自信，七個不講，有可能把中共帶上絕路。這是好事。但是那以後，要在他們留下的、掏空了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新的，有社會正義和個人自由的秩序，已經很難。至少也得經過長長一段，難以想像的苦難歷程。

問 . 天安門後出走的人士，處於被監控的狀態嗎？

答： 出走的人士，背景、傾向、遭遇、處境不同，除了摻雜在內的情治人員，受“關注”的程度和方式也不同：中傷誹謗、統戰收買、挑撥內鬥，都有。海外民運中“抓特務”的呼聲，多年來從未間斷，但從未抓到一個。你不專業，人家很專業，即使你看清了他，也抓不住他的把柄。此外，編制外的“愛國同胞”，各種華人協會，聯誼會同鄉會資訊群培訓中心福利中心、乃至大外宣孔子學院之類，都可能隨機兼做。我不是民運人士，也遇到過一些怪事，很中國。到國會圖書館演講，一位華裔館員要我不涉及政治。我涉及了，結果涉及部分被技術性消聲，聽眾毫無所聞。維加斯電臺問及賭場投資澳門的問題，我說我是外行無法回答。第二天就接到現場翻譯的電話，中領館副總領事請她吃飯，說電臺主持人惡意引導，要我說中國的壞話，我拒絕

回答很好，請她轉達中領館對我的表揚。事雖不大，也可見海那邊雄赳赳的貓須，掃描得無遠弗屆，無微不至。

7. 劉曉波逝世後，你有看到新的劉曉波出現嗎？

答：世界變化很大，中國變化很大，劉曉波變化也很大。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對中共及其爪牙的批判，勇敢犀利深刻，很難得，我很欣賞，曾多方支持。後來他講和平演變，講“平反六四”，講“沒有敵人”，我很遺憾。“我沒有敵人”這話，他是在敵人的法庭上說的，刺刀下自我保護，不能苛責。大家當做民運理論，說成憲章精神，就會有問題。不是定義問題，是常識和現實。動植物都有天敵，何況是人？情場商場戰場能沒有敵人？李旺陽和他的看守們能不是敵人？無敵論的口號之一，是要求 “平反六四”。要求兇手為死難者平反，等於承認兇手有生殺予奪的權力，等於承認憑欺騙和武力取得的權力可以合法化，等於抹殺了文明與野蠻、正義與邪惡、奴役與自由的界線。無敵論者說，要避免“冤冤相報血流成河”，我完全同意。但，正是為了這個，才不能抹掉這些界線。沒了界線，就是叢林。弱肉強食，遑論愛恨情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