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期）文革後期與結束後，大批僑生回流，滯留香港，當然也包括人大校友。我到香港不久，接觸到的就有卓寶琴、薛瑞珍、李紹基、黃華榮、饒由基（在香港改名為饒熾烽）等，散布在各行各業。他們都是1950年代考進人大的，並非都在同一個系科。

▲林希翎。《看》雜誌資料室

行為特異的悲劇性人物林希翎

1985年，林希翎獲准到台灣探訪她的父親（1949年到台灣後另娶），路經香港時，我通過媒體找到她，約她在新都城酒樓飲茶，也請了在港的人大校友。大部分校友都來了，但是當時出任中國通訊社（中共的統戰媒體）負責人的熊斐文（原名熊懷濟，黨史系十班，入學時是預備黨員，反右時站在左派立場得以轉正）則推說有事情沒有來。我約大家聚會，也就是大家表個心意，對林希翎當年成為大右派表示慰問，彼此沒有深談。

其後，林希翎去了台灣，鬧了不少新聞，回來成為媒體追逐的對象。當時主要兩宗事件：一個是，台灣不承認「兩個中國」，但是念及她的過去，因此雖然她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還是給她發了中華民國護照入境，但是關照她不要說出來；可是偏偏她在記者會上展示兩個護照給記者拍照，炫耀她是唯一的一個。另一個是她到了台灣，被國民黨當作「反共義士」接待，台灣最反共的組織「救總」負責人谷正綱送她一隻手錶做紀念品，她居然在參與反對國民黨的「黨外」聚會時，拍賣捐助給黨外。這些讓國民黨對她很不爽。

這些舉動除了是她個人作風以外，我後來還聽人說，她突然反對國民黨還因為她在浙江勞動改造期間，認識了著名作家無名氏，就是卜乃夫，他是香港區的國民黨立委卜少夫的弟弟。共產黨後來放他到台灣。據稱林希翎與卜乃夫有段情，也許是林希翎自作多情，總之以為到了台灣兩人可以共諧連理，哪裡知道卜乃夫娶了一位年輕太太，因而讓她恨死國民黨云云。這個說法是否是事實，不得而知。

不論怎樣，林希翎想再回台灣就被拒絕了。在香港她又成為熱門新聞人物。但是，總有冷下來的一天。也只有這個時候，她才打電話給我，她送了一本她的自選集給我。我向《七十年代》執行編輯方蘇說起時，他居然說，林希翎要送書給他們，他們不敢要，怕將來無法「回報」她的要求。我才知道她在媒體已經造成不良的印象。以後她移民法國，我才為她鬆一口氣。但是接下來聽到許多不可思議的傳聞，說她在巴黎給《鏡報》月刊寫稿，竟是在招待她的華僑家裡打電話口述，香港這裡一字一字給她記下。接待她的華僑收到電話費帳單時，才嚇了一大跳。

法國領事館很盡責，在她去了法國，不管留在香港的兩個兒子後，領事館人員主動到她在大坑的房子，幫小孩做好手續，把兒子送到法國。但是據說她沒有與兒子好好溝通，其中一位自殺。而法國科學院與她簽的三年合約，要她把在中國的經歷寫出來，但是她熱衷於參與各種各樣的活動，一個字也沒有寫而難以再續約，以後她就靠難民的待遇過活。

民進黨執政，感念當年她對黨外的支持，請她出席陳水扁總統就職典禮，但是她又參加新黨的活動，聲稱如果民進黨搞台獨，她要率領紅色娘子軍解放台灣。她在法國也有脫序的行為，在此不說了。這一切不可思議的事情，想來是被共產黨關了十五年而出了些問題，是個悲劇性人物。

1986年，深圳與香港的人大校友組織「深港人大校友會」，這是深圳與香港提早「統一」。理由是香港的人大校友太少，而深圳因為是改革開放前沿，許多國營或民營企業裡有許多人大校友，因為有關的財濟系課，人大最多，所以人才輩出。

香港負責人是饒熾烽，他自己做生意，也是《鏡報》的董事，在《大公報》工作的薛瑞珍也是熱心人士。我們都經歷過文革的浩劫，所以在觀念上沒有太多歧義。第一屆理事會中，我也是其中一位理事。國內來一些人大的老師，老饒都會約我一起飲茶聊天，都是他付帳。例如「四大護法」中的許崇德教授來香港開會，我們也會聚會見面，但是避免談政治，也就比較沒有爭議。袁寶華擔任校長時來過香港，我們也談過話，他觀念開放，還記住此「保」非他「寶」，我對他印象不錯。

與香港新華社成員的互動

有一次的活動，香港新華社的三位成員出席，他們問凌鋒是哪一個？老饒做了介紹，我們就認得了。當時他們的薪資還很低，我也願意彼此溝通，加強相互了解，所以我在灣仔鵝頸橋的小酒樓請過他們幾次飲茶，拉拉家常。

這三位是劉再明、丁補天、力文。劉再明當時是副社長張浚生手下的宣傳處長，丁補天（女）是攝影記者，力文在研究處。其中力文是東北人，給我憨直的印象，不久調回北京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劉再明升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代張浚生直接控制《文匯報》；丁補天是攝影記者，但是來頭似乎不小，後來到由政協委員翟暖暉早期創辦的《廣角鏡》雜誌出任高層職務。

我認識的還有幾位在香港新華社與中資機構工作的年輕朋友，有人大與非人大的，當時改革開放初期，思想都比較活躍，與他們有許多話題可談。他們喜歡香港，但是對夫妻分居也很苦惱。有一次我在專欄說，中資機構要處長級以上才可以攜帶家眷來香港不合理，因為他們年紀比較大，不如年輕人有迫切的性需求，因此建議更應該讓年輕人的配偶一起來香港團聚。這篇文章出來，那些年輕人大讚我寫得好，力文則一本正經的對我說，你寫甚麼都可以，怎麼寫這東西呢。可見他的古板腦筋。

有一次，劉再明約我在灣仔軒尼詩道的萬禧樓（現在已經結束營業，在《大公報》的斜對面）吃飯。我想，他們何必這樣客氣？因為當時外派人員的薪資相對國內雖然高，但是比較香港的水準低許多。但是既然來約還是去吧。但是到場一看，只有我們兩人，點菜時，居然有魚翅。我一想，這是公款請吃飯，必然有「公事」，果然，他問我是不是政策沒有落實？啊，原來認為我嚴厲批判共產黨是因為政策沒有落實而發洩怨氣？

於是我向他解釋，我人到了香港，政策落不落實我才不在乎呢！而與其他國人比較，我可說沒有怎麼受到迫害。這是因為我還沒有被打進牛棚與發生家破人亡的慘劇而這樣說的。但是我看到中國的許多問題才寫文章批判共產黨，不關我個人的事情。後來這段話被記錄在案，成為多年後圍剿我沒有被迫害卻忘恩負義的根據。

人大校友會中有法律系畢業的同學，有的開了諮詢公司。他們無法在香港開業做律師，但是人大法律系在中國的司法界有豐沛的人脈。所謂諮詢，就是港商在中國遇到有難題時，找他們諮詢一下，就可以利用在中國的人脈協助解決問題。據說，為此收入還不錯。

但是我知道卓寶琴不想做這種事情，主要是她丈夫，也是我的初中老師陳炳輝做石油生意。我到過他在上環的小公司聊天，陳老師說，我們只是把過去被共產黨吃進去的東西，挖一點出來而已。他們夫婦都很正直，可惜都因病早逝。

人大校友會後來增加了年輕一點的在香港培訓班結業的校友，與我們的想法不太一樣而慢慢出現變化。（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