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期有順口溜說:「看社會主義在上海,看資本主義在溫州。」圖為溫州市臨甌江景色。Fotolia

香港回憶錄之「考察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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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3期
2018年9月5日
林保華
作者為資深評論家、專欄作家、中共黨史學者。曾擔任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張五常教授助理研究員,研究中國政經改革。

(續前期)中國經濟改革,主要是改革國有企業,因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主要是全民所有制經濟,其次是農村的集體所有制經濟。主導經濟發展的自然是城市的國有企業。改革初期,怎麼改法確實是「摸著石頭過河」。雖然中國經濟學家厲以寧提出了股份制,但是被扣上「私有化」以後,就難以推展。所以「承包制」比較吃香,因為農村的「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以及包產到戶)已經平反與貫徹,所以對國有企業推行承包制也就沒有意識形態上的刁難。承包制當然也有它的問題,那就是如何防止承包者在承包期間殺雞取卵的短線行為;也有國有企業的高層賤價把企業承包給別人而由自己收取折價的回扣。

 

北京訪友

當時經濟學界主張承包制的代表人物是楊培新,他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主要研究北京市的石景山鋼鐵公司的承包制,也是該廠的顧問。我們在1987年10月訪問北京,張五常教授之外,還有散文大家王深泉與來自中資企業的助手王建國。這次到北京,離開我最後一次去北京,已經整整十二年了。

 

在北京住過幾年,我當然知道石景山這個地區,也知道石景山鋼鐵廠。我們住在廠裡的招待所,當然不如外面的酒店,這點我們並不在乎。看到紅紅熾熱的鐵水流出,就想起當年大躍進年代在鋼鐵廠勞動的日子。

我們只是住了三天,聽了介紹與座談就離開了。我們還去了頤和園,石景山到頤和園的路我不熟,赫然見到中國人民大學的後門還嚇了一跳,但是沒有機會去了。天壇我沒有去,而是利用空檔見了大學同學、作家蘇叔陽與1974年在上海見過的導演都郁,他們都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工作。我還去了蘇叔陽在地壇的家。想不到我離開不久,都郁居然病逝。我還想見到的一位是人大老師胡華教授,但是一去人大,要見的人太多,時間擠不出來,因此沒有去。沒有想到,不久胡華教授因癌症去世,這是一件無法彌補的憾事。

我們還見到茅于軾,事先約好在香格里拉酒店喝咖啡。他是堅定的改革者,後來創辦了天則經濟研究所,對毛澤東的批判不遺餘力而被毛左視為大敵。我們還有一個晚上是到當時很出名的長城飯店喝咖啡,聽菲律賓歌手唱歌,這是「資本主義」的享受。我們還見到一些優秀的專業人士。可惜後來我在報章寫「遊記」時,因為我的身分太敏感,怕連累他們,所以這些人的名字我都沒有寫上,包括茅于軾。


▲由鄧小平發起的中國經濟改革,其實是「摸著石頭過河」。圖為深圳的一幅官方紀念改革開放的廣告招牌。Getty Images


 

見識「溫州的資本主義」

離開北京,負責接待我們的中國社會經濟系統分析研究會的王麗莉陪同我們南下。杭州本來可去可不去,但是要去溫州,非得先到杭州。在杭州參觀了絲綢廠,當然也遊覽了西湖與靈隱寺。喜歡古典詩詞的張教授,對蘇堤、白堤自然興致很高。靈隱則沒有以前清淨,有許多小販破壞了環境。

其後杭州市政府派一部麵包車(休旅車)帶我們去溫州,因為那時溫州還沒有鐵路,也沒有飛機場。去溫州也許是這次到中國考察最有收穫的。我回到香港後,在《爭鳴》雜誌寫了篇〈溫州探資〉,不過也是以遊客身分來寫,忽略很值得記下的一些「公事」。

杭州到溫州,一早8點出發,幾乎半夜才到。經過義烏、東陽,當時還很落後,沒有想到會成為後來的小商品中心。路上風景不錯,尤其麗水一帶。但是晚上在公路上還是有點擔心,因為車禍太多。在一個路邊,村民在那裡圍著一個死者,看了很不舒服。但是後來在香港,聽說有些刁民會把死人往香港來的貨車推撞,然後說被貨車撞死而進行敲詐勒索。這種歪風當時應該還沒有傳到溫州吧。

文革中期,已經有順口溜說:「看社會主義在上海,看資本主義在溫州。」那是因為政府被打倒陷入無政府狀態,路邊攤就在溫州率先出現,並且形成夜市。除了出現手工業產品,還有分配到國營商店的緊缺商品也透過「後門」在夜市高價出售。當時最出名的是溫州皮鞋,但是有人利用夜色看不清楚而以硬紙皮做鞋底,成為資本主義劣跡的證明。

我們到溫州時,經濟剛發展,所以還沒有新起的酒店,我們住的還是接待華僑的舊旅館。不過經濟相當活躍卻是真的。五馬街的夜市,除了吃的,就是一攤攤的服裝和化妝品,還有一些小吃。當然遠不如香港的女人街與男人街熱鬧。溫州經濟的特色是以專業市場的形式出現,最著名的是永嘉縣橋頭鎮的鈕扣市場,樂清縣的柳市電器市場等。使這類專業市場內外交流的功臣是購銷人員。溫州地區總人口是636萬人(市區53萬人),其中就有購銷員14萬人,足跡遍及全國。到後來,是在全國大城市的百貨公司裡設立他們的專櫃。

我們還參觀工廠,如塑膠廠,老闆是黑龍江回來的知識青年,為此我很有感觸,改革開放總算可以讓他們發揮所長。我們還參觀「農民城」(住宅、手工工場、餐館等),以及隨著經濟發展出現的信用合作社,聽說還有地下錢莊。溫州民間以組織「會」著稱,雖然也有「倒會」事件,但是總的還是發揮了相當的集資功能。

印象更深的是紅白喜事規模很大。行車時就見到很長的送葬隊伍,最前面就是吹嗩吶的隊伍。農村路邊山腰上的墓塚(椅子墳)已經很多了,後來當然更加不得了。倒是那時沒有見到後來被當局一再強拆的教堂。

市政府請我們吃飯,吃到溫州特有的海鮮,「蝤蠓」就是那裡的螃蟹。接待我們的方姓副市長,上班騎腳踏車,可見那時還多「簡樸」。由於當時還時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因此溫州走資名氣太大,驚動中央大員下來視察,不但體改委主任李鐵映來過,「左王」胡喬木也曾南下,結果半路被截止,以年事已高、舟車勞頓為由。如果交通方便的話,讓王震也來,溫州的資本主義萌芽就被扼殺在搖籃裡了。在溫州見到許多美女,比蘇杭還多,出乎意料。大概因為本身經濟發展,不需要靠身體的原始本錢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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