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中宣部弄虛作假，水災慘情被掩蓋
林保華
1998.9.16

    這幾年來，每年夏天，隨著雨量的增加和江河汛期的到來，全國各地的水災已經司空見慣。當然，以中國之大，以前也總有水災，但沒有像現在規模那樣大，特別是今年的災情。可說自從九一年華東大水災後，每年的洪澇都有相當的規模，國務院的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只見年年防汛，哪見抗旱？并不是沒有旱災，祗是和防汛比較，小兒科罷了。而“防汛”的字眼恐怕也要改正，有汛不一定有災，但現在汛期一來，必然成災，根本是防不勝防。因此防汛抗旱總指揮部不如正名為抗洪救災總指揮部。

人或為魚鱉，李鵬責任大

    這幾年“人或為魚鱉”的慘狀，有說和“江澤民”的大名有關，這種說法除了戲謔之外，也就是要找人負責卻無人負責，江澤民身為“核心”，又有如此大名，自然在劫難逃。但如果真要追究個人責任的話，李鵬責任最大。現在在位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中，擔任過負責防汛抗旱的副總理有李鵬、田紀雲、姜春雲、溫家寶等，李鵬卸任後又當過十年的總理，防汛中發現而解決不了的問題在他有了總理的權力之後可以解決了。解決不了，是他的無能。因此有關抗洪的一切失誤，他的責任最大。何況他是水利電力部出身，如果其他人是“外行領導內行”的話，他是科班出身的內行，這個責任不是他負，誰負？當然，李鵬不會去負這個責任，也負不了這個責任，整個責任要由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來負。正是他們急功近利的政策，正是他們的貪污腐敗，使長期積累下來的環保、水利等問題來個總爆發，才造成今天這個局面。

    執筆時，長江第六個洪峰正逼近武漢，有消息說第七個洪峰也已形成，在前几個洪峰中已有多處決堤，造成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而以前沒什麼事，排不上“十大”的嫩江也突然發狂，連破兩道大堤，水淹中國最大的石油基地大慶﹔不要說松花江、遼河紛紛“後來居上”，連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河也發起大水來了，例如有多少人聽過西遼河水系的烏力吉木仁河因為三次決堤而上全國性報紙﹔在高原和沙漠上行走的蘭新鐵路(蘭州到烏魯木齊)兩次被大水沖垮。如果雨區北移，冬天斷流一百多天而出不了海的黃河，將成為下一個發生水患的地區。

    這次水災有多少經濟損失，各省不斷有數字報出，準確程度難以評說﹔從全國來看，國民經濟的增長率可能要下調百分之0點八到百分之一,大慶油田被水掩，武漢和哈爾濱兩大工業城市被洪水包圍，朱鎔基的“保八”恐怕保不了了。人命數字肯定有問題，因為決堤前和決堤後死亡數字都停留在八月六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所宣布的兩千多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而災民面臨的困境，在媒體也被封殺，從中可以看出中共官員的心態。經濟損失是不爭的事實，因為是“天災”，地方當局上報經濟損失，可以多爭取中央的撥款或減稅，所以擴大數字都有可能。但是“人命關天”，反映一個政權和有關官員是否真正“愛民”，因此就算“草菅人命”也要
假裝“愛民如子”，而且人命問題最容易引發人民對政權採取支持或反對的態度，因此如何公布要非常的小心，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因為人禍帶來的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當時中共就一點也不承認，至今也不肯老老實實說出真正的數字，因為這將証明中共政權的殘民本質。而對災民的情況，也隱瞞他們的困難，以免背負“不負責任”的惡名。為了“正確引導”，中共中央宣傳部在江洲決堤後下達文件，嚴控傳媒報導“負面新聞”。因此中央電視臺的有關新聞中，黨國領導人的視察和軍警的英勇抗災佔三分之二，災害的真實情況就非常少。

中宣部指令，報喜不報憂

    根據香港《蘋果日報》的報導，中宣部的這項指令包括要突出宣傳解放軍和武警在抗洪救災中的英勇表現，不報導具體的災情，特別是傷亡情況和災民的抱怨。為此除了限制國內傳媒的採訪，更不許外國傳媒前去採訪，後來為了有利於國外的捐款，才有一些放寬。但因此也出現相當混亂的報導，影響人們對水災實情的了解，當然也妨礙了救助工作。    

    根據中共官方和境外傳媒報導的不完全統計，水災引起的重大事故有：

    一，八月一日，湖北省嘉魚縣簰洲灣合鎮鄉決堤﹔

    二，八月四日，江西省九江縣江心洲的江洲大堤決口﹔

    三，八月七日，九江市長江大堤第四和第五個閘口之間決堤﹔
 
    四，八月七日，湖北省公安縣孟溪垸決堤﹔

    五，八月十四日左右，吉林省鎮賚鎮的嫩江大堤決口﹔
 
    六，八月十四日，黑龍江省杜爾伯特縣的嫩江江灣拉海段大堤決口﹔

    七，八月十五日，嫩江的第二道堤防馬場大壩決口﹔

    八，八月十六日，黑龍江省大慶市肇源縣新站鎮發展村江門河堤壩決口
﹔

    九，八月十九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松花江大橋引橋兩處決堤。

    但是上述消息的官方報導方式混亂，有的是新華社以英文報導，有些是決口被堵住以後才宣布的“正面新聞”。而由官方主動去炸堤泄洪的更是混亂不堪，莫衷一是。

    例如《人民日報》在八月十一日發表的一則附圖片的消息：“八月十日，九江城防堤四至五號閘口間發生重大險情，經過數千名解放軍和武警官兵五十多個小時晝夜奮戰，已經得到控制。”依文內意思，險情發生在八月十日，但實際上發生在八月七日(當時官方沒有報導)，經過五十多個小時的奮戰，到八月十日才得到“控制”。除了這方面的荒謬之外，據《明報》的報導，在大堤已經決口之後市民慌忙逃生，糧食搶購一空。據《星島日報》等傳媒的報導，當地市民和官方將一袋袋的石頭、煤、大米、大豆投入四十到六十米寬的缺口，但不管用，後來是自行炸沉八艘裝滿沙包的千噸貨輪，才堵住缺口。但官方的中文傳媒并不報導，新華社英文電訊則報導除了用石塊堵住缺口外，還一卡車一卡車的倒下大豆和小麥。

 下面睡死人，上面半死人

    後來《明報》引述九江市的一位官員說。九江市一年的財政收入不足一億元人民幣，但那天為堵住缺口，就拋了八百噸的糧倉，可謂“急病亂投醫”了。堤壩已經決口幾天還只算是“險情”嗎？也因為八百噸糧食投入江底，結果是江洲的災民幾天都沒分到糧食吃。八月十一日的《明報》報導說，九江市的都昌縣是農業大縣，三十萬農民處於缺糧和斷糧狀態，農民紛紛向南昌方面出逃。留下來的住在山坡上，那裏多墳山，所以他們說：“下面睡的是死人，上面睡的是半死人。”

    八月十二日的《星島日報》則報導，江洲的部份災民在已破堤圍附近以且物質多被近岸災民先拿走了。有的災民就在水裏撈死魚吃。當地災民見到該記者時開始以為是當地記者，便罵他說：“報什么？反正你們報的也是假消息，沒將我們的慘況報出來。”該報記者八月十三日還報導，當地災民周老伯說：“五四年發大水時，政府還派了兩碗米救濟，現在什麼都沒有，只是每兩戶發得一包兩公斤的鹽，還要收兩毛錢。”他還憤憤不平的說：“每村只分得兩斤餅乾，每家人只分得兩塊，但現在還沒吃到，因為我們村的一包餅乾給其中一個人拿走了。”這些“負面新聞”，官方自然沒有報導。     

    八月二十日的《明報》又報導，於八月五日分洪的湖北監利縣新洲垸、西洲垸和血防垸的六萬多居民被安置到各災民點後，為了讓傳媒多看到“光明面”，便在縣城主要公路邊搭建“標准災民點”，印有日本政府捐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監制的深藍色大帳篷整齊排列。到八月十五日中央電視台記者來採訪時，災民們突然領到爐子、馬燈、水桶、大米、礦泉水、蜂窩煤塊等許多物品，災民們對著電視鏡頭難掩喜悅之情。但興奮只有兩個小時，電視臺走後一個小時內，有關部門收走了這些“道具”。災民們感到上當受騙，非常氣憤。這并非個別事件，也是中共的“光榮傳統”，說明整個制度的腐敗，上下自有不少中宣部部長丁關根的同道和同謀者。

    有關死傷的消息，自然更是負面新聞。因為水浪沖刷造成的決堤最容易發生死亡事故。一種情況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決堤，人們在做其他事而走避不及﹔另一種是人們正在搶修時決堤，因為缺口附近好多人，洪水一沖出來，也會捲走一批人。八月一日晚上在嘉魚縣合鎮鄉發生的是後一種。當時中宣部還沒有發出禁止負面報導的指令，因此湖北的傳媒雖然沒有報導決堤事件(當然更不會莫名其妙說有人傷亡了)，但廣東有三家報紙顯著報導。而傷亡人數就只有傳說了，其中十六名是搶險的解放軍，還有數以百計的民眾。但數字一直沒能得到証實。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趙春明只承認有十三人死亡，其中五名是軍人。而八月十六日的《明報》刊出該報記者對該鄉中堡村災民的採訪，農民張玉市的妻子連同房屋、豬舍及十四頭肥
豬都被突然而來的洪水捲走。另一戶農民高安林，妻子、女兒、小姨子及其女兒被解放軍救起後在軍車裏又被洪水連軍車都沖翻，小姨子獲救，其他三人溺斃。該村另有一家六口，只剩一人。而村婦主任駱國妹也遇溺死亡。一個村估計就死了二十個人。當地村民還表示，大水至少使數百名解放軍喪生，後來打撈起的軍車就有十多輛，但車上的軍民都不見了。而據其他傳媒報導，有一名解放軍少將被水沖走，後來獲救。有報導說，全國有六十萬解放軍參加抗洪，佔總兵力五分之一，是抗洪救災的生力軍。他們的損失也很大，解放軍在抗洪救災中所做出的犧牲要實事求是的記載和保留下來，不許宣
傳部門弄虛作假。
 
官說無傷亡，記者見浮屍

    八月四日晚上江洲大堤決堤後，中宣部立刻下達禁止報導負面新聞的指令，因此有關方面不但對死亡人數要保持沉默，被問到時還要弄虛作假，把負面新聞變成正面新聞。八月七日香港《文匯報》報導，就是那個趙春明被問及此項消息時說，江心洲島堤防決口時，當地居民四萬多人全部及時轉移，沒有傷亡。但是中新社在報導這項消息時卻說，死了一名婦女和一名嬰兒，另有一千多人沒有轉移而被困。數字是如此的精確，猶如親眼目睹，很難使人不相信。但是《蘋果日報》八月八日的報導是“據說，至少一百人遇難”，另有二萬多人失蹤，“就記者昨日所見，嚴重水浸的江洲鎮漂浮著數十
具無人理會的浮屍。”《星島日報》則在八月九日報導：“江西省省長舒聖佑昨天稱，仍未接到傷亡報告。但外電引述當地一名記者稱，他看見到處都有屍體在飄浮。”該報還報導，當地的記者還表示，現在要採訪九江的災情很困難，最初可以向護堤的軍人和官員問情況，但後來這些人都接到命令，只能接受官方新華社及中央電視臺的採訪，因此許多記者因為無法採訪到進一步的資料，又因為常常被公安留難而只能撤離。    
 
   八月十二日的《明報》從已決口四天的公安縣孟溪垸報導，江水中的災民和前幾天江堤剛決口時相比較，情感中少了一點驚慌失措而多了一些氣憤。他們見到記者進村，就迫不及待追著記者說：“他們說的是假的，他們說的是假的。電視說這裏沒淹死人是假的，電視說很多人在這里搶險救災也是假的。這裏被淹沒的地方根本就很多死屍，決堤的時候我是看見的，堤上根本沒什麼人在搶險，他們說的都是假的。”一位第一個發見屍體的老伯對記者說：“屍體就在水裏面，泡了很久了，現在也不容易看清楚。”還有一位災民也說，江堤決口時的確沒有人搶險，災民也不是“有序”的轉移。而該記者據可靠消息稱，孟溪垸決堤後，解放軍在洪水中找到一百多具屍體，另
有兩百人失蹤。

    至於因為“顧全大局”而炸堤泄洪者，官方的態度更是曖昧，雖然官方的報導有說作了炸堤的準備，也轉移了一些居民，但并沒有明確說炸了哪些堤防來泄洪，而根據一些非官方或“境外”的報導，卻對炸堤言之鑿鑿。

炸堤不承認，大概不想賠

    八月四日《明報》從新華社引述湖北省防汛指揮部一位水利專家的話說，該省在今年汛期已經放棄了十一處次要的堤壩，以便減少支流匯入長江的流量。但《明報》記者對該部進行電話採訪時，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否認有十一處破口泄洪，只說是“少量幾個”民垸破口。垸是指湖堤而有別於河堤，但由於湖北是“千湖之省”，湖河相連，水位相互影響，因此以決垸來否認決堤，純屬詭辯。

    荊江長江分洪工程指揮部發言人在八月九日表示，為減緩下游的洪水壓力，荊州市在八日中午又主動放棄了一個小面積的民垸。但他又強調放棄民垸并非為長江分洪。他還聲稱長江大堤固若金湯云云。

    既然不是為長江分洪，吃飽飯沒事去主動“放棄”這個民垸？這個被放棄的民垸是武漢上游監利縣的三洲聯垸。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文匯報》在八月十一日刊出《含淚扒堤口----監利縣三洲聯垸扒口行洪目擊記》的署名文章。文章說，這是該縣第十五個主動放棄的民垸。該處人口五萬二千，面積二十萬畝，洪水湧入後損失將達五億多元。村民因為從六月底開始上堤，洪水沖不垮卻要自己扒掉，從而喪失自己的家園而心有不甘，柘木鄉鄉長勸說的理由就是：“為了保住長江幹堤，保住江漢平原，保住大武漢，保護更多的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需要我們作出自我犧牲，大家理解。”當然，不管理解不理解，幹警動手扒堤了，看著家園和自己辛勤培育出來的農作物被“自己人”引入洪水在一剎那間淹沒，有的村民跪倒在堤上的爛泥裏痛苦
失聲，有的鐵青著臉欲哭無淚。

    傳訊電視記者在監利縣新洲採訪為“顧全大局”而作自我犧牲的災民，他們抱怨當局沒和他們商量，早上八點鐘通知，下午三點半就炸堤，來不及收拾東西離開。當局也沒有和他們說會賠償他們的損失。問他們現在最需要什麼，他們說是“黨的溫暖”，而他們直認現在并沒有黨的溫暖。    
 
   明明是“棄鄉保城”、“棄農保工保幹”，為什么那些官員要否認？他們安的是什麼心？要農民白白犧牲不給予賠償，還是將來連賠償都要給他們貪污掉？可憐這些純樸的農民，在中國天生就比城裏人低一級，還要任人擺弄、任人壓榨，還不懂得該如何反抗來爭取自己的權益。第四、五、六洪峰來勢凌厲，但後來能平平安安過武漢，上游的農民以自己的血汗作出了貢獻。但中共會不會如同老一輩進城一樣，完全忘記農民所作出的重大犧牲？

表面是天災，更多是人禍

    中國農民在這次遭到的不幸中，表面上是天災，更多的是人禍。以決堤的幾個地方來說，例如上述的孟溪垸的村民們，除了對《明報》記者痛斥電視臺說假話外，還對香港另一個中共喉舌《大公報》記者說，那裏一向是個險堤，然而八月七日凌晨發生潰堤事故時，路過發現險情的農民既找不到守堤的人，也找不到村幹部，更令人生氣的是河堤上竟找不到任何防洪物質，無法進行搶救，導致四個鄉近一百平方公里的村落被洪水淹沒。

    八月七日九江長江大堤決口後，給九江市帶來重大損失，代市長劉積福八月十日接受傳媒採訪時說，現在很多單位領導昧著良心把一些關係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工程，不按設計標準進行施工，這是造成劣質工程的重要原因。這次長江幹堤決口更主要的原因是工程質量問題造成的。應當說，雖然這是天災，但更多的是人禍。他還指示把決堤時崩下的水泥塊撈起，以後在市中心擺放，以吸取教訓。看來中宣部的指示已約束不了這位代市長。

    在抗洪過程中，當局處分了一些瀆職的官員，以減少“人禍”的繼續擴大，這些官員往往是在抗洪當中擅離職守，主要是去打麻將和賭博。但處分很輕，重則行政處分，輕則黨內處分，除非這些職務有豐厚的油水，否則這種處分就如搔癢而已。

    但中共傳媒在百般隱瞞災民水深火熱的困境時，又趁機大捧領導人如何英明偉大，使人惡心。湖北省拍了一批抗洪救災片，竟借用個別老百姓的話說：“只要有江總書記，多大的洪峰也不會決堤，也不會死人。”“江總書記就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普薩，專門來普救眾生的。”有的甚至高呼：“江主席萬歲！江主席萬萬歲！”這種文革個人崇拜式的片子，也被中宣部的丁關根審核過關。丁關根雖然無恥，但江澤民樂意有人奉承，沒有丁關根，仍
會有丁開根。

    抗洪當中也須救災，抗洪告一段落後更須救災，才能盡早減輕災民的痛苦。但是以目前官僚的腐敗情況，官僚主義、不負責任尚在其次，如何把救濟物質和款項真正交到災民手裏而不為貪官以各種名目中飽才最重要，於缺乏可以監督的壓力機構，唯一辦法是將所得物質和款項以及它的去向在報紙上層層公開，一直落實到每個災民。

不重視環保，又好大喜功

     對這次嚴重的水災，學者專家也作了一些分析。

    早在七月下旬，上海《解放日報》引述華東師範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院長陳中原教授和該院河口海岸研究所陳西慶博士的話說，今年長江上游汛期恰逢中游地區普降暴雨，使洪澇水位偏高，卻不算歷年最大，過往二十三年出現過同樣的情況﹔今年水位所以屢創歷史紀錄，主要與植物受砍伐和湖水面積銳減有關。長江上游岷江、嘉陵江流域的大片林木近年遭受砍伐﹔而四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圍湖造田”使長江沿江八大湖泊面積銳減三成。

    由錢鋼、耿慶國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重災百錄》裏有文章專門談長江變成第二條黃河的問題。文中提出了一些重要數據，如以八六年和五七年比較，長江流域的森林覆蓋率減少了一半尤多，從百分之二十二降為百分之十﹔水土流失面積卻猛增一倍，從三六點三八平方公里增加到七三點九四平方公里，是流域總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一。可以預料，到九八年情況更為嚴重，因為從上到下更不擇手段的去“開發”而撈“實惠”。

    長江中下游湖泊面積三十年間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五點五，湖南湖北交界的洞庭湖，十九世紀初面積六千多平方公里，一九四九年減為四三五零平方公里，一九八四年是二一四五平方公里，湖底還普遍淤高一到三米。湖北這個“千湖之省”，面積超過0.五平方公里的湖泊四九年有一零六六個，四十年後剩下三百多個，湖泊面積僅為先前的三分之一了。從面積縮小的速度來看，“新社會”可說是比“舊社會”更體現了“大躍進”的精神，是做了
前人所做不到的事，說明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在破壞大自然的生態方面是如何的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了。這是更大的人禍。

    除此而外，中共的好大喜功，使它專注於大規模的水利工程而忽視中小型和平時的保養；而從事大型工程時又常常“政治挂帥”而忽略科學論証，因此不要說“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到現在還沒有修好﹔三門峽水庫也搞得一塌糊涂，不斷修補也發揮不了預計的功能﹔“引黃”又把黃河的水引乾，上游奔流而下游入不到海，有形成內河之虞。現在李鵬領導下的三峽工程更是使人捏大把汗，搞不好中國就毀在這個三峽上。這次長江洪澇，正在修建中的三峽起了什麼作用，好多中外人士發出了疑問。例如今年長江形成特多的
洪峰和它有沒有關關係？中共出奇的沉默使人不安。因為按中共的脾性，這個有爭議性的工程如果有一點點正面的影響，中共肯定大吹特吹一番。但起碼中共把有限的資源用在需要龐大的資源而又不知哪年哪月才落成的三峽身上，肯定搶走其他急需工程的資源，從而助長了洪水肆虐。到八月十八日，“徇眾要求”，中新社發布了一則電訊，表示三峽工程經受了最大洪峰的考驗。但它產生了什麼影響則未提及。

    面對自然災害中的水災，中共的“治標不治本”除了上述的沒有重視環保之外，還根本採用了錯誤的治水方針。中國古代就流傳下來“大禹治水”的故事，批判了大禹父親鯀的圍堵政策，肯定了大禹的疏導方針。《左傳。襄公二十年》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國語。周語》亦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疏導的方法既用於自然界，也適用於社會問題。中共對社會輿論是用圍堵的方式，對自然水流也採取同樣的方法，很難說這兩方面是否一定有必然的聯繫，但以中共崇尚霸權的世界觀和僵化的思維方式，兩者就很容易的“合二為一”了。如果中共能從這次水災中吸取教訓，特別是朱鎔基以他的新思維來重新部署，并且得到江澤民的支持，改變頑固的立場觀點和舊的習慣
勢力，那就不但有助於根治水患，更有助於國家的正常發展，從而實現“國泰民安”。但如果不正視這個問題，各種社會矛盾結合在一起，會引發社會危機而動搖中共的統治。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六日)
香港《動向》雜誌 1998年5月號
（收錄於《中共風雨八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