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正新:志愿軍戰俘系列之一:紅色滑鐵盧(5)《本系列完》

作者: mzxtd 志愿軍戰俘系列之一:紅色滑鐵盧(5) 2006-2-6 15:27  [Click:11]

林保華按:

中共為韓戰製造許多謠言,隱瞞許多事實。連在印尼的我,也是受騙者之一。雖然有些中國學者企圖解開真相,但是在中國都無法出版。這是2006年我在網路的獨立論壇收集的穆正新先生的文章,有許多內幕資訊,值得一看。現在我逐步貼出來供有興趣者閱讀。當時中文軟件很差,正體字與簡體字很亂,我沒有時間整理。正當中共為紀念“抗美援朝”70週年繼續製造謊言時,還是大家先睹為快吧。不知穆先生安康否,甚念。
2020.10.23
 
志愿軍戰俘系列之一:紅色滑鐵盧(5)

穆正新

第五章 歷史為他們作證

志愿軍戰俘事件自始至終處在國際媒體的密切關注之下。它的每一步進展情況,都牽動著各國人民的心。當自由世界對共產專制的重大胜利終于到來時,各國媒體均以最快速度加以詳細報道。《紐約時報》當日用頭版以及三版,配以多幅照片詳細報道了反共戰俘們步出中立區的“印度村”后受到聯合國軍官兵、韓國政府、專程前往迎接的國民党政府官員以及媒體記者歡迎的熱烈場面。報道說,喜气洋洋的反共戰俘們隊列整齊地進入聯軍防區。聯合軍主管此次戰俘遣返轉運的布賴恩將軍在拱形的自由門前親自与戰俘熱情握手慶賀。戰俘們開怀地歡笑歌唱著,這個交接轉運區無疑成為最具有喜慶气氛的地區。几個月前這一地區也舉行過戰俘交接儀式,但那時的气氛還帶有几分肅穆。而今天這里人人看上去都歡樂開心。最為興奮的莫過于台灣來的媒體記者們,他們爭相与戰俘握手慶賀,激動地交談歡笑,以至于忘記了采訪。筆記本和鉛筆掉落得到處都是。當戰俘們登上卡車即將駛出“自由村”時,周圍的聯合國軍官兵以及各界人士齊向他們敬禮歡呼。興奮不已的戰俘們不顧嚴冬气候,將卡車上用于遮擋風寒的篷布扯開,探出身子向沿途歡迎的軍民高聲致謝。


圖片說明:志愿軍戰俘獲釋后乘車前往仁川


志愿軍戰俘高文俊回憶:

“當車隊离開中立區時,大卡車一輛接著一輛,非常壯觀!主要路口都派有美韓憲兵指揮交通,直升机更不時在低空巡邏。這一天,人人在為中韓反共義士服務。路經城鎮時,韓國人民扶老攜幼,列隊路的兩旁,對著車隊歡呼,“党心,巧斯米達!”(韓語是你們最好的意思)。美軍官兵們也來到路旁,高舉雙臂,大喊“Hello, Hello!”。歡呼之聲,此起彼落;一路之上,不絕于耳。韓國老百姓有不少身著傳統華服,像慶祝佳節和外出赴筵一般,無不興高采烈,喜形于色。小朋友們向著大家不停的揮帽致敬,老人家則行膝手禮,民眾如潮水似的匯集成盛大的歡迎場面。他們不畏寒風,不怕冰霜,以列身歡迎人群之中為榮。代表們在弟兄們未到之前,遍發中美韓小國旗。因此,由漢城至仁川途中、路旁、人群里、公共汽車上,到處都是我們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華僑們的高蹺、台閣等民間藝術,全出現在街頭。不僅醒目引人入胜,且鑼鼓喧天,震耳欲聾。乍看之下有置身于國內之感。在仁川碼頭,約有兩千多位僑胞,更是敲鑼打鼓歡呼不停。聯軍軍樂隊陣容強大,演奏名曲,好似歡送伙伴遠征一樣,以壯行色。悠揚樂聲,非常悅耳。斯情斯景令人久久不能忘怀。有的僑胞熱情洋溢,根本不理用線索圈成的警戒線,奔向最接近我們弟兄的地方,拉大嗓門高喊“老鄉!你們辛苦了!”。他們雖去國多年,然仍能操著山東口音,教人听了,真是親切!他們送走了一批,接著再歡送新的一批。他們為了表示同胞愛,對支持工作出錢出力,元月二十日這一天,他們更是從早到晚,佇立在冷風中、大街上、碼頭旁,為了歡呼致意,喉嚨都喊啞了。他們更忘卻了自己的飢渴,這种忘我、奉獻、愛心、助人的精神,實在教人深銘肺腑,感激涕零! ”

“聯軍總部為了使二万四千人平安到達目的地台灣,特成立了一支特遣艦隊。根据報導,美軍慎防出事、發生偷襲,除十五艘運兵的登陸艇外,還派了滿載百架戰斗机的航空母艦一艘,潛水艇兩艘,另有補給艦及油輪,共計二十艘兵船。加上美為了堅持“志愿遣俘”原則,又多打了一年的韓戰,复賠上了數以万計的寶貴生命,如說他們不是為了理想而戰,便沒有理性了!所以說他們充分發揮了“鐵血擔道義,路打抱不平”的精神! ”


圖片說明:獲釋的志愿軍戰俘在仁川登船前往台灣


中共為了掩飾自己的慘敗,卻向國內人民宣傳反共志愿軍戰俘們“被美蔣押往台灣”。中共的某些宣傳物竟無中生有地編造他們怎樣被“押送”的細節。例如解放軍“作家”靳大鷹的《志愿軍戰俘紀事》里是這樣寫的: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清晨,許多還在等待通過朝中代表解釋,以便返回祖國的志愿軍戰俘,在睡夢中被人五花大綁,然后一個個串成串,強行拉出了中立區戰俘營。頓時哭號聲、怒罵聲響成一片。美軍和國民党特務、敗類里應外合,把訰E蚺d多名志愿軍戰俘武裝劫上駛往台灣基隆的軍艦上。有的戰俘掙開繩索,撞在衛兵的刺刀上。有的一頭扎進茫茫的大海……”

想來該作者不是處在夢中,就是處在高濃度酒精的作用之下。否則不可能寫下這些連當年在中立區采訪的新華社記者看了也會臉紅的字句。這是多么卑瑣可怜的心態。而几十年來一直依賴編造故事來自慰,也可見共產党內心的創痛有多深。

中國人經過朝鮮戰爭后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聯合國軍司令官約翰‧赫爾于1954年1月23發表聲明說:

“今天,這兩万二千余人,自朝鮮戰爭的最后一役凱旋歸來,重新獲得平民身份和自由。他們從停戰協議簽訂之后,奮斗了六個月之久。這六個月中,他們歷經磨難,包括被遣回舊日陣營,失去聯合國的友善保護,韓國冬天的酷寒,共党的“解釋”和廣播,以及滲入他們行列中的共党特務的誘騙,他們屹立不動,成為活生生的典范,為千百万仍在共党迫害下的人們,提供自由的希望。”

“這一天,是自由世界決心從事抵抗共党侵害自由人民生命、土地的新時代的開始。今天,聯合國所久經奮斗的不得強迫遣俘的原則,巳經鞏固确立。從這一天起,每支共党軍隊里的所有士兵,都能了解一件确實的事實,那就是他們可以向自由世界尋求并得到庇護。”

“對于這些如此勇敢地反抗共党誘騙和威脅的人們,自由世界不僅要提供庇護,還要歡迎他們。他們的榜樣,很可以成為一個燈塔,以引導現在共党暴政下受迫害的其它人們,到達自由和人類尊嚴的圣地。”

赫爾說對了。一万四千多名不屈的反共志愿軍戰俘的确是遭受共產政權奴役人民的榜樣。實事求是說,中國人經過朝鮮戰爭后,的确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而這尊敬,不是別人,正是這一万四千多決死抗拒西洋馬列邪教政權的普通中國人掙來的。


自由的代价極其高昂

但是也必須指出,自由世界各國并非自開始就愿意出手援助這些反共戰俘們。聯合國軍方面一開始并不重視反共戰俘們的要求。當時聯軍決策机构更關心落在對方手里的本方戰俘,希望能夠早日把他們換回來。聯軍戰俘監管當局有意壓制反共戰俘的要求。他們用苛刻的條件去甄別戰俘,試圖把盡可能多的志愿軍戰俘逼回中國,以便讓中共少失面子從而容易達成停火協議。他們遲遲不答應反共志愿軍戰俘們去台灣的要求;也不承諾讓他們長期留在韓國或到別的國家去。

聯合國軍還阻撓當年代表全中國的合法中國政府介入此事。當時各國記者可以經常在戰俘營區采訪;國際紅十字會人員可以不經事先通知而進入營區檢查生活和衛生狀況;西方各國的一些學術机构也得以進入營區從事訪談調查、搞課題研究。而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中華民國政府卻被刻意排除在外。聯軍需要漢語北方話服務人員,必須先在美籍華人、香港、新加坡等地招募,不足時才從台灣招募。中華民國政府無法向反共戰俘營運送慰問品。直到停戰協定簽字后,聯軍才允許這种慰問活動。但台灣來的慰問官員仍有一度被禁止入營區,只能隔著鐵絲网“宣慰”。為了防止親共戰俘們升五星紅旗鬧事,聯合國軍監管當局甚至曾禁止反共戰俘升起青天白日旗,盡管那時這面旗還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樓前飄揚。种种出賣性的措施非但沒有能夠換得共方的理性回應,反而助長了共產党變本加厲地索要所有戰俘的气焰。戰俘營里的共產党組織更加緊威脅欺騙志愿軍戰俘。聯軍監管當局的冷漠態度正好幫助共產党組織控制了一部分戰俘。回國的那6千多志愿軍戰俘很多人真正是遭到裹挾的受害人。回國戰俘中之所以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遭到中共當局不同程度的迫害,就是因為中共知道他們中的許多人原本不愿回國,只是戰俘營中的共產党組織威脅欺騙成功地控制了他們。他們回了國,厄運從此臨頭。

中華民國政府對反共志愿軍戰俘的聲援,當然算得上“最多最強”,也算得上“最早”,但卻算不上“及時”。曾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台灣當局和社會各界習慣地把志愿軍戰俘看成“共匪”的一部分,以“共俘”、“匪俘”等字樣相稱。直到1952年初,台灣報紙上還有“巨濟島上匪俘自相殘殺”標題。多少還帶有旁觀者意識。

面臨外部世界的冷漠遲緩,反共志愿軍戰俘們是非常困難的。他們親身經歷了中共毫無人性的殘忍統治,對這個洋教邪党的本性十分清楚。他們徹底打消了任何幻想,抱定必死的信念去拼搏,當然希望外部世界及時幫助他們。當外部世界為了种种不同利益爭執不休,忽視他們的境遇時,他們也沒有太多的辦法。他們只是靠著自己的信念堅持下來。他們不給自己留退路,明明白白地向全世界申明:宁可自殺也不返回共產政權的魔掌之中。要么獲救,要么赴死,不含糊。正是這种“魚死网破”抗爭到底的精神震撼了外部世界,喚醒了自由世界的良知。各國人民清楚看到,“自由”這個在多數自由世界人民看來平淡無奇的東西竟是如此珍貴難得,以至于成千上的万的中國人宁死也不舍棄自由。各國輿論和民間團體紛紛對他們表示同情和支持。自由、人權、尊嚴等等在共產國家里最無价值的東西,始終是非奴性社會成員們准備認真捍衛的目標。即便象《紐約時報》這种具有深厚反戰傳統的美國媒體,也發表評論和讀者來信敦促聯合國軍不要在戰俘問題上向共產党妥協。各國各界人士對反共戰俘們的強烈的同情態度給聯合國當局造成了強大的壓力。于是聯合國軍方面的態度也日漸明朗。到1952年5月,聯軍當局終于向共方攤開了自己的底牌:其他問題或許可以再妥協,但“志愿遣返戰俘”這個原則問題上決無再退讓的余地。貴軍要打,就繼續吧。

共產党白紙黑字地簽字畫押,接受了“志愿遣返”原則

認真說,“志愿遣返戰俘”能否确立,對雙方都有“性命交關”的影響。任何可能与共產軍隊交戰的國家都不能不考慮:一旦共軍官兵知道當俘虜后早晚還要被強制遣返的話,那么以后誰還敢投降?而共產党要考慮的則是,如果接受了“志愿遣返”的先例,那么今后發生戰爭時還能指望有多少人不會趁机逃走?雙方頂在這樣的原則問題上,誰也不打算退讓。所以戰爭只好打下去。

毛澤東打的算盤是聰明的。他看准了西方國家民主制度下人民普遍厭惡戰爭的天然態度,相信聯合國軍不可能為了區區几万戰俘而長久地消耗本國青年的生命。毛澤東的优勢就是能夠敞開消耗人民。哪怕打掉一億中國人也不會妨礙他的統治地位。拖下去耗下去,不愁西方國家不讓步。但后來事實卻證明毛澤東的算盤打錯了。他低估了西方國家的人民一旦認識到他們的根本信念面臨挑戰時起而奮戰的決心;同時也高估了其蘇聯主子對侵略戰爭的支撐能力。結果,聯合國軍咬緊牙關堅持打了下來,而蘇聯卻在斯大林死后改變了主意,不愿意繼續支撐這場耗費巨大且聲名狼藉的不義戰爭了。蘇聯的撒手,使得毛澤東們別無選擇,只好回到談判桌前。在這份依照“志愿遣返”原則而制定的協議上簽了字。

一万四千多名反共志愿軍戰俘們歷經生死搏斗終于獲得了自由。這件事的歷史意義遠遠超出了几万人免遭迫害的本身。它最重要的意義在于世界從此确立了“戰俘依照志愿遣返”的原則。經過長達一年多的拒絕之后,中共最后不得不簽下這份停戰協定,公開地承認了“志愿遣返”戰俘的原則。這是自由世界的一大胜利。正如赫爾指出的那樣:“今天,聯合國所久經奮斗的不得強迫遣俘的原則,巳經鞏固确立。從這一天起,每支共党軍隊里的所有士兵,都能了解一件确實的事實,那就是他們可以向自由世界尋求并得到庇護。”也就是說,下一次再与共產党軍隊交戰時,美國軍隊就可以明确地告訴共軍官兵說:投降吧!投降后再也不用擔心被送回共產党那里去了。這樣的信息對于仰賴欺騙和強迫而維持士气共產党來說,無疑是滅頂之災。

自由世界的人民為爭取這一天的到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為了總數大約5万的“敵軍”人員,聯合國軍浴血奮戰近兩年,付出了十几万官兵傷亡的代价。從軍事角度看,這是非常不合算的。但事件過去几十年了,我們并沒有見到當年參戰的聯合國官兵們對此有過什么后悔。誠然,西方國家的人民對戰爭的態度是冷峻的。他們在戰爭過去几十年后仍然在批評戰爭對平民造成的重大傷害,仍然認真地追查本國軍隊在戰爭中的丑聞事件,仍然聲討本國軍隊濫殺平民的行為,等等。但是迄今見到他們批評聯合國軍為中朝反共戰俘的權利而戰的決策。實際上,聯合國軍以十几万官兵傷亡的代价保衛几万中朝戰俘權利的事跡,一直在西方國家里被引為驕傲。這主要地應該歸功于反共志愿軍戰俘。他們決死抗拒共產奴役的精神,感動了自由世界的人民,贏得了各國人民的贊譽和尊敬。通過這一万四千多反共不歸的志愿軍戰俘,世界人民看到了真正站起來的中國人民。

新舊社會兩重天

一万四千多名反共志愿軍戰俘們歷經生死搏斗抵達台灣。共產党的宣傳喉舌不但說他們“被押送”到台灣,還說他們在台灣遭受了“迫害”。但去台的反共志愿軍戰俘們不象歸國戰俘那樣很快就銷聲匿跡了。他們一直活躍在台灣社會并保持著与國內外友人的聯系。他們此后的生活道路也基本透明可尋。歪曲造謠的東西最怕的就是透明公開,從聯合國軍到台灣當局,都是以其透明公開的運作,使得中共的謠言難以立足。

圖片說明:1954年1月25日反共志愿軍戰俘抵達台北


這些反共志愿軍戰俘被稱為“反共義士”。他們在台灣受到英雄凱旋式的盛大歡迎。然后又得到台灣社會各界的多方熱情幫助。他們剛到台灣那一段,有的報紙還免費為他們刊登尋親啟事,幫助他們在台灣恢复和親友的聯系。他們所住的“義士村”是完全開放的。台灣社會各界人士、各國記者、海外華僑等等時常前往探訪并展開各种活動。台灣媒體也對他們赴台后的社會活動和生活情況長期加以跟蹤報道。台灣當局還把一月二十三日定為“自由日”,每年都要舉行慶祝。必須指出,由于去台灣的志愿軍戰俘中還有中共的潛伏特務。國民党當局偵訊關押或者殺死一這些這類人員并不出人意料。但是這些特務人員并不影響其他反共志愿軍戰俘們在台灣正常生活發展。大部分反共志愿軍戰俘們去台后加入了國軍。若干年后又經退伍轉業就學等渠道等漸漸地融入了台灣社會。從整個群體來看,他們沒有在台灣土地上飛黃騰達。但他們的的确确逃過了迫害,過上了与周圍人一樣的正常生活。几十年的歷史證明他們當初作了正确的選擇。

從台灣媒體對他們情況的報道來看,訣別親人過著流离他鄉的生活,的确造成反共志愿軍們人生的巨大創傷。越到老年時,怀念親人的感情對他們折磨越嚴重。他們日思夜想盼望返大陸与親人團聚。1990年代后兩岸關系緩和,他們中的許多人急不可耐地赴大陸探親訪友、投資、經商等等。有的人竟還找到了留在大陸的結發妻子。台灣報紙報道說,去台志愿軍戰俘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員身上有各种刺青。由于這些刺青可能在他們回大陸探親時惹麻煩。國民党當局為此從國外進口激光手術設備,免費為這些人消除刺青。

而歸國志愿軍戰俘呢?他們也曾被共產党宣傳成英雄。但他們回國后的命運是完全不同的。他們先是完全銷聲匿跡几十年。中國媒體最后一次報道歸國志愿軍戰俘的消息是在1953年8月19日。新華社說,被遣返的一部分志愿軍的被俘人員,于在八月十六日從朝鮮回國。他們“在通往東北某地”的途中受到歡迎。然后就再也沒有下文了。他們去了哪個“某地”?去干什么?在那里呆了多久?最后結局怎樣?等等一概無可奉告。中國人民想慰問他們,請問找得到門嗎?戰俘們的親人想打听他們的情況,請問有報紙給刊登尋人啟事嗎?就算有報紙敢登這种啟事,身處“某地”的戰俘讀到后能夠回應嗎?他們家中的親人能上那個“某地”去探望嗎?不用多說,這些在台灣社會看來十分正常的要求在中國大陸統統是夢想。這就是高調宣稱“熱愛關心”戰俘的共產党給歸國戰俘們的第一個顏色。

過了三十年后,中國才有人小心翼翼地披露出部分歸國志愿軍戰俘們的悲慘遭遇。僅這些已經披露的悲慘事實,便足夠讓世人看到了共產政權無信無義、冷漠殘忍的本性。共產党對待戰俘們道義上的惡劣行徑,甚至令當年極力幫助中共誘騙戰俘回國的賀明等人也感到不安,不得不出面為他們鳴冤叫屈。他在他的書中提問:金日成彭德怀以及志愿軍總部的聲明等文件中的庄嚴承諾為什么沒有兌現?他是參与誘騙和迫害的當事人之一,應當早已知道了上述問題答案,但我想他不具備將答案說出來的勇气。

中共經常教育人民的一句話叫做“新舊社會兩重天”。以台海兩岸志愿軍戰俘截然不同的命運來驗證,确實有道理。歸國志愿軍戰俘的遭遇活生生地警告一切有心投奔自由的人們:如果你打算反叛共產党,那就得背水而戰一反到底。絕不能考慮回頭。絕不能對共產党再存一絲幻想。共產邪教政權沒有一絲信義,沒有一絲寬容。任何寄希望于中共良心發現的妥協遷就行為都只能招致更加慘烈的傷害和更加深重的屈辱。

“共軍比三爺更恨當過俘虜的人”

多數志愿軍戰俘忍受難以置信的艱苦、九死一生地為共產党賣過命。共產党曾給他們貼上“最可愛的人”標簽。共產党軍隊的那些酒肉將軍們最拿手的指揮手段就是驅赶士兵“以人海闖火海”。一支支部隊被硬硬赶進對方优勢的空炮交織火网中,轉眼之間死傷大半。僥幸存活者不想作無謂的犧牲而選擇了被俘。他們立刻成了共產党“最可恨的人”。京劇《智取威虎山》里有一句台詞:“三爺最恨讓共軍逮住過的人”。然而比較一下各國各軍的被俘人員的待遇就可知道,其實中共最恨自己的士兵當戰俘。

共產党對被俘者的深度痛恨是出于害怕。他們害怕戰俘會把變節投降的意識傳染給他們那支依賴炮灰精神保持戰斗力的軍隊。這种意識的是瓦解一支黑幕型軍隊的致命劑。眾所周知,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世界上黑幕最重,包裝最厚的軍隊。這支軍隊從不接受各國媒體的自由采訪,從不允許國內媒體公開報道和討論她內部的腐敗丑聞,她在戰時從不及時發布戰損傷亡數字,和平時期也從不公布軍人犯罪統計資料和侵民擾民案件的案情。相反,她用盡一切最漂亮的言詞去包裝粉飾自己。特別是編造大量“宁死不屈”、“生命不息戰斗不止”的故事去蒙騙士兵,刻意培養士兵戰死一批再上一批的炮灰精神。這种用虛假故事蒙人而成的士气無疑極為脆弱。很難經得起戰場殘酷無情的形勢的考驗。

解放軍官兵的實際士气和中共所宣傳的的英勇事跡相差極大。比如,解放軍空軍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在其作戰飛机上安裝了防逃裝置的軍隊。1989年蔣文浩叛逃時通過在金門著陸而規避了防逃裝置。他下飛机后憤憤地對國軍人員說:這种飛行員有什么好當的!如果不是解放軍官兵的逃亡傾向很嚴重的話,當局何必在飛机上安裝這种令飛行員深感侮辱的裝置?去台灣的那一万四千多反共志愿軍戰俘中,有四千二百多人是中共党員或者團員。一般說來,只有中共一些被稱為“特別能戰斗”的“堅強集體”才有如此高的党團員比例。誰能料到他們竟是最堅強的反共集體?


從一些歷史事實看,解放軍還可能是世界上士兵逃亡率最高的軍隊之一。1947年胡宗南部隊進攻陝北時,共產党宣傳他們連著“大捷”了好几次。但汪東興的日記中卻提到他在后方看到很多被打散后無人照顧的傷兵和脫隊人員。1951年當民日報連篇累牘地報道朝鮮戰場胜利喜訊的時候,彭德怀卻向毛澤東報告說三兵團潰不成軍,需要派督戰隊去攔擋。志愿軍政委杜平也提到遠在中國境內的丹東市里也有成群結伙到處流浪的志愿軍逃兵。最能說明問題的恐怕是1949年金門古宁頭一役。是役解放軍有9千余人登島,最后卻有6千多人當了俘虜。占參戰部隊的三分之二。俘虜中包括了絕大部分的營團級指揮員。1949年本是解放軍士气達到巔峰狀態的時期。而在這個時期里一旦遭遇失利時仍有三分之二的投降被俘率,可見這支部隊的士气相當的脆弱不穩。平日受党的虛假教育而形成的炮灰精神很難在戰場嚴酷的現實面前維持。

志愿軍戰俘們沒有象螻蟻般地賤賣自己的生命,即已构成對炮灰精神的背叛。共產党若不對他們進行懲處,無疑向現役的指戰員傳遞一個“撿條命回來比當炮灰更划算”的信息。這种信息對共產党軍隊戰斗力的破坏是難以估量的。因此中共不能容忍戰俘“逍遙法外”。歸國志愿軍戰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員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懲處和迫害。中共當局完全知道這樣做會引起戰俘的失望,會遭戰俘們指責“背信棄義”等等。但中共要考慮的是大局。不能為這几千人而影響全軍士气。他們一定要通過“打擊一小撮”去“教育大多數”。

一千多名歸國志愿軍戰俘至今下落不明

簡單核對一下有關的數字,還難以回避一個嚴重的疑問:除了遭到党紀軍紀處分、勞教、關押以及被批斗等等迫害之外,歸國志愿軍戰俘中有沒有人被秘密處決?從現有各方面的資料看,這個問題的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問題在于有多少人,以及他們是怎樣被處決的。

現有的資料表明,聯合國軍和印度監管軍正式移交給中方的志愿軍戰俘包括兩類:第一類是在甄別時就選擇歸國的,共計6670人。第二類是在甄別時選擇了抗拒遣返,到中立區后“經解釋”或自行“沖出虎口”而歸國者,計有440人。兩類合計7110人。而根据賀明所著的《忠誠——志愿軍戰俘歸來人員的坎坷經歷》一書所提供的資料,由昌圖志愿軍歸國人員管理處(歸管處)正式處理結論的志愿軍戰俘總共只有6064人。那么,剩下還有1046人是怎么處理的?他們歸國后被關押在何處?經歷了什么過程?最終命運是什么?國內出版物迄今未對這一千多位歸國志愿軍戰俘的下落有個确實明了的交代。他們就象從人間蒸發了一樣,十分可疑。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其中從中立區解釋營地歸國的那440人。志愿軍解釋代表團負責人之一的賀明回避了這440名戰俘的下落問題。這批人并沒有被送到昌圖的“歸管處”去和先期歸國的戰俘匯合。他們顯然被關押于另處。中共為什么要另外關押他們?對他們進行何种處置?賀明先在1990年出書介紹了當年如何在中立區爭取戰俘回歸的事跡。然后又用了七年的時間去調查“歸來人員的經歷”并成書出版。按理,他經手接回的那批“歸來人員”應該是他在調查中的重點或者特別有興趣的對象。但他最后出的書中卻沒有提及這批人。對于不是他經手接回的人員,還能夠掌握許多資料并整理出書;而對他自己親手接回的人員,倒一個也沒有調查到。這可能嗎?是不是他知道了什么,但不能說?

一千多位歸國志愿軍戰俘可能已被中共秘密處決,應當是一個合理的猜測。而其中由中立區返國的那440名志愿戰俘更多了一條極為不利的“罪過”,就是知道得太多。舉例來說,如果戰俘怀著和解釋帳篷里某女同志“組成家庭”的愿望而同意遣返后,中共會讓該戰俘活很久嗎?更何況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按照党組織指示先偽裝反共潛伏在反共戰俘營區。來到中立區后又奉命表演“逃离虎口投向祖國怀抱”等鬧劇。尤學和、黃立超等人參与了各种“慘案”的編造過程。王旭等人則涉及策動營區暴亂的計划等。他們是李克農特務體系一連串不光彩活動的見證人。這無疑增加了他們被滅口的必要性。

有位在大陸被共產党關押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于1983年刑滿釋放。之后輾轉到了台灣。他到台灣后以“立山”筆名在《聯合報》上發表過多篇文章,回憶他在大陸監獄和勞改營里的一些情況。其中有一篇敘述了他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北京市宣武門外新生路十五號,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待決犯看守所里所見到的情形:

“靠南當時關押了八百多名抗美援朝志愿軍,他們是被聯合國軍俘虜后,在板門店換俘時本來想去台灣,經中共政工人員曉以既往不咎的“大義”,發生動搖,改變初衷回來的。但一過鴨綠江就關起來,凡是手臂上紋有“反共抗俄”的分成一堆,中共党團員分成一堆,干部按排連營團分別集中,然后分開關押在撫順、北京二地交代問題。”

“八月十五日天未亮,偶然發現廣場停滿了蘇式嘎斯大卡車,車上站滿了武裝士兵,被五花大綁的志愿軍被拉上卡車插上罪幡,拴緊脖子,車子悄悄開出廣場。有人數了一下共二百輛囚車,二十輛載武裝士兵的卡車,廣場四周布滿崗哨,有人說三個月前也處決過一批共六百多人,我在1號時關有二千多人,全部處決后我曾見有人替他們收拾留下來的政治學習資料和衣物。”

“本來是六點起床,改在七點半才拉鈴,干部問我們早上看見什么情況沒有?大家都說睡得好香呀,什么也沒看見。”

這位“立山”的說法仍待進一步資料的核實。但他提供的情況顯然值得高度重視。


一千多名志愿軍戰俘歸國后下落不明,這不是一件小事情。知情者絕不止三、五個人。我相信某些地方某些人一定保留著一些重要的證据。此事將來一定會真相大白。希望國內外有識之士共同關注這件事,一起努力把它查個水落石出。


(第一部分完)

附錄:部分參考資料

《一筆血淋淋的的權債— 朝鮮戰爭戰俘遣返解釋代表的日記》 賀明 1990年9月
《一万四千個證人》 [台] 江海東編 1955年8月
《考驗:志愿軍戰俘美軍集中營親歷記》張澤石等 1998年9月
《韓戰憶往 浴血余生話人權》[美] 高文俊 2000年7月
《死亡錄》立山 載1992年11月21日台灣《聯合報》
《忠誠:志愿軍戰俘歸來人員的坎坷經歷》賀明 1998年10月
《志愿軍戰俘紀事》靳大鷹 1998年
《戰俘手記》張澤石 1994年
《中共情報首腦李克農》方可,單木 1996年10月
《張子龍被美方特務謀殺的經過》1953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
《Heroes behind Barbed Wire》[美] Kenneth K. Hansen 1957年
《Mass Behavior In Battle And Captivity The Communist Soldier In The Korean
War》 [美] William C . Bradbury, 1968年
《The Captivites of Korea》[美] William Lindsay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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