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mzxtd 志愿軍戰俘系列之二:甄別与反甄別(2) 2006-2-20 17:39  [Click:51]


 
志愿軍戰俘系列之二:甄別与反甄別(2)

穆正新

(關于志愿軍戰俘系列文章的簡短說明:本人這個系列按照主題而沒有按照年代序列組織。這可能給不熟悉志愿軍戰俘事務演變過程的讀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難。因此在這里簡要說明一下志愿軍戰俘演變過程(已經了解這個過程的讀者請忽略這一段):朝鮮戰爭時期中朝戰俘總數約十七万人,其中志愿軍戰俘約兩万一千人。開始時戰俘都被關押在釜山和巨濟島。親共与反共戰俘混合關押在一起。由于兩派間的爭斗導致傷亡,聯軍即開始進行甄別并隔离兩派戰俘。到1952年夏天甄別与隔离管理基本完成。此后志愿軍戰俘被移送到濟州島,兩派戰俘分開關押。1953年4月起志愿軍戰俘中的親共(回大陸)派人員開始被遣回共方,到1953年9月共有6670人被遣返。而反共(去台灣)派14700余人則于1953年9月被移入中立區接受志愿軍代表的解釋。在120天的解釋与觀察期間,有440名志愿軍戰俘要求返回大陸。余下14300余人于1954年1月被釋放去了台灣。本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紅色滑鐵盧)以一万四千多名反共志愿軍戰俘從1953年9月至次年1月在中立區接受“解釋”的各种事件為主題。第二部分(甄別与反甄別)所敘述的事件比較早些。是1951年秋至1952年夏圍繞戰俘甄別而發生的各种事件。這時志愿軍戰俘被關押在巨濟島与釜山等地。親共戰俘和反共戰俘尚未被完全隔离開。)


第二章 聯合國軍的甄別政策高度照顧共產党

甄別開始前夕的4月7、8兩日,聯軍監管當局反复向戰俘營廣播了《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部及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部聲明》。給了戰俘營中的共產党組織很大的支持。也給了抗拒遣返的反共戰俘一個不小的打擊。但事情遠不止如此。聯軍當局在同時還廣播了另一個令反共戰俘心寒的《聯合國軍司令部關于展開甄別的通知》,全文如下:

“戰俘們:

今后的几天里,所有戰俘都將接受單獨的甄別詢問。通過詢問來查明哪些戰俘愿意被送回朝鮮人民軍或者中國人民志愿軍,哪些戰俘強烈拒絕遣返。這項工作將加快換俘遣返的步伐。

此時此刻,我要告誡你們:你們將要做的決定是極端重要的,這可能是你們一生中最要緊的決定。你們必須最仔細地從各個方面來考慮這件事情。你們必須單獨地作決定。為了你們自身的安全,在接受甄別詢問之前切勿和其他人討論,也不要讓別人知道你的決定,哪怕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對于無意以暴烈方式抗拒遣返的人員,聯合國軍司令部保證在交換戰俘時把你們送回給你方當局。你們自己的決定就是最終的決定。但對于那些抗拒遣返的人員,聯合國軍司令部不能擔保他們的最終命運。

如果你們有誰覺得非要暴烈地抗拒遣返不可的話,一定要在做出決斷之前想想此事會對你們的家人造成什么后果。你們的名冊已經被通報給你們那一方的當局了,他們知道你們在這里活的好好的。你們如果不回家,共產党毫無疑問會猜嫌你們的家人。你們可能從此再也見不到家里的親人了。你們必須設身處地地從各個方面考慮這個問題。

如果你們的最終還是決定要暴烈地抗拒遣返的話,則你們無疑還要被留在巨濟島上過很多個月。但是聯合國軍司令部不可能一直為你們提供食宿。聯合國軍司令部也不能擔保你們的將來。特別是不能也不愿意擔保送你們到某個地方去。這一點你們要考慮再三。

甄別詢問將在各個營區進行以便分類編制遣返戰俘的名冊。各個分隊人員的名單和次序已經排定。

今后几天里,會在各營區出口處一邊設立甄別詢問站。各分隊須按照排定的名單次序整隊集合。非武裝的訪談人員和美國憲兵將進入營區以展開詢問。被點到名的戰俘必須進入詢問站回答詢問。個人的行李必須隨身攜帶。

根据每個人不同的決定,有的人要留在當前的營區,有的則要立即离開。

詢問結束后,愿意遣返和抗拒遣返的戰俘將分別住在不同的營區。

在詢問進行的過程中,你們必須保持安靜和良好的秩序。”

任何人听到這份通知,都能感覺出聯合國軍鼓勵戰俘回國,同時設置障礙刁難反共不歸者的用意。一個戰俘,只要“無意以暴烈方式抗拒遣返”就算愿意回國,聯軍就“保證”把他送回去。而對于下決心“暴烈抗拒遣返”的戰俘,聯軍絲毫沒有歡迎或者協助的意思。不但不歡迎,甚至不情愿給予長期收留。通知有意讓反共戰俘們感到反共不歸之路充滿變數,前途十分渺茫。誰想走這條路就得做好最坏的打算。


一份是中朝共方“寬大為怀”的聲明,一份是聯合國方面冷漠無情的通知。兩份文件同時在營區反复廣播,必然對戰俘們的心理造成極大震撼。親共陣營大受鼓舞,反共陣營則垂頭喪气。反共陣營領導人尤其不好向其他“同學們”交代(那時反共志愿戰俘們互稱“同學”)。他們曾一再鼓勵反共志愿軍戰俘們說,反共爭自由的事業一定會得到自由世界的聲援。一定會得到聯軍的幫助等等。但聯軍的通告卻給他們當頭澆下一盆冷水。聯軍并沒有把反共戰俘當英雄來擁抱。那份通知反倒尖刻地指出反共戰俘的行為對家庭不利。只差沒有說出“你對不起家人”而已。聯軍對反共戰俘們將來命運更是一副“愛莫能助”的樣子。不僅不答應送他們去台灣,甚至還不准備讓他們繼續留在戰俘營里。這個通知蓄意將反共戰俘“逼上絕路”:除了“死路一條”是敞開的以外,別的出路都有困難,都不确定。就算你死命抗拒,說不定到時候我們還是要把你硬送回去。這一來死亡可能就是你唯一的結局。這就是現實政策。如果沒有一死了之的決心的話你還是回家去吧。這兩份文件在營區廣播后立即引發了反共戰俘營區的強烈抗議聲浪。反共戰俘們憤怒叫罵和敲盆打碗的吵鬧聲響成一片。既發泄出不滿,也表達出煩躁不安。

這兩份文件的廣播,對戰俘營里的共產党組織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共党組織領導人很清楚,戰俘中其實沒有多少人真正喜歡共產党。能夠說服志愿軍戰俘們回國的過硬道理,不是共產党怎樣好祖國怎樣美等等,而是“橫豎你跑不出共產党的手心”這一條。當時志愿軍戰俘們把它簡稱為“哪里來哪里去”。共產党組織一直努力讓戰俘相信:日內瓦戰俘公約已經規定戰俘必須回到原來的那一方。誰也不能違反,美軍也一樣。因此無論現在怎樣折騰,最終還是要把你送回去。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的命就是被遣送回國。去台灣或者去別的哪里都不現實也不可能成功。既然橫豎你都得回去,遲表態不如早表態。早表態能爭個好表現以便日后得到祖國的原諒。越晚表態越被動,抗拒遣返者到頭來要被強行押送回國,落到這一步結局就慘了。

聯軍當局反复廣播上述兩份文件,在相當大程度上幫助證實了“哪里來哪里去”的說法。單單是在戰俘營里重复廣播共產党的聲明本身,就已經使戰俘產生聯軍已經与共產党妥協勾結的印象。而聯合國軍司令部的通知更給反共戰俘一個不詳預感,即看來聯軍無法留住任何人,遲早要把大家都送回去。反共戰俘們不免有被聯合國出賣的感覺。而許多本來態度不很堅決,多少處于“腳踩兩只船”狀態的戰俘更是惶恐。他們只能赶快打消去台灣的想法,一心考慮怎樣表現以便讓党寬恕自己。此時除了積極做出“愛國”姿態外,他們別無出路。

甄別問卷

到了甄別現場,聯軍更是從嚴把關,進一步把戰俘向回國方向赶。甄別過程所使用的問卷以及篩選標准,一邊倒地幫助“回國派”。想回國的戰俘只要答一個字就能回國。而抗拒遣返的戰俘則必須歷遍所有七個問題并要表現出“宁可死”的決心才能避免被送去“回國派”營區。許多抗拒遣返態度不堅決的志愿軍戰俘就被這份問卷毫不留情刷下來,送進了所謂的“小延安”。問卷的全文如下:

1.你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希望回朝鮮(或者中國)去的吧?

2.你在任何情況下都反對回國去嗎?

3.你充分地考慮過要是不回去會給家人帶來不安和打擊的這個問題嗎?

4.你是否了解在希望回國的人們回國之后你可能要長期被扣留在這里呢?

5.你知道聯合國軍不能答應把你送到你希望去的地方去嗎?

6.這樣你還是不愿意回去嗎?還是要暴烈地反對遣返回國嗎?

7.你雖然是這樣說了,假如要強制你回國,你打算怎么辦呢?

對于想回國的戰俘來說,只要在第一個問題上答“是”就行了。聯軍立即將該戰俘歸入“回國派”陣營。一個字也不會再多問。而對于意圖抗拒遣返的戰俘來說,就必須接著往下回答所有七個問題。其中第三、五、七個問題對反共戰俘的考驗都十
分嚴峻。沒有做好拼死一搏打算的人很難通過詢問。詢問中只要戰俘在回答某題時出現猶豫動搖或者尚未考慮成熟等態度,詢問立即停止。該戰俘即被當作“回國派”處理。比如,如果對第三個問題回答說“沒有細想過”,即算抗拒遣返的意志不堅定,詢問到此結束。該戰俘列入“回國派”。

第五個問題實際上并非故意“考驗”戰俘,而是那時聯軍真的無法承諾送戰俘去台灣。日內瓦戰俘公約并沒有現成條文支持“不強迫/志愿遣返原則”。聯合國軍正和共方艱難地談判。需要先和共方簽訂協議确認該原則,然后才能考慮把戰俘送到其他地方去。

日內瓦戰俘公約第118條規定交戰結束后戰俘就必須遣返,并沒有規定戰俘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被遣返。共方堅持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按這條辦。聯合國軍方面既不想搞強迫遣返,就得下功夫從公約中找到依据。幸好公約第6條能幫上忙。該條規定 “各締約國對其認為需另作規定之一切事項得訂立特別協定。是項特別協定不得對本公約關于戰俘所規定之境遇有不利的影響﹐亦不得限制本公約所賦予彼等之權利。”聯合國軍方面爭辯說,公約允許各國在維護戰俘權利的前提下制定特別協定,而不強迫遣返戰俘就是維護戰俘權利,那就讓我們來搞個特別協定吧。

而要讓共方同意又談何容易?共方早就恨死了那些讓自己丟臉的“戰俘權利”。哪里會愿意為了保障戰俘們“叛党叛國”的權利而去和聯軍達成特別協定?因此當時聯軍對于能否達成這樣的協定根本沒有把握。當然也無法保證他們能夠送反共志愿軍戰俘去台灣。只能把實話告訴戰俘。

即便戰俘一路硬邦邦地表示抗拒遣返,到了最后一個問題他仍然必須回答說“自殺”、“拼命”、“逃跑”之類的話,才能算有“暴烈抗拒遣返”的決心。他才能留下來。如果戰俘听到最后一個問題時說“真到了那份上也只好認了”,就會被當成“愿意遣返者”而送進共產党控制的營區。

毫無疑問,這一套甄別程序把數以千計有心逃离中共統治但不很堅決的志愿軍戰俘逼回了虎口。聯合國軍如此出賣性地設計甄別程序,一是出于盡早達成協議的愿望。希望通過推動更多的戰俘回國以保護中朝共方的面子,從而換取共方的配合。二是深知中共在這個問題上決不會放松指控聯軍“脅迫戰俘去台灣”的宣傳,所以也想把任何稍微不堅定的戰俘排除出去,只讓真正有“毋宁死”決心者留下來。這些人日后經得起檢驗,讓共方無隙可鑽。聯軍的想法固然可以理解。但該項政策逼人太甚,确實把數千名不滿中共的志愿軍戰俘逼回國去受迫害。害慘了几千人,仍然屬于應當譴責的不義之舉。

反共志愿軍戰俘不敢信任聯軍當局

根据志愿軍戰俘們的回憶,聯合國軍對待他們反共志愿軍戰俘的態度從一開始就曖昧低調。大部分志愿軍戰俘們從一開始就強烈地表示出反共態度。其中許多人還積極要求參加聯軍部隊:給我們槍讓我們打回老家去!但他們的熱情往往遭遇聯軍的冷漠回應。尤其是聯軍在一些事務上對待他們和對待親共戰俘沒有區別,使得反共戰俘們感到不平和心寒。高文俊先生在回憶錄中說,聯軍戰俘營司令官“無視‘一樣米養百种人’的哲理。漠視我們反共產愛中華的共同心聲!無論從情和理論方面,實在沒有‘一竿子打倒一船人’的必要!我們万難苟同,真正無法繼續忍耐!”。


聯軍當局始終不答應反共志愿軍戰俘們去台灣的要求。一直到停戰協議達成,反共戰俘被移交給印度軍隊的時候都沒有明确答應將他們送往台灣。而在甄別過程中對他們又特別苛刻,以至于反共戰俘們長期處前途渺茫的不安狀態中。隨時會被出賣的感覺始終緊緊相隨。因此反共志愿軍戰俘們對聯軍監管當局并不信任。他們更信任的,是長期和他們平等交往、友善真誠相待的美軍牧師伍柏里以及那些曾在營區當教員的中國人。

聯軍在甄別過程中對反共戰俘嚴厲苛刻的態度在反共戰俘們心中留下重重的陰影。甄別過后他們時刻在揣摩聯軍的態度,擔心他們最害怕的結局會在某一天突然降臨。1952年夏,聯軍要把志愿軍戰俘從巨濟島移往濟州島。聯軍當局只是冷冷地通知戰俘們收拾行李准備离開。既不告訴他們要去哪里,也不說要去做什么。這种冷漠神秘的態度致使反共戰俘們覺得聯軍可能要把他們偷偷地運去交給共產党。于是他們發起了絕食抗議。他們表示不能服從轉移的命令,也不能信任聯軍監管當局。他們要求見伍牧師或者中國教員們。除非見到這几個人,否則情愿死在這里。絕食到第三天中午,聯軍果真把伍柏里接來。他進營區勸慰戰俘們放心,保證聯軍不會做違背大家意愿的事。為了解除戰俘們的疑慮,他還表示愿意和大家一起走,戰俘們到哪里他也到哪里。這位牧師說話比聯軍俘虜營司令官的命令管用得多。反共戰俘們停止了絕食,表示服從調動。到了這一步,盡管有伍牧師隨同,很多戰俘心中仍然不踏實。大家上了美軍登陸艇后一直在判斷方向猜測目的地。發覺船向西行,有人就嘀咕會不會是“開往青島”。經過兩天一夜的顛簸到了濟州島,大家方才定下心來。在戰俘營中布道的牧師和任教的中國教員,本來都是些很普通的人。因為他們能夠平等真誠對待戰俘因此深受反共戰俘的信任,中共就對他們恨之入骨,用盡狠毒的字眼無中生有地把他們一個個都涂抹成凶殘的“特務”。

照顧共產党的政策很愚蠢

實事求是說,聯軍能下決心為保衛抗拒遣返的中朝戰俘而戰,已經是很仗義了。對他們不能指責過多。且作為聯合國的部隊,他們也必須搞些平衡,以避免共產党的指責和國際輿論的批評。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他們有些地方做得實在過了些,特別是處心積慮照顧共產党面子的政策實在是多余且愚蠢。這种政策對聯軍,對志愿軍戰俘都是百害而無一利。

現在看來,當年聯合國軍的最佳策略應該是把中朝反共戰俘們吸收編入聯合國軍直接与中朝軍隊作戰。只要聯軍真的這樣做了,中朝共產党們最服气,最少抱怨聲。停戰協議也最容易達成。停戰協議早日達成,將大幅減少中國朝鮮以及聯合國各方的軍隊人民的傷亡損失。聯合國軍要這樣做根本不缺理由。首先,就日內瓦戰俘公約而言,該公約禁止監管方強迫戰俘參軍作戰,并沒有禁止戰俘自愿參加監管方的軍隊。其次,把俘虜編入本軍作戰的做法,正是是中朝共軍最熟悉也最容易理解的做法。眾所周知“改造俘虜”乃是這兩支軍隊自我夸耀的“优良傳統”。聯合國軍學習一下對方這种优良傳統有何不可?況且中朝共軍總是強迫俘虜參軍打仗,聯軍只不過接受戰俘的主動要求而已。理直且气壯,何樂而不為?

實際上,聯軍當時已經在中朝戰俘中招募了一些人到前線或敵后充當偵察和游擊隊員。只是顧慮各方影響不能放開手腳大批招募。其實聯軍完全可以擴大招募戰俘并組成戰斗部隊。大量的朝中戰俘在投降后主動要求參加聯軍。如果接收他們入伍,就等于解除了他們的戰俘身份。日后也就不再有“遣返”的問題。聯軍只要聲明:凡是愿意加入聯軍的人員即自動失去戰俘身份限制并享受聯軍官兵待遇,戰爭結束后不必被遣返。如此一來會有大批中朝戰俘自愿申請參加聯軍。這一來不但補充了聯軍的兵員不足,更給共軍造成很大的心理影響。對志愿軍的影響尤其重大。當年志愿軍戰俘明顯少于人民軍戰俘。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志愿軍官兵与聯軍方面的溝通有較大的障礙。有很多志愿軍官兵因為相信中共干部所說的“被俘后會被殺掉”的宣傳而不敢投降。而在當時這种說法确有几分真實性。各國軍隊都有殺俘現象,程度不同而已。就當年的志愿軍而言,他們特別害怕被韓軍俘虜。因為韓軍官兵對“中共侵略軍”的仇恨很深,甚至比對日本人的仇恨還深。他們親眼看著中共軍隊入侵他們的祖國,毀坏了他們的家園,殺害了他們的家人鄉親和戰友,還使韓國人統一祖國的夢想成為泡影。樁樁暴行累累血債,深深刺痛了韓軍官兵的民族自尊心。促成韓軍官兵頻繁報复殺害志愿軍戰俘的現象。如果聯軍中有了中國軍隊,則局面必定大為改觀。志愿軍官兵陣前逃亡投降的顧慮就會大大減輕,投奔聯軍的志愿軍官兵人數肯定會成倍地增長。

聯軍只要簡簡單單地這樣去做了,戰場形勢會對共方不利得多。可以預期共方的反應會低調得多,与聯軍方面的配合會順利得多。但聯軍當局顯然在做夢,企圖以照顧共方面子的努力去取得共方的善意配合。他們根本不理解共產党那种無止境的侵犯精神。中朝共方的想法恰恰是:他們讓了一寸?那就再進一尺吧。聯軍不鼓勵戰俘去台灣并有意排斥中華民國政府介入的做法,不但沒有換來中共的合作,倒助長了中共聲討“美蔣特務”的力度。他們干脆把所有与中華民國政府有點關系的安排統統說成“非法”。于是,一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介入聯合國軍戰俘事務成為“非法”。而不是成員國并与聯合國打仗的敵人反倒取得了押回所有戰俘的“合法”權。


歷史反复告訴我們,与中共這种欺軟怕硬集團打交道,最忌諱的策略就是善意相待。誰用善意對待中共,誰就必定要被中共撕咬得皮開肉綻狼狽不堪。對于聯合國軍方面的善意,共產党不但從不領情,反而變本加厲地抹黑聯軍。共產党一方面通過特務組織在戰俘營中大搞殘忍血腥的“反甄別”;一方面將所有宣傳机器都開足馬力猛烈控訴聯軍“強迫志愿軍戰俘去台灣”。原本指望以不鼓勵戰俘去台灣的政策來換取共方配合的聯合國軍當局,反倒在五十多年里牢牢地背負著“強迫戰俘去台灣”的罪名。認真說起來,這“自討沒趣”其實不能怪共產党。共產党天生就是這德性。要怪就該怪聯合國軍當局特別是美國英國當局不長眼。明明在与惡棍打交道,卻拋不開希望惡棍發善心的夢想。

聯軍當局愚蠢的親共甄別政策的最大惡果,是使得數千志愿軍戰俘被共產党裹挾回國成了長期受害者。這類受害者具體究竟有多少,的确很難說清楚。但說“數千”還是有依据的。依据就是中共當局當年的“組織處理”標准。歸國志愿軍戰俘基本上都受到了處罰。少數人遭受的處罰較輕。但其余人中有五千以上受到了“開除党籍”、“只承認被俘前的軍籍”、“開除軍籍”或者更嚴厲懲罰。對照賀明《忠誠:志愿軍戰俘歸來人員的坎坷經歷》一書中所提供的當年“組織處理”的標准,可知受到這類處罰的人屬于“二類”或者更糟的類別。按照當年“組織上”的定義,“二類”人員犯有“被俘后長期消沉或錯誤較重”的罪過。什么叫“被俘后長期消沉或錯誤較重”呢?無非就是遲遲不表明歸國的態度、長時間“腳踩兩只船”或者曾經表示要去台灣后在甄別時又選擇回國者。而這些人的猶豫不決,很大程度上与聯軍長期的曖昧態度有關。他們一方面希望脫离共產党的控制,另方面卻因為聯軍方面的冷漠而顧慮一旦逃不成后果會更慘。而他們又不想一死了之,始終想給自己留條退路。共党組織正是利用他們的這种心態,用“不管你愿不愿意,反正是哪里來回哪里去。主動表態回國者還能得到祖國原諒。”等說法制服了他們。假如聯合國軍從一開始就以積極熱情的態度對待他們,甚至招募他們加入聯軍的話,這几千人中的多數就吃了定心丸,從而會堅定拒絕回國。聯軍長期的曖昧加上上述偏向性極重的甄別政策,促使這些戰俘們于無奈之中選擇了歸國的“保險”方案,結果自投羅网。

群眾性撒謊現象

不怀偏見的人都可以看到,聯軍努力照顧共產党面子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照理說,中共即使不感謝也不應該再指責。而中共不但繼續強烈指責,竟還不顧起碼的歷史事實進行造謠欺騙。中共無中生有地宣傳“美軍強迫戰俘去台灣”達几十年。為了欺騙中國人民,他們先嚴密地封鎖了真相。只要真相對他們的造假不利,中共絕對要封鎖。單此一件事,就可見這個党的不良內心。

當年國際紅十字會得到聯合國許可,可以不經事先通知而訪問聯合國軍的戰俘營。國際紅十字把各次訪問的結果整理成報告,這些報告分別寄給聯合國當局以及中國和蘇聯。按理說這些報告決無保密价值,而且戰俘的國內親屬非常想了解戰俘們的情況,中共當局應當及時對國內公布國際紅十字會的報告。但迄今為止,中共當局一份也沒有公布。個中緣由是很明顯的。中共已經對志愿軍戰俘事務編造了大量謊言,這些謊言与國際紅十字會的報告很不相符。一旦把報告公布出來,他們的謊言還怎么維持?

對于甄別來說,本來任何關于甄別的文章都應該介紹聯合國軍當年使用的主要文件以及甄別的實施方法。但中共恰恰要封鎖這些基本的事實。個中緣由也同樣明顯,如果讓中國人民讀到上述基本文件,看到甄別現場的照片或者其過程的真實描述,誰還能夠相信“美軍強迫戰俘去台灣”的謊言?

中國有一個靠欺騙維持權威的党當道,廣大干部群眾別無選擇只好積極投入到党的欺騙事業中去。歸國志愿軍戰俘們也是這樣。他們既是共產党的欺騙事業的受害者,又是參与者。當他們所知的事實真相与党的宣傳需要不一致時,他們往往放棄前者而服從后者。歸國志愿軍戰俘們在回憶錄中對甄別過程中的重要事實進行歪曲編造的現象非常普遍。比如張澤石,硬給聯合國軍司令部的甄別通告加上了“不愿回大陸的將送去台灣。”和“對不接受甄別的少數中共戰俘,所產生的一切后果由你們自己負責。”等憑空捏造的字句。連聯合國存檔的文件他都敢憑空編造改寫,這种人所寫回憶還有几分可信性?目前中國大陸關于志愿軍戰俘的作品基本是在服從党的宣傳需要的基礎上編寫出來的。這些東西与“畝產万斤”、“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廣大工農兵以切身體驗證明劉少奇鄧小平的反動路線害死人”等說法有何差异?

張澤石們知情而有意撒謊,似乎事前沒有想到這樣做還有風險。他們大概以為共產党能夠永世遮蔽真相,全中國無人能知道他在撒謊。他們忽略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中國古訓。別看張澤石本人在書里把自己寫得英勇,從他的歸國后所遭受的懲罰類別(承認被俘前軍籍,開除党籍)來看,他也屬于“二類人員”,即“被俘后長期消沉或錯誤較重”的那一群。加以他不誠實的品質,難保他當年沒有患得患失腳踩兩只船的行為。党在戰俘營里的耳目本來就不少。加上回國后戰俘們為了保護自己又展開積極告密互相揭發活動。每個人在戰俘營中的行為都不可能瞞過“組織上”。這种人回國后挨整,多半屬于聰明反被聰明誤。

如果,就象張澤石所編造的那樣,聯合國軍司令部關于甄別的通知里真有“不愿回大陸的將送去台灣。”這樣一句的話,選擇歸國的志愿軍戰俘就不會是六千多,有可能只剩几百人。在這种情況下,“被俘后長期消沉或錯誤較重”的張澤石們還會堅定地留在這几百人里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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