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按:

作者在貼出此文後就沒有再現身,不知道此系列是否完結。我甚至擔心他的安全問題。一晃16年過去了,大家都垂垂老矣。中共歪曲歷史的惡質還變本加厲,我們還不能放棄手中的鍵盤。


作者: mzxtd 志愿軍戰俘系列之二:甄別与反甄別(3) 2006-3-9 17:17  [Click:65]


 
志愿軍戰俘系列之二:甄別与反甄別(3)

穆正新


第三章 “強迫刺字”的真相

中國前國家主席劉少奇曾被毛澤東周恩來等誣陷為“叛徒內奸工賊”。這個罪名后來被中共正式宣告為誣陷。象這樣的大型撒謊,本來是很難使1960-70年代的中國人相信的。但是這個罪名經過那時的全國媒體宣傳了沒几天,中國人民就深信不疑了。那以后的10年里,如果誰說“劉少奇不是叛徒內奸工賊”,反而會被認為是“造謠”。現代謊言的成功并未脫离古老的“三人成市虎”原理。卻因為有成千上万的報紙、電台、書籍教材等現代化傳播方式的推波助瀾,其效果就成千上万倍地顯著。關于“大批志愿軍戰俘被強迫刺字”的謊言,也是這樣在中國“深入人心”的。當然,無論古今,任何謊言成功的先決條件是民眾的不知情。一旦民眾有机會恢复知情權時,謊言的基礎就要動搖。關于志愿軍戰俘的种种謊言也是這樣。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一些被封鎖了半個多世紀的真相。

一、刺字的起始

反_共志愿軍戰俘的刺字,始于1951年秋。是戰俘們在發覺自己面臨被強行遣返命運時采取的自救措施。

反_共志愿軍戰俘們投降或者被俘的動机,主要的是逃亡,還有的就是想投靠聯軍。中國歷代軍隊相當依賴“招降納叛”來擴充自己。因此傳統的中國軍人習慣了倒戈易幟,視反水換山頭為“兵家常事”。中共的開國將領中,朱德彭德怀賀龍等都有易幟兩次以上的紀錄。如朱德的履歷,始自清軍,繼易幟于軍閥之間,后轉戰于國共兩邊,經N次變換后才落戶于共軍。朝鮮戰場上大批志愿軍官兵本身就有從國民党軍被“改造”為解放軍的經歷。很多志愿軍戰俘們想當然地以為聯軍也喜歡招降納叛。他們滿怀“投誠”、“起義”一類的信念來到聯軍一方。完全沒有料到聯軍居然不收編他們。不僅如此,還打算把他們遣返回去。這使他們感到失望不安。

板門店談判事關戰俘們的命運,營區的戰俘們很認真地從廣播里听取每一點滴的有關消息。共方談判代表多次聲明斷然拒絕自愿遣返原則。營區的共產党組織密切配合宣傳“歸根到底,戰俘從哪里來還得回哪里去。”的決然論點。而聯軍方面的舉棋不定態度則加重了反_共戰俘的失望与恐慌。被強迫遣返的前景籠罩著他們,他們急于想辦法自救。而借助國際輿論傳達自己心聲几乎是唯一可行的措施。釜山、巨濟島等地的戰俘營是相當開放的。各國記者、國際組織、還有些學術机构等經常訪問戰俘營。兩派戰俘都利用這种開放性伸張自己的主張。反_共志愿軍戰俘們也想借刺字這种活動發出比較強烈的信號去喚起各國的關注。戰俘高文俊先生回憶說:

“頓時發現沒有回台的絕對把握!這是實情,但也不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斃。官階較高的國軍軍官,老成持重,深謀遠慮。他們确實起了骨干和決定性的作用,确信化被動為主動,必須積極爭取,一切「操之在我」。与此同時,深怕日久生變,對我們更為不利。為了說服聯軍堅持「志愿遣俘原則」的立場,我們須有突破性的作法,和締造新形勢的野心。故須鼓動風潮,造成聲勢,已是全體弟兄奮斗的不二法門。

于是乃有效法岳飛刺字之議,自從聶安云、吳建生等五人開始刺字以后,大家便不約而同的急起直追,瞬間風行起來!所謂「刺字」(又名刺青),即是在手臂、胸前或后背,先用墨水畫成圖畫或書寫中英文后,然后用普通「針」,按照字跡或圖形,用力把針扎進肉里去。既無消毒,亦末注射麻醉藥物,就不用說有多疼了!除少數人有免疫功能外,絕大多數的弟兄,都要承受紅腫和發炎的后遺症。還有少數人在刺字處不但發了炎,同時化了膿。所幸戰俘營醫藥設備不錯,全沒有造成大礙。”


這就是刺字的起始。它是處在前途渺茫且十分無助境況下的戰俘們自發的行動。根本沒有什么“美軍的命令”,“台灣的指示”等等。當然,中共若承認這個事實的話就等于承認它自己不得人心。所以他們一定要用別的說法來解釋。共產党總是把背棄自己的人說成“極少數”。如果整個事情暴露在國際場合下,沒有辦法說成“極少數”時,就改說當事人都是“被迫的”。實事求是說,甄別前戰俘營區情況比較混亂。七、八千人關在一起,兩派人員混雜爭斗。這些爭斗有時達到“你死我活”的程度。酷刑折磨与凶殺的事件并不罕見。在這种情況下,出現個別強迫刺字的案例是可能的。但聲稱“大批”或者“很多人”遭到強迫刺字,則明顯違背了事實。只要對營區的基本情況知道略多些,所謂“很多志愿軍戰俘遭到強迫刺字”的謠言就會不攻而破。

二、拒絕刺字并無困難。

一個使得“強迫戰俘刺字”難以成立的事實就是親共的紅色戰俘們很容易脫离反_共營區。我們知道,搞任何強迫性活動,首先要能夠將被強迫的對象牢牢控制住,強迫才有可能實現。假設中國的勞改犯們一不高興就能卷起鋪蓋回家去,請問共產党還怎么對犯人進行“強迫勞動,以觀后效”?當年戰俘營里紅色戰俘們可以隨時抬腳走人,直奔“小延安”里去。請問反_共組織怎樣在這种情況下搞“強迫刺字”?而當年戰俘營區里恰恰就是這种情況。聯軍的管理措施很有利于紅色戰俘离開反_共營區,卻不利于反_共戰俘离開共產党控制的營區。這些事實不但被各國記者報道過,被國際紅十字會等組織觀察過,也得到歸國志愿軍戰俘們間接證實。

當年在釜山、巨濟島、濟州島等處采訪的記者曾報道過,聯軍對親共和反_共戰俘營的警戒措施是很不同的。由于親共戰俘營區戰俘逃跑或者制造騷亂事件的傾向性較大。所以聯軍對親共戰俘營區的防范也十分嚴密。親共營區不但有多層高大鐵絲网,周圍的沙包堡壘崗樓等工事也特別多。而反_共戰俘營區的警戒措施卻完全是另一番景象。1952年5月16日,合眾社記者報道了釜山附近一個關押著一万多名反_共戰俘的營區的情況。他發現營區周圍竟沒有聯軍的崗哨。而營區的鐵絲网只有一層,兩英尺多(不到一米)高。戰俘們穿的都是美軍的戰斗皮鞋。任何人可以輕易地踩著鐵絲网跨出去。該記者問營區司令官說“如果戰俘要逃跑你怎么辦?”那司令官爽快地回答說:我就站在這里分發糖果給他們送行,祝他們好運。聯軍知道反_共戰俘們無意逃跑或搞營區暴動。因此懶得花功夫去看管他們。試問在這樣的營區里生活的紅色戰俘,要离開它能有多大困難?如果他們本人當面向聯軍監管當局說明愿意回國的意向,當即就會被轉去紅色陣營。

當然,并非每個反_共戰俘營都放任到這种程度。然而聯軍監管當局對反_共戰俘營區的開放性是處處可見的。紅色戰俘仍有很多机會可輕松离開反_共營區。比如,反_共志愿軍戰俘在營區周圍的山坡上開荒种地養牛放羊。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歸。聯軍并不禁止,也不擔心他們逃走。還有,戰俘外出勞務的時机會也很好。戰俘營關押著十几万人,相當于小縣的人口。每天都有大量的生活物資需要搬運倉儲分發;營區及其周圍的房屋、道路、供水供電和其他設備也需要建設和維修。各營區戰俘几乎天天都要外出干勞務。聯軍對外出勞務戰俘的監管很松。而對反_共戰俘們更是放任。往往不派衛兵跟隨。戰俘們在外自由活動的空間相當大,有些戰俘趁机東遛西逛干自己的事,甚至去嫖妓。

這是真情。擁有十几万青壯男性的戰俘營區一度成為韓國最熱絡的賣淫市場之一。別看戰俘們是囚徒,他們手頭擁有的“嫖資”還是很可觀的。聯軍基本上比照美軍士兵的標准給戰俘們發放食品、服裝和日用品。比如香煙,每人每天十支,跟美軍士兵一樣。而香煙、罐頭、衣服、鞋帽、洗漱剃須用具等等是戰爭時期十分緊缺的物資,用作嫖資很合适。有些戰俘還用自己收成的庄稼以及牲畜家禽等向當地民眾換取了現金。戰俘們可觀的消費能力吸引了大批妓女來到戰俘營周圍安營扎寨。韓國警方1952年5月的一次掃蕩行動就從巨濟島戰俘營周圍移走700余名妓女。如果戰俘營象中共報紙描繪的那般森嚴的話,這种“娼盛”現象根本無法出現。 

聯軍當局對兩派戰俘不同的管理措施,使得戰俘難以逃出共產党控制區,卻很容易從反_共陣營轉往共產党陣營。就如同大陸人很難逃往香港,而港人很容易“逃”入大陸一樣。聯軍當局一直致力于隔离兩派戰俘。因為營區兩派戰俘混居頻頻造成沖突傷亡事件,給共產党提供了抹黑聯軍的宣傳借口。聯軍當局巴不得盡快將兩派戰俘徹底分离開。任何紅色戰俘,只要本人向聯軍當局說明自己的意愿,都會被盡快地送往親共營區。身處反_共戰俘營區的紅色志愿軍戰俘想轉往“小延安”并沒有什么障礙,只看自己有沒有意愿而已。戰俘營里的實際情況,并不是共產党宣傳的那樣紅色戰俘們被“強行”扣押在反_共營區遭受“強迫刺字”,而是許多紅色戰俘們故意不走,堅持要留在“敵占區”。

三、人民日報瞎編戰俘營的情況

中共曾經下功夫去編造戰俘營的陰森可怖景象。現在這些粗糙离奇的瞎編已成了關于“強迫志愿軍戰俘刺字”謊言的有力佐證。人們可以拿著這些文章問中共,如果當初你們不打算蒙人的話,為什么要瞎編這些東西?請看人民日報1953年10月6日一篇文章對巨濟島戰俘營區的描繪:

“這些集中營都設置在空曠地上,周圍有六道通有電流的高大鐵絲网,鐵絲网內外碉堡林立,四周站滿了持槍實彈的美國兵,并經常有坦克、裝甲車往返巡邏,戒備極其森嚴。入夜,敵人巨大的探照燈在我方被俘人員住的帳篷上來回照射,血紅的曳光彈不時從被俘人員的頭上掠過,軍用狼犬發出駭人的嚎叫。在鐵絲网內還密布著許多敵人的警備隊員,我方被俘人員不得隨便走動一步。到處都可以听到酷刑下的慘叫和呻吟,每個被俘人員隨時都可以被拉出去秘密訊問。恐怖籠罩著這個小島。”


這位人民日報記者很可能連戰俘營的照片也沒有見過。所以才能這樣地純靠想象力去編造。反正党重視的是宣傳效果,并不在乎事實。該記者白紙黑字寫下的這些東西,不但与當年各國記者的采訪報道以及照片資料嚴重不符,也与從戰俘營歸來的志愿軍戰俘們的回憶相矛盾。

現在國內關于戰俘營情況最詳盡的回憶資料集就是《考驗:志愿軍戰俘美軍集中營親歷記》一書。該書由數十位歸國志愿軍戰俘參加撰寫,可能征詢匯集了數百戰俘的回憶。該書編委會在書的第3頁上這樣形容戰俘營:“戰俘營場是用雙層帶刺鐵絲网圍成,四周設有崗樓,配以電話、机槍及探照燈,由美國士兵或南朝鮮軍人擔任固定崗哨或日夜巡邏。”

志愿軍戰俘見到的是“雙層帶刺鐵絲网”,而人民日報記者給寫成了“六道”。且不知該記者從何處得知鐵絲网“通有電流”。許多在營區拍攝的照片顯示那些鐵絲网并非電网。戰俘們經常在鐵絲网旁邊活動,還在上面懸挂各种標語和圖片等。歸國志愿軍戰俘提到他們曾利用鐵絲网辦畫展。孫振冠的回憶中提到一些戰俘“扑在鐵絲网上,含淚眼看著我們”的情景。還有歸國志愿軍戰俘回憶起“叛徒”或者自己人翻爬鐵絲,或逃跑或送信的事。如果鐵絲网“通有電流”的話,誰敢這樣做?當人民日報發表這篇東西的時候,張澤石孫振冠們已經回到共方了。記者恐怕沒有和當事人交談過就下筆寫文章。可見那時中共的造假活動怎樣地忽略“質量把關”。


還有“軍用狼犬”。如此“駭人的嚎叫”,在《考驗:志愿軍戰俘美軍集中營親歷記》一書中,竟無一人提起過。不知道人民日報記者是從哪里听來的?說起“犬”來,當年戰俘營區里還真有不少“犬”。可那是戰俘們自己養的“愛犬”。在長期關押的日子里,很多志愿軍戰俘們閑不住就在營區周圍開荒种地,還養起了牲畜家禽和寵物。包括牛、羊、雞、豬、兔、貓、狗等等。1953年9月戰俘們移往中立區時,聯軍當局允許他們帶走所有由他們自己飼養的動物。較大的動物因為顧慮中立區無法放養而沒有帶去。一些小動物,如雞、貓、狗等卻帶去了。志愿軍139師政委賀明,作為志愿軍觀察員在中立區現場觀察戰俘入營登記。他看到了許多戰俘抱著雞揣著貓牽著狗的情形。但他后來寫書時只寫狗,還拐彎抹角地把它們說成“通信狗”。以便給反_共戰俘們添一點“特務”色彩。而這位人民日報記者的想象力更丰富。他居然看到了戰俘們沒見到的“軍用狼犬”,還身臨其境地听到了
“駭人的嚎叫”。

至于入夜以后“血紅的曳光彈不時從被俘人員的頭上掠過”,更屬創造性的想象。不知該記者能否解釋:美軍干什么每天晚上要浪費那么多彈藥?“入夜”以后戰俘都躺下睡覺了,美軍要怎樣射擊才能使子彈“不時從被俘人員的頭上掠過”?

四、反_共組織曾鼓勵戰俘們刺字,并不強迫刺字,更防止假刺字

首先,刺字不是反_共戰俘營區內的硬性規定或者統一的要求。反_共組織曾經鼓勵戰俘們參加刺字。但戰俘們仍然能按照自己想法決定要不要參与刺字的活動。去台灣的那一万四千余反_共志愿軍戰俘,參加刺字者還不到一半。這個數字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1980年代兩岸開放探親。很多赴台志愿軍戰俘急于回國探親,卻又顧忌身上的反_共刺字會惹麻煩。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台灣當局進口激光手術設備為他們免費消除刺字。當年負責進行這項手術的台北榮民總院皮膚科負責人向報界說,有資格免費接受這項手術治療的老兵約七千人。其中包括去台志愿軍戰俘,也包括1950至60年代駐守金門馬祖等外島的一些國軍老兵。扣除后一部分老兵,則赴台的反_共志愿軍戰俘中身有刺字者就少于七千人了。可見當年即便在反_共志愿軍戰俘營區,沒有刺字的戰俘仍然占多數.。他們選擇不參加刺字,并沒有什么不利后果。如果反_共志愿軍戰俘營存在每個戰俘都要刺字的硬性規定。就不可能出現這种情況。而當年國際媒體從營區發出的報道和許多當事人的回憶也都表明,刺字是基于自愿的活動。

其次,刺字也不是反_共組織制服或者逼迫親共戰俘放棄回國志愿的措施。中共宣傳當局有一种說法,聲稱美軍當局和反_共組織使用暴力在“愛國戰俘”們身上刺上反共口號,造成既成事實使得他們不敢回國,從而不得不去台灣云云。這种說法得到一些身上帶有刺字的歸國志愿軍戰俘的支持。他們歸國后都一口咬定自己身上那些字是被強行刺上去的。不少人還聲稱曾有被“打昏過去”等情節。歷史已經反复證明這种為党而作的表態從沒有多少真實性可言。但我們都清楚,志愿軍戰俘們回到共產党統治下后,除了這一套以外不可能有別的說法。即便他們敢說出和党的要求不一致的事來,党也不會讓他公開發表出來。我們可以從中國人民一夜之間“認清”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真面目”,一夜之間“看透”前蘇聯老大哥“亡我之心不死”等等政治表態中看出相似性來。不必我多說。

前面已經指出,紅色戰俘要從反_共陣營里逃出去是很容易的。這個情況使得“強迫刺字”難以成功。此外我們還有另一個更直接有力,連中共也難以否認的事實。那就是所有從反_共戰俘營區出來的共產党組織領導人都沒有被刺字。比如趙佐瑞(王芳)、孫振冠、魏林、杜崗、李喜爾等等,都沒有被刺字。他們的身份早已暴露。他們通常在被俘后不久就被認出軍官身份。如果反_共組織真想利用刺字來迫使親共人員放棄回國意愿的話,這些共軍頭頭必定首當其沖,成為第一批被強迫刺字的受害者。“打蛇先打頭,擒賊先擒王”的道理是人人都懂的。反_共志愿軍戰俘當然也懂。這些共党領導人都在反_共戰俘營區呆了很長時間,還曾經因為帶頭鬧事或者秘密串連企圖奪權等活動被聯軍當局隔离關押過一段時間,然后又回到了反_共戰俘營區。他們的親共領導者身份在營區是人人皆知的。按理說這些人屬于反_共組織的“嚴打重點”。反_共組織哪怕先不“強迫”他人,也一定要“強迫”這几個頭頭就范。把他們都刺成“沒臉回國”的樣子,樹立起“榜樣”來“教育”其他的親共戰俘,不就方便多了嗎?這些共党組織領導人全都幸免于所謂的“強迫刺字”的事實令人生疑。為什么反_共戰俘組織一而再再而三地放過這些最需要被“強迫刺字”的對象?難道是反_共組織有意照顧“我党”領導,規定了“領導同志免刺”的政策?這當然是開玩笑。真有如此照顧共党領導人的“美蔣特務”話,還不如叫做“共党特務”更合适些。


五、刺字是可信標志和榮譽象征,需要事先得到批准。

共產党領導人在反_共戰俘營這個“敵占區”里活動了几個月甚至大半年而沒有遭到“強迫刺字”。并不是因為他們受到“美蔣特務”的照顧,恰恰是因為他們遭到反_共組織的鄙視。是這些共党骨干們在政治上不合格,所以反_共戰俘組織不允許他們參加刺字。這個事實可能出乎很多人的預料,但它是真的。

是的。刺字是可靠成員的標志,也是一种榮譽象征。“反_共抗俄”這几個字,并不是誰想刺就能刺上的。反_共戰俘組織知道共產党千方百計進行滲透和破坏,故很重視陣營內部的純洁性和一致性。在刺字興起之初,反_共組織曾經鼓勵對戰俘們積極參加刺字活動。但是很快就發現有些共党分子也跟著摻和,想利用刺字偽裝成反_共斗士進行滲透。于是他們采取了防偽打假措施。高文俊先生回憶說:

“不過,最初對剌字之人,偏重了量,并未注意到質的問題。因旨在讓大家表態,所以成了「韓信將兵,多多益善」。以致有少數人真的是「戴孝帽子哭丈人,裝模做樣」!其后發現中共滲透份子劉林、宋明、王丑則、張歷全等人,亦以刺了字后而混入營區。于是改采「擔保—審批」方式進行。即在刺字前須經二人擔保,再經反_共組織認可,否則不准私自進行。有了這一措施,果然使原本忠貞之人而愈加堅定。一人如此,人人如此。終能凝聚万眾一心,打出表里一致的反_共招牌。”

其他方面的資料也證實了高先生的回憶。芝加哥大學社會組織研究中心當年在戰俘營從事組織行為方面課題研究。他們訪談了很多戰俘。其中包括反_共志愿軍戰俘組織的領導人。有一位領導人向訪談人員介紹了刺字的審核批准程序。他說他們的組織(反_共抗俄同盟,ACFR)在營中分三級:中心總部,支部和小組。一個戰俘要加入該組織,須由一人介紹,三人擔保的形式提出申請。經過小組成員討論后交由支部審核,然后再上報營區的中心總部。經總部審核批准后,該戰俘就成為正式盟員。到了這時才許可他在臂上刺“反_共抗俄”的文字。(A candidate for membership had to have a party member introduce him and three party members to guarantee him. The application first went to the cell, where, if approved, it was
forwarded to the branch. Finally, it was sent to the central organization of the ACFR. If a man was approved, he was permitted to tattoo the words “anti-Communist fight Russia” on his arm.)

刺字的戰俘們以“鐵血盟誓”的觀念看待刺字。那几個字或者圖案不僅標志了一個可靠的組織成員,也激發著成員們的團隊歸屬精神(esprit de corps)。成員們心中既有舍命奮斗的榮耀,也有不离不棄的信義。由于這樣的榮譽感,反_共戰俘們痛恨一些親共人員偽裝反_共姿態,借刺字騙取信任的行徑,也痛恨一些宣誓反_共參加刺字而后又背棄誓約的人員(他們未必是共党特務,可能因為想家或被共党特務說服而改變主意)。一經發現刺過字的人員背棄承諾,反_共戰俘們即對他們采取嚴厲態度。1952年4月8日,反_共戰俘們對這類親共人員采取了很不人道的報复措施。

六、親共人員被強迫刮除刺字

1952年4月8日聯軍進行甄別前夕,72營區有48位刺過字的戰俘公開宣布改變態度要求遣返。頓時激起反_共戰俘們的憤慨,并導致了強迫他們刮除刺字的報复活動。

那天反_共志愿軍戰俘的行為的确缺乏理智。大家都清楚共產党不會容忍那些刺字。這48個人自己不刮除的話,共產党饒不了他們。反_共戰俘們沒有必要在刺字上和他們過不去。之所以如此激憤,有三個原因。一是因為刺字來之不易,這些人曾經因為刺字宣誓等獲取了大家的信任和尊敬。他們背叛誓言的行動就令其他戰俘感到侮辱。于是情緒沖動起來要求他們“把刺字留下”。二是這兩天聯軍反复廣播《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部及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部聲明》和《聯合國軍司令部關于展開甄別的通知》,使得反_共戰俘們的心情相沉重。而這48位偏在這個的時刻公開背叛而去,就象在反_共戰俘的傷口上撒鹽。

其三,更令反_共戰俘們難以容忍的是這些人無必要地激惹眾人。他們的行為不是自保,而是挑舋。假如他們想自保想回國,最好的方式是不動聲色地等待十几小時。天亮后開始甄別,他們即可經由甄別程序自然轉入紅色陣營。反_共陣營歷來不禁止甄別,因此這些人百分之百能成功离開。這樣离開是最安全最簡便的方法,不吭聲什么也不要說就行了。他們本來就善于忍耐隱瞞自己身份。多數人已經喬裝反_共姿態好多個月甚至快一年了,何差再保持十几個鐘頭?況且聯軍通知也明确勸告戰俘不要將自己的選擇公開說出來。但他們卻故意出頭搞煽動號召。這种挑舋對其他戰俘的刺激尤其強烈。

他們這樣冒風險,很反常也很不必要。明顯地不是出于他們自己的決定,而是共產党組織強要他們這樣做。這樣干很容易引發沖突傷亡。大家都很清楚。假如這些戰俘從自身利益角度出發考慮問題,絕不可能這樣去自找麻煩。但從開城的李克農或者北京的周恩來角度看就完全不一樣了。這樣干對党的利益極大。因為反_共戰俘們的情緒剛剛受到聯軍反复廣播兩份通知效果的沉重打擊。中共特務人員趁机出頭宣傳“哪里來哪里去”,能夠進一步打擊反_共戰俘們的信心,從而促成更多戰俘回歸。至于引發沖突傷亡,也正是共方歡迎的。沖突傷亡正好幫助共方指控“美李蔣法西斯罪行”,也幫助共方從“最可愛的人們眾叛親离”的難堪局面中挽回一點面子。北京与開城一直高度渴望戰俘營中傷亡事件的發生。中央的利益當然壓倒戰俘營內的戰俘身家性命的“局部利益”。營區中共產党除了努力貫徹中央的精神外不可能有其他選擇。他們積極促進沖突和傷亡。4月8日晚,當72營區50名親共志愿軍戰俘公開表明不去台灣的意向時,反_共戰俘立刻群情激憤,嚴令其中48名已經刺字的戰俘們自行刮去刺字,否則強迫執行。結果這48人的刺字全部被刮除。

七、吃人肉事件

第二天,72戰俘營區進一步出現了“吃人肉”事件。這個事件的主要人物是72營區的軍官大隊的大隊長譚新東。他搜集了8日晚從親共戰俘身上刮除的表皮,約有一洋瓷飯碗。然后混合了兩只牛肉罐頭,做了一大碗肉湯,約董仲謙同吃,吃完后才讓董知道。

人吃人肉。無疑是恐怖野蠻的行為。但那時譚新東并不這樣看。他認為“食其肉寢其皮”反映出他与“共匪”的深仇大恨。不如此無以表達他對“共匪”的義憤。他到台灣后還把此事當作英雄舉動主動向報界披露。值得指出的是,當年的反_共戰俘們為了表達“与共匪不共戴天”的意志時并不避諱使用“恨不得吃他們的肉喝他們的血”一類言詞。在他們向國際社會發出的公開呼吁書中也包含這類言論。在50多年前,這些言行不僅易被意識形態上的敵我仇恨的美化,還能得到中國傳統的“忠即是良”的理念的支持。當年戰俘營的刺字活動被當作效法岳母刺字、精忠報國的義舉。而岳飛關于“渴飲匈奴血,飢餐胡虜肉”的著名詩句也成為他們心目中的“英模標准”。人類文明始終在不停進步。以我們現代人的觀念,在評論岳飛的《滿江紅》時已經無法繼續正面地稱贊其飲人血,餐人肉的气概了。當然也不會肯定譚新東的“食其肉寢其皮”的“義舉”。

譚新東的“食其肉寢其皮”,卻讓中共宣傳當局如獲至寶。“敵人的殘忍就證明我們的正義”。所以中共要把敵人描繪得越殘忍越好。几十年來中共宣傳机构不惜筆墨對這個事件進行改編膨脹,使這個事件面目皆非,變成了一樁“極其殘忍”的“破腹挖心”的滔天大罪惡。

首先,中共宣傳机构把事件中的主要當事人換掉。因為譚新東出身新四軍,是中共老党員。“吃人”者具有這個身份顯然對中共形象不利。一定不能提。目前國內出版的大部分宣傳材料要么稱凶手是李大安,要么說是王順清。反正一樣,這兩人都不是中共党員出身,給他們加任何罪行都很放手。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去台灣志愿軍戰俘的所回憶的情況判斷,1952年時李大安已經不在72營區了。另一些資料顯示,李大安有可能早在1951年8月就被共產党組織暗殺了。中共宣傳机构把大量罪惡加在這個人身上,似乎有种“死無對證”的放心。

其次,把刮去刺字夸大成“連刺几十刀”,割下“大塊”肉、直至“破腹挖心”等等,吃人皮肉也改成“用人心包餃子”甚至炒肝烹腎等多种花樣。靳大鷹的《志愿軍戰俘紀事》一書里這樣描寫:“旁邊放著七個大盆,里面是割下的人肉。另外兩個盆里放著林學甫陽文華的兩顆鮮紅的心臟”等等,足夠把膽小的讀者嚇暈過去。人民日報上還曾白紙黑字地報道了許多奇异可怕的酷刑:“人類所難于想像的酷刑,像倒懸、串指、火油灌口活活燒死,用蒸籠活活蒸死,沸水煮死等等美國的‘文明’刑法,全部用到那些堅決要求回祖國的人身上了”。真是駭人听聞。

但“愛國”的志愿軍戰俘們卻不能證實人民日報的發明創造。廣大“受害”的親共戰俘在“受害期間”從未向國際組織和媒體揭露以上罪行。他們大概要回到祖國認真學習党報精神以后才能回憶起很多遇難經歷。而親共戰俘在戰俘營里并不是不敢說話。他們曾通過國際紅十字會代表反映過鞋不夠穿,要求多發;他們也曾向該組織控訴過美軍對營區斷水斷糧的“罪行”等。他們更喜歡直接向各國記者傳達信息。懸挂大幅抗議標語,舉行營區內大示威等是最常用的手段。如果營區有人死了,不管死因如何,他們總要用在鐵絲网上懸挂大幅英文標語說:我們的人被美軍如何如何虐待屠殺致死,我們要求保障生命安全等等。郭兆林、張合順等人領導“抗美援朝同盟會”曾將死者的遺體連同大幅抗議標語置于門口的鐵絲网邊。既不讓聯軍抬走尸體也不許聯軍衛兵進來。就是要吸引各國記者觀看拍照。602親共戰俘營的戰俘們制作丑化美國和韓國領導人的漫畫,有意外挂在鐵絲网上讓各國記者來拍照。孫振冠、魏林等与美聯社常駐巨濟島戰俘營記者混得很熟,多次委托他向外界披露消息、向監管當局反映情況等等。有這么多机會這么多渠道,他們就是不肯揭露上述“人類所難于想像的酷刑”,拒不帶國際紅十字會代表和各國記者去看看蒸人的蒸籠和煮人的鍋。不知人民日報怎么解釋這些?

中共宣傳机构還對事件中受難傷亡情況加以任意編造。其夸張能力實在惊人。1953年10月6日人民日報報道,僅“甄別大屠殺”這一次事件,“据被俘人員所親眼看到的統計(當然極不完全)這次慘遭殺死的有九十七人;被割肉的有三百余人;被打成重傷的有三百四十余人;輕傷在千人以上”。人民日報這篇報道發表后僅兩個月,歸國志愿軍戰俘們在昌圖歸管處舉行追悼會。會上追悼的所有烈士中,死于“四八甄別”的僅有四人:林學普、陽文華、戚中堂和張振潼。97變4,這是多大的水分?而且還“當然極不完全”!我不知道追悼會上有沒有人拿著兩個月前的人民日報問說,党報明明報道那天犧牲97個人,怎么你們今天才追悼4個?剩下那93個烈士被你們弄到哪里去了?

中共編造和指控敵人的殘忍,并非要杜絕殘忍事件的再發生。相反,党的意圖是捍衛本党的獨家殘忍權。譚新東吃人肉時所持的理念在共產党的體系中不但不陌生,恰恰是中共思想體系中備受推崇的部分。這理念就是對政敵要恨要狠,恨到不共戴天,狠到無視道義底線。文革時期中國的廣西等地發生了大規模吃人事件。事件的參与者就是在高度仇恨、高度狠毒的革命精神驅使下去吃人的。社員群眾以革命的名義吃掉地富反坏,工人階級以革命的名義吃掉走資派,學生小將以革命的名義吃掉反動校長等等。雖然沒有進行全面調查尚不能肯定,但我猜測中國大陸有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后一個發生群眾性吃人事件的地區。身為華人,要為自己的民族到這么晚還這樣大規模地吃人感到恥辱。更要認真反省那一門西洋邪教几十年來對中華文明的深度破坏以及未來對我們民族子孫后代所形成的嚴重后遺性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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