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按:
本文發表於台灣《中央日報》,時間約是1998年5月下旬。2001年前儲存的檔案因為被駭客入侵後處置不當而全部遺失。這篇是後來找出來的一部分,但是沒有具體日期。如果有朋友能幫我找到2001年前的相關日期,非常感謝。
北京再次出賣印尼華人        凌鋒      
    五月中旬,印尼首都雅加達發生大暴亂,暴徒搶掠燒殺,有五百多人被燒死在建築物內,包括商場的職工和搶掠商場的暴徒。消息震驚世界,外國紛紛撤走在印尼的僑民,媒體也大事報導。但是中國大陸大概有特殊的“國情”,所以中宣部還特別發文,要媒體低調處理印尼暴亂的消息。但是,印尼的暴亂,在全世界所有國家中偏偏就是和中共最有關係,為什麼當局卻要低調呢﹖我們真要好好分析這個“國情”了。
    去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印尼,由於印尼欠下一千多億美元的外債,導致印尼盾大跌,物價飛漲。印尼的蘇哈托政權不但專制獨裁,而且憑借特權,壟斷資源,大事搜刮,家族有上百億美元的財產,造成官場的腐敗和貧富兩極分化。而在印尼經濟面臨危機時,蘇哈托家族還不願放棄利益、從事改革,自然引起群眾的不滿,各地已經不斷發生小規模的騷亂,而被攻擊的目標往往就是當地的華人,這不但是因為華人較為富裕,而且統治者常常以犧牲華人來轉移老百姓的視線。在這大暴亂之前,九四年曾經暴發過排華騷亂的北蘇門答臘首府棉蘭市在五月五日就發生騷亂,短短三天內有三千多間華人商鋪被焚。其後騷亂蔓延到首都雅加達和其他地區,華人繼續成為泄憤的對象,以致有的被暴徒燒死。
 
    這次大動亂的導火線是政府宣布燃料和電力加價,使群眾的不滿火上加油。但反抗運動存在兩條戰線﹕學生提出的政治口號是要總統蘇哈托下台,被軍隊開槍鎮壓﹔而蘇哈托去埃及開會時軍隊對打家劫舍的暴民卻不鎮壓,導致暴亂蔓延擴大。
    而北京對事件之所以感到敏感,首先是因為印尼這場學生運動也是要求改革,反對專制獨裁和貪污腐化,和九年前北京爆發的學生運動如出一轍,連時間上都一樣,因為九年前的這個時候北京學生正好是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和安營紮寨。這種巧合,當然令中共當局心驚肉跳。
 
    其次,中共和蘇哈托政權是惺惺相惜的。不但在豪門家族利用特權、貪污腐敗方面是難兄難弟,而蘇哈托當年屠殺幾十萬人換來政權的“穩定”也被北京視為樣板,因此“六四”後中共也有“殺二十萬人換取二十年穩定”之說。現在蘇哈托政權出現危機,中共就如喪考妣,所以要封殺有關新聞。不但如此,還發表聲明給蘇哈托打氣,相信他能控制住局勢云云。西方國家還敦促蘇哈托以改革來擺脫困境,同是“亞洲價值觀”的馬來西亞媒體還批評蘇哈托對事件要負責任,中共卻避談改革和責任,可見其特殊心態。
    第三,北京之所以低調處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所宣傳的“民族主義”被無情的揭穿。眾所周知,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失靈以後,中共只能靠“民族主義”加強其所謂的“凝聚力”,以“炎黃子孫”、“血濃於水”等動人口號要海外華人,包括已入外國籍的華人向中共效忠,以示“愛國”。因此出現楊振寧、李振道式的美籍“愛國”學者,向中共出謀獻策,提供高科技﹔也出現東南亞的華人“愛國”資本家,到大陸大舉投資。後者還成為當地的排華借口,令廣大華人遭殃。這些資本家“愛國”愛到跑來美國為中共同白宮拉線,以致涉及亞裔的政治獻金案。可是一旦印尼出現“排華”活動,當地華人就被中共排斥在“炎黃子孫”之外,他們流出的鮮血已不再濃於水,而是趕緊要讓它淡出,并加以清洗,不給大陸的中國人知道。
    這次印尼出現大規模的“排華”運動,當地華人走投無路,亟需北京伸手救援的時候,就是不可能接僑、護僑,至少也應該表示對當地華人處境的關心,但北京不但在這些方面不置一詞,居然還發表聲明,將這些“排華”活動視之為印尼的“內政”,因而不加“干涉”。這使印尼的那些“排華”政客更加囂張,所以有輿論質疑軍隊選擇向由華裔創辦并有五成非原住民就讀的特利剎蒂大學開火,從而打死六名學生不是偶然的。
    中共向已加入外國籍的華人進行“民族主義”的宣傳本來就不妥當,因為等於鼓勵他們背叛已經入籍效忠的國家,至少對華人如何融入當地社會是不利的。而利用海外華人,然後就將他們出賣和丟棄的行為就更加令人齒冷。三、四十年前中共因為“世界革命”利用當地“愛國華僑”搞“革命”,使當地的華人上了一次大當,有些就死在蘇哈托的刀下,這些冤魂死也不會想到後來的中共政權會和蘇哈托政權如此心有靈犀一點通。如今中共借“發展經濟”利用華人,然後又置之不顧,聽任印尼的一些政客來魚肉。包括印尼在內的海外華人什麼時候才能真正認識中共的本質而有所醒悟﹖
    至於台灣保護和接回“台僑”,主要就是台商,這是和當地的老僑相對而言,這種分別在那裏是比較明顯的。印尼的老僑同其他東南亞國家如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老僑情況有不同,因為印尼和中共在一九五零年就建交,當時的蘇卡諾政權相當親共,中共的地下黨在印尼也非常活躍,所以那裏的僑社基本上是親共的,親台的僑領章勳義很早就被印尼當局驅逐出境而到了台灣。如果說台灣有什麼影響力的話,主要也是蘇卡諾下台之後,正好台灣經濟發展而到印尼有越來越多的投資。而六五年後被印尼當局全部封閉的華文學校,也是到了台商在印尼有較多投資以後,才准予興辦台商子弟學校,保留了那麼一點點的中華文化。
    也由於大部分印尼老僑認中共為“正宗”,台灣要在那裏擴大影響力并不太容易,特別是中共和印尼復交之後。但在近來排華活動日益頻繁的情況下,印尼的台商除了組織一些賑濟活動以加強同印尼人民的友誼之外,台北駐那裏的機構也應對那裏的老僑表示適當的關懷,例如在全印尼設立的十七個緊急集結點,也開放給走投無路的當地華人。這和中共的冷漠可以有個鮮明的對比,體現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真正價值。當然,在技術上也須謹慎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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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大女婿可能被清算﹖         凌鋒
    據香港媒體的報導,中國有色金屬(香港)總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方大
成已被北京檢察機關拘留,主要是涉及經濟犯罪事宜。方大成是鄧小平的大
女婿吳建常的得力助手,原本已到美國“發展”,最近回中國大陸時被扣。
他的被拘留審查,可以看作是鄧小平家族進一步失勢、而且隨時可以被開刀
的又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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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華人受難,國際關注安在﹖          凌鋒
    印尼爆發大動亂,我的心情沉重是可想而知,因為那可算是我的第二故鄉,曾度過了我的孩提和青年時代。在香港面對九七問題迫使我考慮“後路”時,是否回印尼也不是沒有想過,但是很就加以快否定了。主要是三個原因﹕第一,它是個獨裁政權﹔第二,對華人有自上而下的種族歧視﹔第三,容易煽起宗教狂熱。而這三者又往往和暴力連在一起,比目前的中共政權更
不能使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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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記者被訓斥,一國兩制已走樣      凌鋒
    四月初,朱鎔基進行了他出任總理後的第一次出訪,他選擇了發達的資
本主義國家英國和法國作為他的“第一次”,想來也是把“向錢看”作為頭
等大事了。以西方政經界人士和傳媒對朱鎔基的歡迎,不難掀起“朱鎔基旋
風”。然而在倫敦,外長唐家璇將抗議的西藏人比作“嗡嗡叫”的蒼蠅使他
的出訪失分後,在巴黎,又發生中共駐巴黎大使館一等秘書蘇旭怒斥無線電
視記者廖忠平的醜劇,不但引起香港輿論大嘩,也導致西方國家的批評,正
在北京訪問的美國副國務卿皮克林也批評限制記者提問是不適當的,香港應
該維持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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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聞江核心飛機被竊聽
送交者: 凌鋒 于 January 21, 2001 09:07:32:
核心忽傳遭竊聽,
歡呼鼓掌真叫絕﹔
剃人頭者被人剃,
螳螂之后有黃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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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產金融受新一輪風暴的衝擊        凌鋒
    一九九八年剛開始,東亞金融風暴繼續發展,由於印尼政府公布不切實
際的預算案,造成印尼盾匯價重挫,并且引發社會危機,東亞其他國家和地
區也受連累,剛被禽流感搞得焦頭爛額的香港,又被新一輪的金融風暴波及
,由於銀行加息,加上百富勤投資爆發危機,使香港的經濟金融形勢更加惡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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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雞聲中除舊歲,祈求今年不更壞          凌鋒
    “香港九七”渡過了最後一分鐘。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開始到元旦前的的
最後幾天裏,香港人竟在殺雞聲中度過,三天內用各種手段宰殺了一百四十
萬隻雞,使“香港九七”的主權移交充滿詭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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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中歐三角行            凌鋒
    秋高氣爽,在紐約定居了一年多後難免驛馬星動,出外旅遊,增長見識
。這幾年來想去的地方是東歐,正好有一個老外組織的去捷克、奧地利、匈牙利的旅遊團比較符合心意,便和內子報名參加。
    自從“蘇東波”以後,就想去東歐欣賞那裏的文化藝術,并且看看共產
國家“和平演變”後的情況。去過俄國和烏克蘭,還想去看當年蘇聯的東歐衛星國,捷克和匈牙利更是首選。俄國的經濟情況不佳,七十年的共產制度使它病入膏肓,難以起死回生﹔捷、匈在意識上中毒較淺,改革起步也較早,私有化比較成功,值得一看。
    捷克的吸引力除了它美侖美奐的建築物之外,還在於它三十年前的“布
拉格之春”,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和改編的電影“布拉格之戀”裏面都有“布拉格之春”的情節,正如同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齊瓦哥醫生”及它的同名電影一樣,對曾經在共產政權下生活過的我有特別的感觸,因此也成了渴望一見的目標﹔九三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離,沒有為“統一”而惡言相加和大打出手,也使我感到興趣。
    去奧地利是為音樂而去,為多瑙河而去,因為那是莫札特、舒伯特、海
頓和史特勞斯兄弟的故鄉,貝多芬在二十二歲以後也長居於此。青少年時代就迷於約翰。史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維也納森林的故事”等圓舞曲。六0年代後,這些曲子在大陸被視為黃色歌曲,電台停止播送,記得七0年代一部羅馬尼亞電影裏有該國作曲家楊。伊凡諾維奇的“多瑙河之波”,聽到就非常興奮。七六年我從大陸移居香港買的第一個音樂錄音帶就是史特勞斯的作品。現在能親眼看一看多瑙河和維也納,是要實現多年來縈迴在腦海裏的美麗夢想。   
    匈牙利除了也有多瑙河流貫及文化藝術方面的成就外,也還因為五六年
我剛考進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時,發生了“匈牙利事件”,蘇聯共產党出兵鎮壓而震動共產陣營,美國著名作家法斯特為此宣布退出美國共產党。當時在大學裏讀書的我們也出現了信心動搖,因此學校党組織加強了“教育”,要我們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蘇聯出兵才有利於社會主義陣營,避免匈牙利從“社會主義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到後來才醒覺到,原來共產党就是認為只要對他們有利的事,就可以不擇手段的去做。後來的“內部傳達”還說,蘇共的赫魯雪夫當時還不想出兵,是中共派了周恩來去向蘇共施壓才出兵的,對此當年我們這些人有愧於匈牙利。
    這幾百年來,特別是本世紀兩次大戰,東歐和中歐地理沿革不但有了重
大變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陣營的因素也介入地理劃分之中,所以東歐同中歐也就沒有太明確的地理分界了。行前買到一本聯經出版的“中歐金三角----維也納。布拉格。布達佩斯”,基本符合這次的旅程,是一路上的
另一個嚮導。
    該旅遊團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以德國的第三大城市慕尼黑作為“集散地
”。啟程前在紐約辦簽證。我們持香港的BNO(英國海外屬土公民)護照,以前去捷克和匈牙利是免簽證的,但在北京收回香港前夕,這兩個以前中共的“兄弟國家”怕大陸人冒充香港人大量湧進,因此持BNO到這兩個國家也得簽證,自然勞民傷財。
    我們來回經過慕尼黑時各有大半天和一個晚上的空閑,兩次從機場酒店
搭專車到機場再坐地鐵去市區美林廣場。歌德式建築是它的代表,售賣現代化商品,大小店鋪林立,還有食品市場。德國不愧是德國,商品質地、款式都不錯,價格自然也不菲。不過想去品嚐著名的德國鹹豬手卻不太容易,因為分不出哪些是提供本地菜餚的餐館,錯入了兩家餐館後才找到一家并不豪華的本地餐館。但它的鹹豬手同我在多年前也在慕尼黑吃的一樣,不如香港的夠味,也許不夠味的才算正宗,其他地方的反而是“以訛傳訛”。機場酒店的餐廳并不便宜,卻沒有商場可供購物,似乎欠缺一些生意頭腦。
    正式的旅程是從慕尼黑搭旅遊車向捷克進發。這一路程不免使人想起一
九三八年九月召開的慕尼黑會議,英國等以姑息政策向希特勒出賣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并且鼓勵了德國進一步吞併了整個捷克斯洛伐克,然後再入侵波蘭而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撫今思昔,希望歷史不要在現在重演。
    車子越過波希米亞林山後進入捷克境內。從山野的景色來看似乎看不出
以往“兩制”所留下的差異,但是資本主義的“入侵”則是任何和平演變後的共產國家所不可避免的。剛過邊境不久就是麥當勞的大廣告,再就是可口
可樂,在首都布拉格,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的廣告相互競爭了。在車子進入捷克西部工業城市比爾森時,才看到捷克傳統名牌的斯科達(SKODA)汽車的招牌和廠房,但更多的卻是日本汽車的廣告牌。田野上的高壓電線網也表明它的工業基礎。而公路的兩旁正在起隔音牆頗使我意外,以捷克的經濟能力,對這個“綠色文明”似乎是接受得太早了。
    比爾森更著名的是生產啤酒,市內有好幾個啤酒廠,我們到其中的一家
,并且入內品嚐,一杯二十克郎,約一塊三美元,價錢算公道,沒有宰客,導遊就算抽佣也有限。後來住在首都布拉格的酒店,店裏售賣當地特產的價格和外面遊客區的小店小攤都差不多,難得。
    車子在靄靄暮色中進入布拉格,在經過穿越布拉格的伏爾塔瓦河時,車
子裏響起捷克著名作曲家史麥坦納的交響詩套曲“我的祖國”中的第二首,能夠聽到青年時期這個熟悉的曲子,心裏感動莫名。在慕尼黑時買了捷克另一著名作曲家德弗扎克的“新世界交響樂”CD,到布拉格時才補買由捷克管弦樂團演奏的“我的祖國”。
    在首都布拉格的活動是一天兩晚,實際上第一晚剛到自己也不敢出門,
因為東南西北還搞不清楚,旅館的所在地又在市區地圖之外,而根據旅遊書的介紹,在那裏搭計程車,有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機率會被敲詐,是在那裏旅遊的唯一敗筆。因此那晚就在酒店的商場觀賞捷克名產的水晶和玻璃器皿。
    在東歐共產國家中,東德和捷克在戰前就有相當的工業基礎,捷克除了
上述的汽車和啤酒外,BATA(撥佳)皮鞋也很著名,童年時代我在印尼,就是常買這個牌子的鞋子穿。但最普及的恐怕還是水晶玻璃,質量上當然不如產於奧地利西部因斯布魯克的斯華茨基名牌,但從價格上就廉宜許多,對我們這些中下階層來說更加適宜。
    第二天出外觀賞市容,自然是眼界大開,沉迷於那些幾百年前留下來的
巴洛克式和歌德式的建築物中。不知道是不是“崇洋媚外”,我喜歡這些建築超過具有中國特色紅磚綠瓦的大屋頂。所幸捷克沒有具有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不計後果的“現代化”,否則這些建築物恐怕難逃一劫。
    有限的時間,旅遊團只能逛查理士橋、老城廣場和在伏爾塔瓦河遊船河
。在黃金巷忙於買紀念品而來不及瞻仰存在主義大師卡夫卡的故居。在布拉格城堡則在哈維爾總統辦公樓前留影,以示對這位反對共產暴政的作家的敬意。捷克的民主精神,使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裂”得以和平進行,由民意代表的國會投票進行。而且在本屆聯合國大會上,同台灣并沒有邦交的捷克卻在大會上為台灣所應有的國際地位和權利仗義執言,在日益功利的國際社會中是非常難得的。
    老城廣場建築頗有特色,并有不少各色古今商店,一個打鐵的小鋪子,
還賣中世紀的盔甲,還有一家賣水晶和玻璃製品的大店頗具規模,品種也很多,但斯華茨基水晶的價格遠遠超過公價,因此不敢在那裏買東西了。
    我還非常想去的是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運動和一九八九年“蘇東
波”時期絲絨革命所在地的溫薩斯拉斯廣場。因此利用團友回酒店休息和吃晚飯時自行去那廣場憑悼布拉格之春時期為抗議蘇聯坦克入侵而自焚的青年學生。在霏霏細雨中我們向年輕的烈士獻花。那裏一直有鮮花擺放,說明捷克人沒有忘記他們。不過今年是“布拉格之春”三十周年,那裏并沒有舉辦重大的紀念活動,不得其解。
    晚上旅遊團在一個簡單的劇場裏觀看波西米亞的土風舞,當年中共和東
歐“兄弟國家”進行文化交流時,這種節目已看多了,所以沒有甚麼新鮮感
,加上演員就是那四男四女,服裝、舞姿也差不多,因此覺得悶。旅遊團所
收的票價和我們在對面餐館進餐時打聽到的相差頗遠。如果那晚能欣賞史麥坦納的詼諧歌劇“被出賣的新嫁娘”就更理想了。
    中晚兩餐自行解決。中餐在老城廣場見到一個樣子還不錯的餐館,進去
後才發現是特別的餐館,原來是時鐘主題餐館,牆上掛了大大小小一百四十個各種類型古董鐘,還掛有幾副製鐘的機器。按美台港標準,那裏的餐費不貴,但也如同旅遊書上所說,味道普遍過鹹,水準也不怎樣,也許這是充分享受飲食文化的華人的苛求心理。
    一早離開布拉格,中午就到達奧地利首都維也納了。車子進入維也納前
,經過一條河流,按判斷就是心儀已久的多瑙河了,可是導遊竟沒介紹,也不知道是無知還是體會不到我們的心情。到進入市區再見多瑙河時她才介紹
。多瑙河當然已不是當年的“藍色”了,不過早有這個思想準備,只是其美
麗程度也不如想像,主要是周圍的建築不太出色。印尼的“梭羅河”也有名曲傳頌,但我從小見到的一段也“不過如此”。這次所見到的多瑙河是流經城裏的河,相信在鄉野所見,自是另一番景致,因為在我所跑過的歐洲十幾個國家中的個人感覺,田野風光和山景水色,奧地利和瑞士不相上下。
    在維也納無非也是遊覽名勝古跡,比較詳細的參觀了熊布朗宮和聖史蒂
芬大教堂,本地導遊主要介紹奧匈帝國的政治史和宮廷瑣聞,例如瑪麗亞。特瑞莎女皇的軼事,自然也刺激我們購買有關他的紀念品。但音樂方面的成就介紹不多。連約翰。史特勞斯在公園裏的雕像也是導遊在旅遊車飛馳過去時提及,連“驚鴻一瞥”都瞥不到,貝多芬的更是如此。
    晚上的活動,本來說是品酒吃鄉村大餐和欣賞音樂會自選一項,但是結
果只有前者而無後者,我們也只好再次離隊。不欣賞那裏的音樂會,能算到過維也納嗎﹖於是拿著酒店裏一張史特勞斯音樂會的宣傳單張向櫃台請教所在地,說是門口地鐵可直達。於是連晚飯也沒吃就趕去了。本來以為只能趕及下半場(大概為方便遊客,賣票有只賣下半場的),但在門口有穿莫札特裝的年輕人前來推銷票子(布拉格也有),說是可以趕上另外一個年紀更加成熟的樂團成員的全場演出,我們當然願意欣賞全場表演的。他把我們帶到售票處,我們買了票,他就可以抽佣了。
    音樂廳大堂買了該樂團演出的和維也納兒童合唱團的CD,以及史特勞斯
華爾滋的錄影帶,還有各式有關音樂的紀念品出售。音樂廳很小,演出台和觀眾席是同一平面,台前、台左、台右各有八九排的位子,離演出的樂隊隔一個舞池。原來在演出時,有時會有一對男女演員在舞池中翩翩起舞。可惜他們長得并不漂亮,舞技也普通。演出結束時由於觀眾一再鼓掌,最後指揮再演奏時就請觀眾一起步入舞池,在觀眾也變成演員的高潮下結束了這場演出。音樂廳邊上有一個公園,第二天問本地導遊,才知道史特勞斯的雕像就在那公園裏,可是就算知道,那晚也不一定敢進去找,誰知道是不是第二個紐約中央公園﹖
    回酒店後餐廳已打烊,附近似乎也沒甚麼餐館,乾脆吃掉一路上帶著的
點心。除酒店的早餐外,在維也納還吃了兩頓午餐,都在市中心的一家中國餐館,裝璜講究,味道普通。說是新加坡人開的,裏面的一個女侍應生是溫州人,這些年來好多溫州人到歐洲,有好些開餐館,不過這位侍應生卻來了十多年,可謂“先行者”。奧地利有好多中國餐館,車子開進維也納時就見到好幾家。
    維也納去匈牙利的布達佩斯也是四個小時左右。這幾個國家中算匈牙利
較窮了。因此不要說在匈牙利見到的汽車多是迷你型的,很少見到豪華汽車
,就連田野風光也不那麼美觀。
    到布達佩斯那晚是自由活動,因為行程上沒有說會去英雄廣場,所以我
們自行坐電車轉地鐵。在向酒店的服務部問路時,順便問他們可知有沒有紀念五六年匈牙利革命的場所,那人想了一下說佩斯市區的一個猶太教堂裏,但他講不出具體的地址。
    我們的酒店在布達區,英雄廣場在彼岸的佩斯區,要橫跨多瑙河,那晚
就欣賞到了多瑙河的迷人夜景,包括幾座跨河大橋和河畔的國會大廈。我們搭錯了電車,不論是會說還是不會說英語的匈牙利人都熱情的給我們指點迷津。
    英雄廣場夜幕之下,一些青少年在廣場上玩滑板,但仍不失該廣場的肅
穆和雄偉。廣場兩邊,一邊是藝術博物館,一邊是現代藝術展覽館。我們發現雖然是晚上,現代藝術展覽館門口卻人頭湧湧,好奇之下,走過去看,原來那天有一位已故畫家的展覽會開幕,我們趁機也進去看熱鬧,裏面既無酒會,也沒有茶點,不過來賓卻越來越多。幾個展室的作品都是抽象派的作品,創作於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間,總的色調都相當陰沉。除此還有我總覺得怪怪的行為藝術。
    在眾多的來賓中,我們只看到有一個亞裔的矮個子女孩,也不以為意。
當我們在地鐵站議論回去該怎麼走時,突然有人用普通話問是否需要幫助時,我們嚇了一跳,一看就是展覽會中看到的那個女孩。我們一起搭地鐵回市區,邊走邊聊,原來她是台灣到匈牙利學戲劇的,來了四年,她在那裏的“中央日報”海外版上看過我寫的文章,大家談起來就更加熱乎了。她說那畫展的主角是已故的著名美術老師,學生作品也展出,因此“桃李滿天下”而特別熱鬧。那晚我們就同在市區逛,找地方吃晚飯,品嘗了馳名的匈牙利牛肉湯。
    難得見到當地的中國人,就趁機瞭解一下東歐的情況。
    這位姓許的小姐在匈牙利多年,也跑了附近幾個國家,有一些感觸。她
覺得匈牙利好過捷克。依她的看法,捷克表面功夫做得太多,看來很繁榮,但生活水平也很高,群眾消費不起。而奧地利人她的評價是保守、高傲。我們在匈牙利時,正好前南斯拉夫科索沃地區的事件鬧得正熱,北約準備出兵。她還去過羅馬尼亞匈牙利族裔聚居的地區,覺得那裏同匈牙利完全一樣,因此她也很擔心將來那裏也會出現民族糾紛。而值得一提的是,她去羅馬尼亞做的這個文化考察是索羅斯資助的。她說當時她也不清楚索羅斯是怎樣的人,到這次出現金融風暴時才知道索羅斯是如此赫赫有名的人物。問起斯洛伐克和捷克分離後的情況,她談不出甚麼,不過沒有因為分離而出亂子或有甚麼困難就是了。但她認為離離合合,主要是由當權者的利益決定的。
    許小姐說布達佩斯有出版中文報紙,向其他東歐國家的華人發行,在中
國人的店鋪可以買到。八九年後大批中國大陸的人士湧入匈牙利,布達佩斯就有幾十間華人餐館。但除了那晚見到一個台灣駐那裏辦事處的成員和一名台商外,沒見到其他中國人和中國鋪子,所以看不到那令我好奇的中文報紙。回來後看到一分報導說那裏在九一年創辦了東歐第一分不定期華文報紙“旅歐導報”,是人大的一位“學弟”辦的,但願許小姐說的就是這一份,并且已經成長。向她打聽多年前從香港調到那裏的台灣新聞局代表謝先生,原來已經退休回去了,并說他在那裏很開心,常常逛古董店。台灣著名作家李昂也去過那裏,據說很高興的背了古董唱機回去。
    第二天隨旅遊團遊覽市容,下午去座落在布達區北邊的藝術村。所謂藝
術村,主要是有整整一兩條街在售賣匈牙利的工藝品,以色彩繽紛和藍色的
刺繡為主,不過價格昂貴。除刺繡外,還有其他工藝品及古董等等,包括唱機,油畫。此外還有一批前蘇聯的工藝品和紀念品,如木質漆畫領導人和娃娃像的“套人兒”,軍錶、軍帽、紀念章等,有些六年前在俄國已買過,對比美元的價格,軍錶比當時只略貴一點。這次只買了一頂紅軍的大蓋帽。在莫斯科曾見過有一套佩有領章的少將呢製軍服賣,由於很佔地方,香港寸金尺土沒敢買。當時我曾想,如果穿了這套紅軍少將制服,手持港澳同胞回鄉證經羅湖進大陸,不知中共的海關要憑甚麼理由拒絕“老大哥”入境﹖在藝術村還買了不知哪裏出產的彩色小玻璃酒杯,很典雅。
    下午兩點多才在那裏吃午飯,沒想到又闖進別具特色的餐廳。一進去,
侍者問我們是否日本人,告以是“踩你死CHINESE”後,他立即拿出一份中文餐牌,我們就可按中文菜單的號碼對照菜色圖片尋找自己想吃的食物。我又點了菜單上註有“具有傳統特色的匈牙利牛肉湯”,果然色香味俱全,牛肉的辣味非常過癮,決非前一晚的可比,而價格也差不多,比德捷奧都便宜。餐館的櫃檯上面掛滿各國的紙幣,意在“匈”懷世界吧。
    晚上旅遊團去吃吉普賽餐,然後看歌劇。我們參加觀賞歌劇,對“吉餐
”則毫無興趣。因此也可提早出門再逛一下市區。
    前一晚和許小姐吃晚飯聊天時,曾問她有沒有詩人裴多菲的雕像或紀念
碑之類。之所以問這問題,是因為這位十九世紀的匈牙利偉大詩人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五十年代初在中國大陸青年人中傳誦一時。但隨著中共獨裁面目日益暴露,裴多菲就成了“反革命”,特別是五六年匈牙利革命後,大陸一些志同道合的自由化知識分子聚集在一起就會被打成“裴多菲俱樂部”,也就是知識分子中的反革命集團而被批鬥,甚至入獄。到了匈牙利,怎可不參拜一下這位祖師爺﹖許小姐說剛才我們走過道路附近的羅蘭大學裏面就有。但因為時候已晚,再走回頭路很花時間,只好作罷。這次再離團而出,除了到多瑙河畔拍些照外,就是要去拜訪這位詩人的遺跡了。
    但是在前一晚活動的地方打聽羅蘭大學和裴多菲,懂英文的不知道,有
兩個老太婆知道裴多菲,還補充說是“山道爾。裴多菲”,但她們用匈牙利話告訴們怎麼走,我們怎麼聽也聽不懂。那晚安排我們欣賞歌劇演唱會,惟恐因為找裴多菲而遲到,只有放棄裴多菲,以後有機會必再來拜會。
    晚上的歌劇演唱,筆者孤陋寡聞,熟悉的只有一首,那就是由匈牙利作
曲家雷哈爾譜曲的輕歌劇“風流寡婦”,當年在大陸看電影“青春之歌”,北京飯店的一場舞會就是演奏這曲子。這場音樂會是我們旅程中演出水準最高的,演、唱俱佳,輕鬆、詼諧。
    在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欣賞了三場演出,以布達佩斯這一場水準
最高。順便一提的是這三場表演,觀眾竟可以隨意拍照和攝錄,頗使我感到意外。維也納的音樂會,我沒帶攝錄機,看到別人盡情在錄,我只能拿相機拍照,感到是自己的“損失”。在布達佩斯那家豪華古典的劇場,開始并不敢拍攝,但在見到閃光燈一閃一閃而沒有人干預,我們也就不客氣的拿出攝錄機和相機了。無疑,這些情況在捷克和匈牙利的後共產國家出現尚可理解,但連奧地利這樣文明和充滿音樂細胞的國家也如此,表明包括敝人在內的觀眾整體素質下降了,而劇場因為“向錢看”而遷就遊客之故。
    在維也納品嚐了遍布全球的維也納咖啡,但在布達佩斯,沒有時間欣賞
它的咖啡文化,在漁夫堡沒時間坐下,更沒時間去號稱全世界最大的名叫“
紐約”的豪華咖啡室。在匈牙利也沒看到CD店,沒有買到該國著名作曲家李
斯特代表作之一的“匈牙利狂想曲”,還好在慕尼黑時買到德國作曲家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權且代表匈牙利之行的紀念品。
    第二天一早離開布達佩斯,在它南部的巴拉頓湖呆了一會,這是歐洲第
一大湖,但景緻一般。離開湖區不久,中午時分在奧地利東南部入境,中午
在一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一個餐館進餐,這餐館很有氣派,生意不錯,而更重要的是它的烹調水準。怪不得它可以“孤立”的存在。
    下午三點以後,旅遊車直奔奧地利西北部的名城薩爾斯堡。奧地利境內
多山地和丘陵地,阿爾卑斯山從西部橫貫進入奧地利,因此車子過了格拉茨
,就進入起伏的山區,別有一番景致,間中還穿過歷時好幾分鐘的長隧道。
小時候看過一些童話書畫,現在看到奧地利的山村景色﹕山腳下的教堂和村屋、屋頂上煙囪飄出的嬝嬝炊煙、屋前大草地上懶散的牛隻,就帶出了我們的童心。和前幾年夏天來過奧地利西部的感受還不同的是,這次是深秋時分,路邊和山坡上鬱鬱蔥蔥的樹林正在轉色,因此多了幾道金色亮麗的光采。又由於也碰上陰有時雨的天氣,傍晚時分圍繞著不同山峰的濃濃烏雲,也使低沉的暮色更具童話般的神秘感。
    薩爾斯堡的著名當然還是因為它是一代天才的音樂家莫札特的故鄉,除
了在他的雕像前拍照外,就是購買有關他的巧克力和各式紀念品。不過在維也納看到的罐裝莫札特咖啡在這裏卻怎麼也看不到。
    這次到薩爾斯堡,比我幾年前在香港參加的旅遊團看得東西多多了,包
括看了拍攝著名電影“真善美SOUND OF MUSIC”的那個奧國皇太子行宮。金
色的圍牆和樹林,為這次金秋遊作了總結。          
    中午離開薩爾斯堡後,天下大雨,不過下午回到了慕尼黑雨稍停。第二
天在回紐約路程中,又在盤算下一次該去哪裏呢﹖
世界周刊 第770期 199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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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華人和香港回歸      凌鋒
    美國國慶日,來自一百零八個國家和民族約五千多個紐約人宣誓成為美
國公民,其中當然也有華裔在內。
    美國是由外來移民組成的國家,因此對外來移民也最開放。美國當然也
還有一些種族歧視,但比起中國人對異族的態度,我們還能多說什麼?一句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已經道盡了大多數中國人的心態。正是這種根深
蒂固的傳統心態,阻礙著中國的進步,阻礙著中國融入到世界文明中去。中
國人講究權術,也因此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認為幾乎全世界的異族都
在算計中國,從而自立於國際大家庭之外,於是時而自卑,時而自大,不一
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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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高燒,歪曲香港回歸    艾克思(林保華)
        中共藉香港回歸,把「民族主義」煽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
        。但香港卻有大多數人不認同回歸,主要原因是香港要回
        歸的是中共這個專制腐化的政權。中只片面提出「洗刷百
        年恥辱」的□號,是否要以此為名,逐步將香港的自由、
        民主、人權和法治洗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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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整風反右的回憶
    一九五五年我從印尼回中國大陸讀書,正值肅清暗藏的反革命份子運動
。而第一次正式參與政治運動,還是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後的整風反右。事情
過了整四十年,仍然難以忘懷。        響應黨號召向黨提意見    先前不是不知道中國大陸有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肅反等政治運動,但
因為在印尼時就讀「進步學校」,接觸的是新華社電訊,不許看「反動報紙
」,因此對那些運動的瞭解都是正面的,就算聽到一些負面的消息,也總認
為是「階級敵人」造謠,或者是被人誇大了。我的祖父在廈門行醫,家裡有
點地,被當作地主鬥,管制三年,我也認為他「罪有應得」,人民政府不會
整錯人的。    五七年春天中共在黨內開始整風──整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
義。我覺得很正常,是吸收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教訓(赫魯曉夫反斯大林
和波匈事件),中共主動出擊,自己解決問題。    因此,我對學校舉辦的大報告並不那麼在意。當時作大報告的,主要是
校黨委書記胡錫奎(一九二五年入黨的老黨員,文革中被指為劉少奇叛徒集
團成員受迫害,一九七○年逝世),他的湖北口音我聽不太懂,加上聽報告
有時在廣場上,有時在教室裡由喇叭傳送,效果不好,就更加聽不清楚了。
討論時,班級裡佔三分之二的調幹生一個個口若懸河,我們這些應屆高中畢
業生自慚形檅,隨便發言應付一下就可以了。七六年到香港後才知道,毛在
他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中並沒有提及區別香花、毒
草六條標準,到正式公佈時才加上去的。    到要落實整風運動時,不管文件、報告有沒有學好,都要行動了。那是
響應黨的號召,向黨提意見。除了開會,還要寫大字報,要多寫才算「積極
」。開會討論搶不到鋒頭,只有寫大字報了。為寫大字報,就要千方百計挖
一些「意見」出來。        第一次寫大字報    第一次寫大字報,覺得很有勁,哪裡想到其中隱藏著殺機。整風要反官
僚主義嘛,自然是反領導的官僚主義了。首先想到的是我們的系主任、鼎鼎
大名由延安來的中共黨史專家何幹之教授。他作為系主任,我們卻難得看到
他,該貼他大字報。我們四個應屆高中畢業生。,其中一個是系團總支委員
,一名是班主席,我則是系學生會幹部,合寫了我們的第一張大字報。為了
引人注意,用的題目是《尋人啟事》,尋我們的系主任何幹之教授。而這是
依照以前慣例倒寫的人字。    我們就讀的是歷史系中國革命史專業(後來改名中共黨史系),入讀的
高中生不少都頗有文學才華。因為人大較其他大學早半個月舉行入學考試,
因此有些具有文學專長的同學抱著試一試的心理去考,但考上了卻不能再考
其他大學了,也就只能捨文從史。這些同學寫起大字報也就要帶上些浪漫的
文學色彩。在「尋人」後,那位四川來的團總支委員居然提議我們四個人來
寫文學性的大字報,於是開頭是孫悟空跑到人大上空,只見下面烏雲密布云
云,後來寫不下去了,因為不知道要寫什麼,也就沒有產品出來。此外也寫
了點無關痛癢的大字報。因為是「四個人」的關係,沒有想到到反右時四個
人就成了「右派反黨小集團」。    我自己還闖了兩個禍。一是寫了一篇題為《黨委欺騙學生》的大字報,
因為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鄒魯風(「一二九」運動時是東北大學學生自治會
主席,五九年反右傾時被批鬥自殺身亡)說過每個月有一個星期六下午給學
生會搞活動,但後來都給政治學習佔了。我身為學生會幹部,要他兌現承諾
,於是用「欺騙」兩字來吸引人們的注意。另一個是在小組討論時說農民生
活苦,因為五六年暑假我回廈門鄉下,親戚住的房子很破,他們對統購統銷
不滿意,表示吃不飽。我也將情況「反映」出來。    工農幹部看不明白「尋人」的「人」為何要倒寫,那自然是對領導的大
不敬,是反黨小集團有計劃、有綱領、有組織的活動,而我自己又加上了攻
擊黨委和攻擊黨的農村政策兩條。        成為反黨集團成員    於是在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工人說話了》的社論以後,
班級裡也開始反右派。我們四個人成了被批判的重點,一定要我們交代如何
制定計劃、綱領,從事反黨活動。再「狡辯」也沒有用,只好承認是「猖狂
進攻」、反黨反社會主義,也承認是「小集團」,至於計劃、綱領等最後也
認了,但說不出具體內容來    四個人還是區別對待的,團總支委員和班主席是「主犯」,我和另外一
個同學是「從犯」。先批主犯,再批從犯。正是夏天時節,暑假推遲放。每
到班級開會,大熱天汗流浹背,心裡更緊張得不得了,不知何時輪到自己。
到後來,總算批了別人以後,才輪到「幫助」我。    怎樣幫助呢?就是要我深挖階級根源、家庭根源、社會根源、思想根源
等等。爸爸、媽媽在印尼教書,但爸爸做過一段時間生意,於是套到「資產
階級」和「剝削家庭」上去。曾經和同學談起媽媽讀大學時和龔普生(中共
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夫人)、龔澎(後來的外交部部長喬冠華夫人)是同宿
舍的同學。龔家姐妹「一二九」時參加革命,我媽媽沒有,說明家庭影響就
是不革命的。農民生活苦,為什麼其他同學不說而我說?是廈門的親戚給我
的壞影響──此乃家庭和社會根源。資產階級的「好逸惡勞」思想,是因為
喜歡李白、陶淵明的詩詞而狂放、清高,乃至灰色人生觀等也都一一交代、
檢討。幫助得很徹底,連有一次我想將大鳴大放那一大堆大字報的場面拍攝
下來作紀念,也給黨支部書記問到了,為什麼要拍照?餘下的話沒問下去,
算是對我客氣了,那是懷疑我是否給外國當特務。還好我沒有拍成照,否則
真是說不清了。    檢查「根源」不能籠統扣大帽子,還必須講述如何具體影響到我的思想
。因此要反覆思索,把腦子裡最隱蔽的東西,包括一剎那的想法都挖出來。
例如檢查家庭影響的時候,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交代出媽媽以前曾說過,不論
什麼黨,他們講的話不能全信,都要打個八折──以此表明她的話影響了我
對黨的熱愛。    學校裡和社會上好多「右派言論」,包括林希翎的言論。對他們所談的
事情也很吃驚,因為都是過去所不知道的。但因為正誤難辨,我沒有表示支
持,也沒有表示反對。這叫「立場動搖」,沒有左派所具有的「階級感情」
,因此也要檢討。    在「幫助」(實際上是聲色俱厲地批判 )下,和一些同學的表現比較,
我想到自己的確有問題,必須痛改前非,立功贖罪,唯一可以表現的機會就
是痛斥其他右派的罪行,如此才可以表明自己不是右派,和右派劃清了「界
線」。有一次,我們從所在地海運倉到鐵獅子胡同 (當時人大校舍分散在全
市好幾個地方) 開會,正好在大批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的反動言論。我們幾
個同學為了表示憤慨,到他宿舍裡把他訓斥了一頓。後來想想,這不是文革
群眾專政時「抄家」的先聲嗎?文革期間我受到紅衛兵抄家的遭遇,是更可
怕的「報應」了。葛佩琦文革結束後被平反。他當過胡宗南的上校參謀,後
來在東北剿共時當新聞處(情報處)少將處長。反右時揭露了他的「歷史反
革命」底牌,他也因此被逮捕。但平反時才知道他根本是隱藏在國民黨軍隊
裡的中共地下黨員!「殺共產黨人」的話也沒有說過。可是,《人民大學週
報》明明刊出他的這個「反動言論」,到底是誰在搞鬼?為什麼要搞鬼?至
今我還是一筆糊塗帳。對到他家裡「造反」一事,我至今仍感內疚。    五七年的暑假放得很遲。我回上海姨媽家裡,身心十分疲累。中秋節去
杭州玩,但完全沒有心情。暑假期間還帶了一本厚厚的筆記本,要寫「思想
檢查」,開學後交給「組織」審閱通過。        免予處分的處分    「定案」時,我僥倖沒有劃為右派。「小集團」裡,那個團總支委員和
班主席是右派,還有一個鎮江來的團支部組織委員(也是應屆高中畢業生考
上的),罪名主要是「攻擊黨的農村政策」。    我也並非沒有事,只是「覺悟快」而已,結果給了一個「免予處分」的
處分。我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處分方法。大概意思是本來應該處分我,但我改
得快,所以黨就對我「寬大」了。沒有把我列入「敵我矛盾」還有下面一個
因素﹕當時有些高中應屆畢業生主張調幹生和應屆畢業生分開班級。在系裡
的一個討論會上,我反對這樣做,因為我認為調幹生黨員多,水平高,我們
可以多向他們學習。反右時,主張分班級的也是作為反黨罪行之一,因為他
們要擺脫黨的領導。我因為不贊成這樣做,說明我並非完全反黨反社會主義
,還是「人民內部矛盾」。    暑假後的新學期,我們班級裡增加了八九個同學。原來,我們的革命史
專業有十個班,整風反右中有兩個班「爛掉」了而被解散,其中的四班,黨
支部書記是右派,組織委員是中右(同我一樣,有右派言論,但還是「人民
內部矛盾」),只有宣傳委員是左派。這個宣傳委員在文革中成為四人幫寫
作班「梁效」的一員,文革結束後病故。現在的北京著名作家蘇叔陽也從四
班調到同我一班的。他們班的班長原是彭紹輝上將的秘書(中尉)也成了右
派。他們班有四個同學到我們班裡,也是左中右搭配,包括一名右派。連同
我們班級裡原來的三名右派,三十四個同學中有四名右派,佔百分之十一點
八,大大超過毛澤東為「一小撮」所訂下的不到百分之五的數額。大概因為
比例數已太大,我才得以「蒙混過關」。    考上人民大學後,每年的「十一」和「五一」遊行,我們都被安排在天
安門前站在一群準備遊行結束時湧到城樓下搖動花束的少先隊員後面保護他
們,或作為站在分隔每一路遊行隊伍之間的「標兵」。這是黨對我們的「信
任」。但因為整風時的政治錯誤,那年的國慶遊行我就失去了這些「榮譽」
,和普通人一樣在遊行隊伍裡走過天安門。那年五月也曾在中山公園門口作
為「可靠」的歡迎群眾看著毛澤東和來訪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
希洛夫下車走進公園參加遊園,並在公園裡看到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跳舞
或走過。此後再也沒有這個「殊榮」了。        向黨交心時再被批判    事情並未全了結。五八年春天,全國開展從上海掀起的「反浪費、反保
守」的「雙反運動」,不知怎的,到了學校裡就變成了「向黨交心」,要「
拔白旗,插紅旗」,頭腦裡的所有隱私都要抖出來向黨交心。    有一個北越來的僑生,暑假回北越時帶了一本《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回
學校,他借給我看了。在「交心」的壓力下,他交出了這本書,然後又交代
了曾借給我看過。於是班級裡又對我進行「幫助」,批判我的「資產階級腐
朽思想」。    沒料到班級裡後來居然又楸出了一個反黨份子。他是團支部委員,四川
的高中畢業生考上人大的,很愛音樂。到想在我都搞不清他怎麼會是反黨份
子的,可能就是不太聽話而已。他和我關係不錯,因此非要我揭發他不可。
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就只能揭發在我看「黃色小說」問題上,他私下對我
的溫和幫助是「真同情,假幫助」。他被開除了團籍,待遇和「右派份子」
一樣。    改革開放初期,我人已在香港,收到中國人民大學寄來的「平反書」。
我一笑置之,但想起當年孤身一人,還不到二十歲就挨整的「紅色恐怖」,
也找不到人可以商量,仍是心有餘悸。    比起其他人的遭遇,我算是十分幸運的,反右和文革兩大政治運動,
我都是「邊緣人」,還沒有給推到敵我矛盾那邊。但是看著許多人的悲慘
遭遇,不管他們是不是精英,作為有人性的人,不能不對這吃人的制度進
行聲討,而且不能容忍這種制度再肆虐,否則愧對自己的一生,愧對自己
的同胞。(一九九七年七月)。原發表於“爭鳴”雜誌1997年7月號
收錄於“中共風雨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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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出現青天白日滿地紅    凌鋒  1997.5.6
隨著九七香港主權的回歸,香港股市的結構也出現了新的變化。以目前的結構來看,基本上可以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概括之。這並非表明要把中華民國國旗插到香港,或者台灣要干涉香港股市的內政,而的確是形象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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