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期間的醒悟
我在大學讀的專業是「中共黨史」，但是真正對中共黨史有些認識，還
是文革期間，這大概就是所謂「在實踐中學習」了。從這點來說，文革對我
說是有積極意義的，或者說是「壞事變為好事」。 林彪事件後認定毛是奸雄 雖然是學黨史專業，但是真正的機密文件我們還是無法接觸到的，因為
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中共黨史已按「毛主席革命路線」來編寫，隱
惡揚善，讀得越多，中毒越深。因此在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後，自己自然而然
「緊跟毛主席幹革命」，一直到以後經過好多事實的教育才走上「和平演變
」道路。 文革初期的狂熱，紅衛兵的過激行動，包括親人被鬥、家裏被抄，幾乎
掃地出門，自己都用「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分清主流支流」等來要求自
己。而真正開始出現比較大的疑問，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上海紅衛兵
大專院校革命委員（紅革會）炮打張春橋時，被作為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
部」的「反革命事件」。原來他們號召人們造反，卻不許造他們的反。那不
是對別人馬列主義，對自己自由主義嗎？雖然當時我認為毛澤東可能受蒙蔽
，但對文化大革的純理想主義認識已經動搖。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出走墜機身亡以後，對中共和毛澤東的「英
明偉大」更加不相信了。特別是「批林」過程中公佈的《「五七一工程」紀
要》和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給江青的信，更使我對毛澤東有了好多
看法，根本不是甚麼「偉大領袖」，而是精於權術鬥爭的奸雄。 首先，《「五七一工程」紀要》對形勢的看法我有同感，例如全國各階
層對中共和毛的日益不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紅衛兵受利用等
等。特別是揭露毛利用甲打乙，利用乙打丙的權術，哪裏是什麼「無產階級
革命家」，還不是封建主義的統治術？ 其次，江青的那封信披露毛在文革初期已對林彪有看法，可是又利用他
打劉少奇，並且當他為唯一的「接班人」。這更是印證了《「五七一工程」
紀要》中對毛的權術的揭露。 閱讀兩本書看透共產黨本質 這期間，中共對局勢已逐漸失控。我找來了吳唅的《朱元璋傳》來看，
對照毛的所作所為，所謂「理論聯繫實際」，進一步認識毛的本質。這時候
，中共也「內部出版」了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和《
赫魯曉夫回憶錄》，我因為朋友多，有幸充當「借書掮客」，也就是不認識
的雙方由我作中間人相互交換書籍看，交換時因為書籍經過我的手而由我先
睹為快，看到了這兩本書。我把毛澤東和希特勒對照，除了「種族主義」改
為「階級鬥爭」之外，希、毛在好些方面都可以「對號入座」，毛澤東作為
獨裁者的形象在我腦海中確立。而看了《赫魯曉夫回憶錄》，進一步認清共
產黨的內部專橫、腐敗，蘇共如此，「以俄為師」中共焉能例外？而赫魯曉
夫肯定韓戰是北韓的金日成先發動的，更使我進一步認識中共虛偽的本質並
非文革才有，遠至五十年代初就是。而「解放前」的國共鬥爭，中共不虛偽
嗎？於是，對中國現代史，都要重新評價，不可以用以前學到的東西來認識
歷史，認識現實，被顛倒的歷史要再顛倒過來，我也要重新做人。 在林彪事件以後，我還是有一點幻想，希望中共可以「批左」，但是不
久毛澤東批《人民日報》王若水，使我的幻想很快破滅。加上「批林批孔批
周公」，江青、張春橋等彈冠相慶，並做接班的準備，使我對中共和毛澤東
徹底絕望，遂決定離開中共的統治，走向自由的世界。 痛下決心離開社會主義祖國 在這以前，一九六一年的大饑荒時期，我媽媽從印尼回中國大陸探親，
問我想不想出國。當時我還很「革命」，要同黨和人民「同甘共苦」。家裏
寄來的食品和外匯可以換來的各種票證還和同事朋友「共產」，豈料後來差
一點成為「腐蝕革命幹部」的罪證，因而早早地被踢出高等學府。文革期間
在工廠勞動，七二年美國尼克遜總統訪問北京後，中共政策略有鬆動，我媽
媽七二年、七三年夏天都來上海看我，問我出去不出去？我仍相當猶豫，因
為對外面世界已相當生疏，而且仍希望中共和毛澤東能糾正「左」的路線。
到七四年中共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時候，我終於痛下決心離開曾經
是我的理想，並為之葬送青春的「社會主義祖國」。這種「決裂」相當痛苦
，但也勢在必行。七四年夏天老爸從印尼來上海，我正式遞上出國申請書。
當時我妻子家裏反對，我妻子則尊重我的選擇，但不答應我帶兒子、女兒出
去，因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何，擔心還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但我還
是狠下決心，一個人出去。一九五五年回國時十大件行李，七六年出國來香
港時，只背了一個小背包孤身上路。只要能離開中共的獨裁統治，我願意付
出一切代價。而我的妻子和子女三年後才出來，但是因為她的高知家庭在文
革中大受衝擊而得了心臟病，在香港動了手術，十年之後還是過世了。 我來香港後即給報刊寫稿，評論中國大陸的時事。八十年代中期，有香
港新華社官員問我有什麼政策還沒有「落實」的？我說人在香港，並不希罕
什麼政策了。文革當中我很幸運沒有被打成牛鬼蛇神，但也屬於「邊緣人」
，亦受到小衝擊，比別人幸運多了。但我在社會上看得多了，也會思考，並
且還有一個曾被扭曲後又恢正常的良心，我絕對不會認同中共的所作所為，
我無法改變它，就只能遠離它。文革三十年了，離「結束」也二十年，而且
雖然鄧小平否定了文革，但實際上文革還沒有結束。中共的好些做法，仍是
充滿著文革遺風。例如「講政治」、封鎖資訊、鎮壓不同政見者等。在香港
，中共挑起群眾鬥群眾，分化破壞好端端的一個繁榮社會。而我的寫作生涯
現在也在被封殺中，只能「見縫插針」和「打擦邊球」，並且被列入「黑名
單」……。看來香港如果不補文革的課，香港人就不配和國內同胞「同甘苦
、共呼吸」了。 (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日)
原載“開放”雜誌1996年5月號
收錄於“中共風雨八十年”
我在大學讀的專業是「中共黨史」，但是真正對中共黨史有些認識，還
是文革期間，這大概就是所謂「在實踐中學習」了。從這點來說，文革對我
說是有積極意義的，或者說是「壞事變為好事」。 林彪事件後認定毛是奸雄 雖然是學黨史專業，但是真正的機密文件我們還是無法接觸到的，因為
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中共黨史已按「毛主席革命路線」來編寫，隱
惡揚善，讀得越多，中毒越深。因此在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後，自己自然而然
「緊跟毛主席幹革命」，一直到以後經過好多事實的教育才走上「和平演變
」道路。 文革初期的狂熱，紅衛兵的過激行動，包括親人被鬥、家裏被抄，幾乎
掃地出門，自己都用「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分清主流支流」等來要求自
己。而真正開始出現比較大的疑問，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上海紅衛兵
大專院校革命委員（紅革會）炮打張春橋時，被作為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
部」的「反革命事件」。原來他們號召人們造反，卻不許造他們的反。那不
是對別人馬列主義，對自己自由主義嗎？雖然當時我認為毛澤東可能受蒙蔽
，但對文化大革的純理想主義認識已經動搖。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出走墜機身亡以後，對中共和毛澤東的「英
明偉大」更加不相信了。特別是「批林」過程中公佈的《「五七一工程」紀
要》和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給江青的信，更使我對毛澤東有了好多
看法，根本不是甚麼「偉大領袖」，而是精於權術鬥爭的奸雄。 首先，《「五七一工程」紀要》對形勢的看法我有同感，例如全國各階
層對中共和毛的日益不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紅衛兵受利用等
等。特別是揭露毛利用甲打乙，利用乙打丙的權術，哪裏是什麼「無產階級
革命家」，還不是封建主義的統治術？ 其次，江青的那封信披露毛在文革初期已對林彪有看法，可是又利用他
打劉少奇，並且當他為唯一的「接班人」。這更是印證了《「五七一工程」
紀要》中對毛的權術的揭露。 閱讀兩本書看透共產黨本質 這期間，中共對局勢已逐漸失控。我找來了吳唅的《朱元璋傳》來看，
對照毛的所作所為，所謂「理論聯繫實際」，進一步認識毛的本質。這時候
，中共也「內部出版」了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和《
赫魯曉夫回憶錄》，我因為朋友多，有幸充當「借書掮客」，也就是不認識
的雙方由我作中間人相互交換書籍看，交換時因為書籍經過我的手而由我先
睹為快，看到了這兩本書。我把毛澤東和希特勒對照，除了「種族主義」改
為「階級鬥爭」之外，希、毛在好些方面都可以「對號入座」，毛澤東作為
獨裁者的形象在我腦海中確立。而看了《赫魯曉夫回憶錄》，進一步認清共
產黨的內部專橫、腐敗，蘇共如此，「以俄為師」中共焉能例外？而赫魯曉
夫肯定韓戰是北韓的金日成先發動的，更使我進一步認識中共虛偽的本質並
非文革才有，遠至五十年代初就是。而「解放前」的國共鬥爭，中共不虛偽
嗎？於是，對中國現代史，都要重新評價，不可以用以前學到的東西來認識
歷史，認識現實，被顛倒的歷史要再顛倒過來，我也要重新做人。 在林彪事件以後，我還是有一點幻想，希望中共可以「批左」，但是不
久毛澤東批《人民日報》王若水，使我的幻想很快破滅。加上「批林批孔批
周公」，江青、張春橋等彈冠相慶，並做接班的準備，使我對中共和毛澤東
徹底絕望，遂決定離開中共的統治，走向自由的世界。 痛下決心離開社會主義祖國 在這以前，一九六一年的大饑荒時期，我媽媽從印尼回中國大陸探親，
問我想不想出國。當時我還很「革命」，要同黨和人民「同甘共苦」。家裏
寄來的食品和外匯可以換來的各種票證還和同事朋友「共產」，豈料後來差
一點成為「腐蝕革命幹部」的罪證，因而早早地被踢出高等學府。文革期間
在工廠勞動，七二年美國尼克遜總統訪問北京後，中共政策略有鬆動，我媽
媽七二年、七三年夏天都來上海看我，問我出去不出去？我仍相當猶豫，因
為對外面世界已相當生疏，而且仍希望中共和毛澤東能糾正「左」的路線。
到七四年中共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時候，我終於痛下決心離開曾經
是我的理想，並為之葬送青春的「社會主義祖國」。這種「決裂」相當痛苦
，但也勢在必行。七四年夏天老爸從印尼來上海，我正式遞上出國申請書。
當時我妻子家裏反對，我妻子則尊重我的選擇，但不答應我帶兒子、女兒出
去，因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何，擔心還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但我還
是狠下決心，一個人出去。一九五五年回國時十大件行李，七六年出國來香
港時，只背了一個小背包孤身上路。只要能離開中共的獨裁統治，我願意付
出一切代價。而我的妻子和子女三年後才出來，但是因為她的高知家庭在文
革中大受衝擊而得了心臟病，在香港動了手術，十年之後還是過世了。 我來香港後即給報刊寫稿，評論中國大陸的時事。八十年代中期，有香
港新華社官員問我有什麼政策還沒有「落實」的？我說人在香港，並不希罕
什麼政策了。文革當中我很幸運沒有被打成牛鬼蛇神，但也屬於「邊緣人」
，亦受到小衝擊，比別人幸運多了。但我在社會上看得多了，也會思考，並
且還有一個曾被扭曲後又恢正常的良心，我絕對不會認同中共的所作所為，
我無法改變它，就只能遠離它。文革三十年了，離「結束」也二十年，而且
雖然鄧小平否定了文革，但實際上文革還沒有結束。中共的好些做法，仍是
充滿著文革遺風。例如「講政治」、封鎖資訊、鎮壓不同政見者等。在香港
，中共挑起群眾鬥群眾，分化破壞好端端的一個繁榮社會。而我的寫作生涯
現在也在被封殺中，只能「見縫插針」和「打擦邊球」，並且被列入「黑名
單」……。看來香港如果不補文革的課，香港人就不配和國內同胞「同甘苦
、共呼吸」了。 (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日)
原載“開放”雜誌1996年5月號
收錄於“中共風雨八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