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後中共對新疆的統治(下)
 
(四)新疆未來 
   2004年9月﹐若干維族人士宣佈在美國華府成立“東土流亡政府”﹐但是總部設在德國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表示,流亡海外的最具代表性的維吾爾人組織“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目前不作任何表態,但我們很可能不予承認。這顯示即使分離組織。可能也有若干互不統屬﹐甚至互不知曉的不同派系。 
   2005年3月﹐在1999年即被中國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情報”罪判監8年的維族富商熱比婭提前獲釋,流亡美國與夫團聚﹐控訴中國迫害新疆人權。2005年9月﹐東土耳其斯坦解放組織向總部設在德國慕尼黑的東突信息中心傳了一盤錄像帶,宣稱,將開始用一切手段向北京政府發動武裝戰爭。這是新疆的分離組織首次公開宣佈採用武裝鬥爭形式爭取獨立。這兩者是否有必然聯繫﹐並不清楚。 
       由于美國“反恐”處於僵持狀態﹐所以新疆分離主義活動還很難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熱比婭到美國後﹐雖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但對新疆分離主義的活動還沒有太大的刺激作用。然而熱比婭2006年11月下旬在慕尼黑當選“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新一屆主席。正是開會的那兩天﹐烏魯木齊市天山區人民法院判處熱比婭兒子阿里木.阿不都熱依木有期徒刑7年﹐罪名是“逃稅”。熱比婭發表聲明指中國政府是因為她的當選,對她在新疆的兒子採取報復行動。第二年4月﹐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又把她的另一個兒子阿布力肯木.阿布都熱衣木,以煽動分裂國家罪一審判處有期徒刑9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顯然﹐他們都成為中國政府牽制熱比婭的人質。 
    中國如此蠻橫﹐迫使本來態度曖昧的美國總統布希利用出國機會於2007年6月5日在布拉格會見熱比婭,並公開指責中國關押熱比婭的子女是為了報復。11月﹐熱比婭接受“大赦國際”日本分部邀請,在日本進行三個星期的訪問﹐並在東京都內的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行了記者招待會。熱比婭表示,維吾爾族人的人權狀況正在惡化,呼籲日本政府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合作。她感謝日本政府對維吾爾族學生的支援﹐全世界只有日本有二千多名維吾爾留學生。她認為日本是亞洲最有實力的民主國家,希望日本政府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合作。熱比婭也對日本政府發給她訪日簽證表示了感謝。日本媒體則稱她為“維吾爾人民的精神母親”。顯然中國政府越來越殘酷的鎮壓引起國際的反彈。當然﹐這也與北京要舉行奧運﹐西方國家要北京改善人權有關。(註三十一) 
    近來,新疆分離主義活動更著重在宣傳與爭取年輕人方面。香港“大公報”報導說,近兩年,在新疆周邊,冒出了一些設在境外的電台,他們用維吾爾語播音,宣揚極端宗教和東突分裂理論;同時,還在境外出版鼓吹分裂思想的書籍,偷偷在新疆傳播。據稱,這些書籍的宣傳技巧“比國內的政治思想工作更有效果和煽動性”。這些小冊子通過諸如“清澈的河流是因為外來的魚進入才變得渾濁”、“住自己的房子和租別人的房子住,哪個更舒服?”這樣的故事來傳播分裂思想。此外,他們通過開辦大量的地下經文學校,招收那些因貧窮上不起學,或者中途輟學的青少年,向其傳授極端宗教和“東土”分裂思想,鼓吹聖戰戰。(註三十二)1998年美國自由亞洲電台開播維吾爾語播音,以及中亞及沙特阿拉伯的維吾爾語播音,曾使和闐地區的半導體收音機被搶購一空。(註三十三)2005年為了確保自治區成立50周年舉行慶祝活動期間的社會穩定,當局下達文件,要求新疆執法部門徹底清查境外衛星電視設施,尤其是台灣的衛星電視設施傳銷網路,以徹底杜絕新疆居民非法收看境外的新聞。(註三十四) 
       新疆分離運動沒有被中國政府鎮壓下去﹐也逐漸擺脫被中國指控的“恐怖分子”陰影而有國際化趨勢﹐其根本原因就在於面對維吾爾人的自治和信仰自由的要求﹐北京沒有任何反省﹐唯一的回答就是鎮壓﹐從而加劇矛盾。為了反抗暴力鎮壓﹐出現暴力反抗也不足奇。北京把這種反抗稱之為“恐怖主義”﹐難道暴力鎮壓則成了文明行動了﹖有的人因為尋找外援而加入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就被中共作為打擊所有分離活動的借口﹐全成了“恐怖分子”﹐可是中共自己向塔利班政權提供導彈等武器,以及為他們鋪設光纖電纜等設備,又該做何解釋?(註三十五)中共“賊喊捉賊”,騙得了一時﹐騙不了永久。 
       在中共製造的“穩定壓倒一切”圖騰下﹐新疆的“穩定”當然也要壓倒一切。在馬大正那個報告中﹐他說﹕“社會穩定和民族繁榮有賴於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又必須要有社會的穩定做保證。”但是在“經濟”的掩護下﹐他話鋒一轉﹐卻大談“當前影響社會穩定﹐存在著諸多問題”﹐甚麼問題呢﹖他列舉了四大問題﹐反對分裂主義鬥爭是新疆當前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著力做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大文章﹐宗教問題﹐民族意識問題。除了“人民內部矛盾”他輕輕帶過以外﹐其他三個問題裡又有許多小問題﹐例如境外分裂主義勢力新動向﹐妄圖使東土問題國際化﹐叫囂武裝鬥爭﹐非法宗教活動繼續蔓延﹐以分裂國家為目的的刑事案件日益突出﹐分裂主義分子重視輿論宣傳﹐還有甚麼私人擅自開辦經文班﹐阿訇進行破壞婚姻法﹑反對計畫生育的活動﹐強迫不信教的人信教等等。總之﹐中國政府致力發展經濟﹐新疆的不穩定來自宗教與民族問題。(註三十六)這種思維方式至今未變。 
    中國政府如果不改變這種思維方式﹐不懂得尊重別人的人權與宗教信仰﹐可以說新疆的“穩定”就遙遙無期。用移民漢人來攙沙子的辦法﹐只能增加未來解決新疆問題的複雜性。    至於中共特權階層如王樂泉說甚麼“國家利益高於一切”﹐都是欺人之談。我們知道﹐2007年第一期的“財經”雜誌封面故事詳細報導山東第一大企業、同時也是全國電力系統最大職工持股企業的魯能集團,經過一年多輾轉騰挪,龐大的企業王國已悄然易主,由“國有”改為“私有”,兩家北京私人企業“北京首大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和“北京國源聯合有限公司”以37.3億的收購價,獲得總資產高達738.05億的魯能集團91.6%的股份,“蛇吞象”成功,而新公司董事會大部分成員仍為國企時的高層。這則消息震撼全國。當時網上有一則報導說﹕“據網民在《財經》雜志的留言中揭發,魯能事件可能涉及最高層,一位顯然是魯能職工的網民,說“眾人猜測曾姓、俞姓、王姓董事”。據知情人士說,這三位其實直指當今最高層某位和兩位位列政治局的封疆大吏。《財經》雜志的文章中,其實也暗射了這一層,在分析魯能新股東之一的國源聯合時,就指出該公司的前任董事長叫王XX,暗示其與新疆的關係。”(註三十七)曾﹑俞﹑王﹐乃曾慶紅﹑俞正聲﹑王樂泉是也。為此﹐中國國內的網站立即被奉命禁止報導這件事。這就是王樂泉父子的“國家利益”。這種對“國家利益”的掠奪﹐與對新疆的掠奪﹐是多麼的相似﹗ 
    著力於研究西藏與新疆問題﹑並且深入到這些地區的中國著名作家王力雄﹐在他的“新疆追記”一書中說﹕中共在新疆問題上這樣一個關鍵的定性——“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是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成為近年中共治理新疆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基礎。他認為﹕“如果把新疆的主要矛盾定為‘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就等於先天地把生活在新疆的漢族和當地民族分成兩個集團,並且使他們之間互相對立起來。因為無論是‘分裂主義勢力’還是‘非法宗教活動’,都是針對當地民族的。首先漢族肯定不會要分裂,其次漢人很少信仰宗教,尤其不信當地民族的伊斯蘭教。所以把分裂和宗教問題定為新疆的主要危險,就會導向一個必然的結果——漢族理所當然地成為依靠力量,而當地民族則成為需要警惕並加以看管的人群。 
    於是就會發生所謂‘預期的自我實現’——漢族把當地民族當作防範物件,當地民族最終就會真地被推到敵對一方。在我看來,這才是目前新疆最大的和主要的危險所在。” 
    其實新疆的民族矛盾與衝突不是沒有相對“和平”的時期,那就是文革後期的七○年代。那時新疆的漢人忙於“內戰”,放鬆對其他民族的壓迫;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八年期間由維族的賽福鼎擔任新疆黨的第一書記,也採比較寬鬆政策,因此新疆沒有出現大的民族衝突。可是北京對“疆人治疆”始終不放心,文革結束後的一九七八年,賽福鼎被調到北京,民族衝突再沒有緩和下來。
北京與西藏流亡政府有時還有溝通,對新疆分離主義勢力則態度非常僵化,也許是因為兩者的宗教與國際背景都不同,香港《星島日報》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西藏小組由賈慶林擔任組長,公安部長周永康、中央統戰部長劉延東等擔任副組長;新疆小組則由羅干擔任組長。(註三十八)中共十七大後羅幹退休,政策會有變化嗎?然而只要中國共產黨不願在中國推行自由民主﹑尊重人權與宗教信仰的政治改革﹐共產黨就不可能改變這些觀念﹐新疆的問題也就沒有解決的希望,對西藏的“懷柔”也只是一場騙局而已。胡錦濤的所謂“和諧”只是空談﹐換來的卻將是更多的流血。 
註一﹕中國新聞網2007.12.15
註二﹕世界日報2007.11.19
註三﹕鳳凰衛視:鄧稼先夫人訪談
註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關於全國人口調查登記結果的公報(1954年11月1日);“1955年人民手冊”(大公報出版)P.251
註五:《學習》雜誌1952年7月號;“1955年人民手冊”(大公報出版)P.252
註六﹕中央社香港電訊2005.1.3
註七﹕本人就讀中國人民大學時聽黨幹部說的。新華社在賽福鼎逝世時所發表的生平中說﹕“1935年,他為追求真理,赴蘇聯留學,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薰陶,奠定了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鬥的思想基礎,樹立了共產主義信念。”“1949年10月15,賽福鼎同志向中共中央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毛澤東主席親自批准了他的申請。同年12月27,賽福鼎同志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新疆維吾爾族最早的共產黨員。”
註八﹕“現代中國政界要人傳略大全”P.142
註九﹕明報2001.9.2
註十﹕新華社2002.6.7
註十一﹕自由亞洲電台2002.6.5
註十二﹕中央社北京電訊2006.2.2
註十四﹕《新疆的歷史與發展》白皮書
註十五﹕王力雄﹕“新疆追記”
註十七﹕馬大正:“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新疆穩定問題的觀察與思考”  ,P.32
註十八﹕同上﹐P93-95
註十九﹕同上﹐P95-98
註二十﹕香港明報2004.4.13
註二十一﹕中央社安卡拉電訊2002.9.30
註二十二﹕人民網2005.8.25
註二十三﹕馬大正:“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新疆穩定問題的觀察與思考               ”P.126-127
註二十四﹕香港蘋果日報2001.4.22
註二十五﹕中央社台北電訊2001.4.28
註二十六﹕中央社香港電訊2001.6.19
註二十七﹕中央社香港電訊2001.7.9
註二十八﹕中國時報2001.9.29
註二十九﹕中央社香港電訊2001.11.14
註三十﹕中央社台北電訊2005.1.20
註三十一﹕見2006~2007年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亞洲電台等有關報導
註三十二:大公報2007.2.22
註三十三:馬大正:“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新疆穩定問題的觀察與思考          ”P.115
註三十四:中央社香港電訊2005.8.1
註三十五﹕國際前鋒論壇報2001.9.12﹐亞洲華爾街日報2001.9.13﹐中國
          時報2001.9.29 
註三十
六﹕馬大正:“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新疆穩定問題的觀察與思考
                    ”P9-15 
註三十七﹕魏民延﹕“中國良心”胡舒立揭黑直指高層腐敗
                    (博訊2007.1.13)
註三十八:香港星島日報2007.4.17
 
在2008二二八事件與人權正義—大國霸權V.S.小國人權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稿 2008.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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