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華出手,圖“監管”香港新聞自由 艾克思
香港特區政府發布諮詢文件,針對傳媒侵犯私隱的行為,意圖
由董建華欽定的機構監管傳媒,引起新聞界的強烈反彈。董建華的
長官意志意在扼殺香港的新聞自由,“一國兩制”的原則再被拋掉
。
香港特區政府和親共人士以臺北駐香港代表鄭安國宣揚“兩國論”為名
,大鬧香港電臺,并且對不聽話的報章開展“革命大批判”,意圖扼殺香港的言論
自由之後,特區政府的法律改革委員會也趁熱打鐵,在八月二十日推出“侵犯私隱
的民事責任”和“傳播媒介的侵犯私隱行為”兩個諮詢文件,準備為此而立法,其
中特別提到要成立“報業評議會”來監管傳媒。評議會負責人由特區行政長官董建
華指定,成員由負責人委任,也就是說由董建華直接和間接的決定該機構人選。評
議會權限之大,可以決定對某報章進行調查、譴責和懲罰。此事引起民辦傳媒、新
聞團體和有關學者的強烈反彈,良心尚未完全泯滅的左派報章和團體也持若干保留
意見。而社會上的反應就比較複雜了。
心理的矛盾和複雜的反應
特區政府要關心民眾的私隱沒有錯,但在第一份文件之外再加上第二份
專門針對“傳播媒介”的文件,顯然有“圖窮匕首見”的含意了。
社會上出現複雜的反應是因為事件本身就相當複雜而可以預料得到的。
在九七前香港一些傳媒已逐漸失去原來在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海峽兩岸之間、左
右兩派之間的超然地位所享有的充分言論自由,在中共當局的威脅利誘和傳媒老板
及某些從業員的自我審查下,對政治新聞已抱自律態度,少碰或不碰其中的敏感新
聞,為此也只有將注意力轉向挖掘名人的私隱,才能爭取讀者,在激烈的市場競爭
下賴以生存。於是“狗仔隊”橫行,使一些名人或突發事件中的相關新聞人物不堪
其擾。特區政府遂借這個理由,配合親共人士意圖扼殺言論自由的政治訴求,公布
了這個文件。
既要靠傳媒捧場,又深受傳媒跟蹤的演藝界人士一邊倒支持對傳媒的“
監管”。經常被挖掘私隱的香港大地產商李嘉誠在公布屬下上市公司的業績而面對
記者時,也支持設立監管傳媒的機構。李嘉誠批評香港傳媒做的新聞
是“一成真,九成假”。不過第二天記者就此向他的第二個兒子、盈科集團主席李
澤楷提問時,李澤楷拒絕置評,只是反覆強調新聞自由的重要。隔了幾天,李嘉誠
澄清“一成真,九成假”并不是泛指所有傳媒,他不喜歡的是某個報章的決策人。
普通市民的反應又如何呢﹖根據文件公布後的民調顯示,有五成三被訪
市民贊成制定新聞從業員守則和成立報業評議會,但也有四成二認為此舉會侵犯新
聞自由。另一項民調中,近八成受訪者認為香港傳媒有侵犯私隱的情況,近六成贊
成法改會提出的成立報業評議會來監管傳媒。但問題恰恰也在於香港報章的讀者約
有四分之三集中在其中走通俗化路線、也是以派狗仔隊侵犯名人私隱出名的兩大報
業集團。也就是說大部分讀者既要滿足他們的偷窺慾望,又要政府煞住這種偷窺慾
望。這是一種矛盾的心理。但如果由這樣多支持監管的讀者出來抵制這些侵犯私隱
的做法,拒絕購買和閱讀這些報章,這些以市場為導向的報章當然會被迫改變他們
的辦報路線,特區政府也就沒有藉口搞甚麼“法律改革”了。因此受評議和懲罰的
是否也應該包括這些讀者呢﹖
評議會是傳媒頭上一把刀
不過民主派和部分傳媒則持強烈反對的態度,因為如果沒有了新聞自由
,政府對市民私隱和其他權益的侵犯肯定大大超過傳媒,社會上腐敗的現象也因為
失去輿論監督而泛濫起來。最近剛被港府去職的稅務局長黃河生就是因為他的太太
開了一家教人避稅的公司,黃河生也是其中的一個股東,并且參與“指導”,而他
的這個私隱被傳媒揭發有利益衝突。
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涂瑾申為了限制港府利用現行的條例截取市民的訊
息來保障市民的私隱,曾以私人名義提出“截取通訊條例”草案,在香港回歸前獲
立法局通過。但特區政府成立兩年後遲遲不對此立法,所以涂瑾申聲言準備就特區
行政長官董建華不對通過的提案立法而告他違反基本法。這或許也表明當局并不真
正關心市民的私隱,他們熱衷於對付傳媒,是擔心言論自由監督了他們的所作所為。
例如香港傳媒對董建華的無能就多所批評,對特首夫人熱衷於特權也有所批評,因
為坐飛濺要坐1A位而趕走其他乘客,另外在“特首辦”後面另設“董太辦”之類的
私隱被傳媒報道出來實在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也。
香港的報章如“信報”、“經濟日報”、“蘋果日報”等都發表社論反
對上述的“改革”,“經濟日報”明確說這是香港傳媒頭上的一把刀。香港新聞人
員行政協會主席趙應春、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都表示強烈反對。但親共的新聞
工作者聯會和比較親北京的報章僅表示“保留”,他們只是擔心評議會的權力太大,
而不是從根本上反對。
被稱為港英“孤臣孽子”而後“忽然愛國”的前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元
和他的接班人梁振英則強烈支持這種做法。八十多歲的鍾士元一貫反對民主政治,
反對新聞自由也不奇怪,但他舉自己的例子時文不對題,使人摸不著頭腦,真懷疑
他頭腦已經不清楚了。梁振英則說世界上有很多先進國家都有類似的組織。問題是
這些國家的評議機構是業內自行組織的而非政府欽定的,更何況這些先進國家的領
導人是民選的,而董建華卻是北京欽定的,特區行政長官何不學習這些先進國家也
來個民主選舉呢﹖身為行政會議召集人的
梁振英不要接受董建華的委任而放下身段去參與選舉看能否選上好不好﹖
充黨喉舌是最大操守問題
值得一讚的是身為“人民代表”的前自由黨主席李鵬飛,他有別於其他
親共人士,不但在報上著文反對中共武力攻臺,反對圍攻鄭安國和香港電臺,并且
指出如果香港變成“一言堂”,那就不是香港了。在法律改革的諮詢文件出來後,
鍾士元在記者面前發泄對新聞自由的不滿情緒時,作為政壇上由他帶出來的李鵬飛
卻背叛了他的“恩師”,在旁邊認為諮詢文件在蠶食新聞自由,反對成立報業評議
會。因為此例一開,將來被“評議”的肯定不止報業而會發展到其他傳媒。
但是特區政府已放出風聲說諮詢文件“勢在必行”,董建華更通過和立
法會議員霍震霆(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的兒子)的會晤放話出來說﹕“不要迫政府
做事。”顯然是警告如果傳媒繼續“亂說亂動”,他對傳媒的監管就“絕不手軟”。
由於民主派在立法會內是永遠的少數派,所以難以阻擋董建華的長官意志。
香港主權回歸北京後,新聞自由的空間日益收緊。固然侵犯私隱的問題
涉及傳媒老板和從業員的操守,但身為中共喉舌為“一言堂”效勞,剝奪廣大市民
知的權利,推行愚民政策,或作中共的傳聲筒而去誤導公眾,則更是操守問題。侵
犯私隱受害的是小部分人,對他們當然要尊重,但作為公眾人物,他們必然要犧牲
自己的一些私隱,這也是事先計算好的必須付出的代價之一。何況香港也不是沒有
法律保障的,如果涉及誹謗有誹謗罪,還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但是充當中
共喉舌和傳聲筒,受害的是廣大市民,但是“黨大於法”,人們奈何不得,這才是
最大的操守問題。
新聞自由本身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在自由的同時出現某些出位的情
況當然要糾正,但也不必大驚小怪認為天要塌下來。這點愛國愛黨愛毛的董建華應
該去領會毛澤東思想中“十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不要混淆主流和支流,不
要本末倒置。
在香港法治受損後,新聞自由也岌岌可危了,怪不得在全球享有崇高威
望的英國“金融時報”說,“一國兩制”的原則在香港已遭拋棄。
《動向》月刊1999年9月號 (19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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