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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偷渡苦,牢記血淚仇    林保華

正當中國政局明顯左轉,以恢復毛澤東時代作為時尚的時候,廣東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一本《大逃港》,記述了那個時代中國人民大量逃亡香港的紀
實文學作品。《中國青年報》以“人民會用腳投票”為題推介該書,雖然
取態溫和,但是在暗示,人民如果不能用手投票,就會用腳投票!香港《
蘋果日報》轉載介紹,並用電話訪問在深圳的作者陳秉安。本書第一版 2
萬冊已經賣斷市。本人還沒有機會看到,但是從介紹文章來看,對人心的
震撼不能低估。

        一顆子彈父親倒下 
        催生《大逃港》

作者透露,他想寫這部《大逃港》,起因是1987年他在《深圳商報》任記
者時,一次去羅湖採訪某港資大酒店開業,“當時,香港過來的酒店總經
理在慶典上演講,剛講到一半,他突然嚎啕大哭起來,台下愕然,不知發
生甚麼事”。那位港人總經理哽咽著說:“20多年前,就在我站的位置,
我父親揹著我偷渡,快到河邊時,一顆子彈射來,我父親……倒了下來。
”總經理擦去眼淚後說,正因為此,他把酒店開在這個地方,為紀念死去
的父親。陳秉安稱,那次採訪令他知道當年大逃港潮,催生了他寫逃港事
件的衝動。

但是如果從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觀點來看,這位香港總經理簡直就是“
還鄉團”來“反攻倒算”,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是循合法途徑從上海移居香港的,我也沒有勇氣以偷渡方式來香港。但
是即使在上海,從其他華僑朋友那裡,也聽到不少偷渡的情況(國內的朋
友即使知道也不敢說),尤其是文革武鬥屍體與偷渡屍體飄向香港的慘狀
,更是香港人具有強烈反共意識的原因之一。

        陳獨秀女兒陳子美
        為了偷渡準備十幾年

1997年我移民美國後,曾經訪問中共創黨總書記陳獨秀的女兒陳子美,她
也是1970年代從廣州到深圳偷渡到香港的,準備了十幾年,從訓練孩子游
泳開始,最後由他的兒子與兒子的朋友,捆著汽油桶護著她游到香港的。
到香港後幾年,又以旅遊身份到了美國,非法逾期居留,最後取得合法身
份。

作者寫這本書時,得以參閱一些檔案,使內容更加翔實。據記載,深圳歷
史上共有 4次大規模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共計56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全國12省市縣。看看這些年份,都與共產黨
發生的大事件有關。1960年代前,邊防軍可隨時開槍射偷渡者,不少偷渡
客被打死在海灘、河灘或山頭。當時深圳催生一個新職業“拉屍”,鼎盛
時有 200多個拉屍佬。而最近我則在電視上看到中國某地因為貧窮而跳河
自殺的人增多,漁民改打漁為撈屍,撈一個 3千人民幣。可見中國崛起後
,窮人的遭遇並沒有出現大變化。

1970年代我在上海時就已經聽到,由於逃亡人數之多,不可能都以“反革
命”來論罪,監獄容不下那樣多的“反革命”,所以1970年代以後,從廣
東逃到香港被抓回來的,一律以“經濟犯”(只是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
的“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關一陣教育教育就放人,當然一樣受到虐待
與羞辱;但是從廈門逃到金門的,則是“叛國投敵”,以“敵我矛盾”方
式嚴懲。看來國民黨反動派比英國殖民主義者還要可惡。

        “改革開放”
        文人用筆寫 農民用血寫

作者說:“我永遠記著採訪過的一位寶安農民的話,他說:『改革開放這
四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卻是用血寫的!』”的確,不少人把改
革開放的功勞歸於鄧小平,這是共產黨所批判“英雄造時勢”的“歷史唯
心主義”觀點。實際是民眾用腳投票逼共產黨改革,鄧小平是為了挽救共
產黨的統治,為了要外來資金才改革開放,那是形勢逼人啊。到現在,共
產黨還不肯放權,改革開放的果實落在共產黨特權集團手裡,也可見他們
的改革開放只是為自己而不是人民。如今,中國自命已經崛起,為何用腳
投票之風未減?不但歐美富裕國家,連非洲貧窮之地,與伊拉克、阿富汗
的“危邦”,都有中國偷渡者的足跡,可見一斑。

我移居香港以後,更多了解到偷渡的情況,也接觸到一些偷渡的朋友。港
英政府對偷渡政策由鬆轉緊,更不乏“陰謀論”之說。初期完全接收。中
期港府的“抵壘政策”,只要偷渡者能夠混入市區自首,就准其居留;在
新界就被截獲的,遣送回中國;因而能夠進入市區的,多為有過人本領,
或有內應;偷渡本身已要有膽識,能夠抵壘成功的,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可謂“偷渡菁英”了,這樣大大提高香港人的素質與競爭力。另一種“陰
謀論”則說,1960年代後,香港經濟開始起飛,偷渡正好為香港提供廉價
勞動力,1970年代中期以後,對勞動力沒有那樣渴求,所以政策越來越緊
,最終全部遣返。

由於偷渡者經歷過鬼門關的考驗,什麼苦都能吃,也有冒險精神,所以在
香港,無論白道,還是黃道、黑道,都不乏他們中的成功人士。書中提到
了金利來老板曾憲梓、壹傳媒老板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即使
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不少也趁改革開放之風,拿著小本錢回到家鄉投資,
成為成功企業家。在我的香港偷渡朋友中,我觀察他們待人處事的現實態
度,我相信他們的人生觀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

我慶幸我的華僑身份,可以在文革最黑暗的年代拿著港澳通行證合法到達
香港。但是我在廈門親眼看到文革武鬥死難紅衛兵的墓群,聽到偷渡者被
邊防軍打死、被鯊魚咬死,或偷渡過程中因為過度疲勞而累死或被抓回的
悲慘遭遇,同為中國人,我為我的“好運”感到愧疚。

        我奮筆疾書
        乃為死者討公道

對生者來說,對有
幸來到自由世界的我來說,難道不應該為不能開口說話的死者或留在中國
的同胞討取公道嗎?這也是我到達香港後,一直奮筆疾書從事寫作的原因
之一。為了死者,也為了避免海外像我一樣的生者,再度落入中國共產黨
的大囚籠裡。

因此,當中國人民大學的校友,香港新華社宣傳部劉再明奉副社長張浚生
之命請我吃飯,並了解我是否政策尚未落實因而寫反共文章時,我對他說
,我人在香港,政策落不落實與我已經沒有關係;與其他不幸者相比,我
可以說沒有怎麼受到迫害(其實就是還沒有把我列為牛鬼蛇神進行批鬥,
抄家、“幫助”都經歷過了)。然而1991年我為華東水災的災民說話時,
香港新華社組織點名圍攻我時,竟說:“清楚其底細的人都知道,中共、
中國政府過往待他并不薄。正是因為中共及中國政府的關照,他得以畢業
於國內名牌大學,爾後又有一份不錯的職業。他自己也公開承認過,即使
在『文革』那些年代他也未受過迫害。林氏來港後卻利用香港的『言論自
由』盡情反共反華。”

按照他們的說法,只有被迫害的人才可以“反共反華”,否則就不可以。
那麼已經被害死的人又如何“反共反華”,難道不許我們還活著的人代他
們“反共反華”嗎?只有這樣,才可以使共產黨稍微忌憚一點,否則他們
對異議人士殺光就是。這也是我至今還反共的原因,至於“華”,那是他
們拿來掩護共產黨的滔天罪行。

新華社那篇批判文章發表後,在校友會的活動中見到已經榮升為《文匯報
》總編輯的劉再明,他趕快向我解釋那篇文章不是他寫的。我知道那不是
他寫的,因為同一天的《文匯報》,有他署名表揚李嘉誠的文章,他沒有
本事一天寫兩篇兩個個正反對照的文章。但是他已經把與我談話的內容放
進我的檔案裡了。

我與黎智英、劉夢熊相識,黎智英“壹傳媒”的政治立場人們都知道,他
對共產黨有相當的了解。劉夢熊最近為趙連海被判刑事件痛斥中國的司法
黑暗,我在《爭鳴》雜誌裡稱讚他還有良心。雖然身為全國政協委員,我
希望他還沒有忘本,堅持良心的底線。老朋友、著名作家倪匡則是很早期
偷渡來香港的,反共更是旗幟鮮明。

我最蔑視的是曾憲梓,不管他是不是偷渡來香港的,至少他不喜歡共產黨
而離開中國到了香港,但是後來居然帶頭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這個從中國到了香港,靠做冒牌巴黎領帶而被港英政府判刑的騙子,因
此仇恨港英而淪為“愛國人士”中最惡形惡狀的“左王”,最近更針對劉
曉波頒獎典禮發表宏論,指責出席典禮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是“叛國者”
,責問挪威政府為何不向自己國家的牢犯頒發和平獎。對這樣一個據稱畢
業於廣州中山大學,卻不知道挪威並沒有政治犯的白痴來說,多說也沒有
什麼意思,只能說:“上帝要你死亡,必先叫你瘋狂。”夢熊老兄看到他
這位同道,不知會做何感想耶?
《看》雜誌  第78期  2010.12.23-2011.1.5

(穿越30多年時空的重要評論,以及人生的酸甜苦辣,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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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中國最新重要資訊,請觀看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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