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不忘偷渡苦，牢記血淚仇    林保華

正當中國政局明顯左轉，以恢復毛澤東時代作為時尚的時候，廣東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一本《大逃港》，記述了那個時代中國人民大量逃亡香港的紀
實文學作品。《中國青年報》以“人民會用腳投票”為題推介該書，雖然
取態溫和，但是在暗示，人民如果不能用手投票，就會用腳投票！香港《
蘋果日報》轉載介紹，並用電話訪問在深圳的作者陳秉安。本書第一版 2
萬冊已經賣斷市。本人還沒有機會看到，但是從介紹文章來看，對人心的
震撼不能低估。

        一顆子彈父親倒下 
        催生《大逃港》

作者透露，他想寫這部《大逃港》，起因是1987年他在《深圳商報》任記
者時，一次去羅湖採訪某港資大酒店開業，“當時，香港過來的酒店總經
理在慶典上演講，剛講到一半，他突然嚎啕大哭起來，台下愕然，不知發
生甚麼事”。那位港人總經理哽咽著說：“20多年前，就在我站的位置，
我父親揹著我偷渡，快到河邊時，一顆子彈射來，我父親……倒了下來。
”總經理擦去眼淚後說，正因為此，他把酒店開在這個地方，為紀念死去
的父親。陳秉安稱，那次採訪令他知道當年大逃港潮，催生了他寫逃港事
件的衝動。

但是如果從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觀點來看，這位香港總經理簡直就是“
還鄉團”來“反攻倒算”，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是循合法途徑從上海移居香港的，我也沒有勇氣以偷渡方式來香港。但
是即使在上海，從其他華僑朋友那裡，也聽到不少偷渡的情況（國內的朋
友即使知道也不敢說），尤其是文革武鬥屍體與偷渡屍體飄向香港的慘狀
，更是香港人具有強烈反共意識的原因之一。

        陳獨秀女兒陳子美
        為了偷渡準備十幾年

1997年我移民美國後，曾經訪問中共創黨總書記陳獨秀的女兒陳子美，她
也是1970年代從廣州到深圳偷渡到香港的，準備了十幾年，從訓練孩子游
泳開始，最後由他的兒子與兒子的朋友，捆著汽油桶護著她游到香港的。
到香港後幾年，又以旅遊身份到了美國，非法逾期居留，最後取得合法身
份。

作者寫這本書時，得以參閱一些檔案，使內容更加翔實。據記載，深圳歷
史上共有 4次大規模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共計56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全國12省市縣。看看這些年份，都與共產黨
發生的大事件有關。1960年代前，邊防軍可隨時開槍射偷渡者，不少偷渡
客被打死在海灘、河灘或山頭。當時深圳催生一個新職業“拉屍”，鼎盛
時有 200多個拉屍佬。而最近我則在電視上看到中國某地因為貧窮而跳河
自殺的人增多，漁民改打漁為撈屍，撈一個 3千人民幣。可見中國崛起後
，窮人的遭遇並沒有出現大變化。

1970年代我在上海時就已經聽到，由於逃亡人數之多，不可能都以“反革
命”來論罪，監獄容不下那樣多的“反革命”，所以1970年代以後，從廣
東逃到香港被抓回來的，一律以“經濟犯”（只是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
的“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關一陣教育教育就放人，當然一樣受到虐待
與羞辱；但是從廈門逃到金門的，則是“叛國投敵”，以“敵我矛盾”方
式嚴懲。看來國民黨反動派比英國殖民主義者還要可惡。

        “改革開放”
        文人用筆寫 農民用血寫

作者說：“我永遠記著採訪過的一位寶安農民的話，他說：『改革開放這
四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卻是用血寫的！』”的確，不少人把改
革開放的功勞歸於鄧小平，這是共產黨所批判“英雄造時勢”的“歷史唯
心主義”觀點。實際是民眾用腳投票逼共產黨改革，鄧小平是為了挽救共
產黨的統治，為了要外來資金才改革開放，那是形勢逼人啊。到現在，共
產黨還不肯放權，改革開放的果實落在共產黨特權集團手裡，也可見他們
的改革開放只是為自己而不是人民。如今，中國自命已經崛起，為何用腳
投票之風未減？不但歐美富裕國家，連非洲貧窮之地，與伊拉克、阿富汗
的“危邦”，都有中國偷渡者的足跡，可見一斑。

我移居香港以後，更多了解到偷渡的情況，也接觸到一些偷渡的朋友。港
英政府對偷渡政策由鬆轉緊，更不乏“陰謀論”之說。初期完全接收。中
期港府的“抵壘政策”，只要偷渡者能夠混入市區自首，就准其居留；在
新界就被截獲的，遣送回中國；因而能夠進入市區的，多為有過人本領，
或有內應；偷渡本身已要有膽識，能夠抵壘成功的，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可謂“偷渡菁英”了，這樣大大提高香港人的素質與競爭力。另一種“陰
謀論”則說，1960年代後，香港經濟開始起飛，偷渡正好為香港提供廉價
勞動力，1970年代中期以後，對勞動力沒有那樣渴求，所以政策越來越緊
，最終全部遣返。

由於偷渡者經歷過鬼門關的考驗，什麼苦都能吃，也有冒險精神，所以在
香港，無論白道，還是黃道、黑道，都不乏他們中的成功人士。書中提到
了金利來老板曾憲梓、壹傳媒老板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即使
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不少也趁改革開放之風，拿著小本錢回到家鄉投資，
成為成功企業家。在我的香港偷渡朋友中，我觀察他們待人處事的現實態
度，我相信他們的人生觀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

我慶幸我的華僑身份，可以在文革最黑暗的年代拿著港澳通行證合法到達
香港。但是我在廈門親眼看到文革武鬥死難紅衛兵的墓群，聽到偷渡者被
邊防軍打死、被鯊魚咬死，或偷渡過程中因為過度疲勞而累死或被抓回的
悲慘遭遇，同為中國人，我為我的“好運”感到愧疚。

        我奮筆疾書
        乃為死者討公道

對生者來說，對有
幸來到自由世界的我來說，難道不應該為不能開口說話的死者或留在中國
的同胞討取公道嗎？這也是我到達香港後，一直奮筆疾書從事寫作的原因
之一。為了死者，也為了避免海外像我一樣的生者，再度落入中國共產黨
的大囚籠裡。

因此，當中國人民大學的校友，香港新華社宣傳部劉再明奉副社長張浚生
之命請我吃飯，並了解我是否政策尚未落實因而寫反共文章時，我對他說
，我人在香港，政策落不落實與我已經沒有關係；與其他不幸者相比，我
可以說沒有怎麼受到迫害（其實就是還沒有把我列為牛鬼蛇神進行批鬥，
抄家、“幫助”都經歷過了）。然而1991年我為華東水災的災民說話時，
香港新華社組織點名圍攻我時，竟說：“清楚其底細的人都知道，中共、
中國政府過往待他并不薄。正是因為中共及中國政府的關照，他得以畢業
於國內名牌大學，爾後又有一份不錯的職業。他自己也公開承認過，即使
在『文革』那些年代他也未受過迫害。林氏來港後卻利用香港的『言論自
由』盡情反共反華。”

按照他們的說法，只有被迫害的人才可以“反共反華”，否則就不可以。
那麼已經被害死的人又如何“反共反華”，難道不許我們還活著的人代他
們“反共反華”嗎？只有這樣，才可以使共產黨稍微忌憚一點，否則他們
對異議人士殺光就是。這也是我至今還反共的原因，至於“華”，那是他
們拿來掩護共產黨的滔天罪行。

新華社那篇批判文章發表後，在校友會的活動中見到已經榮升為《文匯報
》總編輯的劉再明，他趕快向我解釋那篇文章不是他寫的。我知道那不是
他寫的，因為同一天的《文匯報》，有他署名表揚李嘉誠的文章，他沒有
本事一天寫兩篇兩個個正反對照的文章。但是他已經把與我談話的內容放
進我的檔案裡了。

我與黎智英、劉夢熊相識，黎智英“壹傳媒”的政治立場人們都知道，他
對共產黨有相當的了解。劉夢熊最近為趙連海被判刑事件痛斥中國的司法
黑暗，我在《爭鳴》雜誌裡稱讚他還有良心。雖然身為全國政協委員，我
希望他還沒有忘本，堅持良心的底線。老朋友、著名作家倪匡則是很早期
偷渡來香港的，反共更是旗幟鮮明。

我最蔑視的是曾憲梓，不管他是不是偷渡來香港的，至少他不喜歡共產黨
而離開中國到了香港，但是後來居然帶頭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這個從中國到了香港，靠做冒牌巴黎領帶而被港英政府判刑的騙子，因
此仇恨港英而淪為“愛國人士”中最惡形惡狀的“左王”，最近更針對劉
曉波頒獎典禮發表宏論，指責出席典禮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是“叛國者”
，責問挪威政府為何不向自己國家的牢犯頒發和平獎。對這樣一個據稱畢
業於廣州中山大學，卻不知道挪威並沒有政治犯的白痴來說，多說也沒有
什麼意思，只能說：“上帝要你死亡，必先叫你瘋狂。”夢熊老兄看到他
這位同道，不知會做何感想耶？
《看》雜誌  第78期  2010.12.23-2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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