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曹思源

林保華

看到曹思源病逝的消息,感到突然,因為他比我年輕;而且因為多年沒有
什麼聯絡,不知道他身患絕症。

第一次見到曹思源,是一九八八年春天,那時他與四通集團總裁萬潤南訪
問美國後經香港回國。那時我在香港大學經濟系(後來改為經濟金融學院
)擔任助理研究員,協助系主任張五常教授研究中國的經濟改革;也協助
他與中國學者聯絡。

當時我也是報章的專欄作者,撰寫評論中共的文章言論太過鋒利,香港新
華社對我很不滿意,還有人打小報告到深圳市委說我有台灣背景(其實只
是曾經在中報任職,並為中國時報系報刊撰稿),所以我的接待工作非常
低調,深怕因此害到這些中國朋友,因此在專欄裡也不敢提及。

當時中共吹噓沒有中國政府的支持,就沒有香港的繁榮,而許多中國朋友
並不明白香港的實際情況,所以只要有機會,我會進行反宣傳,對我來說
就是反統戰。當時中國還很落後,所以我有時會帶他們逛尖東,尤其到麗
晶酒店(現改為洲際酒店)的咖啡座欣賞璀璨的港島夜景。當時曹思源是
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以“曹破產”聞名,那時企業要破產都不知道
該怎麼辦,他就在研究如何制定相關法規。

第二年北京爆發學生運動,作為著名民辦企業的四通站在改革前列,因此
也捲入學生運動當中。六月四日凌晨大屠殺之後,當晚我就接到四通朋友
的電話,告知其實曹思源已經在六月三日中午出門買菜時失蹤,也就是被
秘密逮捕,要我寫出來,避免被悄悄滅口。因此六月六日的香港《經濟日
報》刊出我在凌鋒專欄之外署名林保華的評論文章“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
所長失蹤”,立此存照。

我在文章中是這樣寫的:“他是江西人,胖墩墩的身軀,頭較大,說話爽
朗,思路非常情楚,確實是研究立法工作的人才。在麗晶酒店的咖啡座,
暢談了一個晚上。他盛讚香港經濟的繁榮,并且談了他的理想和抱負。他
有一個很明確的原則,那就是在推進中國的改革事業中,採用合法的程序
。在理論上他主張徹底,但在做法上,要審時度勢。所以今年年初有些知
識分子要求釋放異議人士的簽名運動,他沒有參加。但其後在七屆人大二
次會議期間,他開了一個有關修改憲法的座談會。在政治經濟收縮的情況
下,他的改革主張據說已引起一些領導人的不滿。”之後他代人徵集人大
常委委員簽名反對戒嚴令,該是他被捕的原因。

他被捕獲釋後,有一次到深圳給我電話,約我見面。我卻因為黑名單無法
入境,由我太太去見他,考慮他出獄後可能生活困難,張五常教授託帶幾
千港幣給他。我太太帶回曹思源在獄中寫的詩歌,因為那時還相當敏感,
我不敢給他發表,以免他與“境外勢力”勾結。

此後他組織思源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繼續進行憲政改革的研究工作,包括
建議共產黨改名等等。

一九九七年以後我移居紐約,有一次他訪問紐約,我們居然再次見面。他
給我的印象,還是永遠的樂觀態度。我請他在唐人街吃飯,看他挺著大肚
腩,我建議他應該節食,但是請他點菜時,居然是“東坡肉”。我只能與
他妥協,因為我們在中國都度過大饑荒年代,對肉類的渴求深過海鮮與菜
蔬。

曹思源回國後,我沒有再與他聯絡,因為中國的政治環境日差,我不想因
為我的政治言行而拖累他。我到台灣後,更失去聯絡,沒有想到那是與他
的最後一次見面了。

今年是六四25週年,在《炎黃春秋》舉辦的春節團拜會上,曹思源發表“
假如我是中共總書記”的講話,除了再次要求修改憲法,取消“專政”字
眼,還要求為六四重新定性與平反。顯然,他在向習近平施壓。

曹思源體制內進行憲政改革的主張,在中國民運內部也有人批評,甚至認
為他在製造幻想。但是我非常了解他,支持他的做法。因為不論溫和還是
激進,體制外還是體制內,我都贊成,只要能推動中國進步。但是到今天
為止,中國的憲政改革還是茫茫無期,曹思源真是死不瞑目。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林保華所做的評論)
201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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