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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15,2016 16:16

No.531 從《超級大國民》引申出來的 [林保華]

《超級大國民》電影宣傳海報由萬仁電影有限公司提供
 
太陽花運動後成立的台左維新與民主鬥陣結合,組織了一些活動,邀請我觀賞電影《超級大國民》,並在演出後有個討論。我沒有看過這部名片,因此雖然剛從國外回來,還是欣然赴約。
 
這部描述轉型正義的電影,拍得很好,很感性,不教條說教,人們自會從它的藝術表現感受到當年的白色恐怖,以及轉型正義的必要。這部1995年拍攝的電影,說明萬仁導演有敏銳的政治嗅覺,令人佩服。現在台灣年輕朋友不熟悉這段歷史,以藝術的形式讓他們來認識很有必要。

萬導說,這部電影曾經在香港電影節放過。但是沒有公映過,否則我會有印象,甚至去看。但以九七前香港華人的左(紅)右(藍)的政治光譜來說,如果公映賣座不會好。如果現在去公映,讓香港年輕人認識台灣爭取民主道路的艱辛,恐怕又被當局阻攔,因為就在這天以前,香港導演陳耀成拍攝的雨傘運動紀錄片《撐傘》,在首映前夕,遭主辦單位以政治理由取消。可見中宣部的黑手已經直接插手到演藝界了。
 
台灣人看《超級大國民》,有比較明確的黑白、是非界限,警總一方是加害者,讀書會一方則是被害者。這樣的轉型正義比較簡單。但是作為我這個具有複雜經歷的人,則沒有這樣簡單,難免要引申出其他問題出來。這個問題更是台灣年輕人比較難以理解的,甚至綠營的朋友也不見得容易理解。
 
最近我又回了一趟印尼梭羅。這是我讀小學的地方,當時就有中共辦的“讀書會”。這是當年參與的學長對我說的,我在寫回憶錄時有就此事向他請教。我年紀太小,沒有資格加入,但是老師把讀書會的書給我看,因此小學5年紀(9歲)已經看了斯諾的《西行漫記》。我的這些學長不少是地下黨員,1949年10月1日前都已經回到北京參加革命,有的後來加入志願軍參與韓戰,有的進軍西藏;借我書的老師則是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擔任印尼語組組長。
 
所以電影放映後,我提出問題,如果被槍斃的陳先生是共產黨員,我們應該怎麼看?我有我的答案,提出這個問題只是希望年輕人可以更多的想問題,因為台灣目前也被中共滲透。但是可能超出題外,萬導趕緊說,他不搞政治,這個問題是意識形態,他要討論的是藝術。加上沒有時間了,也就作罷。
 
我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認為共產黨員就應該被槍斃。一個讀書會的負責人,算多大的幹部?何況株連一大批人,這才叫做白色恐怖。因為二戰後左翼思潮興起,吸引了不少理想主義的年輕人,電影的男主角就是如此,卻因此被判重刑。
 
不過我也認為,像我這樣被共產黨統戰欺騙過的人,後來有兩種表現:一種是我,對自己被騙的過失懺悔,自己來轉型正義,所以一直投身揭露共產黨的活動,就是不再過問政治,也不能為共產黨說好話;另一種則繼續跟共產黨走,我在雅加達的一位中學老師,在印尼已經是地下黨員,他在文革結束後也回流香港,但是他居然重操舊業續辦讀書會,對這種人就應該給予揭露批判。可惜中國離開轉型正義距離太遠,就算文革的浩劫,還有毛派為它唱頌歌。
 
台灣在兩蔣統治時期,的的確確有白色恐怖,迫害了很多人,必須轉型正義,為他們恢復名譽,給予賠償。但是如果有共諜潛伏,也必須清除,不能輕易否定。問題是即使像美國那樣的民主國家,在19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也冤枉了許多人,何況蔣介石這個不受權力制約的獨裁政權。
 
在轉型正義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正視目前共諜的滲透,不能因為過去的歷史教訓就容忍匪諜為所欲為、招搖過市,即使破獲也只是輕判。如何正確處理匪諜,還望國安部門訂出一套原則出來。容忍中共第五縱隊活動,就是不公不義的事情。
 
(作者為資深媒體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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