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期）1989年4月15日北京公布胡耀邦逝世的消息時，我與張五常教授正好在深圳。與往常一樣，我們在深圳是住在新都酒店，那是比較新的酒店，一位叫做梁太的香港人經營，而且離火車站很近，走幾分鐘就到了。那天中午，我們在新都的酒樓飲茶後，就準備退房回香港。但就在飲茶當中，深圳的一位同事趕來告訴我們，胡耀邦逝世了。

「六四」前 香港山雨欲來

張五常隨即回房間打電話給方勵之。方勵之那時已經從合肥調回北京。我們1988年訪問北京時，見到過他。鑑於當時中國的改革已經走不下去，民心浮動，教授已經敏感地擔心北京將發生大事件。當時美國總統老布希（中譯布什，港譯布殊）在該年3月訪問北京時，北京不顧國際禮儀，以流氓手段阻止方勵之出席布希的國宴，可見他們對方勵之已經仇視到甚麼程度，因此教授擔心中共會拿方勵之開刀。為此電話中希望方勵之無論中國發生甚麼事情，都不要出來講話，以免遭殃。

回到香港後，一路注視北京事件的發展，香港不斷有大大小小的遊行。我住在珠城大廈，是遊行隊伍進入維多利亞公園集合必經之路。也是那時，對長毛（梁國雄）有更多認識，因為他一定帶領一個小隊伍從樓下高呼口號走過，一聽到他的聲音，我就知道有遊行了，就會趕快收拾東西，然後趕去維園。我也是熱血沸騰，幾乎沒有一次缺席。包括5月20日八號風球（強烈颱風全城放假）高掛的那場遊行。

那時，有兩批北京的朋友正好在香港。一個是我們請來的中國社會經濟系統分析研究會的朋友李忠凡與王麗莉，張五常教授與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教授夫婦1988年訪問北京時，就是他們接待的，我們成為很要好的朋友。因此我們也邀請他們訪問香港，了解香港。還有就是金觀濤、劉青峰夫婦應邀到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

因為北京的事變，我們邀請的代表團無暇遊覽香港，很多時間都在電視前面關注北京局勢的變化。5月30日是我的生日，本來準備請他們好好吃一頓，至少吃個生日蛋糕。但是我們毫無心情，結果是在一家麵館隨便吃吃過了我的生日。他們在六四屠殺前就回北京了。金觀濤夫婦訪問時間較長，在香港的電視看到北京的屠殺情況。北京說金觀濤指揮了那場學生運動根本是胡說，因為學運期間他們在香港。

當時我的忙碌，就是幫他們「翻譯」香港有關學運的電視新聞，因為他們聽不懂廣東話，我幾乎每天給他們翻譯，那時新聞有許多的重播，我們不斷重複地看，唯恐遺漏甚麼。5月下旬，有一天帶他們在中環匯豐銀行總部參觀時，銀行電視屏幕上股市報價突然暴跌，原來那時香港記者致電住在北京天安門附近南池子的張朗朗（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張汀之子，也是高幹子弟），這時正好國安敲門進來找他，他在電話裡就說：「他們進來抓我了。」消息傳出，以為北京開始抓人了，導致股市暴跌。其實國安只是找他了解情況，並未抓人。後來張朗朗來香港，我還拿這事開他的玩笑。

香港兩次百萬人大遊行

5月下旬，香港有兩次百萬人大遊行，一是5月21日，因為5月20日晚總理李鵬宣布北京戒嚴，香港直播那晚的黨政軍大會，李鵬的惡形惡狀導致第二天全城爆炸。第二次是5月28日，那是全球華人大遊行，所以香港人也傾巢而出。這兩次遊行我都有參加。香港支聯會就在5月21日那天成立，那時關注的各界社會人士很多，最後還是長期從事社會運動、而且具有組織能力的司徒華掌控了這個組織。

香港人會這樣關心中國的政治問題，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香港人約有一半來自中國，幾乎都是逃難來的，自然與中國人有同命運、共呼吸的感覺；一個是97年香港即將「回歸」，所以香港人急切希望中國民主化，否則香港將兇多吉少。

胡耀邦逝世後，面對中國政情的急劇變化，我寫了好多文章，都是激烈抨擊中共的強硬派，因此為了自身的安全，我也很知趣地沒有再踏進中國的大門，我不願意把自己的人身安全做賭注。有一位到北京洽談生意的港商，某晚看到中央電視台的聯播節目批判「外部勢力」如何煽風點火時，列出幾篇香港報章上刊登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我以「凌鋒」筆名刊於4月27日《明報》的文章「胡耀邦祭」。他回到香港後，立即打電話給我的一位朋友，叫他轉告我，絕對不要進去。（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