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源的武汉肺炎，在全球兜转两年后，在其他国家开始缓解逐步解封时，却打了个回马枪，回到中国殖民地的香港。疫情很快失控，有外媒表示香港的惨状超越两年前的武汉，我不认同超越，因为武汉掩盖了许多惨状；但是已经接近了。当今中国最伟大的独裁者习近平也玩弄两年前的把戏，急急将自己与疫情切割而扮演大救星的角色。把民众的苦难与生命转化为他们皇冠上的光环，不但无耻，更是灭绝人性！

香港目前的惨状，每天确诊六千多名！医疗体系承担沉重的压力。一些患者在寒风中被安置在露天，因为缺乏床位；有的则是在家里苦守等候治疗。伊利沙伯医院的夜班，两名护士要照顾一百名病人，他们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但是看到外面在冷风中排队候诊的病人与家属的惨状，更令他们痛哭。深切治疗部（加护病房）床位也快爆满，有资深医生表示，到时可能要让生存机会较高的病人才获编配床位。根据一些专家的评估，大概要每天确诊数万人之后，疫情才会缓解，估计也要到今年3月。若干敏感的香港人已经赶紧偷渡到中国的广东、湖南、上海等地，还把病毒带过去。

农历年过年期间，这第五波疫情已经逐步升高，眼看快要失控，2月16日，香港党报《大公报》、《文汇报》头版刊出习近平以中共总书记身份就支援香港疫情工作的“最高指示”，强调港府要动员及“把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确保市民生命安全及“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

这个“最高指示”特殊在哪里？以往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最高指示，都是通过中央党媒（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发表后才由地方党媒转载。这次因为情况紧急，不但是当年的“思想工作不过夜”，也是习总书记切割不过夜，越早宣布越显示领袖的伟大英明，因为第二天宣布的确诊人数肯定又是新高数字。因为疫情失控，每天的增加人数不但是绝对数字的增加，也可能是倍数的增长。

人们记得两年前习近平公开发表的有关武肺的最高指示是2020年1月20日，他刚刚访问缅甸回国，来不及回到北京再发表，还在回国途中的昆明就发表。原因也是武汉疫情已经不可收拾，纸已经包不住火了。后来为了表示习近平的英明伟大，逐渐透露他在1月上旬已经对党内做出指示。然而为何不公开让全民防疫？就是还幻想家丑不可外扬，避免影响过年情绪。到了失控才被迫公布，表示他才是“先知先觉”者。香港情况也是如此，过了元宵节习近平才发出指示以后，那些马屁政客遂即运用习近平的马后炮指示来指导防疫。

现在一些专家分析香港疫情爆发的原因，都从专业角度，却忽视最根本的政治因素。很明显，武汉肺炎爆发两年以来，香港的中心工作是在镇压反送中运动的本土派与民主派，尤其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就是忙于抓人而不是抓病毒。香港是国际都会，可以进口全世界的疫苗品牌，但是“爱祖国，用国货”，民众只能施打中国制造而不为港人信任的科兴，顶多是上海复星代理的复必泰（BNT）让党国发大财，而且还要把个人资料输往中国，而这些是香港人所抗拒的，因此接种率偏低。在反送中运动初期，香港一些医护人员为了给政府压力，做过短暂象征性的罢工；即使武肺病毒已经入侵香港，医护人员是防疫的最宝贵资源，特首林郑月娥却忙着对他们进行报复的秋后算账，只有个人的情绪而无香港的大局。

当欧美割龙（omicron）变种病毒在去年10月侵入香港，疫情开始升温时，1月3日还有一百多名名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洪为民的生日派对，包括多位港府的局长。其中有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入境事务处处长区嘉宏，他们都身兼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香港异议人士违反限聚条例被控破坏国家安全，他们身为国安会成员就不是？萧泽颐那晚已经下班成为“休班警”，当时已有责任检举派对发生的违法行为，然而不但没有检举，还亲自参与。而这种大肆铺张的派对，显然违反习近平一再申诫的反腐败，然而从特首到党总书记国家主席都在包庇他们。他们还能够成为防疫的典范与执行者吗？

1980年代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时，邓小平为了增强香港人对中国收回香港能维持香港繁荣的信心，曾经说过：“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中国人一定能够做到。”他还加码说：“外国人做不到的，中国人也可以做到。”果然，香港即使经过太平洋战争与红卫兵暴动，东方之珠仍然熠熠生辉；可是一落到中共手里，光芒逐渐暗淡，到了习近平手里，不但资金外逃、港人外逃、病毒肆虐，居然还有香港人逃往中国救命。历史的颠倒足以证明习近平中共在香港的反动。

如今习近平要摆脱摧毁香港的罪责，把自己扮演成大救星，谈何容易？长期接受普世价值教育的香港人不是愚民，他们不会放过习近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