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2）
劉淇昆
(六) 在庚子之亂和其後的戰爭中，中國民眾被義和團和官軍塗毒、禍害；“滅洋”的大屠殺、大破壞使國家經歷了空前的浩劫。是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擊潰清軍、剿滅拳匪之後，恢復了正常的社會秩序。“解民於倒懸的”竟是外國軍隊，這不也是戰爭史上的奇觀嗎？
八 國聯軍在中國燒殺姦淫、無惡不作，這是中國人從小就被灌輸的眾多謊言中相當突出的一個。此乃中國人的自欺欺人。燒殺姦淫、無惡不作的確有其人，但不是外國 聯軍，而是中國人自己。在庚子之亂和隨後的戰爭中，“兵匪焚掠京師”，“都門內外，教民骨積如山，血流成渠”[1]。“兵匪”者，清兵拳匪是也，鑿鑿見 證，史不絕書。在本文的開始，對庚子之亂中義和團（及清兵）大規模的燒殺淫掠已經作了簡要的陳述；下面補充一點細節。
在直隸（河北 省），庚子（1900）年5月12日，義和團在淶水縣高洛村大開殺戒，匪首張德成親自指揮。該村有三十四戶人家信奉天主教。拳匪趁信徒下午在教堂裏望彌撒 時闖進去，大殺大砍，將（一名）外國傳教士和華人信徒全部殺死。然後去教民家，不分男女老幼，斬盡殺絕。接著搜索財物，放火燒屋，三十四戶人家一百四十餘 人無一倖免[2]。5月中旬，在省會保定府，七十多名基督徒被殘殺，許多村莊被義和團搶掠、焚燒，村民紛紛棄家逃難[3]。5月底，在盧保鐵路（盧溝橋至 保定）服務的外國工程師和眷屬36人為逃避拳匪殺戮，雇船由保定逃難去天津，途經雄縣小龍王廟，被拳匪截殺，六人遇難，七人受傷[4]。6月1日，直隸霸 州縣“聖若瑟會”的外國修女領著教會收養的22名孤女，為逃避義和團的殺戮、淩辱，逃亡到固安縣地界，不幸落入團匪之手。義和團在各個村落貼出廣告，公然 販賣這“二十二名黃花閨女”，“非常便宜！售完即止！”。在任丘縣，六百八十名天主教徒慘遭義和團殺害。青縣義和團首領王之臣率萬餘團民進入滄州，“凡地 方富室，概指為洋教，焚劫殺掠，兇橫異常”[5]。7月中旬，義和團和清軍製造了“景州朱家河教堂慘案”，屠殺中國天主教徒兩千五百多人、外國神甫兩人。 槍殺、刀砍、火燒，手段兇殘，婦孺皆被難[6]。
清政府封疆大吏中的頭號劊子手是山西巡撫毓賢。西太后曾這樣批復他的奏章：“予命凡洋 人無論男婦老幼，皆殺之無赦”[7]。“6月，山西義和團焚燒教堂，山西巡撫毓賢登高望到火光稱‘天意也’並禁止清軍救火。有英國教士逃出，對群眾說： ‘昔晉省大旱，吾輸財五六萬，活數千人。今獨不能貸一死耶？’被清軍殺害。一英國婦女抱著兒子跪下，說她施醫每年救活數百人，請求饒過她和兒子。被士兵擊 倒，和兒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燒死。7月，毓賢派士兵守太原城門，禁止教士出入，又將教士老幼囚禁在鐵路公所。7月9日，毓賢將這幾十名教士及其家屬婦孺押 至撫署，殺害英國教士及家屬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及僕役二十余名，梟首示城門，剖心棄屍，積如丘山。又驅趕法國天主堂修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 從。毓賢下令斬為首二人，令修女飲兩人的血，有十六人將血飲下。毓賢下令將這十六人䌸懸高處，迫其他人背教，皆不從。清軍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幾十名，但 都不屈，最後全被殺害。”[8]
庚子年7月9日發生的慘案在國際上以“太原大屠殺”（Taiyuan Massacre）著稱；中國人稱其為“太原教案”。這個事件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在同一天的同一地點，那麼多人慘遭殺害。二是一個省的廵撫親自操刀， 參與大屠殺。浸信會的一個信徒目睹了在巡撫衙門的這場屠殺，他提供了更多的細節。“首先被帶上來的是英國浸信會的傳教士Mr Farthing，他的妻子緊緊抓住他。Mr Farthing輕輕地把妻子推開，走到行刑者跟前，跪了下來，一言未發。劊子手一刀砍下了他的頭顱。緊接著被殺害的是Mr Hoddle，Mr Beynon，Lovitt博士和Vilson博士，他們的頭顱都是被劊子手一刀斬斷的。巡撫毓賢這時候顯得不耐煩了，嫌殺人的速度太慢。他讓他的衛隊協 助去砍殺其餘的人；他的衛士個個佩帶長柄的重劍。接下來被殺害的三個傳教士是Mr Stokes，Mr Simpson和Mr Whitehouse。Mr Whitehouse被一刀斬首，但是前兩個受難者被刴了好幾刀，人頭才滾滾落地。殺完新教的男性傳教士之後，婦女被帶了上來。Farthing夫人手拉 著她的三個孩子，孩子們緊緊依偎著母親。劊子手揮刀砍下母親的頭顱，孩子們也被一一砍頭。劊子手以殺人為業，砍頭只需一刀；而那些衛兵殺人手法相形見拙， 有些婦女人頭落地之前，要被接連不斷地刀劈劍砍。Lovitt夫人被帶上刑場時，戴著眼鏡，手中牽著她年幼的兒子；直到受刑時她牽著孩子的手都未放開。她 對周圍的人講：‘我們到中國，帶來的是耶穌基督的福音；我們對你們沒有任何傷害，只給你們帶來好處。為什麼你們如此對待我們？’一個士兵奪去了她的眼鏡， 連砍兩刀，Lovitt夫人人頭落地。當所有新教傳教士被殺害之後，羅馬天主教的教士被帶上來。留著長長白胡鬚的主教問巡撫毓賢，為什麼他做這種傷天害理 之事。毓賢二話不說，拔出佩劍，狠狠朝主教的臉上砍去。鮮血噴湧而出，染紅了主教的白鬍子，接著他被梟首。主教之後，神甫和修女們一個個被砍頭。之 後，Mr Piggott 和他的傳教團隊從附近的牢獄中被押到刑場；Mr Piggott和Mr Robinson 仍然戴著手銬。Mr Piggott在刑場上向周圍的人群佈道，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的頭被劊子手揮刀砍下。Mr Robinson也從容就義。Piggott夫人一直牽著她兒子的手，至死沒有放開。母親被斬首之後，兒子遭到同樣的酷刑。這個團隊的其他婦女和兩個女孩 子，都被同樣地殺害了。”[9]
僅在7月9日一天之內，毓賢就在他的巡撫衙門殺害了33名外國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12名天主教傳教士 （以及華人基督徒）。傳教士遇害之後，他們的衣服、戒指、懷錶被掠走，他們的頭顱被懸掛在城門示眾[10]。曝屍一天之後，中國教民將被“剖心棄屍”的外 國傳教士秘密埋葬；五天后200名教民為此被處死，隨後大屠殺在山西全省展開。到8月底，總計有159名（外國）新教傳教士（包括46名兒童）和12名天 主教傳教士在山西被屠殺；在該省北部共有15000到20000名中國教民被殺害[11]。
9月中旬，當西太后“西狩”經太原時，她向毓賢詳細詢問了當地“滅洋”的情形。毓賢得意地稟告：“奴才布下了天羅地網，把洋鬼子殺了個雞犬不留”。西太后極口誇獎：“你幹得漂亮，就是要從山西徹底剷除洋鬼子！”[12]（雖然其時清廷已經開始向外國求和，鎮壓義和團）。
毓 賢在巡撫衙門殺害的，主要是外國傳教士和他們的孩子；而義和團殺戮的，以自己的同胞為主。義和團任意誣指他人是“二毛子”，想要誰的命就要誰的命。大清臣 民，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優隸卒，在拳匪面前都不免戰戰兢兢。義和團“鑒別” 二毛子的方法是所謂焚表：“匪中規例，凡不肯自承二毛子者，即為焚香，取黃紙燒之，如紙灰不升，即目為真二毛子，必殺無赦。”[13] 凡被焚表“鑒別”之人，十之八九難逃一死。
不同于一般百姓，義和團是敢於犯上的。御林軍“虎神營”的翼長阿克丹（二品大員）因為曾經入 教，被義和團斬首示眾。安徽提督姚氏（從一品官）身著官服在京城大街上，僅僅因為讓拳匪“弗得妄言（殺洋人）”，即死於拳匪刀下。“姚身攜三百金及金鐲、 馬匹等物，鹹入匪手。姚親友等有來撫屍慟哭者，均為匪所殺。”[14] 工部尚書陳學棻到衙門視事，一夥拳匪羅唕而至。陳尚書責備他們“無狀”，“匪怒以刀砍之”，既而開槍掃射，陳尚書和其他三名官員倒在血泊之中，當場斃命 [15] 。武毅軍統帥聶士成幾乎是庚子戰爭中唯一認真抵抗過聯軍的清軍將領。因為他彈壓過拳匪的殺人越貨、肆意破壞，拳匪對他恨之入骨。就在聶將軍身先士卒、與聯 軍奮戰方酣之時，拳匪闖入他家，將他的老母、妻子、女兒綁架而去。親兵報到陣前，聶將軍大怒，分了半營人去救家人。拳匪喪心病狂，與外國聯軍合擊聶軍，聶 將軍中炮陣亡[16]。拳匪打算拿聶將軍“戮屍”，因聯軍追來，倉皇逃命，才未得逞[17]。德國軍人用紅毯子覆蓋聶將軍的遺體，將遺體交還清軍。付都統 慶恒是端王載漪的親信，因為私怨遭拳匪的毒手，一家老小十三口被拳匪折磨至死，“斬脛斷脰，合室陳屍”[18]。“甯河人王燮……為京城左營遊擊，拳匪執 而剮之，焚其餘骸”[19]。津京兩地，拳匪在街上行走時，遇到文官坐轎，喝令下轎，武官騎馬，喝令下馬；而且必須脫帽，在路邊肅立。如果不從，白刃相向 [20]。
義和團殺“二毛子”竟然殺進了皇宮禁苑。在端王載漪帶領下，拳匪闖入深宮。大師兄在西太后面前趾高氣揚地宣稱：宮裏也有二毛 子，得查驗，連太監、宮女都要驗。西太后問他如何查驗，答曰：如果是二毛子，只要在額頭拍一下，就有十字紋出現（意指基督教的十字架）。西太后迫于情勢， 讓他們驗了一些太監、宮女。6月25日，載漪、載勳、載濂、載瀅四兄弟率拳匪六十多人闖入光緒臨時居住的甯壽宮，口稱尋找“二毛子”，當面“呼帝為鬼子徒 弟”，欲加害光緒帝，被西太后阻止[21]。
誅殺“一龍，二虎，三百羊”（一龍：光緒帝；二虎：慶王奕劻和李鴻章；三百羊：三百清廷官 員）是義和團肅清政府中二毛子的“宏圖”。他們認為清政府官員只有十八人可以免殺，其餘皆不可留。義和團的這個“非常之事”，原定在毀滅北京的外國公使 館、殺盡洋人之後即付諸實行[22]。是八國聯軍粉碎了他們的圖謀。
“兵匪焚掠京師”是義和團、清兵禍國殃民的高潮。庚子年6月7日 起，義和團大舉進京，致使“紅巾滿都市”。義和團“隨處設立拳廠，壇場觸目皆是”；壇場甚至進了王府、皇宮。“此時端王莊王都有大師兄隨侍，隨時表演特異 功能。據說李蓮英曾引拳師去頤和園表演，並於六月九日護駕還宮。太后對拳藝大為折服，並親自習畫‘靈符’”[23]。6月9日董福祥的甘軍入城；這支“回 子兵”軍紀敗壞，惡名遠揚；“由是兵匪遂合而為一，益肆無忌憚，任意焚掠”[24]。當時義和團營中流行的順口溜“吃面不擱醬，炮打交民巷；吃面不擱醋， 炮打西什庫”就是他們攻打東交民巷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的自供狀。“逢吃教者，無論男婦老少，隨意殺在當街矣，無人過問。教民之屋，無論市房住宅，任意焚燒 毀折，無人敢救。”[25]“崇文門內，屍如山積，燈市口、勾欄胡同、大柵欄、珠寶市等處，被害尤甚”[26]。“拿起鍘刀片，好把鬼子砍。練好義和拳， 洋人變泥灘”[27]。“市區內屬於七個外國傳教士機構的三十四所住宅、十八座教堂、十二所男童學校、十一所女童學校、四所職業訓練學校、十一個藥房和七 間醫院，均被義和團摧毀。英國外交官在西山造價高昂的新別墅以及（在西山）屬於教會的三十三個產業被焚毀殆盡；裏面的財物被附近的村民搶掠一空。” [28] 6月21日清廷的《宣戰詔書》發佈後，“各處喧傳開戰諭旨，匪勢愈張，如河決山崩，莫可抵禦矣”[29]。
在義和團的恐怖殺 戮之中，公使舘的外國人自發組織搶救隊，冒死去市區拯救中國教民和他們的家人。6月16日晨，他們去天主教西禮拜堂救援。“教堂火仍未熄。其附近小胡同 中，多為教民家屬所居，拳匪到處搜殺，被殺者已不少，有數胡同屍骸遍佈，當此六月暑天，臭味難聞，使人不能久留。男女老幼之屍，堆置一處，有裂成數塊者， 有身首異處者，有已死者，亦有半死者，尚微微伸動，其象尤為可慘。予等漸集難民于一處，其數愈集愈多，有婦女經此恐嚇，成為癱瘓者；有須臾之間，全家只餘 一人者；狂呼不已，似成瘋顛。予等頭上均滿汙血跡，有數人已不能耐，無一人料及，來到此地，乃見野蠻殘忍之情形，至於此極也。”[30]
義 和團濫殺無辜到何等程度，禦河橋上的屠殺可見一斑。團匪“擁三百余人於禦河橋，皆手刄之”。一個團匪在認出一個熟人後高喊：那個人我認識，他不是二毛子， 別殺他。持刀殺人的團匪回答說：他死後在陰間入教吧，這樣就不寃了；手起刀落，將那人殺害[31]。義和團連教會慈善機構收容的傷殘者和嬰幼兒都不放過。 例如團匪將柵欄墳塋、嬰孩院、養病院一併焚毀，“所留看堂之大嬰孩二十余人、工人十余人皆死於匪手”[32]。此外，義和團大規模燒殺搶掠信奉伊斯蘭教的 回民，聲言非要吃回民的人肉餡不可[33]。義和團還仇恨上海人，因為上海華洋雜處，十裏洋場。“義和團見南人必問曰：爾上海人乎？若應之曰然，則槍刃交 下矣。”[34]
京城的婦女遭受到拳匪、清兵駭人聽聞的淫辱、殺戮。“常見奉教婦女途行時，遇義和團即跪下，率被拉去斬之”[35]。 “庚子夏天發生於北京的奸和擄，則禁軍、甘軍也是首惡啊！婦女被奸被殺的無法統計。”[36] 英《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莫理循（Morrison）的日記記載：“暴民們用恐怖手段和大屠殺來迫使基督徒放棄信仰……還把他們家中較漂亮的女孩賣了當 妓女”。出生在中國的英人普特南·威爾（即B.L.Simpson）在《庚子使舘被圍記》中談到，在他參加的一次使館人員去市區救人的路途上，“忽有一法 人失足而跌……跳起驚呼，蓋其足下臥一中國之婦女，縛以繩索，身已半焦……微微呻吟。彼拳匪真殘忍已極，捆此婦人以火燒之，拋至路旁為照路之用”。原來這 個婦人被 “點天燈”了，拳匪用（活人的）人油作照明用。
奸殺以發洩獸性，搶掠以財入私囊。居屋中“凡存有洋貨等物，搜搶一空，飽載而 歸，謂之淨宅”[37]。“凡有富厚之家，指為教民，則所掠無算”[38]，連京城的侯門王府亦被殃及。大學士徐桐視滅洋“為數千年來第一快事”、“要以 洋鬼子之皮襯其轎”[39]，但團匪搶劫起來是六親不認的。團匪闖進他的府第，擄劫其家眷。徐桐“見勢不佳，不得已長跪團匪頭目之前，始免一死，惟房屋、 什物付諸一炬矣”[40]。軍機大臣王文韶的府弟被焚毀。尚書孫家鼐家居東單頭條，被洗劫一空；“其公子所存僅一短衫，下體盡祼，而匪猶未滿，以槍擬尚 書，令交出黃白物（即金銀 -- 引者注）”[41]。尚書徐用儀和立山“其邸第即為拳匪搶劫一空”[42]。
“京畿村市，無論民教， 概被團黨搶劫焚毀。村民扶老攜幼，爭先逃難，哭聲遍野。”[43]“團匪現在無論好歹，並不問在教及不在教者，悉遭殺害，已有數十處村莊居民，均已逃往他 處避難，故各村業已人跡一空”[44]。民眾在逃難途中仍難逃厄運。團匪對“所有行囊包裹，無論巨細，逐件搜查。稍有金珠銀錢洋貨之物，盡數扣留，輕則空 身釋放，重則解送莊王府究懲。貧苦小民或可捐資賣放，富厚之家無一倖免，性命依然未逃，錢財大半蕩盡。”[45]
義和團的另一項“專 長”是放火。放火不僅是他們發洩仇恨、肆意破壞或者趁火打劫的手段，而且是他們“作法” 以揚威的騙局。“其詐人之術，以發火為最長”[46]；以至於“見火起之處，即知彼拳匪所到之處”[47]。縱火之前，拳匪“以刀槊向人屋上指畫，又向土 中作符篆狀，眾齊聲呼曰：‘照！’火立發”。其實拳匪“預伏人於屋中，施火油以應之”[48]。6月16日義和團在前門外大柵欄焚燒“老德記”洋貨鋪和 “屈臣氏”洋藥店。烈火乘風勢蔓延，拳匪以火聽其指揮而不許撲救，結果沖天火焰延燒三日不滅，把最繁華的前門大街一帶焚成廢墟。千余家钜商大鋪、7千餘間 民宅化為灰燼；正陽門城樓亦被燒塌（國人後來把正陽門城樓被毀栽到了八國聯軍身上）。京師二十四家鑄銀廠全部被焚毀，所有錢莊銀行被迫停業。通貨既無，市 場交易全部停止[49]。“自此以後，無日不火光燭天，非焚教堂，即焚教民之居室”[50]。“京師城內兩翼地面，城外五裏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戶房產 等，焚燒殆盡。”[51]
義和團無法無天，囂張到了縱火焚燒清政府各部的衙門。政府的吏、戶、禮、兵、刑、工六大部，史料上明確記載被 義和團焚燒的就有吏部、禮部和戶部衙署。“自各部衙門被焚後，諸京官紛紛出京”逃避匪亂[52]。至於焚毀中國海關辦事處、郵政局、外國銀行，更是不在話 下。截止到8月15日聯軍破城，史料明確記載的京城大火就有71起；幾乎所有損失慘重的焚燒事件都是在義和團湧入並佔領北京的六月份發生的[53]。
清 軍也不甘後人。“二十六日（西曆6月22日-- 引者注）九點鐘時，各街巷聞槍聲忽作，叫囂哭喊之聲，無異雷震。是為官兵劫掠之始。是日，各京官住宅及殷實富戶無不被掠一空。其先至者，蜂擁入室，以刀破 箱，出衣物於庭中，揀佳者取以去。甫去而他兵又至，則取其次者。約七八起而衣物告罄矣。其銀票等物，亦必搜攫淨盡。其或閉門不納者，兵即逾垣而入，放槍無 數以恐嚇之，然後飽掠以去。設與爭論，即被擊斃。如所掠尚不滿意，即火其居。一時滿街塞巷，無非搶物之兵丁。而兒啼女哭之聲，尤使人聞而心碎。街市間屍骸 橫臥，亦難數計。顧各處雖多被搶，尚不及住居附近東交民巷一帶之甚。蓋與使館為鄰，故受禍尤慘也……是日命婦之為兵戕害者亦有數人，小民更難數計。” [54] 7月15日，“由棋盤街東廓起，東郊民巷、東城根、禦河橋，皇城根、東單牌樓，王府井一帶，官民住宅鋪戶貨產，俱被武衛各軍槍擊火焚”[55]。8月15 日聯軍破京，清軍和拳匪潰逃前大肆搶劫，飽掠而去：“各路武衛軍隊，也四散奔逃。還有這班義和團，統已改易前裝，大肆搶掠。可憐潰兵敗匪，擠做一糟，百姓 不堪騷擾，反眼巴巴的專望洋兵。”[56]
庚子之亂是北京空前絕後的浩劫。拳匪、清兵兩個月的恣意暴行、燒殺搶掠，使京城屍積如山，血 流成河。天熱屍腐，臭氣燻天，全城鬼哭神嚎。京都“數百年精華盡矣”[57]。當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時，外國記者看到的是：“所有的地方都已經被義和團拳民 和中國人毀壞殆盡。這個事實可以向人證明，北京已是一座廢墟之城。各處的外國人或基督徒，或者任何同情外國人，同情中國基督徒或有財產的中國人都被屠殺 了。”[58]
義和團禍國殃民，惡貫滿盈。在八國聯軍的清剿之下，拳匪作鳥獸散。匪首張德成在天津陷落前夕，“亟席捲所有逃去” [59]；後於河北省王家口因勒索鉅款被百姓圍攻，白刃齊下，剁成一堆肉[60]。匪首曹福田逃亡中潛歸故里（河北靜海縣），被村民綁縛送官，淩遲處死 [61]。
庚子之亂是世界近、現代史上規模最大、手段最兇殘的宗教迫害和排外殺戮。據著名漢學家、歷史學家費正清考證，僅山西省就殺了 250多個洋人，歐美傳教士全部罹難。中國基督徒的犧牲尤為慘烈。僅直隸（河北）一省，歷史學者估計約有兩萬教民被殺[62]。義和團瘋狂屠戮的並不限於 外國傳教士和本國教民；死於屠刀之下的大多數人都是普通的民眾、官紳。“拳匪之殺教民也，謂之二毛子，其實十九皆平民”。僅在北京一地，義和團就屠殺了十 幾萬人[63]。
對這場史所罕見的浩劫、殺戮，國人不僅無懺悔之心，反而振振有詞：中國人痛恨洋人傳教，因為那是為帝國主義侵略“打頭 陣”；中國人痛恨“二毛子”，因為他們仰仗洋人的勢力，橫行鄉里，欺侮同胞。凡是對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者略有瞭解的人，都清楚那是欺人之談。傳教士的 使命是傳播“信耶穌，得永生”的福音。說傳教士負有政治使命，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遣部隊”，是不值一駁的謊言。那些皈依基督教的華人，“考察史實，絕大 多數教民皆為安分守己的良民”，“據《清末教案》所載1842至1861年各省封疆大吏8次所奏之案，各地皆未發現教民有不法行為”[64]。入教以謀私 利在所難免，尤其是在剛剛皈依時。其絕大多數是窮人，教會的慷慨施捨（衣、食、醫藥、教育）對他們有巨大的吸引力。初時被‘利’吸引，逐漸為‘義’感化。 基督徒的平均道德水準高於常人，是不爭的事實。教會也決不會縱容信徒在社會上為非作歹。至於那些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傳教士，他們含辛茹苦、 涉險犯難、傳播福音、熱心公益，誠為可欽可敬的仁人志士。特別是早期的傳教士，“至明末清初，尤其是清初，耶穌會士（Jesuits）奉教廷之命來華傳 教……都是些聖潔（holy）而有殉道精神的學者……經過教廷選拔而為宗教獻身的聖徒”[65]。他們當中的一位傑出代表是德國天主教神父湯若望。這位博 學的傳教士對中國的曆法修訂、火炮製造、採礦冶金技術均作出重大貢獻。他的聲望如此之高，官居一品，封贈三代；生前被孝莊皇太后認作教父[66]，死後被 康熙帝讚譽“垂不朽之榮”[67]。
外國教會和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同時，大力興辦慈善和教育事業，救助窮人，普及教育，傳播科學知識。 教會慈善事業的普救眾生，從下面的一個事例可見端倪。1892年，庚子之亂爆發的八年之前，察哈爾省（今河北北部）發生大饑荒。在饑荒初起的第一個月內， 當地的基督教堂就收養了一千五百名被丟棄的嬰兒[68]。中國歷史上，無論是官方還是私人，誰在饑荒之中，在短期內收養過這麼多棄嬰，如同天使，拯救過這 麼多幼小的生命？中國的第一所醫院、第一所育嬰堂、第一所孤兒院、第一所聾啞學校、第一所盲童學校、第一所瘋人院、第一所西式學校、第一所現代化大學、第 一所女子學校、第一所女子大學、第一所科技學校、第一個印刷所、第一個出版社都是基督教會創辦的[69]。第一個幫助中國一些少數民族創造文字的，也是基 督教會 [70]。中國的第一張全國地圖和（各省）分省地圖是外國傳教士（兼科學家）用九年時間為康熙帝繪製的[71]。“一八七七年，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設立 ‘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出版各類現代教育教材五十九種，三萬冊。是為中國民間新式教育教材的最初源泉。到一九一四年，基督教新教在中國開辦的學校共有四千 一百多所，其中有震旦大學、輔仁大學等高等院校，學生總數為十一萬三千名！也是到一九一四年，天主教在中國開辦的學校共有八千零三十四所，絕大多數為初等 學校或理工學校，學生總數達十三萬二千八百五十名！從蒙學、小學、中學到大學，不是別的，正是西方來的教會和傳教士為中國形成現代教育科學體制開闢出前進 的道路。”[72] 另外，有悖於“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中國傳統文化，“傳教士在推動中國婦女的早期教育方面有卓越的表現”[73]。近百年來，國人在教會學校接受教育，爾後 成為社會棟樑之才的不計其數；孫中山、宋慶齡、袁隆平、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馬寅初、王稼祥、林森、冰心，不過是其中的幾例[74]。
大 力興辦教育、扶貧救災之外，開辦醫療衛生事業、傳播西醫西藥，教會身體力行；禁止蓄妾、提倡天足、反對早婚、提倡女權、戒煙禁賭、勸娼從良，教會孜孜不 倦。傳教士在中國傳播的不僅是“神愛世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教義，而且是西方文明和先進的科學技術。把中國從中世紀喚醒的“西學東漸”， 傳教士實為開路先鋒；中國初識“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傳教士是介紹人；中西文化交流，傳教士是開拓者。近代中國最有影響的出版機構—— 廣學會，是英美傳教士創辦的。“廣學會的書籍對清末維新運動和清末新政產生很大影響；自光緒十六年（1890年）到宣統三年（1911年）共約400種， 初版、重印合計共達100多萬冊。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為瞭解西學和參考西法，找來閱讀的129種新書中，其中89種為廣學會出版。”[75] 孫中山如此評價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的歷史性貢獻：“吾人排萬難，冒萬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復祖國。推其遠因，皆由有外國之觀感，漸染歐美文明，輸入世界 新理，以至風氣日開，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惡劣異族之政府，蓋無不由此觀感來也。而此觀感，得力于教會西教士傳教者多。”[76] 庚子戰爭一百年之後（西元2000年），33位在中國殉道的外國傳教士和87位殉難的中國基督徒被教皇保羅二世莊嚴“封聖”（冊封為聖徒）[77]，就是 對他們崇高的歷史評價。
清末民初，義和團是“邪教”、“土匪”、“劫盜”乃朝野的共識。1949年之後，“黑手高懸霸王鞭”，拳匪也翻 身了，被吹捧為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英雄、鬥士；庚子之亂被吹噓為“威震中外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試問，義和團“滅洋”的大屠殺、大破壞、大搶掠與“反 侵略”有何相干？至於說到義和拳民的作戰表現，如果說清軍在庚子戰爭中常常是一觸即潰，拳民則是未觸先潰，望風而逃。實際上，戰爭開始以後，絕大多數拳民 仍在到處打洋教、發洋財，燒殺搶掠，根本沒有投入抵抗聯軍的戰鬥[78]。拳民“日以仇教為名四出搶掠，並不以攻打洋兵為心”[79]。偶上戰陣，義和團 “臨陣以童子為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後督戰，見前隊倒斃，即反奔（轉身逃跑 -- 引者注）”[80]；所以死在戰場上的，以童子為主。拳匪首領張德成一次在天津率大隊人馬出戰；“洋人果出，僅三人，各執槍向團。團即反奔，途中自相語 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81]“團每戰必敗，或問故？團曰，每戰輙見洋人隊中，有赤身婦人立於陣前，致法術為其 所破。”[82] 聯軍攻佔天津，“所有拳眾，都脫去了紅衣，撕去了符咒，手執大日本順民，大英國順民，大法國順民，大俄國順民，大德國順民等旗號，爭著跪接洋兵了。那些紅 燈照，也都脫去紅衣，逃入娼寮當婊子去了。”[83] 當八國聯軍兵臨北京城下時，“義和團外鄉之人，連夜逃遁，在京之人，改裝易服。一日一夜之間，數十萬團民蹤跡全無，比來時尤覺迅速也”[84]。梁啟超對 義和團作過這樣的概括：“拳匪其先帕手持刀，樹扶清滅洋之旗者，其後聯軍入京，即相持順民旗作乞憐之狀。”[85]
更令人齒冷的是，國 人把義和團、清軍令人髮指的暴行栽到八國聯軍的頭上，京城的滿目瘡痍竟說是八國聯軍燒殺搶掠的結果。這種栽贓是徒勞的。要說搶劫，天字第一號的搶劫目標應 該是皇宮御苑；要說姦淫，皇宮御苑也是婦女集中的所在（聯軍破京時，西太后只帶極少數宮眷倉皇出走）。但是聯軍對紫禁城、西苑、頤和園等皇宮御苑是特別加 以保護的。“聯軍入城後，以救護欽使（即外國公使 -- 引者注），保衛宮禁，搜捕拳匪為宗旨，均竭力舉行”[86]。出於對中國和中國政府的尊重，聯軍進京時沒有攻佔紫禁城。“各國公使及駐京聯軍最老將領協議 之結果，將該禁城劃在佔領區域以外”[87]。清宮不僅未遭兵災，而且保持了皇室的尊嚴。宮中由才具過人的瑜貴妃主持，內務府承命而行，宮中事務處理得井 井有條。宮中的妃嬪在養尊處優之餘，還縫製棉衣，派人送給“西狩”的兩宮，所謂“承直膳房依例進，寒衣紉就寄西京”[88]。
“聯軍舉 德大將瓦德西為統帥，入居儀鸞殿（儀鸞殿在西苑，不在紫禁城 -- 引者注），整隊入宮。見穆宗瑜妃，猶致敬禮。殿宇器物，戒勿毀掠。逮回鑾時，尚無恙也（到西太后、光緒回到北京時，宮中安然無恙 -- 引者注）……初，太后藏金宮中，聞達三千余萬，聯軍護存之。及還宮，金無恙，太后則大喜。”[89] 瓦德西信守了他對德國皇帝的承諾：“餘將用全力，以使一切由德接管之房舍物件，均常妥為保存。”[90]
紫禁城由日、美兩軍負責嚴加保 護。它們制定了“遊覽紫禁城章程”（只參觀紫禁城內的三大殿，不包括後宮），共八條，其中規定：“一、凡文武官員，及各國士商，應持有聯軍各軍管帶官之信 函，准於每禮拜二，禮拜五等日，自午前十點鐘，至午後二點鐘止入內，二點鐘以後，應請各位退出。二、按前條所開之管帶官之信函，應請於前兩日預投，或致美 提督，或致日提督。函中聲明系某官居長，及應偕行人數……”[91]。保安措施可謂嚴密。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京都的情況牽動人心。全 國各地的報紙，每天在頭版的重要位置都有關於聯軍在中國的各類消息和京津地區情況的報導。從庚子年8月中旬聯軍破京，到次年7月聯軍撤離北京，在長達一年 的時間裏，在信譽卓著的中國民間報紙《申報》的千百篇報導中，沒有一篇提到過八國聯軍對紫禁城皇宮有搶劫行為。“《申報》中不僅沒有關於八國聯軍搶劫行為 的報導，而且有與之相反的、更加明確的、關於聯軍無擾紫禁城及頤和園的報導。例如，1900年9月8日，聯軍進京後不到一個月的時候，《申報》以‘京師近 況’為標題，明確指出：‘各國聯軍入京之後，並不擾及頤和園及禁城各處’”[92]。
蔡東藩的《清史演義》記述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特別 指出聯軍的行止與亂兵拳匪有天淵之別：“日本兵先從東直門攻入，佔領北城，各國兵亦隨進京城，城內居民，紛紛逃竄。土匪趁勢劫掠，典當數百家，一時俱盡。 這北城先經日兵佔據，嚴守規律，禁止騷擾。居民叨他庇護，大日本順民旗，遍懸門外，可為一歎。各國兵不免搜掠，卻沒有淫殺等情，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 紫禁城也虧日兵保護，宮中妃嬪，仍得安然無恙。”（蔡東藩作為“一代史家，千秋神筆”，他的歷史演義被公認為通俗的中華通史）。
實際 上，八國聯軍自大沽海口登陸之日起，其軍紀、操守就與清兵拳匪判然有別。“傳聞大沽砲臺為洋人所踞，自海口至塘沽，遂為洋人運兵之路。洋人在塘沽市廛無 擾，雞犬無驚，較城中（指天津 -- 引者注）安靜。城中惡團（指義和團 -- 引者注）蹂躪，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93]
八國 聯軍出兵之前，中國北方地區被義和團、清兵禍害，幾成人間地獄；百官徒跣，生靈塗炭。聯軍攻佔天津、北京以後，平息暴亂，整頓治安，拳匪的紅色恐怖方告終 結，社會才由亂入治。有北京市民對聯軍指揮官這樣表達內心的感受：“你們外國兵，來到北京，真可以算是來救北京人，否則北京人還不知多死若干。照這情形 說，我們實在應該歡迎你們。”[94] 京城的治安恢復後，近畿各州縣還有義和團勾結土匪、潰卒胡作非為。聯軍對這種情況不滿，提出交涉，希望清政府地方官切實負責，維護治安。順天府所屬州縣， 遂一律設防自衛[95]。聯軍也在必要時出動；“華人常赴北京請求保護，因各處拳民漸已化為盜賊隊伍也，因此曾派小隊前往圍攻各該處地方”[96]。“聯 軍赴各處剿匪，到處土人，無不歡迎”[97]。
八國聯軍在恢復秩序、整頓治安的過程中，沒有濫用刑罰。聯軍在天津的臨時政府經過司法審 判，公開處決過數十名拳匪，僅此而已[98]。聯軍對死刑判決的慎重，如果和對拳匪有深仇大恨而要討還血債的教民比較，就顯得格外突出了：“聯軍入京後， 京津一帶，拳匪為教民所殺者，不下數千人”[99]。聯軍執法的人道，甚至引起清廷留守官員的不滿。瓦德西曾向德皇報告：“每每一種罪案，在吾國只加以三 四個月監禁之處罰者，而在中國則竟以死刑處之。直到現在，此間刑部大臣，猶常常向著「北京行政委員會」（八國聯軍治理北京的機構 -- 引者注）訴說城中不靖之狀，與日俱增，尤其是美國區域之內，彼以為系因處罰過於輕微所致。因此，該大臣請將所獲強盜竊賊，引渡于彼，彼當時常處以死刑。” [100]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以京師地面遼闊，遂公議劃界分段而治，廣設巡卡，嚴定通行章程，以為暫安閭閻之計”[101]。“暫 安閭閻”就是要百姓安居樂業。八國聯軍“廣設巡卡，嚴定通行章程”，首先是對外國人（特別是聯軍官兵）的嚴格管制。“第一條：凡外國人不論兵民，如有在境 內犯規者，即應命獲送最近巡捕卡管押，由捕頭繕函送交本國兵官，並將所犯之事及一干人證一併交案。第二條：每總巡捕卡，應設號簿開具被告洋人案件，並證人 名色，以備查考。第三條：凡兵士及營役，除有護照外，不得擅離各所管轄之境（即是說，各國官兵只能在自己轄區內走動，若去別處，需有護照——即特別的通行 證，可見對官兵管束之嚴 -- 引者注）……第五條：凡華人在上所開公共街道行走者，各國不得勒充苦工。”[102] 這個章程是聯軍嚴明軍紀的一個例證。
美軍在北京的指揮官其時發佈命令：“禁止兵勇飲酒，並不許酒店燒鍋賣與，致生事端”[103]。八 國聯軍在天津的臨時政府也發佈“告諭”，允許民眾釀酒、賣酒，但“只准賣與華人，仍不准賣給各國洋人”[104]。聯軍約束官兵，不可謂不嚴。酒店賣酒只 賣給華人，不賣給洋人；如此公然歧視洋人而能夠貫徹實施，是不是說明聯軍官兵是遵紀守法的？當兵的手裏有槍，但是看來他們不會憑藉武力，在酒店強取豪奪。
八 國聯軍嚴明軍紀，還包括嚴格管束為聯軍服務的華人。有些“在太君身邊的人”（比如華人隨軍翻譯）狐假虎威，招搖撞騙，利用他們職務的便利對百姓敲詐勒索。 他們的劣行一旦被發現，聯軍即予以嚴懲。聯軍在天津的臨時政府在成立之初就發佈告諭，宣佈凡以臨時政府或軍事當局名義征斂錢財，均屬詐騙；要求民眾檢舉揭 發，以便嚴懲[105]。據時人回憶，八國聯軍對那些“倚仗外國人的勢力欺害中國人的”查辦得如此之嚴，以至於當時衙門裏關押的竟以此類人為主 [106]。臨時政府在天津的《巡捕章程》也規定：“華人有勸外國兵加害于其本國人者，或因復仇起見及其餘一切緣故在捕房誣告本國人者，一律嚴罰” [107]。這些事實有力地駁斥了八國聯軍“無惡不作”的謊言。一個對欺害中國人的行為嚴厲懲處的軍隊，一個對誤導外國兵傷害中國人的行為嚴厲處罰的軍 隊，豈會對中國人燒殺姦淫？
北京居民回憶說：“當此時整個京城，雖然都被外國兵佔據，但他們都有了治安的民事機關，地面漸就平復” [108]。“五城練丁，現已一律身穿號衣，頭戴勇帽，在美界遍街巡邏，市面安堵（安堵：意為安定，安居 -- 引者注），皆美兵官梯兒曾一人之力，居民無不感悅”[109]。《申報》報導京都由亂入治的情況：“市中已貿易如常。鄉人每挑運菜蔬等物入城，以博蠅頭之 利。守城兵毫不阻人出入”。
戰亂之中，南糧北運受阻，糧食短缺。為了讓民眾有飽飯吃，八國聯軍開倉平糶。“京通各倉米石，經洋人開倉平糶，買者絡繹不絕”；“聯軍已將北京倉米，售與貧人，索價甚亷”[110]。
聯 軍指揮部對京都地區由亂入治並日趨繁盛、對城市衛生面貌的改善、對貧民救濟措施的實施也頗為滿意：“現在最普通之印象，即北京市況於最近數星期以來，又複 日趨繁盛……大多數商店，業已重新開門……我們更復盡力設法，以使華人漸為瞭解清潔之義。所有街上穢物，均須搬出城外，街燈之設，亦已實行……所有煙館賭 場，一律禁止。對於貧民，則特設湯廚二十處。並為彼等設置暖房若干，一如「柏林暖廳」辦法。現在此間乞丐數目，比較前此太平時候減少。其原因系由於彼等所 得勞金，甚為豐厚，蓋多數苦力，常從軍隊方面，獲得工作機會故也。”[111] 八國聯軍在北京“特設湯廚二十處”，供給貧民免費食物，類似中國傳統上救濟饑民的“粥廠”，這不算太稀奇（儘管一個城市中“粥廠” 竟有二十處之多，令人矚目）。使人驚異的是，聯軍為無家可歸者“設置暖房若干”，這在中國恐怕是開天闢地第一回（只有杜甫在詩歌中幻想過：“安得廣廈千萬 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華人對八國聯軍保境安民的信心，遠高於對本國政府：“北京城裏，因與中國官廳協力維持秩 序之故，甚為安靜。而且居民信任之心，亦復與日俱增。在明達華人方面，甚至於屢屢表示，深以聯軍離去為憂。蓋彼等相信在此撤退時期之內，勢將為本地盜匪所 利用，大加搶刧，陷於混亂。”[112]
聯軍統帥瓦德西“稔知中華習俗，人亦和平喜交際，乃建議招致京中紳士，參與安民善後各事宜，每 日開會議事。一時士民頗頌之，爭先往睹，王公大臣亦有參雜其間者。遍設員警巡邏各地，維持治安，由瓦分派紳士主持。除軍、政系聯軍自主外，其餘民事，均與 紳士等商榷而後行。列名顧問者多至數十百人，儼然外國政府之上賓。”[113] 瓦德西到任後向德皇保證中止庚子之亂的浩劫：“餘將用全力，務使前此余曾恭奏皇上之（中國戰地）破壞荒蕪情形，得一止境”[114]。為嚴明聯軍軍紀，瓦 德西命令聯軍在征戰之中，“倘若該地秩序不久恢復，華人各歸居所，又若倘遇新占之地，居民未嘗出走，則吾人對於此項和平居民之私人財產，均須特別尊重；一 切非法行動，均須嚴厲制止。”[115] 為了收攬民心，“不可令學士文人向隅”，瓦德西模仿中國的科舉考試，在京師最大之金台書院舉行考試。“報名應試者，湧如怒潮”，達三千人。瓦德西“親臨金 台書院，考試諸生”；名列前茅者獲得了獎賞（第一名是浙江人）[116]。古往今來在戰爭之中，外國軍隊在臨時佔領的敵國首都舉行這種考試，瓦德西可能是 第一個，也是最後一人。瓦德西得到中國士紳、平民的稱頌，人們“爭先往睹”，包括貴顯無比的王公大臣，這僅僅反映了瓦德西個人的聲望，還是代表了八國聯軍 的聲譽？
在中國有一個流傳甚廣的關於瓦德西的傳聞，就是這位聯軍統帥與京師名妓賽金花的關係。這是小報“花邊新聞”和中國文人“名妓情節”的雜交產物，子虛烏有，荒誕不經。
賽 金花（本名趙靈飛），蘇州船妓出身，被狀元洪鈞買去作妾，隨出任清廷駐外公使的洪鈞去過歐洲。所謂她周旋於歐洲上流社會，被譽為“東方第一美人”，是國人 對賽金花不著邊際的吹捧。中國婦女傳統上“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據著名劇作家、歷史學家齊如山介紹，“在光緒庚子以前，駐外國公使的夫人，絕對沒有交 際……何況賽乃一妾，而非正式夫人，因稱呼關係就不會與人交際了。”賽金花又是纏足的小腳女人，在西方人眼中是個半殘廢的怪物，“不但交際不方便，且自己 都認為見不得人，故絕對不會出頭露面”[117]。
洪鈞任滿回國後不久即去世，賽金花重操賣笑生涯。八國聯軍入京時，這個半老徐娘是個 拉皮條的鴇子。賽金花與瓦德西素不相識，更無任何來往。“賽金花與瓦德西的故事，史家不予采信，但是它的各種版本流傳之廣，是值得我們追考其原因的。據清 末和民國年間頗有爭議的人物丁士源的《梅楞章京筆記》記載，聯軍司令瓦德西在南海紫光閣辦公，賽金花在丁士源帶領下女扮男裝，欲以拜謁瓦德西為名遊覽南海 勝景。因瓦德西不在，不克入內。第二天，丁將此事告訴鐘廣生和沈藎，鐘沈二人‘遂各戲草一稿，一寄上海《遊戲報》李伯元主筆，一寄上海《新聞報》張主筆， 謂賽金花被召入紫光閣，與瓦德西元帥如何如何，說成活現逼真’。這就是賽金花與瓦德西所謂‘情事’的緣起。當時正是國家存亡之秋，而士人關心的居然還是宮 闈秘史，還要聽《後庭花》，沒有現成的，就新鮮現制。”[118]
齊如山和賽金花熟識，庚子年間和賽經常見面。齊先生會講德語，與駐京 德軍有商業往來。賽金花與德國人打交道，有時要請齊幫忙。齊如山“見過與賽金花在一起的軍官都是中少尉階級，連上尉都沒有”；因為上尉已是一連之長，“舉 止上便需稍微慎重”。“至於（賽金花）委身于瓦帥，那是絕對不會有的”。瓦徳西有聯軍總司令之尊，絕不可能嫖娼狎妓。有兩次，齊如山看到賽金花和下層軍官 在一起。當遠遠看到瓦德西走過來，“與賽金花在一起之軍官，很露出愴惶之色，商量躲避之法”[119]，生怕主帥看到他們和妓女在一起。這不僅證明了瓦德 西的正派、威嚴，也說明了聯軍的軍風紀和長官須作下屬表率的傳統（這與中國官越大，越可以胡作非為，恰成對照）。
八國聯軍在華的軍事行 動是克制的。庚子之亂中，滅洋、滅教在中國大地上有燎原之勢，但聯軍的軍事行動只局限在直隸（河北）省內，南至正定，北至張家口，東至山海關，西至山西省 界。聯軍沒有在更大的區域內作戰，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這與單獨出兵東北、大肆攻城掠地的俄國的行徑迥然不同（對中國有侵略野心的俄國在戰爭爆發後，分南 北兩路出兵東北，擊潰清軍，剿滅拳匪，很快佔領了東三省全境。本文所謂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不包括單獨出兵東北的俄軍）。實際上，聯軍佔領首都、京津地區 平定下來以後，拳匪在外地的燒殺搶掠、殺害教士教民的暴行並未終止，更有些是在清政府官員的煽動之下發生的。比如河南省的外國傳教士曾向法國使館求援， “稱河北岑道，滑縣呂令，安陽石令（‘道’即道台，‘令’是縣令 -- 引者注），煽惑居民，地方大亂，拳匪各區遊行，凡教士教民所餘財產複行焚毀，洋人性命深為可慮。”[120] 對這些騷亂、暴行，聯軍在相當大程度上依靠外交手段解決。對河南省的暴亂，法國公使通知“北京全權大臣”（即在京主持和談的李鴻章、慶親王），要求清政府 平息暴亂，保護傳教士和教民的生命財產[121]。
八國聯軍的另一個德政，是在平息拳匪之亂後，大力修復華北地區被拳匪嚴重破壞的鐵 路、車站、橋樑、電線、通訊等設施，為解除民生困苦、促進商貿活動、恢復中國經濟做出了貢獻。聯軍中除人數極少的奧軍外，其他七國軍隊都有技術兵種，如鐵 道兵、工程兵、電技師、橋樑工兵等；他們在戰後的恢復重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22]。或許有人質疑，洋人修復“洋設施”，是不是因為這些設施的產權屬於 他們？答案是否。所有那些現代化設施的產權均屬於中國，非官辦，即商辦。聯軍修復鐵路、橋樑、通訊等，是不是為他們在中國作戰方便呢？否。聯軍攻克北京 後，接到各地的“匪患報告”，獲悉外地的傳教士和中國教民仍在義和團的屠戮之中，遂（在必要時）派兵出擊，征剿拳匪。這種解危紓難的軍事行動，哪里容得先 修鐵路？聯軍出兵追剿拳匪是在（庚子年）8、9、10三個月，其時各條鐵路線的修復工程尚未開始（津沽線除外）。大規模修復重建工程是在拳匪基本肅清的 11月份開始的[123]。
聯軍修復鐵路遭遇的一個重大困難是大量鐵軌的遺失。義和團破壞鐵路時，只將一小部分鐵軌彎折毀掉，大部分鐵 軌其實被藏在附近的村落中。聯軍沒有通過軍事討伐或勒令歸還（否則懲辦）的方式找回這些鐵軌，而是用金錢獎勵，讓村民交出這些鐵軌[124]。一支外國軍 隊向當地老百姓“贖回”被搶走的國家資產，用此資產為那個國家修復重要的交通設施，這可否稱為仁義之舉？
八國聯軍官兵與中國民眾的關係 可以和諧、親近到什麼程度，恐怕是當代不少國人難以想像的。齊如山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自外國兵進城後，皇帝是跑了，不但沒有一個辦公的機構，連個私塾 念書的地方都沒有，彼時我們的本家親友的子弟都來京，因此自己花錢成了一個很大的書房，除學中文外，算學、地理、 洋文等等都學，請了幾個外國兵：有美國二人，法國二人，德國三人，各教本國文字，這些教員，都不要錢，只送些煙捲啤酒便足，也有以教他中國話，作為互換條 件的。這個書房存在了兩三年，因為北京大學及譯學舘等成立，所有子弟都入了那幾個大學，此書房才慢慢停辦了，這個書房我得益處確不少。我除接續學點洋文 外，我是偏重問他們國內社會中的零碎情形，可巧遇到一位德國管財政的官員，他是專門研究社會情形的，他知道的德國社會情形很多，于我自然是有極大的益 處。”[125]
八國聯軍稱不上是仁義之師，聯軍中也不是沒有擾民的敗類；或出於復仇心理，或源自私心貪欲。八國聯軍中有雇傭兵，素質 較差，對聯軍的軍紀也不無影響。比如英軍中有大量的印度人，法軍中有大量的越南人。但無論如何，八國聯軍的擾民行為和拳匪清兵大規模的燒殺姦淫不可同日而 語。聯軍士兵搶掠盜竊財物有之，而浮濫殺戮強姦則無。“外國兵道德一定怎樣高，固然不敢說，搶掠也是平常事，若說姦淫，恐怕還是很少的事情，而且在北京城 裏頭，在長官的眼底下，又有各國軍隊的相形比較，哪一國都是要面子的。”[126] 這是親曆者的見證；它難道不是蔡東藩對八國聯軍評價（“各國兵不免搜掠，卻沒有淫殺等情，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的最好佐證？蔡東藩的《清史演義》共 有兩處提到八國聯軍的軍紀操守，均以讚揚為主。一處是上述的“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另一處講：“當時聯軍駐京，多守規則，惟德軍較為狠鷙，苛待居 民”。清史專家高陽的名著《慈禧全傳》用二、三百頁的篇幅描繪了庚子戰爭。對義和團的禍國殃民、清軍的胡作非為，高陽作了大量的揭露；但是對八國聯軍的軍 紀操守，他沒有一個字的貶斥。八國聯軍進京之後，北京的士紳給朝廷上書，報告京都的情況，也坦誠：“雖洋人入城，尚未十分擾害”[127]。
中 外開始議和時，李鴻章與聯軍統帥瓦德西會談。瓦德西坦率（但是有禮貌）地指出了中國軍隊的軍紀敗壞，不得民心：“此間華軍無紀律者頗多，北方人民頗不願有 之”[128]。在另一次會談中，瓦德西就不客氣了：“現在危害中國良民之真正暴徒，不僅是尚未肅清之拳民；據我所知，即李氏自己部下之散為小隊駐在省內 各地者，亦複如此。現刻已經屢次證明者，即往往全村居民，一見中國軍隊將到，便全體逃走。反之許多村莊居民，對於聯軍之來，卻極為熱誠歡迎。”[129] 這是八國聯軍統帥的自吹自擂嗎？事實是，類似的記載在中國人自己的歷史文獻中也屢見不鮮，如筆者前面引用的：天津民眾“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北京“百 姓不堪騷擾，反眼巴巴的專望洋兵”。
和任何群體一樣，害群之馬總是有的。傷害人命、淩辱婦女的行為，八國聯軍中並非沒有，但是僅為個別 事例；而且一經發現，會受到嚴厲制裁。8月17日，在聯軍剛剛攻克北京的混亂、無序之中，一個美國水兵德懷爾（Stephen Dwyer）闖入居民家中，用棍棒歐打一個孩子，將其拖出門外，造成了孩子的死亡。他把男人趕出屋外，強姦了屋中的兩名婦女。美軍總指揮查菲將軍 （General Chaffee）對破壞軍規軍記的行為，執法如山，對犯罪者嚴厲制裁。德懷爾很快受到軍法審判，被判終身監禁，關押在三藩市著名的惡魔島監獄[130]。
庚 子戰爭——中國與所有的西方列強開戰，是當時重大的國際事件，“全世界之眼光，皆注於此”。聯軍的身邊有如影隨行的記者。西方媒體向有“第四權”之稱，以 監督、批評政府為己任、為能事；即是說，聯軍是在各國媒體、國際輿論的監督之下。這種監督的嚴格，可以從北京西郊的一座白塔被聯軍毀壞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反 映出來。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不久，9月16日，美軍和英軍聯合行動，清剿盤踞在北京西山八大處的大股拳匪。這次軍事行動由美國將軍威爾 遜（Wilson）指揮。在戰鬥勝利結束後，英軍指揮官拜樓（Barrow）將軍以英國公使的名義，請求威爾遜批准，將一座聳立在山頂的千年（白瓷）古塔 毀掉。威爾遜聞言大驚，表示他不能容忍這種野蠻的破壞行徑。拜樓解釋了英方的動機。他說中國人毀滅了我們無數的教堂，如果我們不以摧毀這座著名的白塔寺廟 作為懲罰，中國人會認為，他們供奉的神比我們基督教的神要神通廣大，不可戰勝。威爾遜認為拜樓的理由匪夷所思，堅持不批准英軍的請求。最後（為緩和與英國 人的關係）威爾遜講，明天清晨他將率領美軍回北京，他的聯合行動總指揮的職責也到此結束。之後，英國公使和英軍指揮官所做之事，他無權干涉（處理中國事 務，英國公使當然比聯軍的一個指揮官更有權威）。第二天美軍回城後，英軍炸掉了白塔。
聯軍摧毀北京郊區美麗的白塔立刻作為醜聞被世界媒 體報導。在英國《倫敦時報》（The London Times）駐中國記者的電訊報導中，毀滅白塔的罪責推到了美國威爾遜將軍的頭上，說是他下令破壞的。威爾遜聞訊後，向英國記者興師問罪，要求他立刻糾正 這個難以原諒的錯誤。這個事件影響惡劣。英國人帶有迷信色彩的破壞行為，使英國軍人和由他們代表的英國文明在西方盟國面前蒙羞[131]。
聯 軍由多國軍隊組成，代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它們之間無論在軍功、戰績方面，還是軍規、軍紀方面，都在相互比較和監督。以一事為例。當 時北京有一個天文觀象臺，位於徳軍管轄區內。觀象臺上的一些天文儀器被德軍和法軍掠走，作為文物運回歐洲（其實這些儀器十之八九都是外國傳教士設計、製造 的，比如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製造了渾儀、天球儀、地球儀等）。瓦德西在給德國皇帝的報告中說：“這些儀器無疑是中國人的財產，但是根據國際通行的慣例，它 們可以當作德國的戰利品；而且這也是對我們一個小小的戰爭賠償。至於全部的戰爭賠償，恐怕我們永遠也得不到。”瓦德西的邏輯沒有為他的同盟國接受。美國查 菲將軍寫了一封措辭強硬的信，對德軍的掠奪行為表示抗議。查菲在信中甚至譏諷說：在聯軍解救人道危機的征途上，並沒有德國軍隊的身影[132]（德軍主力 是在聯軍佔領北京後，才遠道從歐洲而來）。兩年之後，法國歸還了它掠走的儀器。後來根據《凡爾賽條約》，德國也將這些儀器歸還中國。
八 國聯軍的監管者還包括它們國內的反對黨和司法體系。西方國家的反對黨，對政府（包括政府指揮的軍隊）的行為是用放大鏡、顯微鏡（甚至哈哈鏡）觀察的。政府 軍敢在外國胡作非為，國內會吵翻天的，責任者沒有好下場。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就對庚子戰爭中的德軍進行過尖銳的抨擊。另外，國有國法，軍有軍規，軍人不明來 曆的財物政府是有權沒收的。其時法軍“福爾利提督特裝寄四十箱回歐，該箱至法國馬賽時，該處海關奉諭將此等物件悉數扣留，蓋法國政府以為此非用兵時所應得 之物，故有此舉。”[133] 將軍想吞下不義之財，談何容易。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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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鹿完天:《庚子北京事變紀略》
[2] 史料來源於《維琪百科》“義和團運動”條目以及著名作家、清史專家高陽的《慈禧全傳》
[3] David Silbey:《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國的拳民暴亂）
[4] 左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5]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6] 李杕:《拳禍記》下，“景州朱家河教難”
[7]《景善日記》
[8]《維琪百科》 “太原教案”條目，史料來源於羅惇曧的《拳變餘聞》
[9]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0] 同上
[11] 史料來源於《維琪百科》“太原教案”條目
[12]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3]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彙編》
[14] 柴萼:《庚辛紀事》
[15]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彙編》
[16]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
[17] 羅惇曧:《拳變余聞》
[18] 胡思敬:《驢背集》
[19] 同上
[20] 戴玄之:《義和團研究》
[21] 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
[22]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23]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24]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25] 張黎輝輯:《義和團運動散記》
[26] 柴萼:《庚辛紀事》
[27]《百度百科》“義和團歌謠”
[28]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29]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30] 普特南•威爾:《庚子使舘被圍記》
[31] 僑析生:《拳匪紀略》卷5
[32] 包士傑輯:《拳時北堂圍困》
[33] 黎仁凱主編:《直隸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
[34] 葉昌熾：《 緣督廬日記鈔》
[35] 楊典誥：<庚子大事記>，《庚子記事》
[36]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37] 仲芳氏:《庚子紀事》
[38]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39] 普特南•威爾:《庚子使舘被圍記》
[40] 佚名:《綜論義和團》
[41] 柴萼:《庚辛紀事》
[42] 朱壽彭:《安樂康平室隨筆》
[43] 徐緒典主編:《義和團運動時期報刊資料選編》
[44] 左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45] 仲芳氏:《庚子記事》
[46] 林紓:《京華碧血錄》
[47] 普特南•威爾:《庚子使舘被圍記》
[48] 林紓:《京華碧血錄》
[49] 常青:《話說1900年：北京的浩劫》
[5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51] 楊典誥：<庚子大事記>，《庚子記事》
[52]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彙編》
[53]《逆流而動，禍亂中華 —— 重評義和團運動》
[54]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55] 仲芳氏:《庚子記事》
[56] 蔡東藩:《清史演義》
[57]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58]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59] 龍顧山人:《庚子詩鑒》
[60] 羅惇曧:《拳變餘聞》
[61] 陸士諤:《清朝秘史》
[62] 侯宜傑:《神拳義和團的真面目》
[63]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64]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65]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66]《維琪百科》“湯若望”條目
[67] 康熙諭祭湯若望
[68] 馮學榮:《“侵華急先鋒”的另一面》
[69]《基督教會在中國創造的多個第一》
[70] 侯宜傑:《神拳義和團的真面目》
[71] 張建偉:《最後的神話》
[72] 張建偉:《最後的神話》（輔仁大學、震旦大學是天主教會辦的，非新教教會）
[73] 簡·亨特:《文雅的福音》
[74] 馮學榮:《“侵華急先鋒”的另一面》
[75]《維琪百科》“廣學會”條目
[76]《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77] BBCChinese.com:“教皇在梵蒂岡加封中國聖徒”
[78]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79]《義和團檔案史料》(上)
[80] 佚名:《天津一月記》
[81] 同上
[82] 同上
[83] 陸士諤:《清朝秘史》
[84] 仲芳氏:《庚子紀事》
[85] 梁啟超：《革命駁議》
[86]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87] 瓦德西1900年11月12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88] 陸士諤:《清朝秘史》
[89]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90] 瓦德西1900年11月12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91]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92] 北明: 重審八國聯軍中的美國(22)——附篇:“聯軍無擾紫禁城”
[93] 佚名:《天津一月記》
[94]《齊如山回憶錄》 第三章 義和團進京、洋兵進京、作生意時代
[95]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
[96] 瓦德西1900年11月25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97]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98] 劉海岩:“八國聯軍佔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這不包括在戰場上消滅的拳匪）
[99]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100] 瓦德西1901年2月12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01]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三
[102] 同上
[103]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事雜記》
[104]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105]《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106] 齊如山：《關於賽金花》
[107]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108]《齊如山回憶錄》 第三章 義和團進京、洋兵進京、作生意時代
[109]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110] 同上
[111] 瓦德西1900年12月27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12] 瓦德西1900年12月28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13] 許指嚴：《十葉野聞》
[114] 瓦德西1900年10月5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15] 瓦德西1900年10月5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16] 許指嚴：《十葉野聞》
[117] 齊如山:《關於賽金花》
[118] 陸建德:“賽金花的故事：關於腐敗的想像”
[119] 齊如山:《關於賽金花》
[12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六
[121] 同上
[122] 佛甫愛加來、施米儂:《庚子中外戰記》
[123] 同上
[124]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國救援遠征的後勤保障）
[125]《齊如山回憶錄》第四章 學員警、談考試、往歐洲、助革命、看兵變
[126]《齊如山回憶錄》第三章 義和團進京、洋兵進京、作生意時代
[127]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六
[128]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一
[129] 瓦德西1900年11月20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30] David Silbey:《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國的拳民暴亂）
[131] James Harrison Wilson:《Under the Old Flag》（舊日旌旗招展）
[132]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33]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