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專欄）國共都背叛祖國、分裂國家
2021/10/13 05:30
自由時報
習近平藉辛亥革命一一○週年再度發表小學程度的講話：一是不懂歷史而亂講，二是按照別人寫好的稿亂讀。
2021/10/13 05:30
自由時報
習近平藉辛亥革命一一○週年再度發表小學程度的講話：一是不懂歷史而亂講，二是按照別人寫好的稿亂讀。
- 10月 13 週三 202108:01
（林保華專欄）國共都背叛祖國、分裂國家
- 12月 06 週日 202013:14
林保華觀點》中華詐騙盜竊婊子文化有多長歷史？
- 11月 23 週三 201615:35
孫中山稱中國為"支那"
孫中山稱中國為"支那"
民國三年孫中山致日本首相大隈伯爵密函以"支那"相關用詞稱呼中國達34次(全文及書信圖影)
孫中山在致日本首相大隈伯爵密函內使用「支那」一詞29次，
用「支那國民」一詞2次，「支那人」1次，
「對支政策」1次，「支那革命黨」1次：
總計以「支那」相關用詞代稱中國達34次。
孫於函中稱法國為「佛」、「佛國」或「佛政府」，
稱美國為「米利堅」，
並稱日本為先進國。
據中國國民黨黨史，孫中山於民國2年9月籌組中華革命黨，民國3年7月8日正式成立於日本東京，而這封密函的日期則是兩個月前的5月11日。
- 9月 24 週六 201608:01
劉淇昆：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4）
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4）
劉淇昆
(七) 八國聯軍對中國城市的佔領是臨時的，但是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聯軍把天津改造成為中國第一個現代化的城市。聯軍的治理業績，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聯軍政府的清廉，在中國歷史上不僅空前，而且絕後。
聯 軍攻佔天津後成立了臨時政府（the Tianj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入鄉隨俗，取名“天津都統衙門”。此衙門完全不同於中國歷史上的任何衙門；手握大權的不是一言九鼎的衙門主官，而是臨時政府委員 會。從1900年7月30日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解散，臨時政府委員會一共召開了329次會議，4次特別會議，平均每兩三天開一次會。會議討論通 過的所有議案、制定的各項法規、法令以法文（國際上最權威的法律用語）作詳細記錄。兩年下來，會議記錄彙編成幾大本的《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在清政府 收回天津治理權時，會議紀要作為法律文件移交給清政府 [1]。
天津臨時政府發佈的第1號“告諭”向民眾保證，要“清理地方，保全善 良”。首先是整頓治安，恢復秩序，清除匪患，保障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為了收拾庚子之亂遺留下來的爛攤子，還有兩項當務之急。一是採取衛生防疫措施，防止 戰亂之後死屍狼藉、遍地哀鴻之中可能爆發的瘟疫。二是“採取防止本地人發生饑饉的措施”，就是說，不能讓老百姓餓肚子。臨時政府撥款賑撫，救濟貧民：“去 年冬，以貧民無依，饑寒交迫，津郡及縣屬村莊，均蒙中外賑撫”；在天津“楊柳青……蒙本段洋分司員傅（‘傅’某是臨時政府的洋人官員 -- 引者注）轉求都統，發給洋銀九百餘元，購紅糧三百余石，經局紳幫同司員查寫極貧二千餘戶，分別散發。”[2]
劫後餘生的天津市民在生命 安全得到保障後，臨時政府的“清理地方，保全善良”進入下一個階段：“清理中國政府及私人放棄的動產和不動產，編造清單並且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為確保 民眾的財產安全，臨時政府對戰後混亂的私有財產進行清理，重新登記；向能夠出示財產證書的人發放房產證，並頒佈了契約註冊辦法。西方國家對財產權的尊重 （無論是私產還是公產）和契約精神，在臨時政府的施政中得到充分體現。
即使面對軍事需要，這個戰時軍政府也不會侵犯民眾的財產權，不會 任意損害民眾的福祉。其時英國佔領軍司令坎貝爾（Lorne Campbell）將軍要求都統衙門在市區東南軍械所附近設置一個靶場。將軍得到的答復是：“如不付給房主賠償費，本委員會無法讓居住在那一帶的居民搬 遷”[3]。
自古以來，中國並無城市建制；城市地區歸所在縣管轄，而縣衙門根本沒有什麼市政管理機構。19世紀中國的城市人口大量增 長，城市控制、管理方式的原始落後成為社會失控的主要原因。天津臨時政府按照西方城市行政體制設置，中國首次出現了城市行政區的建制和現代化的城市管理。 臨時政府下設衛生局、公共工程局、司法部、巡捕局、庫務司以及總秘書處和漢文秘書處。各機構的首長，除了巡捕局局長是一名英國軍官外，其餘都是專業人士， 而且久居天津。比如衛生局長德博施是一名法國醫生，曾任法國公使館醫生，當時在天津行醫。公共工程局局長由丹麥工程師林德（Linde, A. de）擔任。他19世紀80年代就在天津英租界從事公用事業，曾參與海河治理工程。
臨時政府的法律制度是按照西方法律體系建立的。臨 時政府設立法庭並任命了法官，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均由法庭依法審理判決。這也是中國亙古未有的。八國聯軍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從制度上保證了司法公正，結束 了中國兩千年來縣官坐堂打屁股、“衙門口，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的司法黑暗和野蠻。
中國第一支員警隊伍也是八國聯軍創建的。臨時政 府成立後，為了解決迫在眉睫的治安問題，首先成立巡捕局，著手建立城市員警系統。員警由外國巡捕和華人巡捕兩部分構成。外國巡捕主要從各國軍隊中抽調官兵 組成，華人巡捕則由紳商保舉本區華人擔任。巡捕不僅負責司法、治安，而且負責交通、衛生等公共事務。中國的城市中首次出現在街頭站崗維持治安、指揮交通的 員警。天津城廂地區還被劃分為8個治安區，每區推舉6名華人紳商協助治安管理。袁世凱接管天津後，員警制度被完整地繼承下來。
天津臨時 政府還創立了城市稅收制度。“臨時政府的財政最初是依靠參加政府的各國各墊款5000英鎊開始運行的。臨時政府成立後，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城市稅收制 度。根據臨時政府制定的稅收章程，主要開徵入市稅（即厘金）、碼頭捐、所得稅（房捐）、鋪捐和執照稅等[4]……臨時政府對各項捐稅收入和政府支出有詳細 和明確的記錄，實施嚴格的管理。從記錄中可以看出，稅收制度建立後，臨時政府的財政收入不斷增加，許多公共工程得以實施。在向袁世凱辦理政權移交時，臨時 政府將全部收入和支出的賬目清單，以及還在施工中的公共工程所需的費用、政府財政結餘等一併交給了袁世凱。”[5] 這恐怕是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清廉如水的政府帳目交接。中國的地方政權交接（舊官去職，新官上任），前任留下財政虧空是常態。天津臨時政府竟然向袁世凱 轉交了財政盈餘，八國聯軍對中國掠奪、榨取的謊言可以休矣。
在戰局穩定之後，臨時政府掀起了天津現代化改造的高潮，主導了天津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管理制度的制定。
臨 時政府主持了天津城牆的拆除。19世紀末，城牆的傳統防禦功能已經不復存在；當城市迅速發展時，城牆成為交通的最大障礙。天津城牆拆除後，沿城牆基址修築 了四條馬路，成為城區的交通幹線[6]。臨時政府還修築了城北門至運河以及英租界到海光寺的道路；老城區的道路系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臨時政府在城市交 通方面的另一個建樹是創辦有軌電車交通系統。當時歐洲人和日本人分別向臨時政府提出了承攬修築電車工程的申請；日本甚至由政府出面，要求優先獲得專營權。 經臨時政府的慎重審查，比利時銀行團投資的“天津電車電燈公司”獲得了有軌電車的經營特許權。中國的第一個城市公共交通系統由此誕生。
天津的自來水供水系統也是臨時政府執政時創立的，開中國“自來水”之先聲。1901年3月，德商瑞記洋行向臨時政府提出建立自來水供水系統的申請，獲得批准。臨時政府委員會對供水系統的設置、供水水源、消防用水的供給以及水價的限制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7]。
八 國聯軍的執政同時帶來了中國城市的光明。天津的路燈在19世紀80年代首現于英租界；華人得享路燈照明則是八國聯軍的貢獻。臨時政府委員會於1900年 11月作出決議，要求城區馬路兩側每隔100步安裝一盞路燈（油燈），安裝及維修費用由沿路房主承擔。翌年2月，臨時政府決定城市照明由政府負責，籌畫安 裝電力路燈[8]。在與“天津電車電燈公司”簽訂協定時，臨時政府提出將電車專營權授予該公司的條件之一，就是公司要為電車經過的馬路以及其他道路提供電 力路燈照明。路燈即設，天津夜晚“燈盞齊明，如同白晝，比除夕倍覺輝煌”[9]。
中國城市電話系統的建立，也是八國聯軍首開先河。之 前，一些政府衙門、官邸安裝了專線電話，租界也出現電話；但是電話的商業經營和城市電話系統的建立，則是八國聯軍治理天津的產物。1901年2月，丹麥人 濮爾生在老城區註冊成立了一家經營電話、電報的公司：Electric Engineering and Fitting Co.，中文註冊名稱為“電報局”。這家公司在老城區埋電杆、架設電話線，電話開始在政府機構、公共設施（如醫院）和民間普及。除日常廣泛的公私用途之 外，在夏季汛期，臨時政府還利用城市電話系統（當時最快捷的通訊、傳播手段）通報每日的海河汛情，組織防洪救災。
八國聯軍對中國另一個 傑出的貢獻，是建立了亙古未有的公共衛生系統。中國自古以來既無公共廁所，亦無垃圾的收集清理。城市居民在街上任意出恭、傾倒大小便桶和垃圾；滿街屎尿、 遍地垃圾臭水溝就是當時城市的衛生面貌。據人大教授張鳴介紹，當時皇宮內都沒有廁所，“連莊嚴的太和殿兩側，也隨處散落太監們的大小便。反正皇帝沒事不會 去那裏，後妃也去不了，大典每年不過一次，到時候清理一下也就得了。”19世紀隨著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城市衛生狀況日益惡化，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當時對 城市環境影響最大的是生活污水、垃圾以及人們隨處便溺的習慣。
“臨時政府成立後不久便做出決議，城區禁止隨地便溺。路上行人隨地大小便 要罰洋1- 2元。同時，臨時政府開始以招標的方式建造公共廁所。很快，老城區建造了多處公共廁所，並設有清潔夫按時清掃。臨時政府專門發佈告諭，要求人們必須到廁所 ‘出恭’，在廁所以外便溺要受重罰。同時，臨時政府還要求所有糞廠遷至郊外。”解決居民隨地大小便問題的同時，臨時政府也著手解決城市拉圾問題。 “1901年3月，都統衙門制定了《潔淨地方章程》，規定居民每天必須將垃圾傾倒到劃定的垃圾場，然後由政府統一處理。住戶每天要將自家門前地段清掃幹 淨。並明文規定了嚴格的懲罰措施。這是天津最早的城市衛生立法。違反這些規定者會被外國巡捕抓捕，受到罰款、鞭責等嚴厲處罰。與此同時，由臨時政府衛生局 組織專人清理河邊、城內堆放的垃圾，雇用清潔夫打掃街道。”[10]
臨時政府同時主導了城市排水系統的建設。他們未採用政府投資的方 式，而是利用民間集資或投資。臨時政府要求各街區的士紳出面組織居民修建和清理下水道，費用由士紳們承擔。對排水工程的設計和施工品質，臨時政府嚴格把 關。工程設計要經過公共工程局的審批。驗收工程時，如果工程品質高，政府將承擔部分工程費用。在臨時政府的鼓勵下，私人公司也參與了排水系統的投資與建 設。德國人漢娜根的“大廣公司”提出修建城區南部排水系統的方案，委員會經審查後批准。該公司在老城西南部挖掘了排汙池，老城區的污水被排入池中，再經由 專門水道排入海河下游。這一排水系統一直沿用至20世紀50年代[11]。
在八國聯軍臨時政府的治理下，天津乾淨了，衛生了。北京的面 貌在聯軍治下也發生了類似的重大変化。時人記述：在北京“近來各界洋人，不許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潑倒淨桶……各巷口皆設公廁，任人方便，並設立除糞公司， 挨戶捐錢，各司其事”[12]；“又爐灰穢土，街前不准堆積…… 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車，挨門裝運”。連紫禁城內都修建了公廁。時人編成“西江月”，讚揚城市面貌的變化：
不准堆積糞土，勿許街市出恭；路途小解或出恭，罰爾兩天苦工。
各處砌壘廁所，街巷掃除乾淨；禁止鬥毆與強爭，煙館賭局詞訟。[13]
各處添設土筐，運載糞土出城；街巷潑水點夜燈，小兒臉要乾淨。
添立牌頭街長，稽查戶口人名；設立巡捕與分廳，殲除賊源盜風。[14]
國人在八國聯軍治下（包括強迫之下）第一次享受到清潔、文明的生活方式。
1902 年6月，就在八國聯軍最後撤出中國的兩個月之前，天津發生了一次流行性鼠疫。“鼠疫最初是從塘沽傳入的，並主要在城北區蔓延。臨時政府隨即採取了一系列有 效的防疫措施。在塘沽設置了港口檢疫隔離站，在市區建立了醫療站，還對感染者的隔離、病亡者的埋葬以及環境消毒等制定了強制性法令。如病人要及時送醫院隔 離、冰鎮並用石灰塗身；焚毀病家衣物；一周內封閉患者住房，用石灰水塗封門，胡同禁行，鄰居不得進入，與病人同居者不得外出等等。病故者要領取許可證才能 掩埋，並由政府專門雇用的苦力抬運和掩埋屍體。為了防止因感染者死亡造成疫情擴散，臨時政府制定了嚴格的死亡報告制度，如藏匿死屍不報，要處以帶枷遊街、 罰苦工等嚴厲處罰。當時，臨時政府還專門發佈告諭，制定衛生章程，要求居民必須飲用開水、蔬菜水果必須煮熟食用，保持身體清潔，染病必須及時報告，同時還 免費提供石灰用於廁所等消毒。要求製造汽水的水鋪鋪主必須使用開水，對違反者嚴厲懲罰。”[15]
發生鼠疫是不幸；剛好在聯軍撤軍之前 發生，則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沒有臨時政府迅速及時、嚴格高效、科學的防疫措施，而由腐敗、低能的中國政府應對，這場鼠疫將可能在多大的區域內肆虐，多少 國人將因此喪命，是不難想像的。清末即有“後車之鑒”。庚子戰爭十年之後，1910 至1911年，東北黑龍江省發生鼠疫。“疫症發生始于滿州裏……民居寥落”，非天津這樣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而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異常慘重，死亡近六萬人。 疫情的緣由還是俄國醫生經調查後發現的[16]。
臨時政府——這個外國佔領軍的軍政府也沒有忽視學校教育。臨時政府撥款，“努力操辦” 學堂，“選聰慧子弟肄習洋文洋語”，“以克服中外語言，文字不通，諸多不便”；學堂裏同時“講讀經史古文，並字學、算學、輿地學”[17]。（八國聯軍不 是因為需要翻譯而辦學；在學堂裏上學的都是小孩子）
臨時政府向天津居民提供免費醫療保健，其中包括接種天花疫苗[18]。中國人開始從可怕的天花疾病中解脫出來（這個病要了兩個清朝皇帝的命）。
臨時政府執政時期，還建立消防隊、制定交通法規、建立公共墓地等。臨時政府還計畫進行人口普查；為此不僅組織了專門機構，擬定了人口調查表，還開始為城區街道正式命名，編制住宅門牌號碼等等，為人口普查做周密的準備（由於政權不久後移交，人口普查未能完成）。
抽大煙、逛妓院是中國社會的痼疾；臨時政府用嚴刑峻法猛藥去屙。在天津的《巡捕章程》中規定：“凡煙館娼寮一律封禁。違禁者，或私赴此等地方者，俱予以嚴罰”[19]。
臨 時政府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對天津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現代化的巨大貢獻，是古往今來中國任何一個賢臣能吏或政府當局都無法比擬的，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蘇東坡在任杭州刺史時修了西湖的一道堤壩，受到千古稱頌；但與八國聯軍在天津的業績相比，不是螞蟻比大象嗎？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八國聯軍在完成人道救 援使命、中止庚子之亂的浩劫後，絕大多數聯軍將領都急於率軍回國，因為在中國駐軍開支浩繁，佔用大量人力、物力資源[20]。在歸心似箭的情勢下，聯軍的 臨時政府竟然創造出城市改造和現代化的豐功偉績。
按照國人的思維定勢，外國佔領軍在天津的種種建樹、作為簡直是“吃飽了撐的”。他們是 在敵國的土地上，既無拚政績、圖升官的驅動，亦無飽私囊、摟錢財的利誘，所為何來呢? 想收買中國的民心？可是當政者有八國之多，國人該感激哪一國？筆者思來想去，覺得只有一種合理的解釋，就是八國聯軍組織的臨時政府是一個對人民有責任心、 關心民眾福祉的政府；政府為人民服務，是政府的天職。這種普世價值如此“刻骨銘心”，就是在交戰國臨時佔領的城市也不能不表現出來。
進行天津大規模的開發建設，涉及大量的民房拆遷工作。在八國聯軍治下，拆遷工作是如何進行的呢？這裏以修建一條沿河公路涉及的動遷為例。
臨 時政府委員會第73次會議專門討論了此次拆遷的徵用費問題。委員會責成公共工程局局長、丹麥工程師林德就沿河房屋提出估價報告。該報告完成後，由司法部 長、司庫和中文秘書組成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審核。審核通過後，報告提交給市府委員會。市府提前一個月發出公文告示，通知涉拆遷的居民。居民有意見、要求儘管 向政府提出來，由市府進行審議；市府絕無隱瞞、強橫之舉。每個拆遷戶均得到三方面的補償。一是房價補償，按委員會綜合專家分析確認後的房價執行。二是宅基 地皮，均以每畝75兩支付徵用費（相當於五品官一年的俸祿）。三是在市內遷居地區免費劃撥同等面積的宅基地。房產的製圖造冊，統一由臨時政府召集房主、地 保與相關人員到場，當面完成，一式兩份。拆遷戶的補償銀兩，由臨時政府的下屬部門在預定時間統一發放。
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公共建設專案，其拆遷戶的補償和安置均依照上述程式進行。八國聯軍主導的房屋拆遷如此公平、廉潔、透明、利民，會不會令今人羡慕呢?
八國聯軍在治理京津地區時的廉潔作風，也與古往今來中國官場的貪污腐敗形成鮮明對照。聯軍在佔領的城市一旦（臨時）當政，中國官場的潛規則、形形色色的腐蝕拉攏很快地包圍上來。天津臨時政府很快嗅到了中國社會的這種腐臭，斷然採取措施，“拒腐蝕，永不沾”。
1900 年12月20日臨時政府委員會召開第84次會議，除了討論發放救濟、處理民教衝突等事項外，還專門 “研究了關於當前一些華人向政府部門成員贈送禮物的問題”，並形成決議：“本委員會認為此舉應當嚴加制止。同時也相信，政府所有成員都不會接受華人除水果 和鮮花以外的任何饋贈”。臨時政府成員不僅自己分文不取、兩袖清風，而且努力保持政府雇員的廉潔。天津“暫行管理城廂內外地方事務”的西人長官發佈了管理 地方告示，曉諭民眾“本衙門並四司員衙門西國官員，並文案翻譯，及各項差役，均不准收納民人禮物，如違查出懲辦。該民人等亦不得暗中饋贈”[21]。政府 官員、衙門差役不許接受民眾的禮物，違者懲辦，對國人而言簡直是天方夜譚。而且實踐證明，洋人立的規矩不是說說而已，而是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八 國聯軍的清廉作風也表現在軍需採購方面。自古以來，中國的軍需採辦是肥得流油的差使，非領兵官的親信莫屬。八國聯軍由於長期駐紮，需要在當地購買大量物 品，從糧食蔬菜、肉類水果、草料豆麩、煤炭木柴、磚瓦木料到布匹綢緞，品種繁多。使華人供應商驚異不止的是，聯軍的軍需官不收（在中國人眼裏是天經地義 的）回扣。齊如山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德軍“糧台總辦”（總軍需官）梅星先生向他購買木柴，成交之後，齊按照慣例、行規，要給梅星回扣，被對方斷然拒 絕。梅星對齊說：“你用不著謝我……你若以為我有意要錢，那就大錯了。別的國知不清，德國的公務員沒有要錢的”。齊如山不勝感慨：“沒想到這個糧台總辦， 真是一清如水，一文錢的弊病也沒有，待商人還是很厚道，我也絕對不特別多要錢。我沒有應酬過他，他例常開兩瓶啤酒，我們喝著談天。”[22]（讀者不要以 為聯軍軍需官的廉潔與否和中國無關。八國聯軍的軍費，部分出自庚子賠款）
對一些為八國聯軍服務的華人狐假虎威的擾民行為，天津臨時政府 及時進行了調查和懲處。1900年9月28日，都統衙門獲悉，有華人翻譯趁隨軍演習或出征之機，在勝芳鎮非法獲銀1萬兩，之後存入天津滙豐銀行。都統衙門 下令滙豐銀行凍結此款，等待調查結果。緊接著，英軍總司令部參謀部翻譯、福音堂的教士斯利蒙（Slimon）向都統衙門寫信舉報，有華人謝某和梁某在一些 村莊以向村民提供保護為名，騙取金錢。10月13日，都統衙門責成巡捕局長下令拘捕並審訊這兩名被告。1900年11月16日，在都統衙門任職的俄軍上校 沃羅諾沃報告說，發現一名孫姓華人翻譯在一個叫宜興埠的村莊向中國人勒索錢財，要求都統衙門逮捕此人。都統衙門遂將此案移交巡捕局辦理。
對查有實據、情節嚴重的假借聯軍名義的詐騙、搶掠罪行，都統衙門嚴厲懲處。“寶倭青都統以張得立、吳貴廷、張恩榮三人，向在津郡為匪，曾假冒洋兵，並本衙門委員，迭向民間勒索銀錢，並搶劫財物。故於緝獲審明後，即於九月二十三日十一點鐘，在東門附近地方行刑”[23]。
都統衙門於1900年12月28日的會議上決定發佈告諭：凡以臨時政府或軍事當局名義征斂錢財，均屬詐騙；要求民眾檢舉揭發，以便嚴懲。這篇告諭在1901年1月1日元旦張貼到天津的大街小巷：
為出示曉諭事：照得現聞有人假充本衙門之人或充練軍勒索錢財，准該民人等前來本衙門指名稟控，派兵查拿嚴辦。為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特示。 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在 北京，八國聯軍的“北京行政委員會”對假借聯軍名義的勒索、詐騙和仗勢欺人行為也決不寬貸。被民眾“指名稟控”而遭“查拿嚴辦”的一個典型，是賽金花的家 人劉海三。他憑著兩句支離破碎的“洋涇幫”德語，招搖撞騙，為非作歹。劉海三被捕之後，賽金花四處求情。齊如山受賽的請托去找新任北京“知府”（德軍管轄 區長官）科德斯，結果碰了一鼻子灰。科德斯不無責備地說：“他毀害你們中國人啦”；言外之意是你怎麼為這種傷害自己同胞的敗類求情。賽金花和她所托之人向 徳軍當局求情時，不敢使用中國傳統的手段——賄賂，因為他們知道在洋人那兒，這一套行不通。最後，劉海三被德軍當局槍決[24]。
大規模、慘烈的（對基督教的）宗教迫害是庚子戰爭的導火線之一；戰後，自然會有民教衝突的餘波。臨時政府處理此類衝突，並不偏袒基督教會和外國傳教士，而是一秉大公。僅以王家溝事件為例。
1900 年11月20日，王家溝的士紳向天津都統衙門投訴，“指控有兩名華人基督徒聲稱受臨時政府的委派在村裏為教堂徵集賠償損失費”。臨時政府收到投訴後，“委 員會責成漢文秘書通知這些士紳，把被控告的兩名華人基督徒帶到司法部”。兩天后，都統衙門又收到王家溝士紳的書面訴狀，指出那兩名基督徒是根據美以美會 （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傳教士的指示到村裏索取賠款的。都統衙門繼續指令將這兩名基督徒帶到司法部接受審訊，以查明美國傳教士是否有違法行為。
隨 後，王家溝的鄉紳們通過漢文秘書又提交了一份訴狀，“要求賠償因遭拳匪迫害而造成的損失”，並宣稱已經聘請日本人作為本村的法律代表。拳匪造成的破壞、損 失，該村要求（八國聯軍的）臨時政府賠償，這在當時並非無理要求。實際上在京津兩地，聯軍針對拳匪造成的破壞對民眾都進行了賠償，因為庚子賠款也包括對中 國民眾的賠償（《辛丑合約》第六款）。
王家溝士紳對基督教會的指控，激怒了當地教會中的某些人士。有人帶著不明真相的聯軍士兵抓捕了當 地士紳，民教衝突迅速惡化。都統衙門巡捕局長嚴詞指控“美國傳教士煽動”，並要求對“傳教士的行為進行約束”。這場衝突的後續情況在都統衙門的會議記錄中 沒有記載；但當時北京外交使團接到了各國政府的指令，“要求友好地解決賠償事宜”，此事件應該和平了結。
為政清亷，以法治國，直至今日不還是“中國夢”嗎？
(八) 庚子戰爭中，戰敗方的政府留守官員給外國佔領軍敬送錦旗，老百姓給佔領軍恭送慶功匾、萬民傘，國家元首給佔領軍頒獎授勳。人類戰爭史上，可曾有過此種咄咄怪事？
在 庚子戰爭的舊照片中，有一張流傳頗廣，是留守北京的中國官員敲鑼打鼓，送兩面錦旗給八國聯軍的指揮官。一面錦旗上大書“萬國鹹喜”，掛在了八國聯軍總部的 門口。另一面錦旗上則是“祝效華封”；祝其壽，祝其福，祝其多子，誠為國人最美好的祝願。有人認為此種舉動是向侵略者獻媚邀寵，是賣國求榮的漢奸行為。這 是憤青式的弱智思考。八國聯軍是侵略者還是人道救援之師，前文已經分析過了。誠然，“拍馬屁”是中國曆久不衰的官場文化，但是給八國聯軍拍馬屁，則是馬屁 拍在馬腿上。聯軍是戰爭中的敵軍，佔領中國是暫時的，在中國也絕無扶植傀儡政權的打算。清廷官員就是昏了頭，也不會指望給聯軍拍馬屁升官發財。與敵軍建立 親密關係，向佔領軍求榮，只會使自己在聯軍撤軍之後大禍臨頭。
清廷留守官員如此，平民百姓呢？據時人記述，居民盛服前導，給八國聯軍送 慶功匾、萬民傘的，決非個別地區的個別事例。在天津楊柳青，“洋分司員傅，心地明白，操守清廉，自五月抵楊柳青，彈壓地面，甚屬安謐，村人感之。於十七日 公送匾額一方，其文曰：「除莠安良」。司員盛服相迎，款以煙酒茶食，且自謙雲：‘無好處，不敢當’”在天津城南，“法司員賈，清廉嚴重，有威可畏，自春徂 秋，管理城南段，未嘗稍懈。繙譯姚君智善（翻譯姚智善 -- 引者注），亷明正大，一塵不染。十八日，司員交卸，村人十餘名前往餞行，並送匾額， 其文曰：「明鏡高懸」。賈君喜極，指天畫地，作頌禱之狀，為我村祝，為我國祝，為我大皇帝祝。所謂頌揚得體也。及村人轉相稱頌，伊則謙讓未遑。”“八月初 三日，漢文司員丁君回國。丁君在中國多年，曾充學堂教習，去歲發給執照，保護我村，村人往餞，並送「惠心有孚」匾額以酬之。”[25]
送 萬民傘、匾額，一般是在官員離任時，民眾借此表達感激之情；以上三例中，有兩例皆是。若說這是諂媚，洋官已離任走人（甚至回國），諂媚的意義何在？凡是以 不帶偏見的心態讀過本文前兩節（六、七節）的讀者，對中國官民向八國聯軍表達的種種心意，應該不會感到吃驚或誤解。聯軍平息暴亂、中止浩劫、解民倒懸、與 民生息，中國官民向聯軍表示感謝，不是人之常情嗎？而且被民眾特別感激的洋官，自有他們的優秀過人之處。
對八國聯軍表示感謝的不僅有民 眾官紳，還包括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庚子戰爭結束後，“出使日本大臣”（即駐日公使）蔡鈞向日本外務省呈遞照會，轉達光緒皇帝對他的諭旨：“上年拳匪變亂， 禁門以內，日本兵官嚴飭弁兵，極力保護，洵屬睦誼可風，深宮甚為感悅。著蔡鈞轉達日廷外部，傳旨向日皇伸謝。”[26] 清廷不僅向日本天皇伸謝，還對聯軍中的日軍軍官大加獎賞。慶親王奕劻親自致函日本駐軍指揮官，索取“各將官職務資格，以便分別賞給”。幾經交涉和修改，日 本政府最後慎重地確定了一份199人的名單，接受清政府的獎賞[27]。
國內對此事一般評論為：這是以西太后為首的清政府對帝國主義侵 略者卑躬屈膝，“量中華之物力，結輿國之歡心”。這種黨八股式的批判與事實相距十萬八千里。要說對西方列強的仇恨，無論是時人還是今人，很少有人能超過慈 禧。滿清愛新覺羅皇室在對外戰爭失敗之後，雖然不能不退讓，甚至被迫割地賠款，但從未在強敵面前搖尾乞憐過。敢誅殺持異議的大臣，向世界上所有的強國同時 宣戰，說明慈禧不是孬種。而且其時清廷的“天朝上國”的心態尚在。“朝廷柔服遠人”（《宣戰詔書》中語）；因為日本軍官有功于清廷，故對其頒賞。而且此類 頒賞是在戰爭結束、《辛丑合約》簽訂之後，清廷並不希冀日本有什麼回報。
無功不受祿；日軍的功勞何在呢？首先，正象光緒帝在上諭中言明 的，日軍對皇宮“極力保護”。聯軍入京之後，日軍把守紫禁城的東華門、西華門和神武門，和美軍一起嚴密保護皇宮。清宮不僅未遭兵災，而且保持了皇室的尊 嚴。聯軍破京時，宮中不少人逃逸，但留下來的仍逾千人。這些人的日常生活供應，完全由日軍承擔[28]。“聯軍入京後，大內所留咸同（咸豐、同治 -- 引者注）兩朝妃嬪，由日本兵官按日進膳，派敬止齊尚書照料一切。至慶邸到京始止，調護極為周密。”[29] 清皇室對日軍的保全是真心感激的；“深宮甚為感悅”是大實話。清廷在庚子戰爭中造了大孽，闖了彌天大禍。與它在1860年毀棄對外條約、偷襲英法軍隊、殺 害談判代表而招致英法聯軍的報復——火燒圓明園，兩相比較，庚子戰後皇宮御苑完好無損，清廷是應該感到慶倖的。
再者，八國聯軍之中，紀 律最嚴明的除美軍之外就是日軍，這是當時舉世公認的。“美、日兩國兵，均嚴守紀律，不擾居民”[30]。八國聯軍破京時，“日帥下令，無論何人，不許在北 京擄掠”[31]。“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紀律，城北之民感之，公送萬民傘”[32]。“日本分界內，華人最多，而生意亦最旺”[33]。美國公使康格 的夫人莎拉（Sarah Conger）在給親友的信中提到：“中國商人帶著貨物回到北京時，先是悄悄溜進日本人的轄區，因為他們最信任日本人。後來，這些街道變得擁擠不堪，日本 人就要求他們必須到城裏別的地方去，他們立刻就湧進了美國人的轄區，擠滿了街道，並留了下來。”[34] 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中評述說：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軍，軍紀之良好是有目共睹的；“他們要自我表現，力爭上流，……一時頗為他們入侵 的友軍和本地華民，另眼相看。”
日軍嚴明的軍紀當然不僅表現在京都地區。在天津，“自聯軍破津後，各國分段駐兵彈壓。其城東一帶，則歸 日本派兵巡查，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居民感之。現聞該軍有遷防之信，故各鋪居民議欲公送匾額，以志不忘。”[35] 聯軍佔領山海關，“人口約有三十萬之數，為北方巨鎮，目下由日本福島將軍總管其地……所有聯軍均駐城外，如非將校，不許濫入郭內。”[36] 在日本將軍主管下，聯軍士兵連進城的機會都被剝奪了。
即使對中國的戰犯或囚犯，日軍也給予人道待遇。禮部尚書啟秀是《辛丑合約》認定的 “首惡諸臣”之一，被判死刑。在押期間，啟秀母親亡故，日本人“因其丁憂，放出十日穿孝”；滿十日後，再續十日[37]。北京“城內板橋胡同英巡捕局內， 所禁犯人多至九十餘名，昨日保釋張某等四人。據雲在內時，常有日本某醫生入而診視，並按名發放棉衣米菜等項。”[38] 日本醫生診視囚犯竟然診視到了英巡捕局內，還給犯人發放棉衣和食物，不知英軍是否會嫌日本人“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日本佔領軍的另 一個貢獻是在北京創立了員警系統。為了維持京城的治安，日軍在北京招募華人，加以訓練，成立了京都有史以來的第一支員警隊伍。日本人對此事的認真負責和長 遠考慮，歷史學家齊如山在他的回憶錄中有這樣的記述：“日本人以為我知道北京的情形很清楚，約我前去談一談。我到順天府（日本民事機構在此），一位日本軍 官對我很客氣，他說想辦一班員警，應募的人很多，現在自然須日本人管理，將來各國撤兵後，自然就由中國人接辦，管理人須知識較高之人，但也須稍知員警法， 言外是也得訓練。我聽罷又想，他居然想到撤兵以後的事情，其實他們走後，這些員警果能存在否尚是問題。”[39] 歷史證明，齊先生是多慮了；京都的員警系統由前清一直延續到民國。
當日軍指揮官柴五郎回國時，北京民眾夾道流淚送別[40]。這與北京一萬三千市民連署請願書，請求美軍留守，不是相映生輝嗎？
清人洪壽山在《時事志略》中撰寫了“感德報恩”，調寄西江月：
日本英美三國，待民恩德深重，萬民衣傘匾花紅，小民報答恩情。
英美所管之處，亦與日本相同，其餘各國不相同，街市消條清凈。[41]
(九) 庚子戰爭中，各地由華人組成的“帶路黨”為八國聯軍竭誠效力，甚至出生入死，在中外戰爭史上蔚為奇觀。
中 國《百度百科》中的“帶路黨”條目，斥責帶路黨是“敵人打進來時的當奸細‘帶路’的人”。但是它不得不承認：“該詞揆諸歷史，在八國聯軍與滿清政府開戰 時，已有不少中國民眾充當前驅，充當八國聯軍的帶路黨”。這些“不少中國民眾”為八國聯軍導向帶路，收集情報，傳遞書信，獻計獻策，助聯軍攻城，為聯軍 “公關”（聯絡和民眾的感情），輔軍需運輸，助聯軍給養，直至為聯軍出生入死，捨命效力。
“帶路党”中，自然不乏飽受殘害殺戮、視聯軍為救星的中國基督徒。聯軍攻打天津時，華人基督徒裏應外合，為王前驅。“天津府城失守。先是洋人偵知城內無 備，十七日（西曆7月13日 -- 引者注）令教民溷入，四鼓登城，是時城上無兵，乃自上遞聲，有教民數十皆洋裝，聞聲緣牆而上，即於城上遍插洋旗，亂施槍砲，大呼洋兵來入。居民由夢中驚 醒，倉惶出奔，城中大亂，真洋人入城者，惟八九人耳。日出時，教民進南門，洋人大隊始進入。”[42]
在庚子戰爭中曾任聯軍的隨軍牧師 和情報官的寶複禮在回憶錄中說：“一個時期，當租界（指天津租界 -- 引者注）陷於危險絕望的關頭，由於射來的炮彈用的是無煙火藥，因此找不到炮位。有兩個人，一個是年老的中國傳教士，另一位是他的兒子，自告奮勇去城裏偵察 大炮的位置，然後回來報告。另外兩個人，通過義和團防線到大沽去把我們的急迫要求報告給海軍司令們。一個被捉著投入了海河，另一個也再沒有回來。五十個改 信基督教的人們，為英國十二磅海軍大炮運送炮彈，他們把大炮從一個炮位拖到另一個更有利的炮位，有兩次，在敵人重炮轟擊之下，炮彈在他們的頭上飛過，槍彈 在他們的周圍嘶鳴，而他們卻勇敢地繼續著他們的工作，冷靜地聽從指揮，像是一些毫不怕死的人。他們應當贏得保護，受到無限量的讚美。……牒報部負責為每天 的行軍準備一張以一英里等於一英寸為比例的地圖。圖上畫著每個村莊和道路，還加上很多偵察員所能得到的情報，如大炮的位置，敵人的戰壕，實際上，這地圖對 指揮官來說就如一張航海圖對一個船長一樣的重要了。除地圖之外，還要寫一份對明天行軍的說明，說明敵人的大約人數和位置，和道路的情況。每位指揮官都有了 一份地圖和說明之後，部隊才準備出發。在我們出發之前，兩個教徒學生就已作為偵察員活動了五天了。……這類日常工作天天都在做，而象那樣得到的情報則除了 借助這些中國基督徒偵察員的幫助之外，是無法得到的。”[43]
中國基督徒對八國聯軍人道救援的鼎力支援、對危難之中外國傳教士的捨命 相助，成就了何等的功績，從一位美國牧師康格寫給中國教民的信中可見端倪：“對於那些被困的美國傳教士來說，你們如天使降臨，將他們從即將發生的大屠殺中 解救出來。……我向你們表達我心中誠摯的謝意。這是我們外交使團所有人的共同心願。我們難以表達我們內心那誠摯的感激之情。對於你們提供的幫助，以及那些 當地基督教信徒們所提供的幫助，這些幫助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難得的，我們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謝。倘若沒有你們精心而又周密的計畫，以及中國人那不屈不撓的奮鬥 精神，我想我們是不可能這麼成功地被解救出來。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下，你們那周全的考慮，以及耐心的支持，讓我感動至深。對此，我向你們表示由衷的感謝。我 希望，當然我也相信在上帝那裏，你們的付出，以及你們所遭受的苦難都將結出豐碩的果實，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的幸福成果。因為像你們一樣獻身於如此崇 高的事業和生活中，上帝是不會忘記你們的。”[44]
帶路党人，除華人基督徒外，亦有大量普通民眾。民眾被義和團、官軍荼毒、禍害，往往向外國聯軍伸冤求助。不僅如此，他們在聯軍的軍事行動中還主動協助聯軍。
晚 清著名報人汪康年在其筆記中記載過兩個事例。守衛通州的清軍在當地姦淫擄掠，為居民深恨。在外國聯軍兵臨城下之際，居民紛紛跑去向聯軍投訴；聯軍將清兵圍 而殲之。八國聯軍破京後，一些拳匪餘孽藏匿在翠微山的兩座寺廟中。他們以土匪綁票的方式，向附近村落的一個韓姓居民“勒出萬金”。韓某請求減少贖金，拳匪 不允，將其殺害。韓妻知道向地方官控告無用，直接進城向洋人控告。洋兵出動，包圍寺廟，盡殲拳匪，為民除害。
《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記述了這樣一件事。戰爭之初，義和團在大沽附近的村莊活動頻繁。聯軍想找人探聽他們的虛實，苦於一時找不到。一個少年人自告奮勇，願意領命前往。聯軍指揮 官派了幾個士兵護送他去。接近目的地時，少年對護送他的士兵說，你們這樣送一個人去探聽敵情是不行的，並教他們應該怎麼做。聯軍士兵接受了建議，對該少年 鼓噪追趕，拳打腳踢。少年氣喘吁吁，狂奔不已，最後“擺脫”了士兵的追逐，坐在一棵樹下，邊哭邊罵洋鬼子。拳匪經過，聽到少年的哭訴，引為同類。憑著苦肉 計，少年混入拳匪隊伍，盡探拳匪巢穴虛實。偵察任務完成後，少年乘外出活動之機，假裝被洋人捕獲。根據少年提供的情報，聯軍將拳匪一舉剿滅。聯軍對少年十 分感激，贈他金子，少年不受而去。
《西巡迴鑾始末》（卷四）還記述了另一位天津少年的事蹟。在北京的外國使館被圍攻期間，一日，在激烈 的攻防戰中，突然有一個華人少年手中揮舞白巾，站立在洋兵之中。這是什麼人呢？原來他是八國聯軍從天津派來的信使，攜帶密信給北京的外國公使。之後，少年 帶著公使們的復信返回天津。半個月後，他再次冒著千難萬險，攜帶聯軍的密信潛入北京，送達使舘。公使們這才知道，八國聯軍已在進京的途中；楊村之戰大捷， 獲救指日可待。公使對該少年感激莫名，贈其千金，少年“毅然不受；叩其姓名，不告；問其何為為此，則雲，其母嘗言，欲救中國無亡，必救公使不死。”少年舍 生忘死，原來既為救公使，更為救中國；只有公使不被屠戮，中國才能被列國原諒。
英人威爾在《庚子使舘被圍記》中記述了他親眼目睹的一個 攜帶北京公使的密信去天津，再帶回聯軍復信的北京人的事蹟。此人“往返八十英里之長途，共行二十四日，有四次被執，性命皆在呼吸之間。沿路均拳匪，各村中 均懸紅布記號，並貼拳匪之告示。每次被執，皆被毒打，有一次逼令在村中做苦工，彼於夜間設計逃走，不得食物，則偷竊食之。”信使抵達天津後，將公使們的密 碼信件交給聯軍，“得有覆書，又歷盡艱難，始得歸至此地”。使舘人員不僅欽佩他的勇氣、智慧，更為他的淡定氣概所折服：“此年輕之中國人，甚為瘦弱，當其 公事已畢，坐而搖扇，淡定若無事之狀，殊覺可異。”
實際上，在使館被圍困攻打期間，第一個擔當信使、冒死去天津給八國聯軍送信的，是一 個北京少年，“年方十六，並非教民，因素喜西人，為其承雇者所棄”。6月13日義和團在京大肆屠殺教民，兩個外國傳教士外出尋訪教民，將他們帶到使館避 難，路上碰到該少年，少年於是隨他們去了使館。之後，使館被圍困攻打，長期與外界音訊斷絕。公使們徵召信使，該少年“即應召而行，至七月二十六號回京，帶 有天津回信。此信乃被圍後首次至京者”[45]，價值何止萬金！
另有一個華人也成功地突破封鎖，完成了為聯軍傳遞情報的任務。他從被重 重圍困的北京公使舘突圍出來，到達天津時，聯軍剛剛攻佔該城。他向聯軍報告了北京使舘的情況，同時交給英軍司令官蓋裏斯一把進入北京內城的“金鑰匙”。在 北京使舘區旁邊、護城河的水面之下，有一個秘密的水門。通過這個水門，即可進入內城，到達聯軍最終的目的地——東交民巷使舘區。這個華人基督徒交給蓋裏斯 的金鑰匙就是一張準確標示那個秘密水門的圖紙。8月14日蓋裏斯率領英軍在進入北京外城、佔領天壇後，帶領官兵下水，按圖索驥，很快摸到了護城河中的秘密 水門，砸開鐵柵欄，進入北京內城，沖進了英國公使舘。英軍第一個擁抱了掙扎在斷垣殘壁之中、望眼欲穿地等待救援的各國公使、傳教士和中國教民；在八國聯軍 人道救援的比賽中，英軍榮獲第一名（儘管英軍在北京攻城戰中出動最晚，傷亡也最輕）[46]。
對帶路黨，清廷早有察覺，多次為此發出諭 旨。如庚子年6月16日清廷曉諭直隸總督裕祿：“聞直隸秦王島北塘一帶漁船，多有接濟洋人情事，即著裕祿迅速派員，嚴密稽查籠絡各漁船，團為一氣，為我效 用，斷其接濟。”但是“國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國”。聯軍攻打京都時，得到一些本地人自發的幫助。聯軍攀登城牆沒有梯子，北京市民從家中搬來梯子給聯軍使 用，並熱情地為其扶梯。更多市民則是作壁上觀，看熱鬧。
八國聯軍在征戰途中，當地農民不斷向聯軍提供中國官軍部署的情報。俄國戰地記者 記述：“（從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莊裏的一些農民告訴我們，東門（總共三個門）是關閉的，前一天從通州逃出來的中國官軍駐紮在北京南邊一個叫做南海閘的地 方。京都只有旗兵和董福祥的軍隊……他們抱怨著遭到自己國家士兵的搶劫，他們倒水給我們喝，對我們十分恭順。偵察隊收集到這些情報後就往回走，……在回來 的路上，有一個中國農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們。村民們用茶水款待我們，並要我們送一些俄國旗給他們。”[47] 這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情景嗎？諷刺的是，“王師”竟然是攻入國門的外國軍隊。
八國聯軍中有由華人組成的團隊，英、德兩軍中都 有。英軍的華人團隊編制為“英軍第一軍團”，中國人稱之為“華勇營”。德軍中有“華勇連”。因此有人調侃說：八國聯軍實為九國聯軍。這些華人團隊“表現優 異”，尤其是英軍中的華勇營，在庚子戰爭中戰功卓著，獲得英國女王授勳，在西方軍史界聲名顯赫[48]。1902年，12名士兵被挑選出來，代表中國軍團 到英國本土參加國王愛德華七世的加冕典禮。論者把聯軍中的華人團隊亦算作帶路黨的一個類別。因為篇幅關係，本文略去不談了。
庚子戰爭中，為八國聯軍“充當前驅”的中國人如此之多，對聯軍的幫助、貢獻如此之大，難道不是人心向背的一個標誌嗎？給英國政府上書獻策、呼籲八國聯軍推翻清政府的“國父”孫中山，難道不是天字第一號的帶路黨人？
在 庚子之亂和隨後的戰爭中，義和團和清政府“滅洋” 的大屠殺、大破壞是中國近代史上罕有其匹的浩劫。這場浩劫難道不是八國聯軍用戰爭手段終止的？平息浩劫、解民倒懸，這不是八國聯軍出師的“副產品”，而正 是聯軍作戰的目的。當然嚴格地講，聯軍要解救的主要是各國的外交官、傳教士和中國的基督徒，但是中國廣大的民眾官紳不是也同時獲得解救嗎？如果說八國聯軍 平息這場浩劫的功績不可沒，這種說法過份嗎？如果說八國聯軍阻止了中國歷史的大倒退、大反動，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嗎？八國聯軍是人道救援的正義之 師，這是全世界的公論，也是任何理智清明的中國人，在瞭解歷史真相之後會得出的必然結論。
（全文請見作者博客 www.mrliuburnaby.wordpress.com，登錄後點擊“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
注釋
[1] 本文中關於天津臨時政府的施政，史料主要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2] 柳溪子:《津西毖記》下冊
[3] 臨時政府委員會第81次會議第2項，1900年12月12日
[4] 臨時政府委員會第32次會議，1900年9月10日
[5] 劉海岩:“八國聯軍佔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史料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6] 儲仁遜《聞見錄》
[7] 臨時政府委員會第118次會議，1901年3月13日
[8] 臨時政府委員會第293次會議，1902年5月12日
[9] 儲仁遜《聞見錄》
[10] 劉海岩:“八國聯軍佔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史料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儲仁遜《聞見錄》
[11] 劉海岩:“八國聯軍佔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史料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12] 仲芳氏:《庚子紀事》
[13] 洪壽山:《時事誌略》，第三十一段“清淨街道”
[14] 洪壽山:《時事誌略》，第三十八段“有職無俸”
[15] 劉海岩:“八國聯軍佔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史料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儲仁遜《聞見錄》
[16] 王道瑞:《清末東北地區爆發鼠疫史料（下）》
[17] 柳溪子:《津西毖記》下冊
[18] David Silbey:《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國的拳民暴亂）
[19]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20] David Silbey:《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國的拳民暴亂）
[21]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22]《齊如山回憶錄》
[23]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事雜記》
[24] 齊如山：《關於賽金花》
[25] 柳溪子:《津西毖記》下冊
[26] 光緒實錄卷之四百九十一
[27] 孔祥吉:“鎮壓義和團後清政府獎勵日本官兵”
[28] 胡思敬:《驢背集》
[29]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30]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31]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32] 葉昌熾:《 緣督廬日記鈔》
[33]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34] Sarah Conger：《Letters from China》（中國來鴻）
[35]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36]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37]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38]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事雜記》
[39]《齊如山回憶錄》第四章 學員警、談考試、往歐洲、助革命、看兵變
[40]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41] 洪壽山:《時事志略》，第三十三段“感德報恩”
[42] 佚名:《天津一月記》
[43] 寶複禮:《京津隨軍記》
[44] 同上
[45]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46] 史料來源於王樹增的《1901》
[47] 德米特裏•揚切韋次基:《八國聯軍目擊記》
[48] 雪珥:“八國聯軍中的中國軍團”
劉淇昆
(七) 八國聯軍對中國城市的佔領是臨時的，但是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聯軍把天津改造成為中國第一個現代化的城市。聯軍的治理業績，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聯軍政府的清廉，在中國歷史上不僅空前，而且絕後。
聯 軍攻佔天津後成立了臨時政府（the Tianj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入鄉隨俗，取名“天津都統衙門”。此衙門完全不同於中國歷史上的任何衙門；手握大權的不是一言九鼎的衙門主官，而是臨時政府委員 會。從1900年7月30日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解散，臨時政府委員會一共召開了329次會議，4次特別會議，平均每兩三天開一次會。會議討論通 過的所有議案、制定的各項法規、法令以法文（國際上最權威的法律用語）作詳細記錄。兩年下來，會議記錄彙編成幾大本的《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在清政府 收回天津治理權時，會議紀要作為法律文件移交給清政府 [1]。
天津臨時政府發佈的第1號“告諭”向民眾保證，要“清理地方，保全善 良”。首先是整頓治安，恢復秩序，清除匪患，保障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為了收拾庚子之亂遺留下來的爛攤子，還有兩項當務之急。一是採取衛生防疫措施，防止 戰亂之後死屍狼藉、遍地哀鴻之中可能爆發的瘟疫。二是“採取防止本地人發生饑饉的措施”，就是說，不能讓老百姓餓肚子。臨時政府撥款賑撫，救濟貧民：“去 年冬，以貧民無依，饑寒交迫，津郡及縣屬村莊，均蒙中外賑撫”；在天津“楊柳青……蒙本段洋分司員傅（‘傅’某是臨時政府的洋人官員 -- 引者注）轉求都統，發給洋銀九百餘元，購紅糧三百余石，經局紳幫同司員查寫極貧二千餘戶，分別散發。”[2]
劫後餘生的天津市民在生命 安全得到保障後，臨時政府的“清理地方，保全善良”進入下一個階段：“清理中國政府及私人放棄的動產和不動產，編造清單並且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為確保 民眾的財產安全，臨時政府對戰後混亂的私有財產進行清理，重新登記；向能夠出示財產證書的人發放房產證，並頒佈了契約註冊辦法。西方國家對財產權的尊重 （無論是私產還是公產）和契約精神，在臨時政府的施政中得到充分體現。
即使面對軍事需要，這個戰時軍政府也不會侵犯民眾的財產權，不會 任意損害民眾的福祉。其時英國佔領軍司令坎貝爾（Lorne Campbell）將軍要求都統衙門在市區東南軍械所附近設置一個靶場。將軍得到的答復是：“如不付給房主賠償費，本委員會無法讓居住在那一帶的居民搬 遷”[3]。
自古以來，中國並無城市建制；城市地區歸所在縣管轄，而縣衙門根本沒有什麼市政管理機構。19世紀中國的城市人口大量增 長，城市控制、管理方式的原始落後成為社會失控的主要原因。天津臨時政府按照西方城市行政體制設置，中國首次出現了城市行政區的建制和現代化的城市管理。 臨時政府下設衛生局、公共工程局、司法部、巡捕局、庫務司以及總秘書處和漢文秘書處。各機構的首長，除了巡捕局局長是一名英國軍官外，其餘都是專業人士， 而且久居天津。比如衛生局長德博施是一名法國醫生，曾任法國公使館醫生，當時在天津行醫。公共工程局局長由丹麥工程師林德（Linde, A. de）擔任。他19世紀80年代就在天津英租界從事公用事業，曾參與海河治理工程。
臨時政府的法律制度是按照西方法律體系建立的。臨 時政府設立法庭並任命了法官，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均由法庭依法審理判決。這也是中國亙古未有的。八國聯軍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從制度上保證了司法公正，結束 了中國兩千年來縣官坐堂打屁股、“衙門口，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的司法黑暗和野蠻。
中國第一支員警隊伍也是八國聯軍創建的。臨時政 府成立後，為了解決迫在眉睫的治安問題，首先成立巡捕局，著手建立城市員警系統。員警由外國巡捕和華人巡捕兩部分構成。外國巡捕主要從各國軍隊中抽調官兵 組成，華人巡捕則由紳商保舉本區華人擔任。巡捕不僅負責司法、治安，而且負責交通、衛生等公共事務。中國的城市中首次出現在街頭站崗維持治安、指揮交通的 員警。天津城廂地區還被劃分為8個治安區，每區推舉6名華人紳商協助治安管理。袁世凱接管天津後，員警制度被完整地繼承下來。
天津臨時 政府還創立了城市稅收制度。“臨時政府的財政最初是依靠參加政府的各國各墊款5000英鎊開始運行的。臨時政府成立後，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城市稅收制 度。根據臨時政府制定的稅收章程，主要開徵入市稅（即厘金）、碼頭捐、所得稅（房捐）、鋪捐和執照稅等[4]……臨時政府對各項捐稅收入和政府支出有詳細 和明確的記錄，實施嚴格的管理。從記錄中可以看出，稅收制度建立後，臨時政府的財政收入不斷增加，許多公共工程得以實施。在向袁世凱辦理政權移交時，臨時 政府將全部收入和支出的賬目清單，以及還在施工中的公共工程所需的費用、政府財政結餘等一併交給了袁世凱。”[5] 這恐怕是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清廉如水的政府帳目交接。中國的地方政權交接（舊官去職，新官上任），前任留下財政虧空是常態。天津臨時政府竟然向袁世凱 轉交了財政盈餘，八國聯軍對中國掠奪、榨取的謊言可以休矣。
在戰局穩定之後，臨時政府掀起了天津現代化改造的高潮，主導了天津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管理制度的制定。
臨 時政府主持了天津城牆的拆除。19世紀末，城牆的傳統防禦功能已經不復存在；當城市迅速發展時，城牆成為交通的最大障礙。天津城牆拆除後，沿城牆基址修築 了四條馬路，成為城區的交通幹線[6]。臨時政府還修築了城北門至運河以及英租界到海光寺的道路；老城區的道路系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臨時政府在城市交 通方面的另一個建樹是創辦有軌電車交通系統。當時歐洲人和日本人分別向臨時政府提出了承攬修築電車工程的申請；日本甚至由政府出面，要求優先獲得專營權。 經臨時政府的慎重審查，比利時銀行團投資的“天津電車電燈公司”獲得了有軌電車的經營特許權。中國的第一個城市公共交通系統由此誕生。
天津的自來水供水系統也是臨時政府執政時創立的，開中國“自來水”之先聲。1901年3月，德商瑞記洋行向臨時政府提出建立自來水供水系統的申請，獲得批准。臨時政府委員會對供水系統的設置、供水水源、消防用水的供給以及水價的限制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7]。
八 國聯軍的執政同時帶來了中國城市的光明。天津的路燈在19世紀80年代首現于英租界；華人得享路燈照明則是八國聯軍的貢獻。臨時政府委員會於1900年 11月作出決議，要求城區馬路兩側每隔100步安裝一盞路燈（油燈），安裝及維修費用由沿路房主承擔。翌年2月，臨時政府決定城市照明由政府負責，籌畫安 裝電力路燈[8]。在與“天津電車電燈公司”簽訂協定時，臨時政府提出將電車專營權授予該公司的條件之一，就是公司要為電車經過的馬路以及其他道路提供電 力路燈照明。路燈即設，天津夜晚“燈盞齊明，如同白晝，比除夕倍覺輝煌”[9]。
中國城市電話系統的建立，也是八國聯軍首開先河。之 前，一些政府衙門、官邸安裝了專線電話，租界也出現電話；但是電話的商業經營和城市電話系統的建立，則是八國聯軍治理天津的產物。1901年2月，丹麥人 濮爾生在老城區註冊成立了一家經營電話、電報的公司：Electric Engineering and Fitting Co.，中文註冊名稱為“電報局”。這家公司在老城區埋電杆、架設電話線，電話開始在政府機構、公共設施（如醫院）和民間普及。除日常廣泛的公私用途之 外，在夏季汛期，臨時政府還利用城市電話系統（當時最快捷的通訊、傳播手段）通報每日的海河汛情，組織防洪救災。
八國聯軍對中國另一個 傑出的貢獻，是建立了亙古未有的公共衛生系統。中國自古以來既無公共廁所，亦無垃圾的收集清理。城市居民在街上任意出恭、傾倒大小便桶和垃圾；滿街屎尿、 遍地垃圾臭水溝就是當時城市的衛生面貌。據人大教授張鳴介紹，當時皇宮內都沒有廁所，“連莊嚴的太和殿兩側，也隨處散落太監們的大小便。反正皇帝沒事不會 去那裏，後妃也去不了，大典每年不過一次，到時候清理一下也就得了。”19世紀隨著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城市衛生狀況日益惡化，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當時對 城市環境影響最大的是生活污水、垃圾以及人們隨處便溺的習慣。
“臨時政府成立後不久便做出決議，城區禁止隨地便溺。路上行人隨地大小便 要罰洋1- 2元。同時，臨時政府開始以招標的方式建造公共廁所。很快，老城區建造了多處公共廁所，並設有清潔夫按時清掃。臨時政府專門發佈告諭，要求人們必須到廁所 ‘出恭’，在廁所以外便溺要受重罰。同時，臨時政府還要求所有糞廠遷至郊外。”解決居民隨地大小便問題的同時，臨時政府也著手解決城市拉圾問題。 “1901年3月，都統衙門制定了《潔淨地方章程》，規定居民每天必須將垃圾傾倒到劃定的垃圾場，然後由政府統一處理。住戶每天要將自家門前地段清掃幹 淨。並明文規定了嚴格的懲罰措施。這是天津最早的城市衛生立法。違反這些規定者會被外國巡捕抓捕，受到罰款、鞭責等嚴厲處罰。與此同時，由臨時政府衛生局 組織專人清理河邊、城內堆放的垃圾，雇用清潔夫打掃街道。”[10]
臨時政府同時主導了城市排水系統的建設。他們未採用政府投資的方 式，而是利用民間集資或投資。臨時政府要求各街區的士紳出面組織居民修建和清理下水道，費用由士紳們承擔。對排水工程的設計和施工品質，臨時政府嚴格把 關。工程設計要經過公共工程局的審批。驗收工程時，如果工程品質高，政府將承擔部分工程費用。在臨時政府的鼓勵下，私人公司也參與了排水系統的投資與建 設。德國人漢娜根的“大廣公司”提出修建城區南部排水系統的方案，委員會經審查後批准。該公司在老城西南部挖掘了排汙池，老城區的污水被排入池中，再經由 專門水道排入海河下游。這一排水系統一直沿用至20世紀50年代[11]。
在八國聯軍臨時政府的治理下，天津乾淨了，衛生了。北京的面 貌在聯軍治下也發生了類似的重大変化。時人記述：在北京“近來各界洋人，不許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潑倒淨桶……各巷口皆設公廁，任人方便，並設立除糞公司， 挨戶捐錢，各司其事”[12]；“又爐灰穢土，街前不准堆積…… 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車，挨門裝運”。連紫禁城內都修建了公廁。時人編成“西江月”，讚揚城市面貌的變化：
不准堆積糞土，勿許街市出恭；路途小解或出恭，罰爾兩天苦工。
各處砌壘廁所，街巷掃除乾淨；禁止鬥毆與強爭，煙館賭局詞訟。[13]
各處添設土筐，運載糞土出城；街巷潑水點夜燈，小兒臉要乾淨。
添立牌頭街長，稽查戶口人名；設立巡捕與分廳，殲除賊源盜風。[14]
國人在八國聯軍治下（包括強迫之下）第一次享受到清潔、文明的生活方式。
1902 年6月，就在八國聯軍最後撤出中國的兩個月之前，天津發生了一次流行性鼠疫。“鼠疫最初是從塘沽傳入的，並主要在城北區蔓延。臨時政府隨即採取了一系列有 效的防疫措施。在塘沽設置了港口檢疫隔離站，在市區建立了醫療站，還對感染者的隔離、病亡者的埋葬以及環境消毒等制定了強制性法令。如病人要及時送醫院隔 離、冰鎮並用石灰塗身；焚毀病家衣物；一周內封閉患者住房，用石灰水塗封門，胡同禁行，鄰居不得進入，與病人同居者不得外出等等。病故者要領取許可證才能 掩埋，並由政府專門雇用的苦力抬運和掩埋屍體。為了防止因感染者死亡造成疫情擴散，臨時政府制定了嚴格的死亡報告制度，如藏匿死屍不報，要處以帶枷遊街、 罰苦工等嚴厲處罰。當時，臨時政府還專門發佈告諭，制定衛生章程，要求居民必須飲用開水、蔬菜水果必須煮熟食用，保持身體清潔，染病必須及時報告，同時還 免費提供石灰用於廁所等消毒。要求製造汽水的水鋪鋪主必須使用開水，對違反者嚴厲懲罰。”[15]
發生鼠疫是不幸；剛好在聯軍撤軍之前 發生，則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沒有臨時政府迅速及時、嚴格高效、科學的防疫措施，而由腐敗、低能的中國政府應對，這場鼠疫將可能在多大的區域內肆虐，多少 國人將因此喪命，是不難想像的。清末即有“後車之鑒”。庚子戰爭十年之後，1910 至1911年，東北黑龍江省發生鼠疫。“疫症發生始于滿州裏……民居寥落”，非天津這樣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而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異常慘重，死亡近六萬人。 疫情的緣由還是俄國醫生經調查後發現的[16]。
臨時政府——這個外國佔領軍的軍政府也沒有忽視學校教育。臨時政府撥款，“努力操辦” 學堂，“選聰慧子弟肄習洋文洋語”，“以克服中外語言，文字不通，諸多不便”；學堂裏同時“講讀經史古文，並字學、算學、輿地學”[17]。（八國聯軍不 是因為需要翻譯而辦學；在學堂裏上學的都是小孩子）
臨時政府向天津居民提供免費醫療保健，其中包括接種天花疫苗[18]。中國人開始從可怕的天花疾病中解脫出來（這個病要了兩個清朝皇帝的命）。
臨時政府執政時期，還建立消防隊、制定交通法規、建立公共墓地等。臨時政府還計畫進行人口普查；為此不僅組織了專門機構，擬定了人口調查表，還開始為城區街道正式命名，編制住宅門牌號碼等等，為人口普查做周密的準備（由於政權不久後移交，人口普查未能完成）。
抽大煙、逛妓院是中國社會的痼疾；臨時政府用嚴刑峻法猛藥去屙。在天津的《巡捕章程》中規定：“凡煙館娼寮一律封禁。違禁者，或私赴此等地方者，俱予以嚴罰”[19]。
臨 時政府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對天津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現代化的巨大貢獻，是古往今來中國任何一個賢臣能吏或政府當局都無法比擬的，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蘇東坡在任杭州刺史時修了西湖的一道堤壩，受到千古稱頌；但與八國聯軍在天津的業績相比，不是螞蟻比大象嗎？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八國聯軍在完成人道救 援使命、中止庚子之亂的浩劫後，絕大多數聯軍將領都急於率軍回國，因為在中國駐軍開支浩繁，佔用大量人力、物力資源[20]。在歸心似箭的情勢下，聯軍的 臨時政府竟然創造出城市改造和現代化的豐功偉績。
按照國人的思維定勢，外國佔領軍在天津的種種建樹、作為簡直是“吃飽了撐的”。他們是 在敵國的土地上，既無拚政績、圖升官的驅動，亦無飽私囊、摟錢財的利誘，所為何來呢? 想收買中國的民心？可是當政者有八國之多，國人該感激哪一國？筆者思來想去，覺得只有一種合理的解釋，就是八國聯軍組織的臨時政府是一個對人民有責任心、 關心民眾福祉的政府；政府為人民服務，是政府的天職。這種普世價值如此“刻骨銘心”，就是在交戰國臨時佔領的城市也不能不表現出來。
進行天津大規模的開發建設，涉及大量的民房拆遷工作。在八國聯軍治下，拆遷工作是如何進行的呢？這裏以修建一條沿河公路涉及的動遷為例。
臨 時政府委員會第73次會議專門討論了此次拆遷的徵用費問題。委員會責成公共工程局局長、丹麥工程師林德就沿河房屋提出估價報告。該報告完成後，由司法部 長、司庫和中文秘書組成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審核。審核通過後，報告提交給市府委員會。市府提前一個月發出公文告示，通知涉拆遷的居民。居民有意見、要求儘管 向政府提出來，由市府進行審議；市府絕無隱瞞、強橫之舉。每個拆遷戶均得到三方面的補償。一是房價補償，按委員會綜合專家分析確認後的房價執行。二是宅基 地皮，均以每畝75兩支付徵用費（相當於五品官一年的俸祿）。三是在市內遷居地區免費劃撥同等面積的宅基地。房產的製圖造冊，統一由臨時政府召集房主、地 保與相關人員到場，當面完成，一式兩份。拆遷戶的補償銀兩，由臨時政府的下屬部門在預定時間統一發放。
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公共建設專案，其拆遷戶的補償和安置均依照上述程式進行。八國聯軍主導的房屋拆遷如此公平、廉潔、透明、利民，會不會令今人羡慕呢?
八國聯軍在治理京津地區時的廉潔作風，也與古往今來中國官場的貪污腐敗形成鮮明對照。聯軍在佔領的城市一旦（臨時）當政，中國官場的潛規則、形形色色的腐蝕拉攏很快地包圍上來。天津臨時政府很快嗅到了中國社會的這種腐臭，斷然採取措施，“拒腐蝕，永不沾”。
1900 年12月20日臨時政府委員會召開第84次會議，除了討論發放救濟、處理民教衝突等事項外，還專門 “研究了關於當前一些華人向政府部門成員贈送禮物的問題”，並形成決議：“本委員會認為此舉應當嚴加制止。同時也相信，政府所有成員都不會接受華人除水果 和鮮花以外的任何饋贈”。臨時政府成員不僅自己分文不取、兩袖清風，而且努力保持政府雇員的廉潔。天津“暫行管理城廂內外地方事務”的西人長官發佈了管理 地方告示，曉諭民眾“本衙門並四司員衙門西國官員，並文案翻譯，及各項差役，均不准收納民人禮物，如違查出懲辦。該民人等亦不得暗中饋贈”[21]。政府 官員、衙門差役不許接受民眾的禮物，違者懲辦，對國人而言簡直是天方夜譚。而且實踐證明，洋人立的規矩不是說說而已，而是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八 國聯軍的清廉作風也表現在軍需採購方面。自古以來，中國的軍需採辦是肥得流油的差使，非領兵官的親信莫屬。八國聯軍由於長期駐紮，需要在當地購買大量物 品，從糧食蔬菜、肉類水果、草料豆麩、煤炭木柴、磚瓦木料到布匹綢緞，品種繁多。使華人供應商驚異不止的是，聯軍的軍需官不收（在中國人眼裏是天經地義 的）回扣。齊如山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德軍“糧台總辦”（總軍需官）梅星先生向他購買木柴，成交之後，齊按照慣例、行規，要給梅星回扣，被對方斷然拒 絕。梅星對齊說：“你用不著謝我……你若以為我有意要錢，那就大錯了。別的國知不清，德國的公務員沒有要錢的”。齊如山不勝感慨：“沒想到這個糧台總辦， 真是一清如水，一文錢的弊病也沒有，待商人還是很厚道，我也絕對不特別多要錢。我沒有應酬過他，他例常開兩瓶啤酒，我們喝著談天。”[22]（讀者不要以 為聯軍軍需官的廉潔與否和中國無關。八國聯軍的軍費，部分出自庚子賠款）
對一些為八國聯軍服務的華人狐假虎威的擾民行為，天津臨時政府 及時進行了調查和懲處。1900年9月28日，都統衙門獲悉，有華人翻譯趁隨軍演習或出征之機，在勝芳鎮非法獲銀1萬兩，之後存入天津滙豐銀行。都統衙門 下令滙豐銀行凍結此款，等待調查結果。緊接著，英軍總司令部參謀部翻譯、福音堂的教士斯利蒙（Slimon）向都統衙門寫信舉報，有華人謝某和梁某在一些 村莊以向村民提供保護為名，騙取金錢。10月13日，都統衙門責成巡捕局長下令拘捕並審訊這兩名被告。1900年11月16日，在都統衙門任職的俄軍上校 沃羅諾沃報告說，發現一名孫姓華人翻譯在一個叫宜興埠的村莊向中國人勒索錢財，要求都統衙門逮捕此人。都統衙門遂將此案移交巡捕局辦理。
對查有實據、情節嚴重的假借聯軍名義的詐騙、搶掠罪行，都統衙門嚴厲懲處。“寶倭青都統以張得立、吳貴廷、張恩榮三人，向在津郡為匪，曾假冒洋兵，並本衙門委員，迭向民間勒索銀錢，並搶劫財物。故於緝獲審明後，即於九月二十三日十一點鐘，在東門附近地方行刑”[23]。
都統衙門於1900年12月28日的會議上決定發佈告諭：凡以臨時政府或軍事當局名義征斂錢財，均屬詐騙；要求民眾檢舉揭發，以便嚴懲。這篇告諭在1901年1月1日元旦張貼到天津的大街小巷：
為出示曉諭事：照得現聞有人假充本衙門之人或充練軍勒索錢財，准該民人等前來本衙門指名稟控，派兵查拿嚴辦。為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特示。 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在 北京，八國聯軍的“北京行政委員會”對假借聯軍名義的勒索、詐騙和仗勢欺人行為也決不寬貸。被民眾“指名稟控”而遭“查拿嚴辦”的一個典型，是賽金花的家 人劉海三。他憑著兩句支離破碎的“洋涇幫”德語，招搖撞騙，為非作歹。劉海三被捕之後，賽金花四處求情。齊如山受賽的請托去找新任北京“知府”（德軍管轄 區長官）科德斯，結果碰了一鼻子灰。科德斯不無責備地說：“他毀害你們中國人啦”；言外之意是你怎麼為這種傷害自己同胞的敗類求情。賽金花和她所托之人向 徳軍當局求情時，不敢使用中國傳統的手段——賄賂，因為他們知道在洋人那兒，這一套行不通。最後，劉海三被德軍當局槍決[24]。
大規模、慘烈的（對基督教的）宗教迫害是庚子戰爭的導火線之一；戰後，自然會有民教衝突的餘波。臨時政府處理此類衝突，並不偏袒基督教會和外國傳教士，而是一秉大公。僅以王家溝事件為例。
1900 年11月20日，王家溝的士紳向天津都統衙門投訴，“指控有兩名華人基督徒聲稱受臨時政府的委派在村裏為教堂徵集賠償損失費”。臨時政府收到投訴後，“委 員會責成漢文秘書通知這些士紳，把被控告的兩名華人基督徒帶到司法部”。兩天后，都統衙門又收到王家溝士紳的書面訴狀，指出那兩名基督徒是根據美以美會 （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傳教士的指示到村裏索取賠款的。都統衙門繼續指令將這兩名基督徒帶到司法部接受審訊，以查明美國傳教士是否有違法行為。
隨 後，王家溝的鄉紳們通過漢文秘書又提交了一份訴狀，“要求賠償因遭拳匪迫害而造成的損失”，並宣稱已經聘請日本人作為本村的法律代表。拳匪造成的破壞、損 失，該村要求（八國聯軍的）臨時政府賠償，這在當時並非無理要求。實際上在京津兩地，聯軍針對拳匪造成的破壞對民眾都進行了賠償，因為庚子賠款也包括對中 國民眾的賠償（《辛丑合約》第六款）。
王家溝士紳對基督教會的指控，激怒了當地教會中的某些人士。有人帶著不明真相的聯軍士兵抓捕了當 地士紳，民教衝突迅速惡化。都統衙門巡捕局長嚴詞指控“美國傳教士煽動”，並要求對“傳教士的行為進行約束”。這場衝突的後續情況在都統衙門的會議記錄中 沒有記載；但當時北京外交使團接到了各國政府的指令，“要求友好地解決賠償事宜”，此事件應該和平了結。
為政清亷，以法治國，直至今日不還是“中國夢”嗎？
(八) 庚子戰爭中，戰敗方的政府留守官員給外國佔領軍敬送錦旗，老百姓給佔領軍恭送慶功匾、萬民傘，國家元首給佔領軍頒獎授勳。人類戰爭史上，可曾有過此種咄咄怪事？
在 庚子戰爭的舊照片中，有一張流傳頗廣，是留守北京的中國官員敲鑼打鼓，送兩面錦旗給八國聯軍的指揮官。一面錦旗上大書“萬國鹹喜”，掛在了八國聯軍總部的 門口。另一面錦旗上則是“祝效華封”；祝其壽，祝其福，祝其多子，誠為國人最美好的祝願。有人認為此種舉動是向侵略者獻媚邀寵，是賣國求榮的漢奸行為。這 是憤青式的弱智思考。八國聯軍是侵略者還是人道救援之師，前文已經分析過了。誠然，“拍馬屁”是中國曆久不衰的官場文化，但是給八國聯軍拍馬屁，則是馬屁 拍在馬腿上。聯軍是戰爭中的敵軍，佔領中國是暫時的，在中國也絕無扶植傀儡政權的打算。清廷官員就是昏了頭，也不會指望給聯軍拍馬屁升官發財。與敵軍建立 親密關係，向佔領軍求榮，只會使自己在聯軍撤軍之後大禍臨頭。
清廷留守官員如此，平民百姓呢？據時人記述，居民盛服前導，給八國聯軍送 慶功匾、萬民傘的，決非個別地區的個別事例。在天津楊柳青，“洋分司員傅，心地明白，操守清廉，自五月抵楊柳青，彈壓地面，甚屬安謐，村人感之。於十七日 公送匾額一方，其文曰：「除莠安良」。司員盛服相迎，款以煙酒茶食，且自謙雲：‘無好處，不敢當’”在天津城南，“法司員賈，清廉嚴重，有威可畏，自春徂 秋，管理城南段，未嘗稍懈。繙譯姚君智善（翻譯姚智善 -- 引者注），亷明正大，一塵不染。十八日，司員交卸，村人十餘名前往餞行，並送匾額， 其文曰：「明鏡高懸」。賈君喜極，指天畫地，作頌禱之狀，為我村祝，為我國祝，為我大皇帝祝。所謂頌揚得體也。及村人轉相稱頌，伊則謙讓未遑。”“八月初 三日，漢文司員丁君回國。丁君在中國多年，曾充學堂教習，去歲發給執照，保護我村，村人往餞，並送「惠心有孚」匾額以酬之。”[25]
送 萬民傘、匾額，一般是在官員離任時，民眾借此表達感激之情；以上三例中，有兩例皆是。若說這是諂媚，洋官已離任走人（甚至回國），諂媚的意義何在？凡是以 不帶偏見的心態讀過本文前兩節（六、七節）的讀者，對中國官民向八國聯軍表達的種種心意，應該不會感到吃驚或誤解。聯軍平息暴亂、中止浩劫、解民倒懸、與 民生息，中國官民向聯軍表示感謝，不是人之常情嗎？而且被民眾特別感激的洋官，自有他們的優秀過人之處。
對八國聯軍表示感謝的不僅有民 眾官紳，還包括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庚子戰爭結束後，“出使日本大臣”（即駐日公使）蔡鈞向日本外務省呈遞照會，轉達光緒皇帝對他的諭旨：“上年拳匪變亂， 禁門以內，日本兵官嚴飭弁兵，極力保護，洵屬睦誼可風，深宮甚為感悅。著蔡鈞轉達日廷外部，傳旨向日皇伸謝。”[26] 清廷不僅向日本天皇伸謝，還對聯軍中的日軍軍官大加獎賞。慶親王奕劻親自致函日本駐軍指揮官，索取“各將官職務資格，以便分別賞給”。幾經交涉和修改，日 本政府最後慎重地確定了一份199人的名單，接受清政府的獎賞[27]。
國內對此事一般評論為：這是以西太后為首的清政府對帝國主義侵 略者卑躬屈膝，“量中華之物力，結輿國之歡心”。這種黨八股式的批判與事實相距十萬八千里。要說對西方列強的仇恨，無論是時人還是今人，很少有人能超過慈 禧。滿清愛新覺羅皇室在對外戰爭失敗之後，雖然不能不退讓，甚至被迫割地賠款，但從未在強敵面前搖尾乞憐過。敢誅殺持異議的大臣，向世界上所有的強國同時 宣戰，說明慈禧不是孬種。而且其時清廷的“天朝上國”的心態尚在。“朝廷柔服遠人”（《宣戰詔書》中語）；因為日本軍官有功于清廷，故對其頒賞。而且此類 頒賞是在戰爭結束、《辛丑合約》簽訂之後，清廷並不希冀日本有什麼回報。
無功不受祿；日軍的功勞何在呢？首先，正象光緒帝在上諭中言明 的，日軍對皇宮“極力保護”。聯軍入京之後，日軍把守紫禁城的東華門、西華門和神武門，和美軍一起嚴密保護皇宮。清宮不僅未遭兵災，而且保持了皇室的尊 嚴。聯軍破京時，宮中不少人逃逸，但留下來的仍逾千人。這些人的日常生活供應，完全由日軍承擔[28]。“聯軍入京後，大內所留咸同（咸豐、同治 -- 引者注）兩朝妃嬪，由日本兵官按日進膳，派敬止齊尚書照料一切。至慶邸到京始止，調護極為周密。”[29] 清皇室對日軍的保全是真心感激的；“深宮甚為感悅”是大實話。清廷在庚子戰爭中造了大孽，闖了彌天大禍。與它在1860年毀棄對外條約、偷襲英法軍隊、殺 害談判代表而招致英法聯軍的報復——火燒圓明園，兩相比較，庚子戰後皇宮御苑完好無損，清廷是應該感到慶倖的。
再者，八國聯軍之中，紀 律最嚴明的除美軍之外就是日軍，這是當時舉世公認的。“美、日兩國兵，均嚴守紀律，不擾居民”[30]。八國聯軍破京時，“日帥下令，無論何人，不許在北 京擄掠”[31]。“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紀律，城北之民感之，公送萬民傘”[32]。“日本分界內，華人最多，而生意亦最旺”[33]。美國公使康格 的夫人莎拉（Sarah Conger）在給親友的信中提到：“中國商人帶著貨物回到北京時，先是悄悄溜進日本人的轄區，因為他們最信任日本人。後來，這些街道變得擁擠不堪，日本 人就要求他們必須到城裏別的地方去，他們立刻就湧進了美國人的轄區，擠滿了街道，並留了下來。”[34] 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中評述說：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軍，軍紀之良好是有目共睹的；“他們要自我表現，力爭上流，……一時頗為他們入侵 的友軍和本地華民，另眼相看。”
日軍嚴明的軍紀當然不僅表現在京都地區。在天津，“自聯軍破津後，各國分段駐兵彈壓。其城東一帶，則歸 日本派兵巡查，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居民感之。現聞該軍有遷防之信，故各鋪居民議欲公送匾額，以志不忘。”[35] 聯軍佔領山海關，“人口約有三十萬之數，為北方巨鎮，目下由日本福島將軍總管其地……所有聯軍均駐城外，如非將校，不許濫入郭內。”[36] 在日本將軍主管下，聯軍士兵連進城的機會都被剝奪了。
即使對中國的戰犯或囚犯，日軍也給予人道待遇。禮部尚書啟秀是《辛丑合約》認定的 “首惡諸臣”之一，被判死刑。在押期間，啟秀母親亡故，日本人“因其丁憂，放出十日穿孝”；滿十日後，再續十日[37]。北京“城內板橋胡同英巡捕局內， 所禁犯人多至九十餘名，昨日保釋張某等四人。據雲在內時，常有日本某醫生入而診視，並按名發放棉衣米菜等項。”[38] 日本醫生診視囚犯竟然診視到了英巡捕局內，還給犯人發放棉衣和食物，不知英軍是否會嫌日本人“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日本佔領軍的另 一個貢獻是在北京創立了員警系統。為了維持京城的治安，日軍在北京招募華人，加以訓練，成立了京都有史以來的第一支員警隊伍。日本人對此事的認真負責和長 遠考慮，歷史學家齊如山在他的回憶錄中有這樣的記述：“日本人以為我知道北京的情形很清楚，約我前去談一談。我到順天府（日本民事機構在此），一位日本軍 官對我很客氣，他說想辦一班員警，應募的人很多，現在自然須日本人管理，將來各國撤兵後，自然就由中國人接辦，管理人須知識較高之人，但也須稍知員警法， 言外是也得訓練。我聽罷又想，他居然想到撤兵以後的事情，其實他們走後，這些員警果能存在否尚是問題。”[39] 歷史證明，齊先生是多慮了；京都的員警系統由前清一直延續到民國。
當日軍指揮官柴五郎回國時，北京民眾夾道流淚送別[40]。這與北京一萬三千市民連署請願書，請求美軍留守，不是相映生輝嗎？
清人洪壽山在《時事志略》中撰寫了“感德報恩”，調寄西江月：
日本英美三國，待民恩德深重，萬民衣傘匾花紅，小民報答恩情。
英美所管之處，亦與日本相同，其餘各國不相同，街市消條清凈。[41]
(九) 庚子戰爭中，各地由華人組成的“帶路黨”為八國聯軍竭誠效力，甚至出生入死，在中外戰爭史上蔚為奇觀。
中 國《百度百科》中的“帶路黨”條目，斥責帶路黨是“敵人打進來時的當奸細‘帶路’的人”。但是它不得不承認：“該詞揆諸歷史，在八國聯軍與滿清政府開戰 時，已有不少中國民眾充當前驅，充當八國聯軍的帶路黨”。這些“不少中國民眾”為八國聯軍導向帶路，收集情報，傳遞書信，獻計獻策，助聯軍攻城，為聯軍 “公關”（聯絡和民眾的感情），輔軍需運輸，助聯軍給養，直至為聯軍出生入死，捨命效力。
“帶路党”中，自然不乏飽受殘害殺戮、視聯軍為救星的中國基督徒。聯軍攻打天津時，華人基督徒裏應外合，為王前驅。“天津府城失守。先是洋人偵知城內無 備，十七日（西曆7月13日 -- 引者注）令教民溷入，四鼓登城，是時城上無兵，乃自上遞聲，有教民數十皆洋裝，聞聲緣牆而上，即於城上遍插洋旗，亂施槍砲，大呼洋兵來入。居民由夢中驚 醒，倉惶出奔，城中大亂，真洋人入城者，惟八九人耳。日出時，教民進南門，洋人大隊始進入。”[42]
在庚子戰爭中曾任聯軍的隨軍牧師 和情報官的寶複禮在回憶錄中說：“一個時期，當租界（指天津租界 -- 引者注）陷於危險絕望的關頭，由於射來的炮彈用的是無煙火藥，因此找不到炮位。有兩個人，一個是年老的中國傳教士，另一位是他的兒子，自告奮勇去城裏偵察 大炮的位置，然後回來報告。另外兩個人，通過義和團防線到大沽去把我們的急迫要求報告給海軍司令們。一個被捉著投入了海河，另一個也再沒有回來。五十個改 信基督教的人們，為英國十二磅海軍大炮運送炮彈，他們把大炮從一個炮位拖到另一個更有利的炮位，有兩次，在敵人重炮轟擊之下，炮彈在他們的頭上飛過，槍彈 在他們的周圍嘶鳴，而他們卻勇敢地繼續著他們的工作，冷靜地聽從指揮，像是一些毫不怕死的人。他們應當贏得保護，受到無限量的讚美。……牒報部負責為每天 的行軍準備一張以一英里等於一英寸為比例的地圖。圖上畫著每個村莊和道路，還加上很多偵察員所能得到的情報，如大炮的位置，敵人的戰壕，實際上，這地圖對 指揮官來說就如一張航海圖對一個船長一樣的重要了。除地圖之外，還要寫一份對明天行軍的說明，說明敵人的大約人數和位置，和道路的情況。每位指揮官都有了 一份地圖和說明之後，部隊才準備出發。在我們出發之前，兩個教徒學生就已作為偵察員活動了五天了。……這類日常工作天天都在做，而象那樣得到的情報則除了 借助這些中國基督徒偵察員的幫助之外，是無法得到的。”[43]
中國基督徒對八國聯軍人道救援的鼎力支援、對危難之中外國傳教士的捨命 相助，成就了何等的功績，從一位美國牧師康格寫給中國教民的信中可見端倪：“對於那些被困的美國傳教士來說，你們如天使降臨，將他們從即將發生的大屠殺中 解救出來。……我向你們表達我心中誠摯的謝意。這是我們外交使團所有人的共同心願。我們難以表達我們內心那誠摯的感激之情。對於你們提供的幫助，以及那些 當地基督教信徒們所提供的幫助，這些幫助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難得的，我們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謝。倘若沒有你們精心而又周密的計畫，以及中國人那不屈不撓的奮鬥 精神，我想我們是不可能這麼成功地被解救出來。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下，你們那周全的考慮，以及耐心的支持，讓我感動至深。對此，我向你們表示由衷的感謝。我 希望，當然我也相信在上帝那裏，你們的付出，以及你們所遭受的苦難都將結出豐碩的果實，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的幸福成果。因為像你們一樣獻身於如此崇 高的事業和生活中，上帝是不會忘記你們的。”[44]
帶路党人，除華人基督徒外，亦有大量普通民眾。民眾被義和團、官軍荼毒、禍害，往往向外國聯軍伸冤求助。不僅如此，他們在聯軍的軍事行動中還主動協助聯軍。
晚 清著名報人汪康年在其筆記中記載過兩個事例。守衛通州的清軍在當地姦淫擄掠，為居民深恨。在外國聯軍兵臨城下之際，居民紛紛跑去向聯軍投訴；聯軍將清兵圍 而殲之。八國聯軍破京後，一些拳匪餘孽藏匿在翠微山的兩座寺廟中。他們以土匪綁票的方式，向附近村落的一個韓姓居民“勒出萬金”。韓某請求減少贖金，拳匪 不允，將其殺害。韓妻知道向地方官控告無用，直接進城向洋人控告。洋兵出動，包圍寺廟，盡殲拳匪，為民除害。
《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記述了這樣一件事。戰爭之初，義和團在大沽附近的村莊活動頻繁。聯軍想找人探聽他們的虛實，苦於一時找不到。一個少年人自告奮勇，願意領命前往。聯軍指揮 官派了幾個士兵護送他去。接近目的地時，少年對護送他的士兵說，你們這樣送一個人去探聽敵情是不行的，並教他們應該怎麼做。聯軍士兵接受了建議，對該少年 鼓噪追趕，拳打腳踢。少年氣喘吁吁，狂奔不已，最後“擺脫”了士兵的追逐，坐在一棵樹下，邊哭邊罵洋鬼子。拳匪經過，聽到少年的哭訴，引為同類。憑著苦肉 計，少年混入拳匪隊伍，盡探拳匪巢穴虛實。偵察任務完成後，少年乘外出活動之機，假裝被洋人捕獲。根據少年提供的情報，聯軍將拳匪一舉剿滅。聯軍對少年十 分感激，贈他金子，少年不受而去。
《西巡迴鑾始末》（卷四）還記述了另一位天津少年的事蹟。在北京的外國使館被圍攻期間，一日，在激烈 的攻防戰中，突然有一個華人少年手中揮舞白巾，站立在洋兵之中。這是什麼人呢？原來他是八國聯軍從天津派來的信使，攜帶密信給北京的外國公使。之後，少年 帶著公使們的復信返回天津。半個月後，他再次冒著千難萬險，攜帶聯軍的密信潛入北京，送達使舘。公使們這才知道，八國聯軍已在進京的途中；楊村之戰大捷， 獲救指日可待。公使對該少年感激莫名，贈其千金，少年“毅然不受；叩其姓名，不告；問其何為為此，則雲，其母嘗言，欲救中國無亡，必救公使不死。”少年舍 生忘死，原來既為救公使，更為救中國；只有公使不被屠戮，中國才能被列國原諒。
英人威爾在《庚子使舘被圍記》中記述了他親眼目睹的一個 攜帶北京公使的密信去天津，再帶回聯軍復信的北京人的事蹟。此人“往返八十英里之長途，共行二十四日，有四次被執，性命皆在呼吸之間。沿路均拳匪，各村中 均懸紅布記號，並貼拳匪之告示。每次被執，皆被毒打，有一次逼令在村中做苦工，彼於夜間設計逃走，不得食物，則偷竊食之。”信使抵達天津後，將公使們的密 碼信件交給聯軍，“得有覆書，又歷盡艱難，始得歸至此地”。使舘人員不僅欽佩他的勇氣、智慧，更為他的淡定氣概所折服：“此年輕之中國人，甚為瘦弱，當其 公事已畢，坐而搖扇，淡定若無事之狀，殊覺可異。”
實際上，在使館被圍困攻打期間，第一個擔當信使、冒死去天津給八國聯軍送信的，是一 個北京少年，“年方十六，並非教民，因素喜西人，為其承雇者所棄”。6月13日義和團在京大肆屠殺教民，兩個外國傳教士外出尋訪教民，將他們帶到使館避 難，路上碰到該少年，少年於是隨他們去了使館。之後，使館被圍困攻打，長期與外界音訊斷絕。公使們徵召信使，該少年“即應召而行，至七月二十六號回京，帶 有天津回信。此信乃被圍後首次至京者”[45]，價值何止萬金！
另有一個華人也成功地突破封鎖，完成了為聯軍傳遞情報的任務。他從被重 重圍困的北京公使舘突圍出來，到達天津時，聯軍剛剛攻佔該城。他向聯軍報告了北京使舘的情況，同時交給英軍司令官蓋裏斯一把進入北京內城的“金鑰匙”。在 北京使舘區旁邊、護城河的水面之下，有一個秘密的水門。通過這個水門，即可進入內城，到達聯軍最終的目的地——東交民巷使舘區。這個華人基督徒交給蓋裏斯 的金鑰匙就是一張準確標示那個秘密水門的圖紙。8月14日蓋裏斯率領英軍在進入北京外城、佔領天壇後，帶領官兵下水，按圖索驥，很快摸到了護城河中的秘密 水門，砸開鐵柵欄，進入北京內城，沖進了英國公使舘。英軍第一個擁抱了掙扎在斷垣殘壁之中、望眼欲穿地等待救援的各國公使、傳教士和中國教民；在八國聯軍 人道救援的比賽中，英軍榮獲第一名（儘管英軍在北京攻城戰中出動最晚，傷亡也最輕）[46]。
對帶路黨，清廷早有察覺，多次為此發出諭 旨。如庚子年6月16日清廷曉諭直隸總督裕祿：“聞直隸秦王島北塘一帶漁船，多有接濟洋人情事，即著裕祿迅速派員，嚴密稽查籠絡各漁船，團為一氣，為我效 用，斷其接濟。”但是“國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國”。聯軍攻打京都時，得到一些本地人自發的幫助。聯軍攀登城牆沒有梯子，北京市民從家中搬來梯子給聯軍使 用，並熱情地為其扶梯。更多市民則是作壁上觀，看熱鬧。
八國聯軍在征戰途中，當地農民不斷向聯軍提供中國官軍部署的情報。俄國戰地記者 記述：“（從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莊裏的一些農民告訴我們，東門（總共三個門）是關閉的，前一天從通州逃出來的中國官軍駐紮在北京南邊一個叫做南海閘的地 方。京都只有旗兵和董福祥的軍隊……他們抱怨著遭到自己國家士兵的搶劫，他們倒水給我們喝，對我們十分恭順。偵察隊收集到這些情報後就往回走，……在回來 的路上，有一個中國農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們。村民們用茶水款待我們，並要我們送一些俄國旗給他們。”[47] 這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情景嗎？諷刺的是，“王師”竟然是攻入國門的外國軍隊。
八國聯軍中有由華人組成的團隊，英、德兩軍中都 有。英軍的華人團隊編制為“英軍第一軍團”，中國人稱之為“華勇營”。德軍中有“華勇連”。因此有人調侃說：八國聯軍實為九國聯軍。這些華人團隊“表現優 異”，尤其是英軍中的華勇營，在庚子戰爭中戰功卓著，獲得英國女王授勳，在西方軍史界聲名顯赫[48]。1902年，12名士兵被挑選出來，代表中國軍團 到英國本土參加國王愛德華七世的加冕典禮。論者把聯軍中的華人團隊亦算作帶路黨的一個類別。因為篇幅關係，本文略去不談了。
庚子戰爭中，為八國聯軍“充當前驅”的中國人如此之多，對聯軍的幫助、貢獻如此之大，難道不是人心向背的一個標誌嗎？給英國政府上書獻策、呼籲八國聯軍推翻清政府的“國父”孫中山，難道不是天字第一號的帶路黨人？
在 庚子之亂和隨後的戰爭中，義和團和清政府“滅洋” 的大屠殺、大破壞是中國近代史上罕有其匹的浩劫。這場浩劫難道不是八國聯軍用戰爭手段終止的？平息浩劫、解民倒懸，這不是八國聯軍出師的“副產品”，而正 是聯軍作戰的目的。當然嚴格地講，聯軍要解救的主要是各國的外交官、傳教士和中國的基督徒，但是中國廣大的民眾官紳不是也同時獲得解救嗎？如果說八國聯軍 平息這場浩劫的功績不可沒，這種說法過份嗎？如果說八國聯軍阻止了中國歷史的大倒退、大反動，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嗎？八國聯軍是人道救援的正義之 師，這是全世界的公論，也是任何理智清明的中國人，在瞭解歷史真相之後會得出的必然結論。
（全文請見作者博客 www.mrliuburnaby.wordpress.com，登錄後點擊“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
注釋
[1] 本文中關於天津臨時政府的施政，史料主要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2] 柳溪子:《津西毖記》下冊
[3] 臨時政府委員會第81次會議第2項，1900年12月12日
[4] 臨時政府委員會第32次會議，1900年9月10日
[5] 劉海岩:“八國聯軍佔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史料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6] 儲仁遜《聞見錄》
[7] 臨時政府委員會第118次會議，1901年3月13日
[8] 臨時政府委員會第293次會議，1902年5月12日
[9] 儲仁遜《聞見錄》
[10] 劉海岩:“八國聯軍佔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史料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儲仁遜《聞見錄》
[11] 劉海岩:“八國聯軍佔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史料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12] 仲芳氏:《庚子紀事》
[13] 洪壽山:《時事誌略》，第三十一段“清淨街道”
[14] 洪壽山:《時事誌略》，第三十八段“有職無俸”
[15] 劉海岩:“八國聯軍佔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史料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儲仁遜《聞見錄》
[16] 王道瑞:《清末東北地區爆發鼠疫史料（下）》
[17] 柳溪子:《津西毖記》下冊
[18] David Silbey:《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國的拳民暴亂）
[19]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20] David Silbey:《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國的拳民暴亂）
[21]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22]《齊如山回憶錄》
[23]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事雜記》
[24] 齊如山：《關於賽金花》
[25] 柳溪子:《津西毖記》下冊
[26] 光緒實錄卷之四百九十一
[27] 孔祥吉:“鎮壓義和團後清政府獎勵日本官兵”
[28] 胡思敬:《驢背集》
[29]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30]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31]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32] 葉昌熾:《 緣督廬日記鈔》
[33]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34] Sarah Conger：《Letters from China》（中國來鴻）
[35]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36]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37]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38]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事雜記》
[39]《齊如山回憶錄》第四章 學員警、談考試、往歐洲、助革命、看兵變
[40]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41] 洪壽山:《時事志略》，第三十三段“感德報恩”
[42] 佚名:《天津一月記》
[43] 寶複禮:《京津隨軍記》
[44] 同上
[45]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46] 史料來源於王樹增的《1901》
[47] 德米特裏•揚切韋次基:《八國聯軍目擊記》
[48] 雪珥:“八國聯軍中的中國軍團”
- 9月 23 週五 201610:02
劉淇昆：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3）
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3）
劉淇昆
今日中國，對八國聯軍的肆意誣衊俯首皆是，這裏略舉數端。
最能挑起民族主義激憤的，是外國人淫辱中國婦女。不管中國婦女如何被本國的權貴、兵痞或匪徒淩辱，國人可以漠視；但一旦失身給“鬼子”，則是奇恥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劉淇昆
今日中國，對八國聯軍的肆意誣衊俯首皆是，這裏略舉數端。
最能挑起民族主義激憤的，是外國人淫辱中國婦女。不管中國婦女如何被本國的權貴、兵痞或匪徒淩辱，國人可以漠視；但一旦失身給“鬼子”，則是奇恥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 9月 21 週三 201607:15
劉淇昆
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2）
劉淇昆
(六) 在庚子之亂和其後的戰爭中，中國民眾被義和團和官軍塗毒、禍害；“滅洋”的大屠殺、大破壞使國家經歷了空前的浩劫。是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擊潰清軍、剿滅拳匪之後，恢復了正常的社會秩序。“解民於倒懸的”竟是外國軍隊，這不也是戰爭史上的奇觀嗎？
八 國聯軍在中國燒殺姦淫、無惡不作，這是中國人從小就被灌輸的眾多謊言中相當突出的一個。此乃中國人的自欺欺人。燒殺姦淫、無惡不作的確有其人，但不是外國 聯軍，而是中國人自己。在庚子之亂和隨後的戰爭中，“兵匪焚掠京師”，“都門內外，教民骨積如山，血流成渠”[1]。“兵匪”者，清兵拳匪是也，鑿鑿見 證，史不絕書。在本文的開始，對庚子之亂中義和團（及清兵）大規模的燒殺淫掠已經作了簡要的陳述；下面補充一點細節。
在直隸（河北 省），庚子（1900）年5月12日，義和團在淶水縣高洛村大開殺戒，匪首張德成親自指揮。該村有三十四戶人家信奉天主教。拳匪趁信徒下午在教堂裏望彌撒 時闖進去，大殺大砍，將（一名）外國傳教士和華人信徒全部殺死。然後去教民家，不分男女老幼，斬盡殺絕。接著搜索財物，放火燒屋，三十四戶人家一百四十餘 人無一倖免[2]。5月中旬，在省會保定府，七十多名基督徒被殘殺，許多村莊被義和團搶掠、焚燒，村民紛紛棄家逃難[3]。5月底，在盧保鐵路（盧溝橋至 保定）服務的外國工程師和眷屬36人為逃避拳匪殺戮，雇船由保定逃難去天津，途經雄縣小龍王廟，被拳匪截殺，六人遇難，七人受傷[4]。6月1日，直隸霸 州縣“聖若瑟會”的外國修女領著教會收養的22名孤女，為逃避義和團的殺戮、淩辱，逃亡到固安縣地界，不幸落入團匪之手。義和團在各個村落貼出廣告，公然 販賣這“二十二名黃花閨女”，“非常便宜！售完即止！”。在任丘縣，六百八十名天主教徒慘遭義和團殺害。青縣義和團首領王之臣率萬餘團民進入滄州，“凡地 方富室，概指為洋教，焚劫殺掠，兇橫異常”[5]。7月中旬，義和團和清軍製造了“景州朱家河教堂慘案”，屠殺中國天主教徒兩千五百多人、外國神甫兩人。 槍殺、刀砍、火燒，手段兇殘，婦孺皆被難[6]。
清政府封疆大吏中的頭號劊子手是山西巡撫毓賢。西太后曾這樣批復他的奏章：“予命凡洋 人無論男婦老幼，皆殺之無赦”[7]。“6月，山西義和團焚燒教堂，山西巡撫毓賢登高望到火光稱‘天意也’並禁止清軍救火。有英國教士逃出，對群眾說： ‘昔晉省大旱，吾輸財五六萬，活數千人。今獨不能貸一死耶？’被清軍殺害。一英國婦女抱著兒子跪下，說她施醫每年救活數百人，請求饒過她和兒子。被士兵擊 倒，和兒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燒死。7月，毓賢派士兵守太原城門，禁止教士出入，又將教士老幼囚禁在鐵路公所。7月9日，毓賢將這幾十名教士及其家屬婦孺押 至撫署，殺害英國教士及家屬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及僕役二十余名，梟首示城門，剖心棄屍，積如丘山。又驅趕法國天主堂修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 從。毓賢下令斬為首二人，令修女飲兩人的血，有十六人將血飲下。毓賢下令將這十六人䌸懸高處，迫其他人背教，皆不從。清軍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幾十名，但 都不屈，最後全被殺害。”[8]
庚子年7月9日發生的慘案在國際上以“太原大屠殺”（Taiyuan Massacre）著稱；中國人稱其為“太原教案”。這個事件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在同一天的同一地點，那麼多人慘遭殺害。二是一個省的廵撫親自操刀， 參與大屠殺。浸信會的一個信徒目睹了在巡撫衙門的這場屠殺，他提供了更多的細節。“首先被帶上來的是英國浸信會的傳教士Mr Farthing，他的妻子緊緊抓住他。Mr Farthing輕輕地把妻子推開，走到行刑者跟前，跪了下來，一言未發。劊子手一刀砍下了他的頭顱。緊接著被殺害的是Mr Hoddle，Mr Beynon，Lovitt博士和Vilson博士，他們的頭顱都是被劊子手一刀斬斷的。巡撫毓賢這時候顯得不耐煩了，嫌殺人的速度太慢。他讓他的衛隊協 助去砍殺其餘的人；他的衛士個個佩帶長柄的重劍。接下來被殺害的三個傳教士是Mr Stokes，Mr Simpson和Mr Whitehouse。Mr Whitehouse被一刀斬首，但是前兩個受難者被刴了好幾刀，人頭才滾滾落地。殺完新教的男性傳教士之後，婦女被帶了上來。Farthing夫人手拉 著她的三個孩子，孩子們緊緊依偎著母親。劊子手揮刀砍下母親的頭顱，孩子們也被一一砍頭。劊子手以殺人為業，砍頭只需一刀；而那些衛兵殺人手法相形見拙， 有些婦女人頭落地之前，要被接連不斷地刀劈劍砍。Lovitt夫人被帶上刑場時，戴著眼鏡，手中牽著她年幼的兒子；直到受刑時她牽著孩子的手都未放開。她 對周圍的人講：‘我們到中國，帶來的是耶穌基督的福音；我們對你們沒有任何傷害，只給你們帶來好處。為什麼你們如此對待我們？’一個士兵奪去了她的眼鏡， 連砍兩刀，Lovitt夫人人頭落地。當所有新教傳教士被殺害之後，羅馬天主教的教士被帶上來。留著長長白胡鬚的主教問巡撫毓賢，為什麼他做這種傷天害理 之事。毓賢二話不說，拔出佩劍，狠狠朝主教的臉上砍去。鮮血噴湧而出，染紅了主教的白鬍子，接著他被梟首。主教之後，神甫和修女們一個個被砍頭。之 後，Mr Piggott 和他的傳教團隊從附近的牢獄中被押到刑場；Mr Piggott和Mr Robinson 仍然戴著手銬。Mr Piggott在刑場上向周圍的人群佈道，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的頭被劊子手揮刀砍下。Mr Robinson也從容就義。Piggott夫人一直牽著她兒子的手，至死沒有放開。母親被斬首之後，兒子遭到同樣的酷刑。這個團隊的其他婦女和兩個女孩 子，都被同樣地殺害了。”[9]
僅在7月9日一天之內，毓賢就在他的巡撫衙門殺害了33名外國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12名天主教傳教士 （以及華人基督徒）。傳教士遇害之後，他們的衣服、戒指、懷錶被掠走，他們的頭顱被懸掛在城門示眾[10]。曝屍一天之後，中國教民將被“剖心棄屍”的外 國傳教士秘密埋葬；五天后200名教民為此被處死，隨後大屠殺在山西全省展開。到8月底，總計有159名（外國）新教傳教士（包括46名兒童）和12名天 主教傳教士在山西被屠殺；在該省北部共有15000到20000名中國教民被殺害[11]。
9月中旬，當西太后“西狩”經太原時，她向毓賢詳細詢問了當地“滅洋”的情形。毓賢得意地稟告：“奴才布下了天羅地網，把洋鬼子殺了個雞犬不留”。西太后極口誇獎：“你幹得漂亮，就是要從山西徹底剷除洋鬼子！”[12]（雖然其時清廷已經開始向外國求和，鎮壓義和團）。
毓 賢在巡撫衙門殺害的，主要是外國傳教士和他們的孩子；而義和團殺戮的，以自己的同胞為主。義和團任意誣指他人是“二毛子”，想要誰的命就要誰的命。大清臣 民，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優隸卒，在拳匪面前都不免戰戰兢兢。義和團“鑒別” 二毛子的方法是所謂焚表：“匪中規例，凡不肯自承二毛子者，即為焚香，取黃紙燒之，如紙灰不升，即目為真二毛子，必殺無赦。”[13] 凡被焚表“鑒別”之人，十之八九難逃一死。
不同于一般百姓，義和團是敢於犯上的。御林軍“虎神營”的翼長阿克丹（二品大員）因為曾經入 教，被義和團斬首示眾。安徽提督姚氏（從一品官）身著官服在京城大街上，僅僅因為讓拳匪“弗得妄言（殺洋人）”，即死於拳匪刀下。“姚身攜三百金及金鐲、 馬匹等物，鹹入匪手。姚親友等有來撫屍慟哭者，均為匪所殺。”[14] 工部尚書陳學棻到衙門視事，一夥拳匪羅唕而至。陳尚書責備他們“無狀”，“匪怒以刀砍之”，既而開槍掃射，陳尚書和其他三名官員倒在血泊之中，當場斃命 [15] 。武毅軍統帥聶士成幾乎是庚子戰爭中唯一認真抵抗過聯軍的清軍將領。因為他彈壓過拳匪的殺人越貨、肆意破壞，拳匪對他恨之入骨。就在聶將軍身先士卒、與聯 軍奮戰方酣之時，拳匪闖入他家，將他的老母、妻子、女兒綁架而去。親兵報到陣前，聶將軍大怒，分了半營人去救家人。拳匪喪心病狂，與外國聯軍合擊聶軍，聶 將軍中炮陣亡[16]。拳匪打算拿聶將軍“戮屍”，因聯軍追來，倉皇逃命，才未得逞[17]。德國軍人用紅毯子覆蓋聶將軍的遺體，將遺體交還清軍。付都統 慶恒是端王載漪的親信，因為私怨遭拳匪的毒手，一家老小十三口被拳匪折磨至死，“斬脛斷脰，合室陳屍”[18]。“甯河人王燮……為京城左營遊擊，拳匪執 而剮之，焚其餘骸”[19]。津京兩地，拳匪在街上行走時，遇到文官坐轎，喝令下轎，武官騎馬，喝令下馬；而且必須脫帽，在路邊肅立。如果不從，白刃相向 [20]。
義和團殺“二毛子”竟然殺進了皇宮禁苑。在端王載漪帶領下，拳匪闖入深宮。大師兄在西太后面前趾高氣揚地宣稱：宮裏也有二毛 子，得查驗，連太監、宮女都要驗。西太后問他如何查驗，答曰：如果是二毛子，只要在額頭拍一下，就有十字紋出現（意指基督教的十字架）。西太后迫于情勢， 讓他們驗了一些太監、宮女。6月25日，載漪、載勳、載濂、載瀅四兄弟率拳匪六十多人闖入光緒臨時居住的甯壽宮，口稱尋找“二毛子”，當面“呼帝為鬼子徒 弟”，欲加害光緒帝，被西太后阻止[21]。
誅殺“一龍，二虎，三百羊”（一龍：光緒帝；二虎：慶王奕劻和李鴻章；三百羊：三百清廷官 員）是義和團肅清政府中二毛子的“宏圖”。他們認為清政府官員只有十八人可以免殺，其餘皆不可留。義和團的這個“非常之事”，原定在毀滅北京的外國公使 館、殺盡洋人之後即付諸實行[22]。是八國聯軍粉碎了他們的圖謀。
“兵匪焚掠京師”是義和團、清兵禍國殃民的高潮。庚子年6月7日 起，義和團大舉進京，致使“紅巾滿都市”。義和團“隨處設立拳廠，壇場觸目皆是”；壇場甚至進了王府、皇宮。“此時端王莊王都有大師兄隨侍，隨時表演特異 功能。據說李蓮英曾引拳師去頤和園表演，並於六月九日護駕還宮。太后對拳藝大為折服，並親自習畫‘靈符’”[23]。6月9日董福祥的甘軍入城；這支“回 子兵”軍紀敗壞，惡名遠揚；“由是兵匪遂合而為一，益肆無忌憚，任意焚掠”[24]。當時義和團營中流行的順口溜“吃面不擱醬，炮打交民巷；吃面不擱醋， 炮打西什庫”就是他們攻打東交民巷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的自供狀。“逢吃教者，無論男婦老少，隨意殺在當街矣，無人過問。教民之屋，無論市房住宅，任意焚燒 毀折，無人敢救。”[25]“崇文門內，屍如山積，燈市口、勾欄胡同、大柵欄、珠寶市等處，被害尤甚”[26]。“拿起鍘刀片，好把鬼子砍。練好義和拳， 洋人變泥灘”[27]。“市區內屬於七個外國傳教士機構的三十四所住宅、十八座教堂、十二所男童學校、十一所女童學校、四所職業訓練學校、十一個藥房和七 間醫院，均被義和團摧毀。英國外交官在西山造價高昂的新別墅以及（在西山）屬於教會的三十三個產業被焚毀殆盡；裏面的財物被附近的村民搶掠一空。” [28] 6月21日清廷的《宣戰詔書》發佈後，“各處喧傳開戰諭旨，匪勢愈張，如河決山崩，莫可抵禦矣”[29]。
在義和團的恐怖殺 戮之中，公使舘的外國人自發組織搶救隊，冒死去市區拯救中國教民和他們的家人。6月16日晨，他們去天主教西禮拜堂救援。“教堂火仍未熄。其附近小胡同 中，多為教民家屬所居，拳匪到處搜殺，被殺者已不少，有數胡同屍骸遍佈，當此六月暑天，臭味難聞，使人不能久留。男女老幼之屍，堆置一處，有裂成數塊者， 有身首異處者，有已死者，亦有半死者，尚微微伸動，其象尤為可慘。予等漸集難民于一處，其數愈集愈多，有婦女經此恐嚇，成為癱瘓者；有須臾之間，全家只餘 一人者；狂呼不已，似成瘋顛。予等頭上均滿汙血跡，有數人已不能耐，無一人料及，來到此地，乃見野蠻殘忍之情形，至於此極也。”[30]
義 和團濫殺無辜到何等程度，禦河橋上的屠殺可見一斑。團匪“擁三百余人於禦河橋，皆手刄之”。一個團匪在認出一個熟人後高喊：那個人我認識，他不是二毛子， 別殺他。持刀殺人的團匪回答說：他死後在陰間入教吧，這樣就不寃了；手起刀落，將那人殺害[31]。義和團連教會慈善機構收容的傷殘者和嬰幼兒都不放過。 例如團匪將柵欄墳塋、嬰孩院、養病院一併焚毀，“所留看堂之大嬰孩二十余人、工人十余人皆死於匪手”[32]。此外，義和團大規模燒殺搶掠信奉伊斯蘭教的 回民，聲言非要吃回民的人肉餡不可[33]。義和團還仇恨上海人，因為上海華洋雜處，十裏洋場。“義和團見南人必問曰：爾上海人乎？若應之曰然，則槍刃交 下矣。”[34]
京城的婦女遭受到拳匪、清兵駭人聽聞的淫辱、殺戮。“常見奉教婦女途行時，遇義和團即跪下，率被拉去斬之”[35]。 “庚子夏天發生於北京的奸和擄，則禁軍、甘軍也是首惡啊！婦女被奸被殺的無法統計。”[36] 英《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莫理循（Morrison）的日記記載：“暴民們用恐怖手段和大屠殺來迫使基督徒放棄信仰……還把他們家中較漂亮的女孩賣了當 妓女”。出生在中國的英人普特南·威爾（即B.L.Simpson）在《庚子使舘被圍記》中談到，在他參加的一次使館人員去市區救人的路途上，“忽有一法 人失足而跌……跳起驚呼，蓋其足下臥一中國之婦女，縛以繩索，身已半焦……微微呻吟。彼拳匪真殘忍已極，捆此婦人以火燒之，拋至路旁為照路之用”。原來這 個婦人被 “點天燈”了，拳匪用（活人的）人油作照明用。
奸殺以發洩獸性，搶掠以財入私囊。居屋中“凡存有洋貨等物，搜搶一空，飽載而 歸，謂之淨宅”[37]。“凡有富厚之家，指為教民，則所掠無算”[38]，連京城的侯門王府亦被殃及。大學士徐桐視滅洋“為數千年來第一快事”、“要以 洋鬼子之皮襯其轎”[39]，但團匪搶劫起來是六親不認的。團匪闖進他的府第，擄劫其家眷。徐桐“見勢不佳，不得已長跪團匪頭目之前，始免一死，惟房屋、 什物付諸一炬矣”[40]。軍機大臣王文韶的府弟被焚毀。尚書孫家鼐家居東單頭條，被洗劫一空；“其公子所存僅一短衫，下體盡祼，而匪猶未滿，以槍擬尚 書，令交出黃白物（即金銀 -- 引者注）”[41]。尚書徐用儀和立山“其邸第即為拳匪搶劫一空”[42]。
“京畿村市，無論民教， 概被團黨搶劫焚毀。村民扶老攜幼，爭先逃難，哭聲遍野。”[43]“團匪現在無論好歹，並不問在教及不在教者，悉遭殺害，已有數十處村莊居民，均已逃往他 處避難，故各村業已人跡一空”[44]。民眾在逃難途中仍難逃厄運。團匪對“所有行囊包裹，無論巨細，逐件搜查。稍有金珠銀錢洋貨之物，盡數扣留，輕則空 身釋放，重則解送莊王府究懲。貧苦小民或可捐資賣放，富厚之家無一倖免，性命依然未逃，錢財大半蕩盡。”[45]
義和團的另一項“專 長”是放火。放火不僅是他們發洩仇恨、肆意破壞或者趁火打劫的手段，而且是他們“作法” 以揚威的騙局。“其詐人之術，以發火為最長”[46]；以至於“見火起之處，即知彼拳匪所到之處”[47]。縱火之前，拳匪“以刀槊向人屋上指畫，又向土 中作符篆狀，眾齊聲呼曰：‘照！’火立發”。其實拳匪“預伏人於屋中，施火油以應之”[48]。6月16日義和團在前門外大柵欄焚燒“老德記”洋貨鋪和 “屈臣氏”洋藥店。烈火乘風勢蔓延，拳匪以火聽其指揮而不許撲救，結果沖天火焰延燒三日不滅，把最繁華的前門大街一帶焚成廢墟。千余家钜商大鋪、7千餘間 民宅化為灰燼；正陽門城樓亦被燒塌（國人後來把正陽門城樓被毀栽到了八國聯軍身上）。京師二十四家鑄銀廠全部被焚毀，所有錢莊銀行被迫停業。通貨既無，市 場交易全部停止[49]。“自此以後，無日不火光燭天，非焚教堂，即焚教民之居室”[50]。“京師城內兩翼地面，城外五裏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戶房產 等，焚燒殆盡。”[51]
義和團無法無天，囂張到了縱火焚燒清政府各部的衙門。政府的吏、戶、禮、兵、刑、工六大部，史料上明確記載被 義和團焚燒的就有吏部、禮部和戶部衙署。“自各部衙門被焚後，諸京官紛紛出京”逃避匪亂[52]。至於焚毀中國海關辦事處、郵政局、外國銀行，更是不在話 下。截止到8月15日聯軍破城，史料明確記載的京城大火就有71起；幾乎所有損失慘重的焚燒事件都是在義和團湧入並佔領北京的六月份發生的[53]。
清 軍也不甘後人。“二十六日（西曆6月22日-- 引者注）九點鐘時，各街巷聞槍聲忽作，叫囂哭喊之聲，無異雷震。是為官兵劫掠之始。是日，各京官住宅及殷實富戶無不被掠一空。其先至者，蜂擁入室，以刀破 箱，出衣物於庭中，揀佳者取以去。甫去而他兵又至，則取其次者。約七八起而衣物告罄矣。其銀票等物，亦必搜攫淨盡。其或閉門不納者，兵即逾垣而入，放槍無 數以恐嚇之，然後飽掠以去。設與爭論，即被擊斃。如所掠尚不滿意，即火其居。一時滿街塞巷，無非搶物之兵丁。而兒啼女哭之聲，尤使人聞而心碎。街市間屍骸 橫臥，亦難數計。顧各處雖多被搶，尚不及住居附近東交民巷一帶之甚。蓋與使館為鄰，故受禍尤慘也……是日命婦之為兵戕害者亦有數人，小民更難數計。” [54] 7月15日，“由棋盤街東廓起，東郊民巷、東城根、禦河橋，皇城根、東單牌樓，王府井一帶，官民住宅鋪戶貨產，俱被武衛各軍槍擊火焚”[55]。8月15 日聯軍破京，清軍和拳匪潰逃前大肆搶劫，飽掠而去：“各路武衛軍隊，也四散奔逃。還有這班義和團，統已改易前裝，大肆搶掠。可憐潰兵敗匪，擠做一糟，百姓 不堪騷擾，反眼巴巴的專望洋兵。”[56]
庚子之亂是北京空前絕後的浩劫。拳匪、清兵兩個月的恣意暴行、燒殺搶掠，使京城屍積如山，血 流成河。天熱屍腐，臭氣燻天，全城鬼哭神嚎。京都“數百年精華盡矣”[57]。當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時，外國記者看到的是：“所有的地方都已經被義和團拳民 和中國人毀壞殆盡。這個事實可以向人證明，北京已是一座廢墟之城。各處的外國人或基督徒，或者任何同情外國人，同情中國基督徒或有財產的中國人都被屠殺 了。”[58]
義和團禍國殃民，惡貫滿盈。在八國聯軍的清剿之下，拳匪作鳥獸散。匪首張德成在天津陷落前夕，“亟席捲所有逃去” [59]；後於河北省王家口因勒索鉅款被百姓圍攻，白刃齊下，剁成一堆肉[60]。匪首曹福田逃亡中潛歸故里（河北靜海縣），被村民綁縛送官，淩遲處死 [61]。
庚子之亂是世界近、現代史上規模最大、手段最兇殘的宗教迫害和排外殺戮。據著名漢學家、歷史學家費正清考證，僅山西省就殺了 250多個洋人，歐美傳教士全部罹難。中國基督徒的犧牲尤為慘烈。僅直隸（河北）一省，歷史學者估計約有兩萬教民被殺[62]。義和團瘋狂屠戮的並不限於 外國傳教士和本國教民；死於屠刀之下的大多數人都是普通的民眾、官紳。“拳匪之殺教民也，謂之二毛子，其實十九皆平民”。僅在北京一地，義和團就屠殺了十 幾萬人[63]。
對這場史所罕見的浩劫、殺戮，國人不僅無懺悔之心，反而振振有詞：中國人痛恨洋人傳教，因為那是為帝國主義侵略“打頭 陣”；中國人痛恨“二毛子”，因為他們仰仗洋人的勢力，橫行鄉里，欺侮同胞。凡是對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者略有瞭解的人，都清楚那是欺人之談。傳教士的 使命是傳播“信耶穌，得永生”的福音。說傳教士負有政治使命，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遣部隊”，是不值一駁的謊言。那些皈依基督教的華人，“考察史實，絕大 多數教民皆為安分守己的良民”，“據《清末教案》所載1842至1861年各省封疆大吏8次所奏之案，各地皆未發現教民有不法行為”[64]。入教以謀私 利在所難免，尤其是在剛剛皈依時。其絕大多數是窮人，教會的慷慨施捨（衣、食、醫藥、教育）對他們有巨大的吸引力。初時被‘利’吸引，逐漸為‘義’感化。 基督徒的平均道德水準高於常人，是不爭的事實。教會也決不會縱容信徒在社會上為非作歹。至於那些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傳教士，他們含辛茹苦、 涉險犯難、傳播福音、熱心公益，誠為可欽可敬的仁人志士。特別是早期的傳教士，“至明末清初，尤其是清初，耶穌會士（Jesuits）奉教廷之命來華傳 教……都是些聖潔（holy）而有殉道精神的學者……經過教廷選拔而為宗教獻身的聖徒”[65]。他們當中的一位傑出代表是德國天主教神父湯若望。這位博 學的傳教士對中國的曆法修訂、火炮製造、採礦冶金技術均作出重大貢獻。他的聲望如此之高，官居一品，封贈三代；生前被孝莊皇太后認作教父[66]，死後被 康熙帝讚譽“垂不朽之榮”[67]。
外國教會和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同時，大力興辦慈善和教育事業，救助窮人，普及教育，傳播科學知識。 教會慈善事業的普救眾生，從下面的一個事例可見端倪。1892年，庚子之亂爆發的八年之前，察哈爾省（今河北北部）發生大饑荒。在饑荒初起的第一個月內， 當地的基督教堂就收養了一千五百名被丟棄的嬰兒[68]。中國歷史上，無論是官方還是私人，誰在饑荒之中，在短期內收養過這麼多棄嬰，如同天使，拯救過這 麼多幼小的生命？中國的第一所醫院、第一所育嬰堂、第一所孤兒院、第一所聾啞學校、第一所盲童學校、第一所瘋人院、第一所西式學校、第一所現代化大學、第 一所女子學校、第一所女子大學、第一所科技學校、第一個印刷所、第一個出版社都是基督教會創辦的[69]。第一個幫助中國一些少數民族創造文字的，也是基 督教會 [70]。中國的第一張全國地圖和（各省）分省地圖是外國傳教士（兼科學家）用九年時間為康熙帝繪製的[71]。“一八七七年，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設立 ‘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出版各類現代教育教材五十九種，三萬冊。是為中國民間新式教育教材的最初源泉。到一九一四年，基督教新教在中國開辦的學校共有四千 一百多所，其中有震旦大學、輔仁大學等高等院校，學生總數為十一萬三千名！也是到一九一四年，天主教在中國開辦的學校共有八千零三十四所，絕大多數為初等 學校或理工學校，學生總數達十三萬二千八百五十名！從蒙學、小學、中學到大學，不是別的，正是西方來的教會和傳教士為中國形成現代教育科學體制開闢出前進 的道路。”[72] 另外，有悖於“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中國傳統文化，“傳教士在推動中國婦女的早期教育方面有卓越的表現”[73]。近百年來，國人在教會學校接受教育，爾後 成為社會棟樑之才的不計其數；孫中山、宋慶齡、袁隆平、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馬寅初、王稼祥、林森、冰心，不過是其中的幾例[74]。
大 力興辦教育、扶貧救災之外，開辦醫療衛生事業、傳播西醫西藥，教會身體力行；禁止蓄妾、提倡天足、反對早婚、提倡女權、戒煙禁賭、勸娼從良，教會孜孜不 倦。傳教士在中國傳播的不僅是“神愛世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教義，而且是西方文明和先進的科學技術。把中國從中世紀喚醒的“西學東漸”， 傳教士實為開路先鋒；中國初識“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傳教士是介紹人；中西文化交流，傳教士是開拓者。近代中國最有影響的出版機構—— 廣學會，是英美傳教士創辦的。“廣學會的書籍對清末維新運動和清末新政產生很大影響；自光緒十六年（1890年）到宣統三年（1911年）共約400種， 初版、重印合計共達100多萬冊。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為瞭解西學和參考西法，找來閱讀的129種新書中，其中89種為廣學會出版。”[75] 孫中山如此評價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的歷史性貢獻：“吾人排萬難，冒萬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復祖國。推其遠因，皆由有外國之觀感，漸染歐美文明，輸入世界 新理，以至風氣日開，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惡劣異族之政府，蓋無不由此觀感來也。而此觀感，得力于教會西教士傳教者多。”[76] 庚子戰爭一百年之後（西元2000年），33位在中國殉道的外國傳教士和87位殉難的中國基督徒被教皇保羅二世莊嚴“封聖”（冊封為聖徒）[77]，就是 對他們崇高的歷史評價。
清末民初，義和團是“邪教”、“土匪”、“劫盜”乃朝野的共識。1949年之後，“黑手高懸霸王鞭”，拳匪也翻 身了，被吹捧為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英雄、鬥士；庚子之亂被吹噓為“威震中外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試問，義和團“滅洋”的大屠殺、大破壞、大搶掠與“反 侵略”有何相干？至於說到義和拳民的作戰表現，如果說清軍在庚子戰爭中常常是一觸即潰，拳民則是未觸先潰，望風而逃。實際上，戰爭開始以後，絕大多數拳民 仍在到處打洋教、發洋財，燒殺搶掠，根本沒有投入抵抗聯軍的戰鬥[78]。拳民“日以仇教為名四出搶掠，並不以攻打洋兵為心”[79]。偶上戰陣，義和團 “臨陣以童子為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後督戰，見前隊倒斃，即反奔（轉身逃跑 -- 引者注）”[80]；所以死在戰場上的，以童子為主。拳匪首領張德成一次在天津率大隊人馬出戰；“洋人果出，僅三人，各執槍向團。團即反奔，途中自相語 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81]“團每戰必敗，或問故？團曰，每戰輙見洋人隊中，有赤身婦人立於陣前，致法術為其 所破。”[82] 聯軍攻佔天津，“所有拳眾，都脫去了紅衣，撕去了符咒，手執大日本順民，大英國順民，大法國順民，大俄國順民，大德國順民等旗號，爭著跪接洋兵了。那些紅 燈照，也都脫去紅衣，逃入娼寮當婊子去了。”[83] 當八國聯軍兵臨北京城下時，“義和團外鄉之人，連夜逃遁，在京之人，改裝易服。一日一夜之間，數十萬團民蹤跡全無，比來時尤覺迅速也”[84]。梁啟超對 義和團作過這樣的概括：“拳匪其先帕手持刀，樹扶清滅洋之旗者，其後聯軍入京，即相持順民旗作乞憐之狀。”[85]
更令人齒冷的是，國 人把義和團、清軍令人髮指的暴行栽到八國聯軍的頭上，京城的滿目瘡痍竟說是八國聯軍燒殺搶掠的結果。這種栽贓是徒勞的。要說搶劫，天字第一號的搶劫目標應 該是皇宮御苑；要說姦淫，皇宮御苑也是婦女集中的所在（聯軍破京時，西太后只帶極少數宮眷倉皇出走）。但是聯軍對紫禁城、西苑、頤和園等皇宮御苑是特別加 以保護的。“聯軍入城後，以救護欽使（即外國公使 -- 引者注），保衛宮禁，搜捕拳匪為宗旨，均竭力舉行”[86]。出於對中國和中國政府的尊重，聯軍進京時沒有攻佔紫禁城。“各國公使及駐京聯軍最老將領協議 之結果，將該禁城劃在佔領區域以外”[87]。清宮不僅未遭兵災，而且保持了皇室的尊嚴。宮中由才具過人的瑜貴妃主持，內務府承命而行，宮中事務處理得井 井有條。宮中的妃嬪在養尊處優之餘，還縫製棉衣，派人送給“西狩”的兩宮，所謂“承直膳房依例進，寒衣紉就寄西京”[88]。
“聯軍舉 德大將瓦德西為統帥，入居儀鸞殿（儀鸞殿在西苑，不在紫禁城 -- 引者注），整隊入宮。見穆宗瑜妃，猶致敬禮。殿宇器物，戒勿毀掠。逮回鑾時，尚無恙也（到西太后、光緒回到北京時，宮中安然無恙 -- 引者注）……初，太后藏金宮中，聞達三千余萬，聯軍護存之。及還宮，金無恙，太后則大喜。”[89] 瓦德西信守了他對德國皇帝的承諾：“餘將用全力，以使一切由德接管之房舍物件，均常妥為保存。”[90]
紫禁城由日、美兩軍負責嚴加保 護。它們制定了“遊覽紫禁城章程”（只參觀紫禁城內的三大殿，不包括後宮），共八條，其中規定：“一、凡文武官員，及各國士商，應持有聯軍各軍管帶官之信 函，准於每禮拜二，禮拜五等日，自午前十點鐘，至午後二點鐘止入內，二點鐘以後，應請各位退出。二、按前條所開之管帶官之信函，應請於前兩日預投，或致美 提督，或致日提督。函中聲明系某官居長，及應偕行人數……”[91]。保安措施可謂嚴密。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京都的情況牽動人心。全 國各地的報紙，每天在頭版的重要位置都有關於聯軍在中國的各類消息和京津地區情況的報導。從庚子年8月中旬聯軍破京，到次年7月聯軍撤離北京，在長達一年 的時間裏，在信譽卓著的中國民間報紙《申報》的千百篇報導中，沒有一篇提到過八國聯軍對紫禁城皇宮有搶劫行為。“《申報》中不僅沒有關於八國聯軍搶劫行為 的報導，而且有與之相反的、更加明確的、關於聯軍無擾紫禁城及頤和園的報導。例如，1900年9月8日，聯軍進京後不到一個月的時候，《申報》以‘京師近 況’為標題，明確指出：‘各國聯軍入京之後，並不擾及頤和園及禁城各處’”[92]。
蔡東藩的《清史演義》記述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特別 指出聯軍的行止與亂兵拳匪有天淵之別：“日本兵先從東直門攻入，佔領北城，各國兵亦隨進京城，城內居民，紛紛逃竄。土匪趁勢劫掠，典當數百家，一時俱盡。 這北城先經日兵佔據，嚴守規律，禁止騷擾。居民叨他庇護，大日本順民旗，遍懸門外，可為一歎。各國兵不免搜掠，卻沒有淫殺等情，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 紫禁城也虧日兵保護，宮中妃嬪，仍得安然無恙。”（蔡東藩作為“一代史家，千秋神筆”，他的歷史演義被公認為通俗的中華通史）。
實際 上，八國聯軍自大沽海口登陸之日起，其軍紀、操守就與清兵拳匪判然有別。“傳聞大沽砲臺為洋人所踞，自海口至塘沽，遂為洋人運兵之路。洋人在塘沽市廛無 擾，雞犬無驚，較城中（指天津 -- 引者注）安靜。城中惡團（指義和團 -- 引者注）蹂躪，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93]
八國 聯軍出兵之前，中國北方地區被義和團、清兵禍害，幾成人間地獄；百官徒跣，生靈塗炭。聯軍攻佔天津、北京以後，平息暴亂，整頓治安，拳匪的紅色恐怖方告終 結，社會才由亂入治。有北京市民對聯軍指揮官這樣表達內心的感受：“你們外國兵，來到北京，真可以算是來救北京人，否則北京人還不知多死若干。照這情形 說，我們實在應該歡迎你們。”[94] 京城的治安恢復後，近畿各州縣還有義和團勾結土匪、潰卒胡作非為。聯軍對這種情況不滿，提出交涉，希望清政府地方官切實負責，維護治安。順天府所屬州縣， 遂一律設防自衛[95]。聯軍也在必要時出動；“華人常赴北京請求保護，因各處拳民漸已化為盜賊隊伍也，因此曾派小隊前往圍攻各該處地方”[96]。“聯 軍赴各處剿匪，到處土人，無不歡迎”[97]。
八國聯軍在恢復秩序、整頓治安的過程中，沒有濫用刑罰。聯軍在天津的臨時政府經過司法審 判，公開處決過數十名拳匪，僅此而已[98]。聯軍對死刑判決的慎重，如果和對拳匪有深仇大恨而要討還血債的教民比較，就顯得格外突出了：“聯軍入京後， 京津一帶，拳匪為教民所殺者，不下數千人”[99]。聯軍執法的人道，甚至引起清廷留守官員的不滿。瓦德西曾向德皇報告：“每每一種罪案，在吾國只加以三 四個月監禁之處罰者，而在中國則竟以死刑處之。直到現在，此間刑部大臣，猶常常向著「北京行政委員會」（八國聯軍治理北京的機構 -- 引者注）訴說城中不靖之狀，與日俱增，尤其是美國區域之內，彼以為系因處罰過於輕微所致。因此，該大臣請將所獲強盜竊賊，引渡于彼，彼當時常處以死刑。” [100]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以京師地面遼闊，遂公議劃界分段而治，廣設巡卡，嚴定通行章程，以為暫安閭閻之計”[101]。“暫 安閭閻”就是要百姓安居樂業。八國聯軍“廣設巡卡，嚴定通行章程”，首先是對外國人（特別是聯軍官兵）的嚴格管制。“第一條：凡外國人不論兵民，如有在境 內犯規者，即應命獲送最近巡捕卡管押，由捕頭繕函送交本國兵官，並將所犯之事及一干人證一併交案。第二條：每總巡捕卡，應設號簿開具被告洋人案件，並證人 名色，以備查考。第三條：凡兵士及營役，除有護照外，不得擅離各所管轄之境（即是說，各國官兵只能在自己轄區內走動，若去別處，需有護照——即特別的通行 證，可見對官兵管束之嚴 -- 引者注）……第五條：凡華人在上所開公共街道行走者，各國不得勒充苦工。”[102] 這個章程是聯軍嚴明軍紀的一個例證。
美軍在北京的指揮官其時發佈命令：“禁止兵勇飲酒，並不許酒店燒鍋賣與，致生事端”[103]。八 國聯軍在天津的臨時政府也發佈“告諭”，允許民眾釀酒、賣酒，但“只准賣與華人，仍不准賣給各國洋人”[104]。聯軍約束官兵，不可謂不嚴。酒店賣酒只 賣給華人，不賣給洋人；如此公然歧視洋人而能夠貫徹實施，是不是說明聯軍官兵是遵紀守法的？當兵的手裏有槍，但是看來他們不會憑藉武力，在酒店強取豪奪。
八 國聯軍嚴明軍紀，還包括嚴格管束為聯軍服務的華人。有些“在太君身邊的人”（比如華人隨軍翻譯）狐假虎威，招搖撞騙，利用他們職務的便利對百姓敲詐勒索。 他們的劣行一旦被發現，聯軍即予以嚴懲。聯軍在天津的臨時政府在成立之初就發佈告諭，宣佈凡以臨時政府或軍事當局名義征斂錢財，均屬詐騙；要求民眾檢舉揭 發，以便嚴懲[105]。據時人回憶，八國聯軍對那些“倚仗外國人的勢力欺害中國人的”查辦得如此之嚴，以至於當時衙門裏關押的竟以此類人為主 [106]。臨時政府在天津的《巡捕章程》也規定：“華人有勸外國兵加害于其本國人者，或因復仇起見及其餘一切緣故在捕房誣告本國人者，一律嚴罰” [107]。這些事實有力地駁斥了八國聯軍“無惡不作”的謊言。一個對欺害中國人的行為嚴厲懲處的軍隊，一個對誤導外國兵傷害中國人的行為嚴厲處罰的軍 隊，豈會對中國人燒殺姦淫？
北京居民回憶說：“當此時整個京城，雖然都被外國兵佔據，但他們都有了治安的民事機關，地面漸就平復” [108]。“五城練丁，現已一律身穿號衣，頭戴勇帽，在美界遍街巡邏，市面安堵（安堵：意為安定，安居 -- 引者注），皆美兵官梯兒曾一人之力，居民無不感悅”[109]。《申報》報導京都由亂入治的情況：“市中已貿易如常。鄉人每挑運菜蔬等物入城，以博蠅頭之 利。守城兵毫不阻人出入”。
戰亂之中，南糧北運受阻，糧食短缺。為了讓民眾有飽飯吃，八國聯軍開倉平糶。“京通各倉米石，經洋人開倉平糶，買者絡繹不絕”；“聯軍已將北京倉米，售與貧人，索價甚亷”[110]。
聯 軍指揮部對京都地區由亂入治並日趨繁盛、對城市衛生面貌的改善、對貧民救濟措施的實施也頗為滿意：“現在最普通之印象，即北京市況於最近數星期以來，又複 日趨繁盛……大多數商店，業已重新開門……我們更復盡力設法，以使華人漸為瞭解清潔之義。所有街上穢物，均須搬出城外，街燈之設，亦已實行……所有煙館賭 場，一律禁止。對於貧民，則特設湯廚二十處。並為彼等設置暖房若干，一如「柏林暖廳」辦法。現在此間乞丐數目，比較前此太平時候減少。其原因系由於彼等所 得勞金，甚為豐厚，蓋多數苦力，常從軍隊方面，獲得工作機會故也。”[111] 八國聯軍在北京“特設湯廚二十處”，供給貧民免費食物，類似中國傳統上救濟饑民的“粥廠”，這不算太稀奇（儘管一個城市中“粥廠” 竟有二十處之多，令人矚目）。使人驚異的是，聯軍為無家可歸者“設置暖房若干”，這在中國恐怕是開天闢地第一回（只有杜甫在詩歌中幻想過：“安得廣廈千萬 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華人對八國聯軍保境安民的信心，遠高於對本國政府：“北京城裏，因與中國官廳協力維持秩 序之故，甚為安靜。而且居民信任之心，亦復與日俱增。在明達華人方面，甚至於屢屢表示，深以聯軍離去為憂。蓋彼等相信在此撤退時期之內，勢將為本地盜匪所 利用，大加搶刧，陷於混亂。”[112]
聯軍統帥瓦德西“稔知中華習俗，人亦和平喜交際，乃建議招致京中紳士，參與安民善後各事宜，每 日開會議事。一時士民頗頌之，爭先往睹，王公大臣亦有參雜其間者。遍設員警巡邏各地，維持治安，由瓦分派紳士主持。除軍、政系聯軍自主外，其餘民事，均與 紳士等商榷而後行。列名顧問者多至數十百人，儼然外國政府之上賓。”[113] 瓦德西到任後向德皇保證中止庚子之亂的浩劫：“餘將用全力，務使前此余曾恭奏皇上之（中國戰地）破壞荒蕪情形，得一止境”[114]。為嚴明聯軍軍紀，瓦 德西命令聯軍在征戰之中，“倘若該地秩序不久恢復，華人各歸居所，又若倘遇新占之地，居民未嘗出走，則吾人對於此項和平居民之私人財產，均須特別尊重；一 切非法行動，均須嚴厲制止。”[115] 為了收攬民心，“不可令學士文人向隅”，瓦德西模仿中國的科舉考試，在京師最大之金台書院舉行考試。“報名應試者，湧如怒潮”，達三千人。瓦德西“親臨金 台書院，考試諸生”；名列前茅者獲得了獎賞（第一名是浙江人）[116]。古往今來在戰爭之中，外國軍隊在臨時佔領的敵國首都舉行這種考試，瓦德西可能是 第一個，也是最後一人。瓦德西得到中國士紳、平民的稱頌，人們“爭先往睹”，包括貴顯無比的王公大臣，這僅僅反映了瓦德西個人的聲望，還是代表了八國聯軍 的聲譽？
在中國有一個流傳甚廣的關於瓦德西的傳聞，就是這位聯軍統帥與京師名妓賽金花的關係。這是小報“花邊新聞”和中國文人“名妓情節”的雜交產物，子虛烏有，荒誕不經。
賽 金花（本名趙靈飛），蘇州船妓出身，被狀元洪鈞買去作妾，隨出任清廷駐外公使的洪鈞去過歐洲。所謂她周旋於歐洲上流社會，被譽為“東方第一美人”，是國人 對賽金花不著邊際的吹捧。中國婦女傳統上“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據著名劇作家、歷史學家齊如山介紹，“在光緒庚子以前，駐外國公使的夫人，絕對沒有交 際……何況賽乃一妾，而非正式夫人，因稱呼關係就不會與人交際了。”賽金花又是纏足的小腳女人，在西方人眼中是個半殘廢的怪物，“不但交際不方便，且自己 都認為見不得人，故絕對不會出頭露面”[117]。
洪鈞任滿回國後不久即去世，賽金花重操賣笑生涯。八國聯軍入京時，這個半老徐娘是個 拉皮條的鴇子。賽金花與瓦德西素不相識，更無任何來往。“賽金花與瓦德西的故事，史家不予采信，但是它的各種版本流傳之廣，是值得我們追考其原因的。據清 末和民國年間頗有爭議的人物丁士源的《梅楞章京筆記》記載，聯軍司令瓦德西在南海紫光閣辦公，賽金花在丁士源帶領下女扮男裝，欲以拜謁瓦德西為名遊覽南海 勝景。因瓦德西不在，不克入內。第二天，丁將此事告訴鐘廣生和沈藎，鐘沈二人‘遂各戲草一稿，一寄上海《遊戲報》李伯元主筆，一寄上海《新聞報》張主筆， 謂賽金花被召入紫光閣，與瓦德西元帥如何如何，說成活現逼真’。這就是賽金花與瓦德西所謂‘情事’的緣起。當時正是國家存亡之秋，而士人關心的居然還是宮 闈秘史，還要聽《後庭花》，沒有現成的，就新鮮現制。”[118]
齊如山和賽金花熟識，庚子年間和賽經常見面。齊先生會講德語，與駐京 德軍有商業往來。賽金花與德國人打交道，有時要請齊幫忙。齊如山“見過與賽金花在一起的軍官都是中少尉階級，連上尉都沒有”；因為上尉已是一連之長，“舉 止上便需稍微慎重”。“至於（賽金花）委身于瓦帥，那是絕對不會有的”。瓦徳西有聯軍總司令之尊，絕不可能嫖娼狎妓。有兩次，齊如山看到賽金花和下層軍官 在一起。當遠遠看到瓦德西走過來，“與賽金花在一起之軍官，很露出愴惶之色，商量躲避之法”[119]，生怕主帥看到他們和妓女在一起。這不僅證明了瓦德 西的正派、威嚴，也說明了聯軍的軍風紀和長官須作下屬表率的傳統（這與中國官越大，越可以胡作非為，恰成對照）。
八國聯軍在華的軍事行 動是克制的。庚子之亂中，滅洋、滅教在中國大地上有燎原之勢，但聯軍的軍事行動只局限在直隸（河北）省內，南至正定，北至張家口，東至山海關，西至山西省 界。聯軍沒有在更大的區域內作戰，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這與單獨出兵東北、大肆攻城掠地的俄國的行徑迥然不同（對中國有侵略野心的俄國在戰爭爆發後，分南 北兩路出兵東北，擊潰清軍，剿滅拳匪，很快佔領了東三省全境。本文所謂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不包括單獨出兵東北的俄軍）。實際上，聯軍佔領首都、京津地區 平定下來以後，拳匪在外地的燒殺搶掠、殺害教士教民的暴行並未終止，更有些是在清政府官員的煽動之下發生的。比如河南省的外國傳教士曾向法國使館求援， “稱河北岑道，滑縣呂令，安陽石令（‘道’即道台，‘令’是縣令 -- 引者注），煽惑居民，地方大亂，拳匪各區遊行，凡教士教民所餘財產複行焚毀，洋人性命深為可慮。”[120] 對這些騷亂、暴行，聯軍在相當大程度上依靠外交手段解決。對河南省的暴亂，法國公使通知“北京全權大臣”（即在京主持和談的李鴻章、慶親王），要求清政府 平息暴亂，保護傳教士和教民的生命財產[121]。
八國聯軍的另一個德政，是在平息拳匪之亂後，大力修復華北地區被拳匪嚴重破壞的鐵 路、車站、橋樑、電線、通訊等設施，為解除民生困苦、促進商貿活動、恢復中國經濟做出了貢獻。聯軍中除人數極少的奧軍外，其他七國軍隊都有技術兵種，如鐵 道兵、工程兵、電技師、橋樑工兵等；他們在戰後的恢復重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22]。或許有人質疑，洋人修復“洋設施”，是不是因為這些設施的產權屬於 他們？答案是否。所有那些現代化設施的產權均屬於中國，非官辦，即商辦。聯軍修復鐵路、橋樑、通訊等，是不是為他們在中國作戰方便呢？否。聯軍攻克北京 後，接到各地的“匪患報告”，獲悉外地的傳教士和中國教民仍在義和團的屠戮之中，遂（在必要時）派兵出擊，征剿拳匪。這種解危紓難的軍事行動，哪里容得先 修鐵路？聯軍出兵追剿拳匪是在（庚子年）8、9、10三個月，其時各條鐵路線的修復工程尚未開始（津沽線除外）。大規模修復重建工程是在拳匪基本肅清的 11月份開始的[123]。
聯軍修復鐵路遭遇的一個重大困難是大量鐵軌的遺失。義和團破壞鐵路時，只將一小部分鐵軌彎折毀掉，大部分鐵 軌其實被藏在附近的村落中。聯軍沒有通過軍事討伐或勒令歸還（否則懲辦）的方式找回這些鐵軌，而是用金錢獎勵，讓村民交出這些鐵軌[124]。一支外國軍 隊向當地老百姓“贖回”被搶走的國家資產，用此資產為那個國家修復重要的交通設施，這可否稱為仁義之舉？
八國聯軍官兵與中國民眾的關係 可以和諧、親近到什麼程度，恐怕是當代不少國人難以想像的。齊如山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自外國兵進城後，皇帝是跑了，不但沒有一個辦公的機構，連個私塾 念書的地方都沒有，彼時我們的本家親友的子弟都來京，因此自己花錢成了一個很大的書房，除學中文外，算學、地理、 洋文等等都學，請了幾個外國兵：有美國二人，法國二人，德國三人，各教本國文字，這些教員，都不要錢，只送些煙捲啤酒便足，也有以教他中國話，作為互換條 件的。這個書房存在了兩三年，因為北京大學及譯學舘等成立，所有子弟都入了那幾個大學，此書房才慢慢停辦了，這個書房我得益處確不少。我除接續學點洋文 外，我是偏重問他們國內社會中的零碎情形，可巧遇到一位德國管財政的官員，他是專門研究社會情形的，他知道的德國社會情形很多，于我自然是有極大的益 處。”[125]
八國聯軍稱不上是仁義之師，聯軍中也不是沒有擾民的敗類；或出於復仇心理，或源自私心貪欲。八國聯軍中有雇傭兵，素質 較差，對聯軍的軍紀也不無影響。比如英軍中有大量的印度人，法軍中有大量的越南人。但無論如何，八國聯軍的擾民行為和拳匪清兵大規模的燒殺姦淫不可同日而 語。聯軍士兵搶掠盜竊財物有之，而浮濫殺戮強姦則無。“外國兵道德一定怎樣高，固然不敢說，搶掠也是平常事，若說姦淫，恐怕還是很少的事情，而且在北京城 裏頭，在長官的眼底下，又有各國軍隊的相形比較，哪一國都是要面子的。”[126] 這是親曆者的見證；它難道不是蔡東藩對八國聯軍評價（“各國兵不免搜掠，卻沒有淫殺等情，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的最好佐證？蔡東藩的《清史演義》共 有兩處提到八國聯軍的軍紀操守，均以讚揚為主。一處是上述的“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另一處講：“當時聯軍駐京，多守規則，惟德軍較為狠鷙，苛待居 民”。清史專家高陽的名著《慈禧全傳》用二、三百頁的篇幅描繪了庚子戰爭。對義和團的禍國殃民、清軍的胡作非為，高陽作了大量的揭露；但是對八國聯軍的軍 紀操守，他沒有一個字的貶斥。八國聯軍進京之後，北京的士紳給朝廷上書，報告京都的情況，也坦誠：“雖洋人入城，尚未十分擾害”[127]。
中 外開始議和時，李鴻章與聯軍統帥瓦德西會談。瓦德西坦率（但是有禮貌）地指出了中國軍隊的軍紀敗壞，不得民心：“此間華軍無紀律者頗多，北方人民頗不願有 之”[128]。在另一次會談中，瓦德西就不客氣了：“現在危害中國良民之真正暴徒，不僅是尚未肅清之拳民；據我所知，即李氏自己部下之散為小隊駐在省內 各地者，亦複如此。現刻已經屢次證明者，即往往全村居民，一見中國軍隊將到，便全體逃走。反之許多村莊居民，對於聯軍之來，卻極為熱誠歡迎。”[129] 這是八國聯軍統帥的自吹自擂嗎？事實是，類似的記載在中國人自己的歷史文獻中也屢見不鮮，如筆者前面引用的：天津民眾“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北京“百 姓不堪騷擾，反眼巴巴的專望洋兵”。
和任何群體一樣，害群之馬總是有的。傷害人命、淩辱婦女的行為，八國聯軍中並非沒有，但是僅為個別 事例；而且一經發現，會受到嚴厲制裁。8月17日，在聯軍剛剛攻克北京的混亂、無序之中，一個美國水兵德懷爾（Stephen Dwyer）闖入居民家中，用棍棒歐打一個孩子，將其拖出門外，造成了孩子的死亡。他把男人趕出屋外，強姦了屋中的兩名婦女。美軍總指揮查菲將軍 （General Chaffee）對破壞軍規軍記的行為，執法如山，對犯罪者嚴厲制裁。德懷爾很快受到軍法審判，被判終身監禁，關押在三藩市著名的惡魔島監獄[130]。
庚 子戰爭——中國與所有的西方列強開戰，是當時重大的國際事件，“全世界之眼光，皆注於此”。聯軍的身邊有如影隨行的記者。西方媒體向有“第四權”之稱，以 監督、批評政府為己任、為能事；即是說，聯軍是在各國媒體、國際輿論的監督之下。這種監督的嚴格，可以從北京西郊的一座白塔被聯軍毀壞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反 映出來。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不久，9月16日，美軍和英軍聯合行動，清剿盤踞在北京西山八大處的大股拳匪。這次軍事行動由美國將軍威爾 遜（Wilson）指揮。在戰鬥勝利結束後，英軍指揮官拜樓（Barrow）將軍以英國公使的名義，請求威爾遜批准，將一座聳立在山頂的千年（白瓷）古塔 毀掉。威爾遜聞言大驚，表示他不能容忍這種野蠻的破壞行徑。拜樓解釋了英方的動機。他說中國人毀滅了我們無數的教堂，如果我們不以摧毀這座著名的白塔寺廟 作為懲罰，中國人會認為，他們供奉的神比我們基督教的神要神通廣大，不可戰勝。威爾遜認為拜樓的理由匪夷所思，堅持不批准英軍的請求。最後（為緩和與英國 人的關係）威爾遜講，明天清晨他將率領美軍回北京，他的聯合行動總指揮的職責也到此結束。之後，英國公使和英軍指揮官所做之事，他無權干涉（處理中國事 務，英國公使當然比聯軍的一個指揮官更有權威）。第二天美軍回城後，英軍炸掉了白塔。
聯軍摧毀北京郊區美麗的白塔立刻作為醜聞被世界媒 體報導。在英國《倫敦時報》（The London Times）駐中國記者的電訊報導中，毀滅白塔的罪責推到了美國威爾遜將軍的頭上，說是他下令破壞的。威爾遜聞訊後，向英國記者興師問罪，要求他立刻糾正 這個難以原諒的錯誤。這個事件影響惡劣。英國人帶有迷信色彩的破壞行為，使英國軍人和由他們代表的英國文明在西方盟國面前蒙羞[131]。
聯 軍由多國軍隊組成，代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它們之間無論在軍功、戰績方面，還是軍規、軍紀方面，都在相互比較和監督。以一事為例。當 時北京有一個天文觀象臺，位於徳軍管轄區內。觀象臺上的一些天文儀器被德軍和法軍掠走，作為文物運回歐洲（其實這些儀器十之八九都是外國傳教士設計、製造 的，比如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製造了渾儀、天球儀、地球儀等）。瓦德西在給德國皇帝的報告中說：“這些儀器無疑是中國人的財產，但是根據國際通行的慣例，它 們可以當作德國的戰利品；而且這也是對我們一個小小的戰爭賠償。至於全部的戰爭賠償，恐怕我們永遠也得不到。”瓦德西的邏輯沒有為他的同盟國接受。美國查 菲將軍寫了一封措辭強硬的信，對德軍的掠奪行為表示抗議。查菲在信中甚至譏諷說：在聯軍解救人道危機的征途上，並沒有德國軍隊的身影[132]（德軍主力 是在聯軍佔領北京後，才遠道從歐洲而來）。兩年之後，法國歸還了它掠走的儀器。後來根據《凡爾賽條約》，德國也將這些儀器歸還中國。
八 國聯軍的監管者還包括它們國內的反對黨和司法體系。西方國家的反對黨，對政府（包括政府指揮的軍隊）的行為是用放大鏡、顯微鏡（甚至哈哈鏡）觀察的。政府 軍敢在外國胡作非為，國內會吵翻天的，責任者沒有好下場。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就對庚子戰爭中的德軍進行過尖銳的抨擊。另外，國有國法，軍有軍規，軍人不明來 曆的財物政府是有權沒收的。其時法軍“福爾利提督特裝寄四十箱回歐，該箱至法國馬賽時，該處海關奉諭將此等物件悉數扣留，蓋法國政府以為此非用兵時所應得 之物，故有此舉。”[133] 將軍想吞下不義之財，談何容易。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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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鹿完天:《庚子北京事變紀略》
[2] 史料來源於《維琪百科》“義和團運動”條目以及著名作家、清史專家高陽的《慈禧全傳》
[3] David Silbey:《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國的拳民暴亂）
[4] 左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5]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6] 李杕:《拳禍記》下，“景州朱家河教難”
[7]《景善日記》
[8]《維琪百科》 “太原教案”條目，史料來源於羅惇曧的《拳變餘聞》
[9]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0] 同上
[11] 史料來源於《維琪百科》“太原教案”條目
[12]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3]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彙編》
[14] 柴萼:《庚辛紀事》
[15]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彙編》
[16]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
[17] 羅惇曧:《拳變余聞》
[18] 胡思敬:《驢背集》
[19] 同上
[20] 戴玄之:《義和團研究》
[21] 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
[22]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23]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24]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25] 張黎輝輯:《義和團運動散記》
[26] 柴萼:《庚辛紀事》
[27]《百度百科》“義和團歌謠”
[28]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29]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30] 普特南•威爾:《庚子使舘被圍記》
[31] 僑析生:《拳匪紀略》卷5
[32] 包士傑輯:《拳時北堂圍困》
[33] 黎仁凱主編:《直隸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
[34] 葉昌熾：《 緣督廬日記鈔》
[35] 楊典誥：<庚子大事記>，《庚子記事》
[36]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37] 仲芳氏:《庚子紀事》
[38]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39] 普特南•威爾:《庚子使舘被圍記》
[40] 佚名:《綜論義和團》
[41] 柴萼:《庚辛紀事》
[42] 朱壽彭:《安樂康平室隨筆》
[43] 徐緒典主編:《義和團運動時期報刊資料選編》
[44] 左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45] 仲芳氏:《庚子記事》
[46] 林紓:《京華碧血錄》
[47] 普特南•威爾:《庚子使舘被圍記》
[48] 林紓:《京華碧血錄》
[49] 常青:《話說1900年：北京的浩劫》
[5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51] 楊典誥：<庚子大事記>，《庚子記事》
[52]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彙編》
[53]《逆流而動，禍亂中華 —— 重評義和團運動》
[54]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55] 仲芳氏:《庚子記事》
[56] 蔡東藩:《清史演義》
[57]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58]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59] 龍顧山人:《庚子詩鑒》
[60] 羅惇曧:《拳變餘聞》
[61] 陸士諤:《清朝秘史》
[62] 侯宜傑:《神拳義和團的真面目》
[63]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64]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65]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66]《維琪百科》“湯若望”條目
[67] 康熙諭祭湯若望
[68] 馮學榮:《“侵華急先鋒”的另一面》
[69]《基督教會在中國創造的多個第一》
[70] 侯宜傑:《神拳義和團的真面目》
[71] 張建偉:《最後的神話》
[72] 張建偉:《最後的神話》（輔仁大學、震旦大學是天主教會辦的，非新教教會）
[73] 簡·亨特:《文雅的福音》
[74] 馮學榮:《“侵華急先鋒”的另一面》
[75]《維琪百科》“廣學會”條目
[76]《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77] BBCChinese.com:“教皇在梵蒂岡加封中國聖徒”
[78]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79]《義和團檔案史料》(上)
[80] 佚名:《天津一月記》
[81] 同上
[82] 同上
[83] 陸士諤:《清朝秘史》
[84] 仲芳氏:《庚子紀事》
[85] 梁啟超：《革命駁議》
[86]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87] 瓦德西1900年11月12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88] 陸士諤:《清朝秘史》
[89]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90] 瓦德西1900年11月12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91]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92] 北明: 重審八國聯軍中的美國(22)——附篇:“聯軍無擾紫禁城”
[93] 佚名:《天津一月記》
[94]《齊如山回憶錄》 第三章 義和團進京、洋兵進京、作生意時代
[95]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
[96] 瓦德西1900年11月25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97]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98] 劉海岩:“八國聯軍佔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這不包括在戰場上消滅的拳匪）
[99]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100] 瓦德西1901年2月12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01]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三
[102] 同上
[103]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事雜記》
[104]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105]《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106] 齊如山：《關於賽金花》
[107]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108]《齊如山回憶錄》 第三章 義和團進京、洋兵進京、作生意時代
[109]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110] 同上
[111] 瓦德西1900年12月27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12] 瓦德西1900年12月28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13] 許指嚴：《十葉野聞》
[114] 瓦德西1900年10月5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15] 瓦德西1900年10月5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16] 許指嚴：《十葉野聞》
[117] 齊如山:《關於賽金花》
[118] 陸建德:“賽金花的故事：關於腐敗的想像”
[119] 齊如山:《關於賽金花》
[12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六
[121] 同上
[122] 佛甫愛加來、施米儂:《庚子中外戰記》
[123] 同上
[124]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國救援遠征的後勤保障）
[125]《齊如山回憶錄》第四章 學員警、談考試、往歐洲、助革命、看兵變
[126]《齊如山回憶錄》第三章 義和團進京、洋兵進京、作生意時代
[127]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六
[128]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一
[129] 瓦德西1900年11月20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30] David Silbey:《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國的拳民暴亂）
[131] James Harrison Wilson:《Under the Old Flag》（舊日旌旗招展）
[132]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33]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劉淇昆
(六) 在庚子之亂和其後的戰爭中，中國民眾被義和團和官軍塗毒、禍害；“滅洋”的大屠殺、大破壞使國家經歷了空前的浩劫。是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擊潰清軍、剿滅拳匪之後，恢復了正常的社會秩序。“解民於倒懸的”竟是外國軍隊，這不也是戰爭史上的奇觀嗎？
八 國聯軍在中國燒殺姦淫、無惡不作，這是中國人從小就被灌輸的眾多謊言中相當突出的一個。此乃中國人的自欺欺人。燒殺姦淫、無惡不作的確有其人，但不是外國 聯軍，而是中國人自己。在庚子之亂和隨後的戰爭中，“兵匪焚掠京師”，“都門內外，教民骨積如山，血流成渠”[1]。“兵匪”者，清兵拳匪是也，鑿鑿見 證，史不絕書。在本文的開始，對庚子之亂中義和團（及清兵）大規模的燒殺淫掠已經作了簡要的陳述；下面補充一點細節。
在直隸（河北 省），庚子（1900）年5月12日，義和團在淶水縣高洛村大開殺戒，匪首張德成親自指揮。該村有三十四戶人家信奉天主教。拳匪趁信徒下午在教堂裏望彌撒 時闖進去，大殺大砍，將（一名）外國傳教士和華人信徒全部殺死。然後去教民家，不分男女老幼，斬盡殺絕。接著搜索財物，放火燒屋，三十四戶人家一百四十餘 人無一倖免[2]。5月中旬，在省會保定府，七十多名基督徒被殘殺，許多村莊被義和團搶掠、焚燒，村民紛紛棄家逃難[3]。5月底，在盧保鐵路（盧溝橋至 保定）服務的外國工程師和眷屬36人為逃避拳匪殺戮，雇船由保定逃難去天津，途經雄縣小龍王廟，被拳匪截殺，六人遇難，七人受傷[4]。6月1日，直隸霸 州縣“聖若瑟會”的外國修女領著教會收養的22名孤女，為逃避義和團的殺戮、淩辱，逃亡到固安縣地界，不幸落入團匪之手。義和團在各個村落貼出廣告，公然 販賣這“二十二名黃花閨女”，“非常便宜！售完即止！”。在任丘縣，六百八十名天主教徒慘遭義和團殺害。青縣義和團首領王之臣率萬餘團民進入滄州，“凡地 方富室，概指為洋教，焚劫殺掠，兇橫異常”[5]。7月中旬，義和團和清軍製造了“景州朱家河教堂慘案”，屠殺中國天主教徒兩千五百多人、外國神甫兩人。 槍殺、刀砍、火燒，手段兇殘，婦孺皆被難[6]。
清政府封疆大吏中的頭號劊子手是山西巡撫毓賢。西太后曾這樣批復他的奏章：“予命凡洋 人無論男婦老幼，皆殺之無赦”[7]。“6月，山西義和團焚燒教堂，山西巡撫毓賢登高望到火光稱‘天意也’並禁止清軍救火。有英國教士逃出，對群眾說： ‘昔晉省大旱，吾輸財五六萬，活數千人。今獨不能貸一死耶？’被清軍殺害。一英國婦女抱著兒子跪下，說她施醫每年救活數百人，請求饒過她和兒子。被士兵擊 倒，和兒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燒死。7月，毓賢派士兵守太原城門，禁止教士出入，又將教士老幼囚禁在鐵路公所。7月9日，毓賢將這幾十名教士及其家屬婦孺押 至撫署，殺害英國教士及家屬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及僕役二十余名，梟首示城門，剖心棄屍，積如丘山。又驅趕法國天主堂修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 從。毓賢下令斬為首二人，令修女飲兩人的血，有十六人將血飲下。毓賢下令將這十六人䌸懸高處，迫其他人背教，皆不從。清軍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幾十名，但 都不屈，最後全被殺害。”[8]
庚子年7月9日發生的慘案在國際上以“太原大屠殺”（Taiyuan Massacre）著稱；中國人稱其為“太原教案”。這個事件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在同一天的同一地點，那麼多人慘遭殺害。二是一個省的廵撫親自操刀， 參與大屠殺。浸信會的一個信徒目睹了在巡撫衙門的這場屠殺，他提供了更多的細節。“首先被帶上來的是英國浸信會的傳教士Mr Farthing，他的妻子緊緊抓住他。Mr Farthing輕輕地把妻子推開，走到行刑者跟前，跪了下來，一言未發。劊子手一刀砍下了他的頭顱。緊接著被殺害的是Mr Hoddle，Mr Beynon，Lovitt博士和Vilson博士，他們的頭顱都是被劊子手一刀斬斷的。巡撫毓賢這時候顯得不耐煩了，嫌殺人的速度太慢。他讓他的衛隊協 助去砍殺其餘的人；他的衛士個個佩帶長柄的重劍。接下來被殺害的三個傳教士是Mr Stokes，Mr Simpson和Mr Whitehouse。Mr Whitehouse被一刀斬首，但是前兩個受難者被刴了好幾刀，人頭才滾滾落地。殺完新教的男性傳教士之後，婦女被帶了上來。Farthing夫人手拉 著她的三個孩子，孩子們緊緊依偎著母親。劊子手揮刀砍下母親的頭顱，孩子們也被一一砍頭。劊子手以殺人為業，砍頭只需一刀；而那些衛兵殺人手法相形見拙， 有些婦女人頭落地之前，要被接連不斷地刀劈劍砍。Lovitt夫人被帶上刑場時，戴著眼鏡，手中牽著她年幼的兒子；直到受刑時她牽著孩子的手都未放開。她 對周圍的人講：‘我們到中國，帶來的是耶穌基督的福音；我們對你們沒有任何傷害，只給你們帶來好處。為什麼你們如此對待我們？’一個士兵奪去了她的眼鏡， 連砍兩刀，Lovitt夫人人頭落地。當所有新教傳教士被殺害之後，羅馬天主教的教士被帶上來。留著長長白胡鬚的主教問巡撫毓賢，為什麼他做這種傷天害理 之事。毓賢二話不說，拔出佩劍，狠狠朝主教的臉上砍去。鮮血噴湧而出，染紅了主教的白鬍子，接著他被梟首。主教之後，神甫和修女們一個個被砍頭。之 後，Mr Piggott 和他的傳教團隊從附近的牢獄中被押到刑場；Mr Piggott和Mr Robinson 仍然戴著手銬。Mr Piggott在刑場上向周圍的人群佈道，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的頭被劊子手揮刀砍下。Mr Robinson也從容就義。Piggott夫人一直牽著她兒子的手，至死沒有放開。母親被斬首之後，兒子遭到同樣的酷刑。這個團隊的其他婦女和兩個女孩 子，都被同樣地殺害了。”[9]
僅在7月9日一天之內，毓賢就在他的巡撫衙門殺害了33名外國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12名天主教傳教士 （以及華人基督徒）。傳教士遇害之後，他們的衣服、戒指、懷錶被掠走，他們的頭顱被懸掛在城門示眾[10]。曝屍一天之後，中國教民將被“剖心棄屍”的外 國傳教士秘密埋葬；五天后200名教民為此被處死，隨後大屠殺在山西全省展開。到8月底，總計有159名（外國）新教傳教士（包括46名兒童）和12名天 主教傳教士在山西被屠殺；在該省北部共有15000到20000名中國教民被殺害[11]。
9月中旬，當西太后“西狩”經太原時，她向毓賢詳細詢問了當地“滅洋”的情形。毓賢得意地稟告：“奴才布下了天羅地網，把洋鬼子殺了個雞犬不留”。西太后極口誇獎：“你幹得漂亮，就是要從山西徹底剷除洋鬼子！”[12]（雖然其時清廷已經開始向外國求和，鎮壓義和團）。
毓 賢在巡撫衙門殺害的，主要是外國傳教士和他們的孩子；而義和團殺戮的，以自己的同胞為主。義和團任意誣指他人是“二毛子”，想要誰的命就要誰的命。大清臣 民，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優隸卒，在拳匪面前都不免戰戰兢兢。義和團“鑒別” 二毛子的方法是所謂焚表：“匪中規例，凡不肯自承二毛子者，即為焚香，取黃紙燒之，如紙灰不升，即目為真二毛子，必殺無赦。”[13] 凡被焚表“鑒別”之人，十之八九難逃一死。
不同于一般百姓，義和團是敢於犯上的。御林軍“虎神營”的翼長阿克丹（二品大員）因為曾經入 教，被義和團斬首示眾。安徽提督姚氏（從一品官）身著官服在京城大街上，僅僅因為讓拳匪“弗得妄言（殺洋人）”，即死於拳匪刀下。“姚身攜三百金及金鐲、 馬匹等物，鹹入匪手。姚親友等有來撫屍慟哭者，均為匪所殺。”[14] 工部尚書陳學棻到衙門視事，一夥拳匪羅唕而至。陳尚書責備他們“無狀”，“匪怒以刀砍之”，既而開槍掃射，陳尚書和其他三名官員倒在血泊之中，當場斃命 [15] 。武毅軍統帥聶士成幾乎是庚子戰爭中唯一認真抵抗過聯軍的清軍將領。因為他彈壓過拳匪的殺人越貨、肆意破壞，拳匪對他恨之入骨。就在聶將軍身先士卒、與聯 軍奮戰方酣之時，拳匪闖入他家，將他的老母、妻子、女兒綁架而去。親兵報到陣前，聶將軍大怒，分了半營人去救家人。拳匪喪心病狂，與外國聯軍合擊聶軍，聶 將軍中炮陣亡[16]。拳匪打算拿聶將軍“戮屍”，因聯軍追來，倉皇逃命，才未得逞[17]。德國軍人用紅毯子覆蓋聶將軍的遺體，將遺體交還清軍。付都統 慶恒是端王載漪的親信，因為私怨遭拳匪的毒手，一家老小十三口被拳匪折磨至死，“斬脛斷脰，合室陳屍”[18]。“甯河人王燮……為京城左營遊擊，拳匪執 而剮之，焚其餘骸”[19]。津京兩地，拳匪在街上行走時，遇到文官坐轎，喝令下轎，武官騎馬，喝令下馬；而且必須脫帽，在路邊肅立。如果不從，白刃相向 [20]。
義和團殺“二毛子”竟然殺進了皇宮禁苑。在端王載漪帶領下，拳匪闖入深宮。大師兄在西太后面前趾高氣揚地宣稱：宮裏也有二毛 子，得查驗，連太監、宮女都要驗。西太后問他如何查驗，答曰：如果是二毛子，只要在額頭拍一下，就有十字紋出現（意指基督教的十字架）。西太后迫于情勢， 讓他們驗了一些太監、宮女。6月25日，載漪、載勳、載濂、載瀅四兄弟率拳匪六十多人闖入光緒臨時居住的甯壽宮，口稱尋找“二毛子”，當面“呼帝為鬼子徒 弟”，欲加害光緒帝，被西太后阻止[21]。
誅殺“一龍，二虎，三百羊”（一龍：光緒帝；二虎：慶王奕劻和李鴻章；三百羊：三百清廷官 員）是義和團肅清政府中二毛子的“宏圖”。他們認為清政府官員只有十八人可以免殺，其餘皆不可留。義和團的這個“非常之事”，原定在毀滅北京的外國公使 館、殺盡洋人之後即付諸實行[22]。是八國聯軍粉碎了他們的圖謀。
“兵匪焚掠京師”是義和團、清兵禍國殃民的高潮。庚子年6月7日 起，義和團大舉進京，致使“紅巾滿都市”。義和團“隨處設立拳廠，壇場觸目皆是”；壇場甚至進了王府、皇宮。“此時端王莊王都有大師兄隨侍，隨時表演特異 功能。據說李蓮英曾引拳師去頤和園表演，並於六月九日護駕還宮。太后對拳藝大為折服，並親自習畫‘靈符’”[23]。6月9日董福祥的甘軍入城；這支“回 子兵”軍紀敗壞，惡名遠揚；“由是兵匪遂合而為一，益肆無忌憚，任意焚掠”[24]。當時義和團營中流行的順口溜“吃面不擱醬，炮打交民巷；吃面不擱醋， 炮打西什庫”就是他們攻打東交民巷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的自供狀。“逢吃教者，無論男婦老少，隨意殺在當街矣，無人過問。教民之屋，無論市房住宅，任意焚燒 毀折，無人敢救。”[25]“崇文門內，屍如山積，燈市口、勾欄胡同、大柵欄、珠寶市等處，被害尤甚”[26]。“拿起鍘刀片，好把鬼子砍。練好義和拳， 洋人變泥灘”[27]。“市區內屬於七個外國傳教士機構的三十四所住宅、十八座教堂、十二所男童學校、十一所女童學校、四所職業訓練學校、十一個藥房和七 間醫院，均被義和團摧毀。英國外交官在西山造價高昂的新別墅以及（在西山）屬於教會的三十三個產業被焚毀殆盡；裏面的財物被附近的村民搶掠一空。” [28] 6月21日清廷的《宣戰詔書》發佈後，“各處喧傳開戰諭旨，匪勢愈張，如河決山崩，莫可抵禦矣”[29]。
在義和團的恐怖殺 戮之中，公使舘的外國人自發組織搶救隊，冒死去市區拯救中國教民和他們的家人。6月16日晨，他們去天主教西禮拜堂救援。“教堂火仍未熄。其附近小胡同 中，多為教民家屬所居，拳匪到處搜殺，被殺者已不少，有數胡同屍骸遍佈，當此六月暑天，臭味難聞，使人不能久留。男女老幼之屍，堆置一處，有裂成數塊者， 有身首異處者，有已死者，亦有半死者，尚微微伸動，其象尤為可慘。予等漸集難民于一處，其數愈集愈多，有婦女經此恐嚇，成為癱瘓者；有須臾之間，全家只餘 一人者；狂呼不已，似成瘋顛。予等頭上均滿汙血跡，有數人已不能耐，無一人料及，來到此地，乃見野蠻殘忍之情形，至於此極也。”[30]
義 和團濫殺無辜到何等程度，禦河橋上的屠殺可見一斑。團匪“擁三百余人於禦河橋，皆手刄之”。一個團匪在認出一個熟人後高喊：那個人我認識，他不是二毛子， 別殺他。持刀殺人的團匪回答說：他死後在陰間入教吧，這樣就不寃了；手起刀落，將那人殺害[31]。義和團連教會慈善機構收容的傷殘者和嬰幼兒都不放過。 例如團匪將柵欄墳塋、嬰孩院、養病院一併焚毀，“所留看堂之大嬰孩二十余人、工人十余人皆死於匪手”[32]。此外，義和團大規模燒殺搶掠信奉伊斯蘭教的 回民，聲言非要吃回民的人肉餡不可[33]。義和團還仇恨上海人，因為上海華洋雜處，十裏洋場。“義和團見南人必問曰：爾上海人乎？若應之曰然，則槍刃交 下矣。”[34]
京城的婦女遭受到拳匪、清兵駭人聽聞的淫辱、殺戮。“常見奉教婦女途行時，遇義和團即跪下，率被拉去斬之”[35]。 “庚子夏天發生於北京的奸和擄，則禁軍、甘軍也是首惡啊！婦女被奸被殺的無法統計。”[36] 英《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莫理循（Morrison）的日記記載：“暴民們用恐怖手段和大屠殺來迫使基督徒放棄信仰……還把他們家中較漂亮的女孩賣了當 妓女”。出生在中國的英人普特南·威爾（即B.L.Simpson）在《庚子使舘被圍記》中談到，在他參加的一次使館人員去市區救人的路途上，“忽有一法 人失足而跌……跳起驚呼，蓋其足下臥一中國之婦女，縛以繩索，身已半焦……微微呻吟。彼拳匪真殘忍已極，捆此婦人以火燒之，拋至路旁為照路之用”。原來這 個婦人被 “點天燈”了，拳匪用（活人的）人油作照明用。
奸殺以發洩獸性，搶掠以財入私囊。居屋中“凡存有洋貨等物，搜搶一空，飽載而 歸，謂之淨宅”[37]。“凡有富厚之家，指為教民，則所掠無算”[38]，連京城的侯門王府亦被殃及。大學士徐桐視滅洋“為數千年來第一快事”、“要以 洋鬼子之皮襯其轎”[39]，但團匪搶劫起來是六親不認的。團匪闖進他的府第，擄劫其家眷。徐桐“見勢不佳，不得已長跪團匪頭目之前，始免一死，惟房屋、 什物付諸一炬矣”[40]。軍機大臣王文韶的府弟被焚毀。尚書孫家鼐家居東單頭條，被洗劫一空；“其公子所存僅一短衫，下體盡祼，而匪猶未滿，以槍擬尚 書，令交出黃白物（即金銀 -- 引者注）”[41]。尚書徐用儀和立山“其邸第即為拳匪搶劫一空”[42]。
“京畿村市，無論民教， 概被團黨搶劫焚毀。村民扶老攜幼，爭先逃難，哭聲遍野。”[43]“團匪現在無論好歹，並不問在教及不在教者，悉遭殺害，已有數十處村莊居民，均已逃往他 處避難，故各村業已人跡一空”[44]。民眾在逃難途中仍難逃厄運。團匪對“所有行囊包裹，無論巨細，逐件搜查。稍有金珠銀錢洋貨之物，盡數扣留，輕則空 身釋放，重則解送莊王府究懲。貧苦小民或可捐資賣放，富厚之家無一倖免，性命依然未逃，錢財大半蕩盡。”[45]
義和團的另一項“專 長”是放火。放火不僅是他們發洩仇恨、肆意破壞或者趁火打劫的手段，而且是他們“作法” 以揚威的騙局。“其詐人之術，以發火為最長”[46]；以至於“見火起之處，即知彼拳匪所到之處”[47]。縱火之前，拳匪“以刀槊向人屋上指畫，又向土 中作符篆狀，眾齊聲呼曰：‘照！’火立發”。其實拳匪“預伏人於屋中，施火油以應之”[48]。6月16日義和團在前門外大柵欄焚燒“老德記”洋貨鋪和 “屈臣氏”洋藥店。烈火乘風勢蔓延，拳匪以火聽其指揮而不許撲救，結果沖天火焰延燒三日不滅，把最繁華的前門大街一帶焚成廢墟。千余家钜商大鋪、7千餘間 民宅化為灰燼；正陽門城樓亦被燒塌（國人後來把正陽門城樓被毀栽到了八國聯軍身上）。京師二十四家鑄銀廠全部被焚毀，所有錢莊銀行被迫停業。通貨既無，市 場交易全部停止[49]。“自此以後，無日不火光燭天，非焚教堂，即焚教民之居室”[50]。“京師城內兩翼地面，城外五裏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戶房產 等，焚燒殆盡。”[51]
義和團無法無天，囂張到了縱火焚燒清政府各部的衙門。政府的吏、戶、禮、兵、刑、工六大部，史料上明確記載被 義和團焚燒的就有吏部、禮部和戶部衙署。“自各部衙門被焚後，諸京官紛紛出京”逃避匪亂[52]。至於焚毀中國海關辦事處、郵政局、外國銀行，更是不在話 下。截止到8月15日聯軍破城，史料明確記載的京城大火就有71起；幾乎所有損失慘重的焚燒事件都是在義和團湧入並佔領北京的六月份發生的[53]。
清 軍也不甘後人。“二十六日（西曆6月22日-- 引者注）九點鐘時，各街巷聞槍聲忽作，叫囂哭喊之聲，無異雷震。是為官兵劫掠之始。是日，各京官住宅及殷實富戶無不被掠一空。其先至者，蜂擁入室，以刀破 箱，出衣物於庭中，揀佳者取以去。甫去而他兵又至，則取其次者。約七八起而衣物告罄矣。其銀票等物，亦必搜攫淨盡。其或閉門不納者，兵即逾垣而入，放槍無 數以恐嚇之，然後飽掠以去。設與爭論，即被擊斃。如所掠尚不滿意，即火其居。一時滿街塞巷，無非搶物之兵丁。而兒啼女哭之聲，尤使人聞而心碎。街市間屍骸 橫臥，亦難數計。顧各處雖多被搶，尚不及住居附近東交民巷一帶之甚。蓋與使館為鄰，故受禍尤慘也……是日命婦之為兵戕害者亦有數人，小民更難數計。” [54] 7月15日，“由棋盤街東廓起，東郊民巷、東城根、禦河橋，皇城根、東單牌樓，王府井一帶，官民住宅鋪戶貨產，俱被武衛各軍槍擊火焚”[55]。8月15 日聯軍破京，清軍和拳匪潰逃前大肆搶劫，飽掠而去：“各路武衛軍隊，也四散奔逃。還有這班義和團，統已改易前裝，大肆搶掠。可憐潰兵敗匪，擠做一糟，百姓 不堪騷擾，反眼巴巴的專望洋兵。”[56]
庚子之亂是北京空前絕後的浩劫。拳匪、清兵兩個月的恣意暴行、燒殺搶掠，使京城屍積如山，血 流成河。天熱屍腐，臭氣燻天，全城鬼哭神嚎。京都“數百年精華盡矣”[57]。當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時，外國記者看到的是：“所有的地方都已經被義和團拳民 和中國人毀壞殆盡。這個事實可以向人證明，北京已是一座廢墟之城。各處的外國人或基督徒，或者任何同情外國人，同情中國基督徒或有財產的中國人都被屠殺 了。”[58]
義和團禍國殃民，惡貫滿盈。在八國聯軍的清剿之下，拳匪作鳥獸散。匪首張德成在天津陷落前夕，“亟席捲所有逃去” [59]；後於河北省王家口因勒索鉅款被百姓圍攻，白刃齊下，剁成一堆肉[60]。匪首曹福田逃亡中潛歸故里（河北靜海縣），被村民綁縛送官，淩遲處死 [61]。
庚子之亂是世界近、現代史上規模最大、手段最兇殘的宗教迫害和排外殺戮。據著名漢學家、歷史學家費正清考證，僅山西省就殺了 250多個洋人，歐美傳教士全部罹難。中國基督徒的犧牲尤為慘烈。僅直隸（河北）一省，歷史學者估計約有兩萬教民被殺[62]。義和團瘋狂屠戮的並不限於 外國傳教士和本國教民；死於屠刀之下的大多數人都是普通的民眾、官紳。“拳匪之殺教民也，謂之二毛子，其實十九皆平民”。僅在北京一地，義和團就屠殺了十 幾萬人[63]。
對這場史所罕見的浩劫、殺戮，國人不僅無懺悔之心，反而振振有詞：中國人痛恨洋人傳教，因為那是為帝國主義侵略“打頭 陣”；中國人痛恨“二毛子”，因為他們仰仗洋人的勢力，橫行鄉里，欺侮同胞。凡是對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者略有瞭解的人，都清楚那是欺人之談。傳教士的 使命是傳播“信耶穌，得永生”的福音。說傳教士負有政治使命，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遣部隊”，是不值一駁的謊言。那些皈依基督教的華人，“考察史實，絕大 多數教民皆為安分守己的良民”，“據《清末教案》所載1842至1861年各省封疆大吏8次所奏之案，各地皆未發現教民有不法行為”[64]。入教以謀私 利在所難免，尤其是在剛剛皈依時。其絕大多數是窮人，教會的慷慨施捨（衣、食、醫藥、教育）對他們有巨大的吸引力。初時被‘利’吸引，逐漸為‘義’感化。 基督徒的平均道德水準高於常人，是不爭的事實。教會也決不會縱容信徒在社會上為非作歹。至於那些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傳教士，他們含辛茹苦、 涉險犯難、傳播福音、熱心公益，誠為可欽可敬的仁人志士。特別是早期的傳教士，“至明末清初，尤其是清初，耶穌會士（Jesuits）奉教廷之命來華傳 教……都是些聖潔（holy）而有殉道精神的學者……經過教廷選拔而為宗教獻身的聖徒”[65]。他們當中的一位傑出代表是德國天主教神父湯若望。這位博 學的傳教士對中國的曆法修訂、火炮製造、採礦冶金技術均作出重大貢獻。他的聲望如此之高，官居一品，封贈三代；生前被孝莊皇太后認作教父[66]，死後被 康熙帝讚譽“垂不朽之榮”[67]。
外國教會和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同時，大力興辦慈善和教育事業，救助窮人，普及教育，傳播科學知識。 教會慈善事業的普救眾生，從下面的一個事例可見端倪。1892年，庚子之亂爆發的八年之前，察哈爾省（今河北北部）發生大饑荒。在饑荒初起的第一個月內， 當地的基督教堂就收養了一千五百名被丟棄的嬰兒[68]。中國歷史上，無論是官方還是私人，誰在饑荒之中，在短期內收養過這麼多棄嬰，如同天使，拯救過這 麼多幼小的生命？中國的第一所醫院、第一所育嬰堂、第一所孤兒院、第一所聾啞學校、第一所盲童學校、第一所瘋人院、第一所西式學校、第一所現代化大學、第 一所女子學校、第一所女子大學、第一所科技學校、第一個印刷所、第一個出版社都是基督教會創辦的[69]。第一個幫助中國一些少數民族創造文字的，也是基 督教會 [70]。中國的第一張全國地圖和（各省）分省地圖是外國傳教士（兼科學家）用九年時間為康熙帝繪製的[71]。“一八七七年，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設立 ‘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出版各類現代教育教材五十九種，三萬冊。是為中國民間新式教育教材的最初源泉。到一九一四年，基督教新教在中國開辦的學校共有四千 一百多所，其中有震旦大學、輔仁大學等高等院校，學生總數為十一萬三千名！也是到一九一四年，天主教在中國開辦的學校共有八千零三十四所，絕大多數為初等 學校或理工學校，學生總數達十三萬二千八百五十名！從蒙學、小學、中學到大學，不是別的，正是西方來的教會和傳教士為中國形成現代教育科學體制開闢出前進 的道路。”[72] 另外，有悖於“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中國傳統文化，“傳教士在推動中國婦女的早期教育方面有卓越的表現”[73]。近百年來，國人在教會學校接受教育，爾後 成為社會棟樑之才的不計其數；孫中山、宋慶齡、袁隆平、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馬寅初、王稼祥、林森、冰心，不過是其中的幾例[74]。
大 力興辦教育、扶貧救災之外，開辦醫療衛生事業、傳播西醫西藥，教會身體力行；禁止蓄妾、提倡天足、反對早婚、提倡女權、戒煙禁賭、勸娼從良，教會孜孜不 倦。傳教士在中國傳播的不僅是“神愛世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教義，而且是西方文明和先進的科學技術。把中國從中世紀喚醒的“西學東漸”， 傳教士實為開路先鋒；中國初識“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傳教士是介紹人；中西文化交流，傳教士是開拓者。近代中國最有影響的出版機構—— 廣學會，是英美傳教士創辦的。“廣學會的書籍對清末維新運動和清末新政產生很大影響；自光緒十六年（1890年）到宣統三年（1911年）共約400種， 初版、重印合計共達100多萬冊。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為瞭解西學和參考西法，找來閱讀的129種新書中，其中89種為廣學會出版。”[75] 孫中山如此評價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的歷史性貢獻：“吾人排萬難，冒萬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復祖國。推其遠因，皆由有外國之觀感，漸染歐美文明，輸入世界 新理，以至風氣日開，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惡劣異族之政府，蓋無不由此觀感來也。而此觀感，得力于教會西教士傳教者多。”[76] 庚子戰爭一百年之後（西元2000年），33位在中國殉道的外國傳教士和87位殉難的中國基督徒被教皇保羅二世莊嚴“封聖”（冊封為聖徒）[77]，就是 對他們崇高的歷史評價。
清末民初，義和團是“邪教”、“土匪”、“劫盜”乃朝野的共識。1949年之後，“黑手高懸霸王鞭”，拳匪也翻 身了，被吹捧為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英雄、鬥士；庚子之亂被吹噓為“威震中外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試問，義和團“滅洋”的大屠殺、大破壞、大搶掠與“反 侵略”有何相干？至於說到義和拳民的作戰表現，如果說清軍在庚子戰爭中常常是一觸即潰，拳民則是未觸先潰，望風而逃。實際上，戰爭開始以後，絕大多數拳民 仍在到處打洋教、發洋財，燒殺搶掠，根本沒有投入抵抗聯軍的戰鬥[78]。拳民“日以仇教為名四出搶掠，並不以攻打洋兵為心”[79]。偶上戰陣，義和團 “臨陣以童子為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後督戰，見前隊倒斃，即反奔（轉身逃跑 -- 引者注）”[80]；所以死在戰場上的，以童子為主。拳匪首領張德成一次在天津率大隊人馬出戰；“洋人果出，僅三人，各執槍向團。團即反奔，途中自相語 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81]“團每戰必敗，或問故？團曰，每戰輙見洋人隊中，有赤身婦人立於陣前，致法術為其 所破。”[82] 聯軍攻佔天津，“所有拳眾，都脫去了紅衣，撕去了符咒，手執大日本順民，大英國順民，大法國順民，大俄國順民，大德國順民等旗號，爭著跪接洋兵了。那些紅 燈照，也都脫去紅衣，逃入娼寮當婊子去了。”[83] 當八國聯軍兵臨北京城下時，“義和團外鄉之人，連夜逃遁，在京之人，改裝易服。一日一夜之間，數十萬團民蹤跡全無，比來時尤覺迅速也”[84]。梁啟超對 義和團作過這樣的概括：“拳匪其先帕手持刀，樹扶清滅洋之旗者，其後聯軍入京，即相持順民旗作乞憐之狀。”[85]
更令人齒冷的是，國 人把義和團、清軍令人髮指的暴行栽到八國聯軍的頭上，京城的滿目瘡痍竟說是八國聯軍燒殺搶掠的結果。這種栽贓是徒勞的。要說搶劫，天字第一號的搶劫目標應 該是皇宮御苑；要說姦淫，皇宮御苑也是婦女集中的所在（聯軍破京時，西太后只帶極少數宮眷倉皇出走）。但是聯軍對紫禁城、西苑、頤和園等皇宮御苑是特別加 以保護的。“聯軍入城後，以救護欽使（即外國公使 -- 引者注），保衛宮禁，搜捕拳匪為宗旨，均竭力舉行”[86]。出於對中國和中國政府的尊重，聯軍進京時沒有攻佔紫禁城。“各國公使及駐京聯軍最老將領協議 之結果，將該禁城劃在佔領區域以外”[87]。清宮不僅未遭兵災，而且保持了皇室的尊嚴。宮中由才具過人的瑜貴妃主持，內務府承命而行，宮中事務處理得井 井有條。宮中的妃嬪在養尊處優之餘，還縫製棉衣，派人送給“西狩”的兩宮，所謂“承直膳房依例進，寒衣紉就寄西京”[88]。
“聯軍舉 德大將瓦德西為統帥，入居儀鸞殿（儀鸞殿在西苑，不在紫禁城 -- 引者注），整隊入宮。見穆宗瑜妃，猶致敬禮。殿宇器物，戒勿毀掠。逮回鑾時，尚無恙也（到西太后、光緒回到北京時，宮中安然無恙 -- 引者注）……初，太后藏金宮中，聞達三千余萬，聯軍護存之。及還宮，金無恙，太后則大喜。”[89] 瓦德西信守了他對德國皇帝的承諾：“餘將用全力，以使一切由德接管之房舍物件，均常妥為保存。”[90]
紫禁城由日、美兩軍負責嚴加保 護。它們制定了“遊覽紫禁城章程”（只參觀紫禁城內的三大殿，不包括後宮），共八條，其中規定：“一、凡文武官員，及各國士商，應持有聯軍各軍管帶官之信 函，准於每禮拜二，禮拜五等日，自午前十點鐘，至午後二點鐘止入內，二點鐘以後，應請各位退出。二、按前條所開之管帶官之信函，應請於前兩日預投，或致美 提督，或致日提督。函中聲明系某官居長，及應偕行人數……”[91]。保安措施可謂嚴密。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京都的情況牽動人心。全 國各地的報紙，每天在頭版的重要位置都有關於聯軍在中國的各類消息和京津地區情況的報導。從庚子年8月中旬聯軍破京，到次年7月聯軍撤離北京，在長達一年 的時間裏，在信譽卓著的中國民間報紙《申報》的千百篇報導中，沒有一篇提到過八國聯軍對紫禁城皇宮有搶劫行為。“《申報》中不僅沒有關於八國聯軍搶劫行為 的報導，而且有與之相反的、更加明確的、關於聯軍無擾紫禁城及頤和園的報導。例如，1900年9月8日，聯軍進京後不到一個月的時候，《申報》以‘京師近 況’為標題，明確指出：‘各國聯軍入京之後，並不擾及頤和園及禁城各處’”[92]。
蔡東藩的《清史演義》記述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特別 指出聯軍的行止與亂兵拳匪有天淵之別：“日本兵先從東直門攻入，佔領北城，各國兵亦隨進京城，城內居民，紛紛逃竄。土匪趁勢劫掠，典當數百家，一時俱盡。 這北城先經日兵佔據，嚴守規律，禁止騷擾。居民叨他庇護，大日本順民旗，遍懸門外，可為一歎。各國兵不免搜掠，卻沒有淫殺等情，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 紫禁城也虧日兵保護，宮中妃嬪，仍得安然無恙。”（蔡東藩作為“一代史家，千秋神筆”，他的歷史演義被公認為通俗的中華通史）。
實際 上，八國聯軍自大沽海口登陸之日起，其軍紀、操守就與清兵拳匪判然有別。“傳聞大沽砲臺為洋人所踞，自海口至塘沽，遂為洋人運兵之路。洋人在塘沽市廛無 擾，雞犬無驚，較城中（指天津 -- 引者注）安靜。城中惡團（指義和團 -- 引者注）蹂躪，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93]
八國 聯軍出兵之前，中國北方地區被義和團、清兵禍害，幾成人間地獄；百官徒跣，生靈塗炭。聯軍攻佔天津、北京以後，平息暴亂，整頓治安，拳匪的紅色恐怖方告終 結，社會才由亂入治。有北京市民對聯軍指揮官這樣表達內心的感受：“你們外國兵，來到北京，真可以算是來救北京人，否則北京人還不知多死若干。照這情形 說，我們實在應該歡迎你們。”[94] 京城的治安恢復後，近畿各州縣還有義和團勾結土匪、潰卒胡作非為。聯軍對這種情況不滿，提出交涉，希望清政府地方官切實負責，維護治安。順天府所屬州縣， 遂一律設防自衛[95]。聯軍也在必要時出動；“華人常赴北京請求保護，因各處拳民漸已化為盜賊隊伍也，因此曾派小隊前往圍攻各該處地方”[96]。“聯 軍赴各處剿匪，到處土人，無不歡迎”[97]。
八國聯軍在恢復秩序、整頓治安的過程中，沒有濫用刑罰。聯軍在天津的臨時政府經過司法審 判，公開處決過數十名拳匪，僅此而已[98]。聯軍對死刑判決的慎重，如果和對拳匪有深仇大恨而要討還血債的教民比較，就顯得格外突出了：“聯軍入京後， 京津一帶，拳匪為教民所殺者，不下數千人”[99]。聯軍執法的人道，甚至引起清廷留守官員的不滿。瓦德西曾向德皇報告：“每每一種罪案，在吾國只加以三 四個月監禁之處罰者，而在中國則竟以死刑處之。直到現在，此間刑部大臣，猶常常向著「北京行政委員會」（八國聯軍治理北京的機構 -- 引者注）訴說城中不靖之狀，與日俱增，尤其是美國區域之內，彼以為系因處罰過於輕微所致。因此，該大臣請將所獲強盜竊賊，引渡于彼，彼當時常處以死刑。” [100]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以京師地面遼闊，遂公議劃界分段而治，廣設巡卡，嚴定通行章程，以為暫安閭閻之計”[101]。“暫 安閭閻”就是要百姓安居樂業。八國聯軍“廣設巡卡，嚴定通行章程”，首先是對外國人（特別是聯軍官兵）的嚴格管制。“第一條：凡外國人不論兵民，如有在境 內犯規者，即應命獲送最近巡捕卡管押，由捕頭繕函送交本國兵官，並將所犯之事及一干人證一併交案。第二條：每總巡捕卡，應設號簿開具被告洋人案件，並證人 名色，以備查考。第三條：凡兵士及營役，除有護照外，不得擅離各所管轄之境（即是說，各國官兵只能在自己轄區內走動，若去別處，需有護照——即特別的通行 證，可見對官兵管束之嚴 -- 引者注）……第五條：凡華人在上所開公共街道行走者，各國不得勒充苦工。”[102] 這個章程是聯軍嚴明軍紀的一個例證。
美軍在北京的指揮官其時發佈命令：“禁止兵勇飲酒，並不許酒店燒鍋賣與，致生事端”[103]。八 國聯軍在天津的臨時政府也發佈“告諭”，允許民眾釀酒、賣酒，但“只准賣與華人，仍不准賣給各國洋人”[104]。聯軍約束官兵，不可謂不嚴。酒店賣酒只 賣給華人，不賣給洋人；如此公然歧視洋人而能夠貫徹實施，是不是說明聯軍官兵是遵紀守法的？當兵的手裏有槍，但是看來他們不會憑藉武力，在酒店強取豪奪。
八 國聯軍嚴明軍紀，還包括嚴格管束為聯軍服務的華人。有些“在太君身邊的人”（比如華人隨軍翻譯）狐假虎威，招搖撞騙，利用他們職務的便利對百姓敲詐勒索。 他們的劣行一旦被發現，聯軍即予以嚴懲。聯軍在天津的臨時政府在成立之初就發佈告諭，宣佈凡以臨時政府或軍事當局名義征斂錢財，均屬詐騙；要求民眾檢舉揭 發，以便嚴懲[105]。據時人回憶，八國聯軍對那些“倚仗外國人的勢力欺害中國人的”查辦得如此之嚴，以至於當時衙門裏關押的竟以此類人為主 [106]。臨時政府在天津的《巡捕章程》也規定：“華人有勸外國兵加害于其本國人者，或因復仇起見及其餘一切緣故在捕房誣告本國人者，一律嚴罰” [107]。這些事實有力地駁斥了八國聯軍“無惡不作”的謊言。一個對欺害中國人的行為嚴厲懲處的軍隊，一個對誤導外國兵傷害中國人的行為嚴厲處罰的軍 隊，豈會對中國人燒殺姦淫？
北京居民回憶說：“當此時整個京城，雖然都被外國兵佔據，但他們都有了治安的民事機關，地面漸就平復” [108]。“五城練丁，現已一律身穿號衣，頭戴勇帽，在美界遍街巡邏，市面安堵（安堵：意為安定，安居 -- 引者注），皆美兵官梯兒曾一人之力，居民無不感悅”[109]。《申報》報導京都由亂入治的情況：“市中已貿易如常。鄉人每挑運菜蔬等物入城，以博蠅頭之 利。守城兵毫不阻人出入”。
戰亂之中，南糧北運受阻，糧食短缺。為了讓民眾有飽飯吃，八國聯軍開倉平糶。“京通各倉米石，經洋人開倉平糶，買者絡繹不絕”；“聯軍已將北京倉米，售與貧人，索價甚亷”[110]。
聯 軍指揮部對京都地區由亂入治並日趨繁盛、對城市衛生面貌的改善、對貧民救濟措施的實施也頗為滿意：“現在最普通之印象，即北京市況於最近數星期以來，又複 日趨繁盛……大多數商店，業已重新開門……我們更復盡力設法，以使華人漸為瞭解清潔之義。所有街上穢物，均須搬出城外，街燈之設，亦已實行……所有煙館賭 場，一律禁止。對於貧民，則特設湯廚二十處。並為彼等設置暖房若干，一如「柏林暖廳」辦法。現在此間乞丐數目，比較前此太平時候減少。其原因系由於彼等所 得勞金，甚為豐厚，蓋多數苦力，常從軍隊方面，獲得工作機會故也。”[111] 八國聯軍在北京“特設湯廚二十處”，供給貧民免費食物，類似中國傳統上救濟饑民的“粥廠”，這不算太稀奇（儘管一個城市中“粥廠” 竟有二十處之多，令人矚目）。使人驚異的是，聯軍為無家可歸者“設置暖房若干”，這在中國恐怕是開天闢地第一回（只有杜甫在詩歌中幻想過：“安得廣廈千萬 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華人對八國聯軍保境安民的信心，遠高於對本國政府：“北京城裏，因與中國官廳協力維持秩 序之故，甚為安靜。而且居民信任之心，亦復與日俱增。在明達華人方面，甚至於屢屢表示，深以聯軍離去為憂。蓋彼等相信在此撤退時期之內，勢將為本地盜匪所 利用，大加搶刧，陷於混亂。”[112]
聯軍統帥瓦德西“稔知中華習俗，人亦和平喜交際，乃建議招致京中紳士，參與安民善後各事宜，每 日開會議事。一時士民頗頌之，爭先往睹，王公大臣亦有參雜其間者。遍設員警巡邏各地，維持治安，由瓦分派紳士主持。除軍、政系聯軍自主外，其餘民事，均與 紳士等商榷而後行。列名顧問者多至數十百人，儼然外國政府之上賓。”[113] 瓦德西到任後向德皇保證中止庚子之亂的浩劫：“餘將用全力，務使前此余曾恭奏皇上之（中國戰地）破壞荒蕪情形，得一止境”[114]。為嚴明聯軍軍紀，瓦 德西命令聯軍在征戰之中，“倘若該地秩序不久恢復，華人各歸居所，又若倘遇新占之地，居民未嘗出走，則吾人對於此項和平居民之私人財產，均須特別尊重；一 切非法行動，均須嚴厲制止。”[115] 為了收攬民心，“不可令學士文人向隅”，瓦德西模仿中國的科舉考試，在京師最大之金台書院舉行考試。“報名應試者，湧如怒潮”，達三千人。瓦德西“親臨金 台書院，考試諸生”；名列前茅者獲得了獎賞（第一名是浙江人）[116]。古往今來在戰爭之中，外國軍隊在臨時佔領的敵國首都舉行這種考試，瓦德西可能是 第一個，也是最後一人。瓦德西得到中國士紳、平民的稱頌，人們“爭先往睹”，包括貴顯無比的王公大臣，這僅僅反映了瓦德西個人的聲望，還是代表了八國聯軍 的聲譽？
在中國有一個流傳甚廣的關於瓦德西的傳聞，就是這位聯軍統帥與京師名妓賽金花的關係。這是小報“花邊新聞”和中國文人“名妓情節”的雜交產物，子虛烏有，荒誕不經。
賽 金花（本名趙靈飛），蘇州船妓出身，被狀元洪鈞買去作妾，隨出任清廷駐外公使的洪鈞去過歐洲。所謂她周旋於歐洲上流社會，被譽為“東方第一美人”，是國人 對賽金花不著邊際的吹捧。中國婦女傳統上“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據著名劇作家、歷史學家齊如山介紹，“在光緒庚子以前，駐外國公使的夫人，絕對沒有交 際……何況賽乃一妾，而非正式夫人，因稱呼關係就不會與人交際了。”賽金花又是纏足的小腳女人，在西方人眼中是個半殘廢的怪物，“不但交際不方便，且自己 都認為見不得人，故絕對不會出頭露面”[117]。
洪鈞任滿回國後不久即去世，賽金花重操賣笑生涯。八國聯軍入京時，這個半老徐娘是個 拉皮條的鴇子。賽金花與瓦德西素不相識，更無任何來往。“賽金花與瓦德西的故事，史家不予采信，但是它的各種版本流傳之廣，是值得我們追考其原因的。據清 末和民國年間頗有爭議的人物丁士源的《梅楞章京筆記》記載，聯軍司令瓦德西在南海紫光閣辦公，賽金花在丁士源帶領下女扮男裝，欲以拜謁瓦德西為名遊覽南海 勝景。因瓦德西不在，不克入內。第二天，丁將此事告訴鐘廣生和沈藎，鐘沈二人‘遂各戲草一稿，一寄上海《遊戲報》李伯元主筆，一寄上海《新聞報》張主筆， 謂賽金花被召入紫光閣，與瓦德西元帥如何如何，說成活現逼真’。這就是賽金花與瓦德西所謂‘情事’的緣起。當時正是國家存亡之秋，而士人關心的居然還是宮 闈秘史，還要聽《後庭花》，沒有現成的，就新鮮現制。”[118]
齊如山和賽金花熟識，庚子年間和賽經常見面。齊先生會講德語，與駐京 德軍有商業往來。賽金花與德國人打交道，有時要請齊幫忙。齊如山“見過與賽金花在一起的軍官都是中少尉階級，連上尉都沒有”；因為上尉已是一連之長，“舉 止上便需稍微慎重”。“至於（賽金花）委身于瓦帥，那是絕對不會有的”。瓦徳西有聯軍總司令之尊，絕不可能嫖娼狎妓。有兩次，齊如山看到賽金花和下層軍官 在一起。當遠遠看到瓦德西走過來，“與賽金花在一起之軍官，很露出愴惶之色，商量躲避之法”[119]，生怕主帥看到他們和妓女在一起。這不僅證明了瓦德 西的正派、威嚴，也說明了聯軍的軍風紀和長官須作下屬表率的傳統（這與中國官越大，越可以胡作非為，恰成對照）。
八國聯軍在華的軍事行 動是克制的。庚子之亂中，滅洋、滅教在中國大地上有燎原之勢，但聯軍的軍事行動只局限在直隸（河北）省內，南至正定，北至張家口，東至山海關，西至山西省 界。聯軍沒有在更大的區域內作戰，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這與單獨出兵東北、大肆攻城掠地的俄國的行徑迥然不同（對中國有侵略野心的俄國在戰爭爆發後，分南 北兩路出兵東北，擊潰清軍，剿滅拳匪，很快佔領了東三省全境。本文所謂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不包括單獨出兵東北的俄軍）。實際上，聯軍佔領首都、京津地區 平定下來以後，拳匪在外地的燒殺搶掠、殺害教士教民的暴行並未終止，更有些是在清政府官員的煽動之下發生的。比如河南省的外國傳教士曾向法國使館求援， “稱河北岑道，滑縣呂令，安陽石令（‘道’即道台，‘令’是縣令 -- 引者注），煽惑居民，地方大亂，拳匪各區遊行，凡教士教民所餘財產複行焚毀，洋人性命深為可慮。”[120] 對這些騷亂、暴行，聯軍在相當大程度上依靠外交手段解決。對河南省的暴亂，法國公使通知“北京全權大臣”（即在京主持和談的李鴻章、慶親王），要求清政府 平息暴亂，保護傳教士和教民的生命財產[121]。
八國聯軍的另一個德政，是在平息拳匪之亂後，大力修復華北地區被拳匪嚴重破壞的鐵 路、車站、橋樑、電線、通訊等設施，為解除民生困苦、促進商貿活動、恢復中國經濟做出了貢獻。聯軍中除人數極少的奧軍外，其他七國軍隊都有技術兵種，如鐵 道兵、工程兵、電技師、橋樑工兵等；他們在戰後的恢復重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22]。或許有人質疑，洋人修復“洋設施”，是不是因為這些設施的產權屬於 他們？答案是否。所有那些現代化設施的產權均屬於中國，非官辦，即商辦。聯軍修復鐵路、橋樑、通訊等，是不是為他們在中國作戰方便呢？否。聯軍攻克北京 後，接到各地的“匪患報告”，獲悉外地的傳教士和中國教民仍在義和團的屠戮之中，遂（在必要時）派兵出擊，征剿拳匪。這種解危紓難的軍事行動，哪里容得先 修鐵路？聯軍出兵追剿拳匪是在（庚子年）8、9、10三個月，其時各條鐵路線的修復工程尚未開始（津沽線除外）。大規模修復重建工程是在拳匪基本肅清的 11月份開始的[123]。
聯軍修復鐵路遭遇的一個重大困難是大量鐵軌的遺失。義和團破壞鐵路時，只將一小部分鐵軌彎折毀掉，大部分鐵 軌其實被藏在附近的村落中。聯軍沒有通過軍事討伐或勒令歸還（否則懲辦）的方式找回這些鐵軌，而是用金錢獎勵，讓村民交出這些鐵軌[124]。一支外國軍 隊向當地老百姓“贖回”被搶走的國家資產，用此資產為那個國家修復重要的交通設施，這可否稱為仁義之舉？
八國聯軍官兵與中國民眾的關係 可以和諧、親近到什麼程度，恐怕是當代不少國人難以想像的。齊如山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自外國兵進城後，皇帝是跑了，不但沒有一個辦公的機構，連個私塾 念書的地方都沒有，彼時我們的本家親友的子弟都來京，因此自己花錢成了一個很大的書房，除學中文外，算學、地理、 洋文等等都學，請了幾個外國兵：有美國二人，法國二人，德國三人，各教本國文字，這些教員，都不要錢，只送些煙捲啤酒便足，也有以教他中國話，作為互換條 件的。這個書房存在了兩三年，因為北京大學及譯學舘等成立，所有子弟都入了那幾個大學，此書房才慢慢停辦了，這個書房我得益處確不少。我除接續學點洋文 外，我是偏重問他們國內社會中的零碎情形，可巧遇到一位德國管財政的官員，他是專門研究社會情形的，他知道的德國社會情形很多，于我自然是有極大的益 處。”[125]
八國聯軍稱不上是仁義之師，聯軍中也不是沒有擾民的敗類；或出於復仇心理，或源自私心貪欲。八國聯軍中有雇傭兵，素質 較差，對聯軍的軍紀也不無影響。比如英軍中有大量的印度人，法軍中有大量的越南人。但無論如何，八國聯軍的擾民行為和拳匪清兵大規模的燒殺姦淫不可同日而 語。聯軍士兵搶掠盜竊財物有之，而浮濫殺戮強姦則無。“外國兵道德一定怎樣高，固然不敢說，搶掠也是平常事，若說姦淫，恐怕還是很少的事情，而且在北京城 裏頭，在長官的眼底下，又有各國軍隊的相形比較，哪一國都是要面子的。”[126] 這是親曆者的見證；它難道不是蔡東藩對八國聯軍評價（“各國兵不免搜掠，卻沒有淫殺等情，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的最好佐證？蔡東藩的《清史演義》共 有兩處提到八國聯軍的軍紀操守，均以讚揚為主。一處是上述的“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另一處講：“當時聯軍駐京，多守規則，惟德軍較為狠鷙，苛待居 民”。清史專家高陽的名著《慈禧全傳》用二、三百頁的篇幅描繪了庚子戰爭。對義和團的禍國殃民、清軍的胡作非為，高陽作了大量的揭露；但是對八國聯軍的軍 紀操守，他沒有一個字的貶斥。八國聯軍進京之後，北京的士紳給朝廷上書，報告京都的情況，也坦誠：“雖洋人入城，尚未十分擾害”[127]。
中 外開始議和時，李鴻章與聯軍統帥瓦德西會談。瓦德西坦率（但是有禮貌）地指出了中國軍隊的軍紀敗壞，不得民心：“此間華軍無紀律者頗多，北方人民頗不願有 之”[128]。在另一次會談中，瓦德西就不客氣了：“現在危害中國良民之真正暴徒，不僅是尚未肅清之拳民；據我所知，即李氏自己部下之散為小隊駐在省內 各地者，亦複如此。現刻已經屢次證明者，即往往全村居民，一見中國軍隊將到，便全體逃走。反之許多村莊居民，對於聯軍之來，卻極為熱誠歡迎。”[129] 這是八國聯軍統帥的自吹自擂嗎？事實是，類似的記載在中國人自己的歷史文獻中也屢見不鮮，如筆者前面引用的：天津民眾“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北京“百 姓不堪騷擾，反眼巴巴的專望洋兵”。
和任何群體一樣，害群之馬總是有的。傷害人命、淩辱婦女的行為，八國聯軍中並非沒有，但是僅為個別 事例；而且一經發現，會受到嚴厲制裁。8月17日，在聯軍剛剛攻克北京的混亂、無序之中，一個美國水兵德懷爾（Stephen Dwyer）闖入居民家中，用棍棒歐打一個孩子，將其拖出門外，造成了孩子的死亡。他把男人趕出屋外，強姦了屋中的兩名婦女。美軍總指揮查菲將軍 （General Chaffee）對破壞軍規軍記的行為，執法如山，對犯罪者嚴厲制裁。德懷爾很快受到軍法審判，被判終身監禁，關押在三藩市著名的惡魔島監獄[130]。
庚 子戰爭——中國與所有的西方列強開戰，是當時重大的國際事件，“全世界之眼光，皆注於此”。聯軍的身邊有如影隨行的記者。西方媒體向有“第四權”之稱，以 監督、批評政府為己任、為能事；即是說，聯軍是在各國媒體、國際輿論的監督之下。這種監督的嚴格，可以從北京西郊的一座白塔被聯軍毀壞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反 映出來。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不久，9月16日，美軍和英軍聯合行動，清剿盤踞在北京西山八大處的大股拳匪。這次軍事行動由美國將軍威爾 遜（Wilson）指揮。在戰鬥勝利結束後，英軍指揮官拜樓（Barrow）將軍以英國公使的名義，請求威爾遜批准，將一座聳立在山頂的千年（白瓷）古塔 毀掉。威爾遜聞言大驚，表示他不能容忍這種野蠻的破壞行徑。拜樓解釋了英方的動機。他說中國人毀滅了我們無數的教堂，如果我們不以摧毀這座著名的白塔寺廟 作為懲罰，中國人會認為，他們供奉的神比我們基督教的神要神通廣大，不可戰勝。威爾遜認為拜樓的理由匪夷所思，堅持不批准英軍的請求。最後（為緩和與英國 人的關係）威爾遜講，明天清晨他將率領美軍回北京，他的聯合行動總指揮的職責也到此結束。之後，英國公使和英軍指揮官所做之事，他無權干涉（處理中國事 務，英國公使當然比聯軍的一個指揮官更有權威）。第二天美軍回城後，英軍炸掉了白塔。
聯軍摧毀北京郊區美麗的白塔立刻作為醜聞被世界媒 體報導。在英國《倫敦時報》（The London Times）駐中國記者的電訊報導中，毀滅白塔的罪責推到了美國威爾遜將軍的頭上，說是他下令破壞的。威爾遜聞訊後，向英國記者興師問罪，要求他立刻糾正 這個難以原諒的錯誤。這個事件影響惡劣。英國人帶有迷信色彩的破壞行為，使英國軍人和由他們代表的英國文明在西方盟國面前蒙羞[131]。
聯 軍由多國軍隊組成，代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它們之間無論在軍功、戰績方面，還是軍規、軍紀方面，都在相互比較和監督。以一事為例。當 時北京有一個天文觀象臺，位於徳軍管轄區內。觀象臺上的一些天文儀器被德軍和法軍掠走，作為文物運回歐洲（其實這些儀器十之八九都是外國傳教士設計、製造 的，比如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製造了渾儀、天球儀、地球儀等）。瓦德西在給德國皇帝的報告中說：“這些儀器無疑是中國人的財產，但是根據國際通行的慣例，它 們可以當作德國的戰利品；而且這也是對我們一個小小的戰爭賠償。至於全部的戰爭賠償，恐怕我們永遠也得不到。”瓦德西的邏輯沒有為他的同盟國接受。美國查 菲將軍寫了一封措辭強硬的信，對德軍的掠奪行為表示抗議。查菲在信中甚至譏諷說：在聯軍解救人道危機的征途上，並沒有德國軍隊的身影[132]（德軍主力 是在聯軍佔領北京後，才遠道從歐洲而來）。兩年之後，法國歸還了它掠走的儀器。後來根據《凡爾賽條約》，德國也將這些儀器歸還中國。
八 國聯軍的監管者還包括它們國內的反對黨和司法體系。西方國家的反對黨，對政府（包括政府指揮的軍隊）的行為是用放大鏡、顯微鏡（甚至哈哈鏡）觀察的。政府 軍敢在外國胡作非為，國內會吵翻天的，責任者沒有好下場。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就對庚子戰爭中的德軍進行過尖銳的抨擊。另外，國有國法，軍有軍規，軍人不明來 曆的財物政府是有權沒收的。其時法軍“福爾利提督特裝寄四十箱回歐，該箱至法國馬賽時，該處海關奉諭將此等物件悉數扣留，蓋法國政府以為此非用兵時所應得 之物，故有此舉。”[133] 將軍想吞下不義之財，談何容易。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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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鹿完天:《庚子北京事變紀略》
[2] 史料來源於《維琪百科》“義和團運動”條目以及著名作家、清史專家高陽的《慈禧全傳》
[3] David Silbey:《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國的拳民暴亂）
[4] 左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5]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6] 李杕:《拳禍記》下，“景州朱家河教難”
[7]《景善日記》
[8]《維琪百科》 “太原教案”條目，史料來源於羅惇曧的《拳變餘聞》
[9]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0] 同上
[11] 史料來源於《維琪百科》“太原教案”條目
[12]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3]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彙編》
[14] 柴萼:《庚辛紀事》
[15]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彙編》
[16]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
[17] 羅惇曧:《拳變余聞》
[18] 胡思敬:《驢背集》
[19] 同上
[20] 戴玄之:《義和團研究》
[21] 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
[22]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23]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24]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25] 張黎輝輯:《義和團運動散記》
[26] 柴萼:《庚辛紀事》
[27]《百度百科》“義和團歌謠”
[28]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29]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30] 普特南•威爾:《庚子使舘被圍記》
[31] 僑析生:《拳匪紀略》卷5
[32] 包士傑輯:《拳時北堂圍困》
[33] 黎仁凱主編:《直隸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
[34] 葉昌熾：《 緣督廬日記鈔》
[35] 楊典誥：<庚子大事記>，《庚子記事》
[36]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37] 仲芳氏:《庚子紀事》
[38]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39] 普特南•威爾:《庚子使舘被圍記》
[40] 佚名:《綜論義和團》
[41] 柴萼:《庚辛紀事》
[42] 朱壽彭:《安樂康平室隨筆》
[43] 徐緒典主編:《義和團運動時期報刊資料選編》
[44] 左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45] 仲芳氏:《庚子記事》
[46] 林紓:《京華碧血錄》
[47] 普特南•威爾:《庚子使舘被圍記》
[48] 林紓:《京華碧血錄》
[49] 常青:《話說1900年：北京的浩劫》
[5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51] 楊典誥：<庚子大事記>，《庚子記事》
[52] 王秀楚等:《清朝史料彙編》
[53]《逆流而動，禍亂中華 —— 重評義和團運動》
[54]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二
[55] 仲芳氏:《庚子記事》
[56] 蔡東藩:《清史演義》
[57]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58]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59] 龍顧山人:《庚子詩鑒》
[60] 羅惇曧:《拳變餘聞》
[61] 陸士諤:《清朝秘史》
[62] 侯宜傑:《神拳義和團的真面目》
[63]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64]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65]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66]《維琪百科》“湯若望”條目
[67] 康熙諭祭湯若望
[68] 馮學榮:《“侵華急先鋒”的另一面》
[69]《基督教會在中國創造的多個第一》
[70] 侯宜傑:《神拳義和團的真面目》
[71] 張建偉:《最後的神話》
[72] 張建偉:《最後的神話》（輔仁大學、震旦大學是天主教會辦的，非新教教會）
[73] 簡·亨特:《文雅的福音》
[74] 馮學榮:《“侵華急先鋒”的另一面》
[75]《維琪百科》“廣學會”條目
[76]《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77] BBCChinese.com:“教皇在梵蒂岡加封中國聖徒”
[78]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79]《義和團檔案史料》(上)
[80] 佚名:《天津一月記》
[81] 同上
[82] 同上
[83] 陸士諤:《清朝秘史》
[84] 仲芳氏:《庚子紀事》
[85] 梁啟超：《革命駁議》
[86]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87] 瓦德西1900年11月12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88] 陸士諤:《清朝秘史》
[89]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90] 瓦德西1900年11月12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91]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92] 北明: 重審八國聯軍中的美國(22)——附篇:“聯軍無擾紫禁城”
[93] 佚名:《天津一月記》
[94]《齊如山回憶錄》 第三章 義和團進京、洋兵進京、作生意時代
[95]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
[96] 瓦德西1900年11月25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97]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98] 劉海岩:“八國聯軍佔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這不包括在戰場上消滅的拳匪）
[99]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100] 瓦德西1901年2月12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01]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三
[102] 同上
[103]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事雜記》
[104]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105]《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106] 齊如山：《關於賽金花》
[107]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108]《齊如山回憶錄》 第三章 義和團進京、洋兵進京、作生意時代
[109]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110] 同上
[111] 瓦德西1900年12月27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12] 瓦德西1900年12月28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13] 許指嚴：《十葉野聞》
[114] 瓦德西1900年10月5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15] 瓦德西1900年10月5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16] 許指嚴：《十葉野聞》
[117] 齊如山:《關於賽金花》
[118] 陸建德:“賽金花的故事：關於腐敗的想像”
[119] 齊如山:《關於賽金花》
[12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六
[121] 同上
[122] 佛甫愛加來、施米儂:《庚子中外戰記》
[123] 同上
[124]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國救援遠征的後勤保障）
[125]《齊如山回憶錄》第四章 學員警、談考試、往歐洲、助革命、看兵變
[126]《齊如山回憶錄》第三章 義和團進京、洋兵進京、作生意時代
[127]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六
[128]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一
[129] 瓦德西1900年11月20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30] David Silbey:《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國的拳民暴亂）
[131] James Harrison Wilson:《Under the Old Flag》（舊日旌旗招展）
[132]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33]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 9月 15 週四 201614:22
刘淇昆：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
刘淇昆：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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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之战是被华人（特别是中共）歪曲或误解最严重的一段中国近代史。本人对这段历史一句话的概括就是本文的题目∶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
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写一篇历史学论文，讨论八国联军问题。本文实际上是由我在网上发的一个帖子“八国联军虽非仁义之师，但不失为正义之师”改写而成。读者若以看帖子的心态阅读此文，或许还不会过于失望。
八 国联军为什麽进军北京？两句话可以概括（1）清廷既然向西方各国正式宣战（这场战争由清廷一手挑起，西方各国不过是应战而已），外国联军从大沽口登陆，威 逼京城，不是顺理成章的吗？（2）西方各国并无灭亡中国的打算；进军北京，除了向清廷施压之外，主要还是为了解救被困京城的各国外交官和传教士。
为行文方便，首先需要给这场战争起个名字。“八国联军”不能作为战争的名字。“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则是颠倒黑白，强奸历史，本人绝不采用。若遵循“甲午战争”的命名法，这场战争应称“庚子战争”，因为战争发生在庚子年，由“庚子之乱”引起。
庚 子之乱，乱自拳匪。“拳匪”是对义和团最准确的称呼，其首领（李来中、张德成、曹福田等）及骨干是不折不扣的土匪、流氓、骗子。他们以反对外国传教、铲除 洋人、二毛子（汉奸）为名，聚众闹事，为非作歹。清廷（西太后）被他们“刀枪不入”的骗术所惑，想利用义和拳打洋人；义和拳遂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拳 匪焚烧教堂，杀害外国传教士、华人基督徒和家人，扒铁路，割电线，烧西药房，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一时间，红色恐怖（拳匪头扎红巾，腰系红带）笼罩北方几 省和京都。
不仅沾“洋”字的大祸临头，就是政府高官、皇亲国戚在拳匪面前都不免战战兢兢。拳匪说谁是汉奸，谁就是。“鉴别”的方法是所谓焚表，即在烛火上燃烧一张黄裱纸，纸尽灰扬，表示得到神的默认，此人才能免祸（不是汉奸）。要想加害于人，焚表时略作手脚，此人即在劫难逃。
拳匪甚至猖獗到了闯到紫禁城里去杀“二毛子”，即思想开明的光绪皇帝。制造恐怖、疯狂排外的不仅是拳匪，还包括官军。杀外国人和二毛子杀红了眼，清军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街头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和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对后者破腹剖心）。
各国一再请求清政府保护外交官和传教士，清政府的回应是变本加厉。既而，清政府竟然昏聩到向西方各国同时宣战，派重兵围攻北京大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妄图杀尽西方在京所有的外交人员，以及躲在西什库教堂的所有外国传教士和教民。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暴民，不教训行吗？
庚子战争是中国的耻辱。耻辱不是因为战败，而是政府和百姓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野蛮和狂妄，是中国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此战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其空前绝后处有六，容我一一道来。
1） 中国在大规模残杀外国传教士和教民（本国基督徒）、焚烧教堂、杀害外交官之后，向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强国同时宣战，计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 本、俄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国。几年前的甲午战争，一个日本已经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现在清廷挑战全世界的列强，《宣战诏书》宣称要 对各国“大张挞伐”，这种愚昧和狂妄，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 11月 16 週二 200419:03
“國父”的政治爭吵與學術評價
“國父”的政治爭吵與學術評價
台灣日報
◎凌鋒。 2004-11-16
台灣修改高中歷史教科書的爭論，正好遇上孫中山的冥壽而格外“熱鬧”。新黨一批人士身穿黑衣三跪九叩首，不似如喪考妣，卻像當年的的洪門弟子朝拜堂主，作秀的成分太明顯。以死人壓活人，這是中國政治的傳統，中共獨裁統治時期更是如此。例如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用周恩來這個死人來壓毛澤東與“四人幫”；一九八九年，利用胡耀邦之死，施壓鄧小平反腐敗與推行政治改革等等。台灣是民主國家，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來這一套政治秀不是太肉麻了嗎？
孫中山是不是中華民國的國父？當然是。孫中山是不是台灣的國父？當然不是。然而由於現在處於“台灣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台灣”的混沌時期，孫中山是不是國父才出現爭論。但是由於現在的中華民國與當年孫中山在世時的中華民國大不同，而中華民國立國時期的台灣也不在中國領土範圍之內，因此把他說成現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國父，則是有點勉強了。由於這是政治問題併發出來的問題，因此不會鬧太久就會過去。但是對孫中山的正確評價卻不會因此過去。也正是過去孫中山是中華民國“國父”的身分，以及中共利用孫中山作為政治花瓶來進行統戰，因此都沒有能夠對他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應該說是“已蓋棺，未論定”。
不必當偶像崇拜
應該說，即使孫中山是“國父”，他也絕對不是聖人與完人，不必把他當偶像般的崇拜而必須進行具體的分析。當然，從學術上探討孫中山，是比較複雜的問題了。推翻中國幾千年來的帝制的確是他的不朽功勳；然而他後來扼殺了聯省自治，使中國陷入另類皇帝的獨裁統治，使中國人民進入另一場惡夢。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從理論上來說，還是不太壞的“主義”，問題是不可能做到，因此他不幸也有“孫大炮”的外號。即使國民黨也沒有真正貫徹，否則不會出現“黨產”這樣“一黨之私”；而“民權”也是這十幾年來才在台灣認真推行。民進黨人不喜歡“三民主義”，不能全怪這個主義，而是國民黨把它當成圖騰而又以威權政治的手段對付異議人士所致，因此敗壞了三民主義的名聲。
一九二四年國共正式合作後，中共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更有新的解釋而成為“新三民主義”，核心就是“聯俄、聯共”和“以俄為師”。本來是“聯俄容共”，老共覺得“容共”不平等，小看他們了，於是強調是“聯共”。但正是這個“新三民主義”，孫中山引狼入室，這個惡狼就是中共與蘇聯，從此把中國拉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不但使中共因此把國民黨打敗，統治中國的幾十年更導致幾千萬人的不正常死亡。
特別要提到的是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總理遺囑中“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也就是“以俄為師”，產生了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個列寧主義政黨的怪胎，尤以中共這個怪胎成為世界性的毒瘤。而現在中華民國憲法裡的蒙古，則是被孫中山所出賣。現在卻又不許台灣務實的改變憲法中這個早已不存在中華民國領土內的國土，實在吊詭得很。
將蒙古賣給蘇聯
解體後的蘇聯，當年的機密檔案已經解密。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的“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聯共”乃蘇聯共產黨的簡稱）第一卷中，刊出不少彼此重要政治人物的往來信件電函，其中舉出兩個即可：一個是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孫中山致蘇俄派到中國特命全權大使越飛的信，答應蘇俄的要求來換取他們對他的支持，其中一句就是“文（按：即孫中山的大名孫文）同意蘇軍駐紮蒙古，直到文入主北京重建政府，屆時就能與貴國政府談判。”越飛收到孫中山的信件後，在八月三十日致電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副人民委員（外交部副部長）加拉罕說：“孫中山回答了所有敏感問題，他上鉤了。”
袁世凱賣國沒有賣成就嗚乎哀哉，孫中山賣成了仍當他的國父。從此中國進入馬列的災難中。連作為“國母”的宋慶齡，即使主動賣身給中共，也仍然逃脫不了被誘姦的悲劇而失去“孫夫人”的身分。
蒙古落入蘇聯手裡以後，成為蘇聯控制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蘇聯對它進行“俄化”，一九八九年“蘇東波”以後，蘇聯瓦解，蒙古演變成真正獨立的民主國家，強調了本土意識與文化。對照文革期間中國境內內蒙古自治區“內人黨”大冤案對蒙族的殘酷迫害，對照現在中國的蒙族人民還在中共極權統治的壓榨之下，對照中國境內蒙族面臨的“漢化”威脅，當年出賣蒙古的孫中山莫非有先見之明？
出賣蒙古僅僅是孫中山賣國的一項，他是在賣給西方國家不成，又與袁世凱比賽賣給日本不成後才另找蘇聯這個買主。對孫中山的評價，中國國內也有不同聲音，但是因為政治原因而仍被中共壓制而無法自由表達。 .....2004-11-16【台灣日報】
台灣日報
◎凌鋒。 2004-11-16
台灣修改高中歷史教科書的爭論，正好遇上孫中山的冥壽而格外“熱鬧”。新黨一批人士身穿黑衣三跪九叩首，不似如喪考妣，卻像當年的的洪門弟子朝拜堂主，作秀的成分太明顯。以死人壓活人，這是中國政治的傳統，中共獨裁統治時期更是如此。例如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用周恩來這個死人來壓毛澤東與“四人幫”；一九八九年，利用胡耀邦之死，施壓鄧小平反腐敗與推行政治改革等等。台灣是民主國家，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來這一套政治秀不是太肉麻了嗎？
孫中山是不是中華民國的國父？當然是。孫中山是不是台灣的國父？當然不是。然而由於現在處於“台灣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台灣”的混沌時期，孫中山是不是國父才出現爭論。但是由於現在的中華民國與當年孫中山在世時的中華民國大不同，而中華民國立國時期的台灣也不在中國領土範圍之內，因此把他說成現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國父，則是有點勉強了。由於這是政治問題併發出來的問題，因此不會鬧太久就會過去。但是對孫中山的正確評價卻不會因此過去。也正是過去孫中山是中華民國“國父”的身分，以及中共利用孫中山作為政治花瓶來進行統戰，因此都沒有能夠對他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應該說是“已蓋棺，未論定”。
不必當偶像崇拜
應該說，即使孫中山是“國父”，他也絕對不是聖人與完人，不必把他當偶像般的崇拜而必須進行具體的分析。當然，從學術上探討孫中山，是比較複雜的問題了。推翻中國幾千年來的帝制的確是他的不朽功勳；然而他後來扼殺了聯省自治，使中國陷入另類皇帝的獨裁統治，使中國人民進入另一場惡夢。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從理論上來說，還是不太壞的“主義”，問題是不可能做到，因此他不幸也有“孫大炮”的外號。即使國民黨也沒有真正貫徹，否則不會出現“黨產”這樣“一黨之私”；而“民權”也是這十幾年來才在台灣認真推行。民進黨人不喜歡“三民主義”，不能全怪這個主義，而是國民黨把它當成圖騰而又以威權政治的手段對付異議人士所致，因此敗壞了三民主義的名聲。
一九二四年國共正式合作後，中共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更有新的解釋而成為“新三民主義”，核心就是“聯俄、聯共”和“以俄為師”。本來是“聯俄容共”，老共覺得“容共”不平等，小看他們了，於是強調是“聯共”。但正是這個“新三民主義”，孫中山引狼入室，這個惡狼就是中共與蘇聯，從此把中國拉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不但使中共因此把國民黨打敗，統治中國的幾十年更導致幾千萬人的不正常死亡。
特別要提到的是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總理遺囑中“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也就是“以俄為師”，產生了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個列寧主義政黨的怪胎，尤以中共這個怪胎成為世界性的毒瘤。而現在中華民國憲法裡的蒙古，則是被孫中山所出賣。現在卻又不許台灣務實的改變憲法中這個早已不存在中華民國領土內的國土，實在吊詭得很。
將蒙古賣給蘇聯
解體後的蘇聯，當年的機密檔案已經解密。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的“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聯共”乃蘇聯共產黨的簡稱）第一卷中，刊出不少彼此重要政治人物的往來信件電函，其中舉出兩個即可：一個是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孫中山致蘇俄派到中國特命全權大使越飛的信，答應蘇俄的要求來換取他們對他的支持，其中一句就是“文（按：即孫中山的大名孫文）同意蘇軍駐紮蒙古，直到文入主北京重建政府，屆時就能與貴國政府談判。”越飛收到孫中山的信件後，在八月三十日致電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副人民委員（外交部副部長）加拉罕說：“孫中山回答了所有敏感問題，他上鉤了。”
袁世凱賣國沒有賣成就嗚乎哀哉，孫中山賣成了仍當他的國父。從此中國進入馬列的災難中。連作為“國母”的宋慶齡，即使主動賣身給中共，也仍然逃脫不了被誘姦的悲劇而失去“孫夫人”的身分。
蒙古落入蘇聯手裡以後，成為蘇聯控制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蘇聯對它進行“俄化”，一九八九年“蘇東波”以後，蘇聯瓦解，蒙古演變成真正獨立的民主國家，強調了本土意識與文化。對照文革期間中國境內內蒙古自治區“內人黨”大冤案對蒙族的殘酷迫害，對照現在中國的蒙族人民還在中共極權統治的壓榨之下，對照中國境內蒙族面臨的“漢化”威脅，當年出賣蒙古的孫中山莫非有先見之明？
出賣蒙古僅僅是孫中山賣國的一項，他是在賣給西方國家不成，又與袁世凱比賽賣給日本不成後才另找蘇聯這個買主。對孫中山的評價，中國國內也有不同聲音，但是因為政治原因而仍被中共壓制而無法自由表達。 .....2004-11-16【台灣日報】
- 12月 27 週一 199920:49
收回北方失土，才是愛國主義
收回北方失土，才是愛國主義
林保華 1999.12.27
林保華 1999.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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