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月前在一批中小企業家的聚會上，我談及「商工農士」的關係，意猶未盡，在這裡繼續談我的想法。
從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開始，中國社會的各行業，就有以「士農工商」的先後來排列其社會地位。「士」是官員，農工商則為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從業者。
經過兩千多年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變遷，我認為現在的排序應該顛倒為「商工農士」，主要是以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來論。當然這個「商」，已經不是當年主要是商業流通的「商」，而是隨著工業革命以來的工商企業家、金融家，工是工人，農是農民，士則是官員、公務員。「士」放在最底下，乃是他們現在的名稱是「公僕」，不是以往的「父母官」，背負為「商工農」服務與協調的責任。
為何把「商」擺在第一位呢？即使是共產主義祖師爺的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裡也說過：「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彷彿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能夠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裡呢？」
現在高科技的發展與全球化，更非馬克思時代可比，所以工商金融企業對社會與經濟的發展也更具重要性，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反商」而又可以得到經濟發展的。
然而，馬克思在「資本論」裡也說過，「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它就保證被到處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他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人間法律；它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雖然這是以偏概全，但其不肖者的惡劣影響不可低估，例如不時爆發的金融風暴。也可見為何有「商人無祖國」的言行，連命都不要，「祖國」算得了甚麼？但也因為資本的這種犯險屬性，如果不進行適當規範，必然招致天下大亂，乃至亡國。
馬克思用無產階級革命的階級鬥爭來解決這個矛盾；列寧、毛澤東更強調用無產階級專政來徹底消滅資本主義。這些都是血腥暴力；何況歷史已經證明，他們的所謂無產階級，在執政以後，只是一個恐怖與無賴的剝削與壓迫集團。其實解決這個矛盾，就該用民主國家的民主選舉，用數人頭，代替殺人頭，以「商工農士」的選票來相互制衡，尤其以「工農士」的多數制衡「商」的膨脹，何況「工農士」在經濟發展中也扮演一定的角色。
民主選舉的功能，也在於選擇一個有能力尋找「商工農士」平衡點、領導社會永續發展的政府。當然，不是一次選舉就可以解決問題，也可能選錯；即使選對一次，也不可能永遠正確，因此需要不斷選舉，追求最好。
台灣由於國民黨長期的威權統治，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所以打出改革旗號的民進黨必然與弱勢族群站在一起，因此也容易被套上「反商」的帽子。其實民進黨有執政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未來一定會更加理性地處理社會各階級的關係。不但會制定務實的經濟政策，在與「反商」區割的時候，也不可忘記追求正義、公平的理念，不能再墮入國民黨官商勾結的舊巢穴裡。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