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3）
劉淇昆

今日中國，對八國聯軍的肆意誣衊俯首皆是，這裏略舉數端。

最能挑起民族主義激憤的，是外國人淫辱中國婦女。不管中國婦女如何被本國的權貴、兵痞或匪徒淩辱，國人可以漠視；但一旦失身給“鬼子”，則是奇恥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國 內一個廣泛流傳的八國聯軍的罪行是：“同治帝的岳父崇綺的妻、妾、女、媳，老少十人被幾十名聯軍官兵公開姦污後，被迫自盡”。這是以訛傳訛。八國聯軍入京 時，崇綺遠走保定。他的妻子派爾佳氏性情極其剛烈，決定全家自殺殉國。她命人在後院挖了兩個深坑，然後集合全家人，分開男女，“入坑生瘞”（即活埋）。崇 綺的一個兒子（葆初）、四個孫子（廉定、廉客、廉密、廉宏）都勇於一躍，甘死不辭。全家十三口，除留下一個曾孫外，闔門“殉國”[1]。崇綺在保定聞到家 人死訊後，這位對義和團“信仰尤篤”、力主廢光緒的“大阿哥党”也上吊了。至於外國聯軍，這些“殉國者”連影子都沒見到。

“八國聯軍入 侵時，不少婦女因為擔心受辱，跳井或投河自盡”；這種流言激起過無數國人的憤慨。中國婦女在兵連禍結之時擔心受辱並不奇怪，本國的兵匪對婦女的肆意淩辱給 了她們足夠的教訓。她們對外國聯軍不瞭解，想像之中，“鬼子兵”的惡行自然比本國軍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當時確有婦女為怕受辱而投水或懸樑自盡，但究屬 個別事例。《天津拳匪變亂紀事》中記述過這樣一件事：八國聯軍“行至穆家莊及天齊廟地方……該處婦女多有驚怕投河者，洋人輒救起，曰‘勿警怕，不傷汝 等。’蓋洋人探知穆家莊、天齊廟地方，多系回教人居住，並無人入拳匪黨者，故不肯擾害。”[2] 這裏，聯軍不是婦女的淫辱者，而是婦女生命的拯救者。（可悲的是，聯軍善待穆家莊民眾，反而給穆家莊帶來了災難。義和團以穆家莊“與洋人通氣……意欲剿洗 淨盡”，“拳匪千餘人，將穆家莊圍住。遠則用洋槍轟擊，近則用刀劍殘殺，該處居民無敢抵禦，被焚者數十家”[3]）

再看看清宮中一些年輕宮女所遭遇的不幸。八國聯軍破京之日，一些宮女覺得留在宮中危險，為安全計，她們逃出皇宮（作為後人我們知道，其實皇宮當時是最安全的地方）。這些宮女“走出安定門，遇潰兵被刼，多散失”[4] 。宮女為了逃避她們想像中的危險，卻掉進了真正的火坑。

八 國聯軍進京後，有一家滿族人，“一家七口，以為國破家亡，無法生活，遂全家自縊。適有外國人進院，用刺刀把繩割斷，屍體放下，有兩人剛上吊，所以又活過 來”；其中一人是這家的女主人。聯軍士兵救了上吊的中國人。自己的同胞會伸出援手嗎？中國人的反應是：“大家不但不敢進此院，且所有鄰居，到夜間都不敢在 大門外經過”[5]。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八國聯軍對婦女的態度，折射了西方文化中對女性的尊重。聯軍對俘獲的女性拳匪，處置方法和對男 拳匪不同。聯軍在天津的臨時政府（俗稱“都統衙門”）在經過審判後，公開處決過數十名拳匪，但均為男性。聯軍曾經俘獲過兩名義和團女首領，她們被捕之後被 關押在都統衙門。臨時政府委員會（臨時政府的最高權力機構）經過專門討論，決定將她們送往上海，交給那裏的天主教會收容、看管。1901年4月此二人被交 給上海聖約翰教會，安置在徐家匯孤兒院。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裏，天津臨時政府一直向上海教會提供她們的生活費。如此折騰，顯然是為了避免在滅洋滅教的重災區 天津，有血海深仇的教民對拳匪首領可能施加的報複。在聯軍撤走、政權移交之際，臨時政府不能不將她們交還給中國政府，遂請上海教會將這兩名女團民交給上海 地方當局[6]（但教會實際上有庇護她們、不交當局的權利）。這種種安排，難道不是聯軍對兩名義和團女首領的照顧、保護？名噪一時的“黃蓮聖母”林黑兒以 及三仙姑是“七天不梳頭，砍去洋人頭，七天不裹腳，天下洋人殺盡了”的“紅燈照”首領。她們被八國聯軍俘虜後，一度也關押在都統衙門；後來此二人竟不知所 終。關於她們的下落有種種傳說，如隱居在鄉下、去了國外等。可以肯定的是，洋人沒有殺她們。《拳亂紀聞》有下述記載：“紅燈會首仙姑二名，已由津地洋官購 線拿獲，傳言此二女子原系侯家後妓女，均不過二十餘歲，按西例婦女向不加戮，大約此二女雖必監禁甚久，然不至有性命之憂。”如果落到清政府手裏，她們的下 場恐怕和拳匪首領曹福田的沒有兩樣——淩遲處死。

八國聯軍進京之後，“聯軍司令部下令軍隊搶劫三日”。此謊言之離奇，世所罕見。搶劫竟 然由司令部下令；士兵若不服從命令去搶劫，是否要受軍法處置呀？有論者稱，在《瓦德西拳亂筆記》中，這位元聯軍總司令承認了此事。此為謬傳。在瓦氏的《拳亂 筆記》中，有“聯軍佔領北京之後，會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的字樣；不過這不是瓦氏的陳述，而是該書的印行者在書中加的「旁批」[7]。

聯 軍的隨軍牧師、英國傳教士寶複禮（Frederick Brown）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掠奪財物在軍營都是禁止的行為，可是這種行為很快變得越來越普遍了，致使不得不在八國聯軍當中下達一份禁令，禁止所有士 兵，無論來自哪個國家，都不得進入當地居民家中搶奪財物。作為憲兵司令的洛上尉告訴我們這樣一件事，一個團裏已經有15名士兵因為違背這條禁令而被逮捕。 軍官們正在想辦法，盡他們最大的努力來減少搶掠行為的發生，並且希望把這些罪行的傷害降到最低。”[8]“美界（美軍管轄區 -- 引者注）還出佈告，不許其他國家的士兵在下午六點後進入美界。若美國士兵擅入民宅，百姓可以將其捆送巡捕房，賞銀元一百。若士兵持槍，百姓不敢捆綁，可以 悄悄尾隨，另外派人去舉報。舉報者不會說外語也無妨，只需豎起兩個指頭，當局就會派人來抓。”[9] 聯軍在搜捕拳匪時，因進入民居搜查武器，引起居民的抗議。美軍總指揮查菲將軍於是下令，放棄這種入屋搜查武器的行動[10]。還有一招用來懲治洋兵搶劫： “美兵官出示，如有洋兵入人宅舍，可以煤油和燕支水，灑其衣服，即可識認嚴懲”[11]。

事實上，八國聯軍破京之日，兵荒馬亂之中，大 肆搶刧的首先是清兵和拳匪，這樣的歷史記載數不勝數，如“福祥（甘軍統領董福祥 -- 引者注）走彰儀門，縱兵大掠而西”（《清史稿》列傳二百四十二）；“二十二日（西曆8月16日，即聯軍破京的次日-- 引者注），晉軍甫飽颺（飽颺：飽掠而去 -- 引者注），武衛軍又至，土匪為之鄉導，挨戶傾筐倒篋，殷實之家，無一倖免”（《 緣督廬日記鈔》）；“此次出京，危險已極，沿途居民鋪戶，均被潰兵以隨駕為名，其時駕尚未出，紛紛西行，搶刦至室室皆空”（《拳亂紀聞》）。“陳亷訪所統 各軍，擄掠尤甚，據雲聯軍未入城時，京城業已擄掠一空。陳統各軍將所擄大小煙土，堆積如鹽包，每斤僅售數百文，貂套一襲僅售銀二兩”（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事雜記》）。北京的流氓地痞也趁時而動：“京都失陷，城內外居民，紛紛逃避，土棍貧民，群起搶掠，王公府第，及民宅鋪面廟宇，多被焚搶” [12]。趁亂哄搶、渾水摸魚的還有大量的普通市民。八國聯軍士兵也參與了搶劫。“聯軍抵京所獲者甚微，蓋金銀重寶已為董福祥之兵所刦奪，刻下能取之物， 不過皮貨及古玩而已，金磚金條，則從未見過。”[13]

《庚子使舘被圍記》中記述了作者親眼目睹的一場對當鋪的搶刧，頗具典型性。這場 搶劫的始作俑者是聯軍士兵：“法國兵數人及印度安南兵數人”；由於遭到當鋪的武裝反抗，兩個路過的俄國哥薩克兵也加入其中。緊隨聯軍士兵入屋行刧的一群中 國人，“有執屠刀者，有執鐵棍者，均北京之流氓”；他們比聯軍士兵危險得多。那些聯軍士兵主要對黃金有興趣，而在當鋪中他們沒有找到；“法人安南人印度人 亦出，各人背上背負一包”，走掉了。真正大規模、徹底的搶劫（或許用“洗劫”更恰當）來自中國人；首飾、古玩玉器、名人字畫、皮衣、繡貨、綢緞等固然勢在 必得，日用百貨、平常物品也不放過。除緊隨聯軍士兵入內的本地流氓外，在當鋪“前面站滿數百赤膊之人，汗流遍地，以候進來之機會。 其中並有年老之婦人”。這幾百人等在當鋪門外，是因為有一個哥薩克兵持槍守門。當外國兵走掉，“外面鵠候之眾，遂一擁而進，如一群獵狗，並有婦女小孩，皆 聞當鋪被搶之消息，來此發財者。一見哥薩克人走開，即爭前搶入，唯恐落後，相擠相打，似稍遲即被人搶完者。既入內，嘈雜愈甚，皆拚命搶奪，一切不顧矣。有 呼叱之聲，有呻吟之聲，亡命之兇徒，與懦弱之百姓相雜，手執屠刀鐵尺，見有人阻其路，即肆意擊之。有搶物未得而受重傷者，有被擠倒地者，紛亂之狀，不堪入 目。”

以上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英國人，在八國聯軍入京時，對一家當鋪被洗劫的描述；再看看中國人自己的記載。“提起搶掠的情形來，真是 夢想不到，所有的買賣，都已被搶，無一倖存，最特別的是當鋪及米糧店。各當鋪門口扔著的衣服，都是山堆大垛，因當鋪中房屋深而黑暗，搶的人多，誰也不能挑 揀，背出一捆來，一看不是綢緞或皮衣，就都扔在門口回去另搶。各米糧店門口，灑掉的糧食，都成了堤坡，因裝入布袋者很少，多數都是用筐籃裝走，所以有此現 象。最特別的是搶酒店，因各種店舖都搶完，只餘酒店也就搶了，有用盆壺灌的，有用桶擔的，灑的滿街酒香，遠聞十裏……過了幾天，滿街都是賣衣服的。我花了 一塊錢，買了兩件兩截大衫。兩截大衫者，乃上身是夏布或細白布，下身是羅或紗。”[14]

正是中國人這種鋪天蓋地、席捲一切的搶掠，給了聯軍士兵搶劫的藉口和某種良心的安慰：如果我們不把一些財物據為己有，留下來也會被中國人自己一搶而光[15]。

華人甚至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搶到了八國聯軍的頭上。瓦德西曾向德國皇帝報告：“無數華人對於本國同胞，尤其是無人留守之房屋，加以搶劫，並出售其贓物。當其我們步兵大隊出征保定，離去營舍之時，因該隊營舍之面積甚大，防守較疏之故，竟被華人所搶掠。”[16]

可能出於這個經驗教訓，瓦德西在與中方談判代表慶親王、李鴻章會見時，建議華人為了保全財產，最好不要離家出走：“瓦帥雲：‘居民在京者，其產業或可保全。此間華民，偷竊他人物件者甚多……居民有財產者，不宜它往。如北省一帶，能從此安靜，吾心更喜。’”[17]

為了“北省一帶，能從此安靜”，八國聯軍大力整頓治安。他們在北京分區而治，“皆試辦軍巡及員警，以禁止擄掠”[18]。有時人寫的“西江月”為證：

貧者倏然而富，富者家產一空。數日搶掠不消停，日本出示纔定。
仍有不遵彰法，照舊搶擄肆行。日本捉拿問分明，立刻明正典刑。[19]

聯 軍入京之初，民眾的搶劫普遍、猖獗到什麼程度呢？有清一代，旗人（滿族人）是統治種族，終生享有朝廷提供的免費錢糧。八國聯軍入京後，旗人的特殊供應中斷 了。何以為生呢？“北城住戶，多是旗人，旗人的生活，都是靠著每月的錢糧，他們從去年夏天（指庚子年夏天-- 引者注），就沒有得到錢糧，旗人如此，漢人也是很難生活，洋兵進城時，雖然大家搶了不少，但已經吃花了半年了，也快完上來了”[20]。北京貧窮的旗人和 漢人，靠著京城失陷時搶劫來的財物，居然可以“吃花了半年”尚有剩餘。在人類發“國難財”的歷史上，北京人可謂佼佼者。

放棄發家致富的 可能、來中國“普度眾生”的外國傳教士，也被國人誣衊在八國聯軍進京時搶劫。國人指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樊國梁（Bishop Favier）曾經出佈告，容許天主教徒在8月18日（西什庫）教堂解圍後八天之內搶奪生活必需品。價值不滿白銀50兩的，無需上繳；超過50兩的，要負 責償還，或交教堂處理。樊主教為此特地在《紐約時報》發表聲明：所謂容許搶奪生活必需品，根本無其事。因為當時店鋪無人料理，無法購買物品，他准許教民在 經過認真的登記後，拿走所需物品，而事後根據紀錄都付了款[21]。

八國聯軍濫殺平民百姓，也是國人對聯軍的誣指。實際上，庚子戰爭中 聯軍避免傷害無辜。比如，8月13日聯軍兵臨北京城下，“以巨木為架，升大炮於其上，向京城中陸續開放……計連開十三炮，某國提督恐多傷民命，殊垂上天好 生之德，竭力勸阻，始已。”[22] 攻打一個國家重兵防守的首都，因為“垂上天好生之德”，只開了十三砲就停下來，不能不說是一種慈悲心懷。這位將軍不會不知道，他的這種仁慈可能會增加自己 軍隊的傷亡。美軍沒有參加攻打大沽炮臺的軍事行動，但是美國軍艦“莫諾凱西號” 收容了37名中國婦女和兒童，以躲避戰火。戰鬥結束後，當將這些婦孺送回岸上時，美軍發現了一個被彈片擊中而失去胳膊的中國百姓。艦長命令將此人和兩個聯 軍傷兵一起抬到軍艦上，進行手術治療[23]。再比如在北京西山八大處，美軍和英軍清剿大股拳匪的戰鬥中，一名中國婦女被流彈射中了肘部。聯軍立即對她進 行手術治療，並將她妥善保護起來。該名婦女既震動，又感激[24]（史料中未說明這個婦女的身份；但是從上下文看，她可能是被拳匪擄掠來的“慰安婦”）。 八國聯軍在華作戰，因為酷暑和水土不服，官兵大量病倒，醫療資源極其緊張[25]。在這種情況下，聯軍對中國人施醫救治，尤其難能可貴。

前 文提及，庚子戰爭爆發前，經清廷允許，四百名外國水兵到北京保護各國使舘；這些洋兵被國人稱為八國聯軍的先頭部隊。6月13日義和團圍攻奧國使舘，“先頭 部隊”被迫開槍自衛，用機關槍驅散氣勢洶洶的拳眾。為避免火力殺傷，他們把機槍的準星調高，開槍只為嚇退拳匪。拳匪敗退後，竟然大肆吹噓他們有“刀槍不 入”的神功[26]。先頭部隊的不忍殺戮，居然成了拳民吹牛皮、招搖撞騙的本錢。戰爭正式爆發後，也發生過聯軍士兵向攻擊他們的拳民放空槍，以避免殺戮之 事。比如8月4日傍晚，天津“有義和團約百五十人，自外來攻租界……租界內各國練兵放無子槍數排，意欲使之驚退”[27]。

兩天之後， 清軍重兵攻擊（為聯軍佔領的）天津。8月6日“將曉，砲聲如聯珠，槍聲如暴雨，中外之兵，皆死亡不少，從來無此惡戰也……洋兵或起或伏，其勢似難制勝。乃 由洋官傳知各處，齊將門首白旗拔去，以待中國官軍入城。移時，忽聞中國官兵敗走，又皆將白旗插上。”[28] 這是怎麼回事呢？八國聯軍入城後，天津居民家家在門口插白旗，表示投降、順從，是一種保平安的舉措。而當清軍反撲，聯軍擔心城市有得而復失的危險，於是洋 官緊急通知各處，讓居民將門口的白旗拔去。這樣一旦聯軍撤退，官軍入城之後，不會對投降過外國聯軍的市民興師問罪，施加迫害。在戰火紛飛、軍情危機之時， 外國佔領軍對中國民眾的安危竟有如此周到的考慮，是難能可貴的。（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絕不會幹八國聯軍這樣的傻事。讓清軍殘害老百姓，不正可以加劇 中國軍民的對立嗎？）

聯軍的仗義勇為和對生命的珍惜，突出地表現在（清廷正式宣戰前）為拯救被義和團屠戮的中國基督徒及其家人，聯軍的 “先頭部隊”（及使舘其他人員）自發組織搶救隊，冒死去北京市區救人，而不顧公使們的反對。美國公使館衛隊長邁耶斯說：“……拯救教民的行動會更加煽起仇 洋情緒。但當我們看到渾身受燒傷和砍傷的教民不斷地逃到使館區時，我們這些血肉之軀不能不向他們提供幫助，並將其他的教民從惡魔般的拳匪手中解救出來。” [29]

“八國聯軍焚毀了翰林院”，不僅是國人枉加罪名，而且是倒打一耙，因為作此傷天害理之事的，正是中國人自己。英國公使館北靠翰 林院。躲避在英使舘內的各國外交官和眷屬，以及使館收容的難民，視宏闊的翰林院為天然屏障。“他們覺得，中國人對學養、傳統和建築美的崇尚，會阻止他們以 任何手段毀滅一個擁有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豐富的圖書館。”[30] 西方人對中國人的浪漫想像很快被事實粉碎。6月23日，使館之戰剛剛開始，甘軍為火攻使館，一個庭院一個庭院地焚毀了翰林院[31]。

對 這樣一樁罪責分明的戰爭罪行，國人竟然還要賴到八國聯軍頭上。這種指責的荒唐之處在於，8月15日聯軍破京時，這個神聖的殿堂成為一片廢墟已經近兩個月 了。如果說，翰林院是公使館守衛者（在聯軍入京之前）放火燒的，則更是匪夷所思；無異于說，使舘人員想找死。實際上，清軍縱火之後，使舘人員曾冒死沖入翰 林院，設法撲滅大火。

翰林院被毀，大量的古籍文獻、稀世珍本化為灰燼。八國聯軍不僅要為此承擔罪責，還被國人誣為將翰林院書籍“搶劫一 空”。實際上，英國公使竇納樂（Macdonald）在翰林院大火熄滅的次日，就通過專線給清廷的總理各國事物衙門發出急電，通知他們，英方曾試圖搶救圖 書館，並要求他們出面收拾翰林院殘存的書稿；可是中國政府根本不予理睬 [32]。英國外交官和使館內的中國漢學專家懂得這些書籍的價值，它們不僅屬於中國，而且是人類文明寶庫中的財富。在被中國軍隊圍困、攻打的生死關頭，使 館人員依然竭盡全力搶救翰林院的典籍。“……英國水手志願兵均已成列，其往外線者亦皆聞信趕來，破牆而至院中……此時火勢愈熾，數百年之樑柱爆裂做巨響， 似欲傾于相連之使館中。無價之文字亦多被焚。龍式之池及井中，均書函狼藉，為人所拋棄。無論如何犧牲，此火必須撲滅。又有數十人從英使館而來……人數既 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護。”[33] 英國公使把搶救出來的書籍和手稿設法送到了總理各國事物衙門。

國人在庚子戰後又是如何對待自己國家珍貴的典籍呢？“翰林院所儲《永樂大典》，百世之珍，亦毀棄流散。亂後，崇文門琉璃廠一帶骨董肆、舊貨攤，收買此類書物，不知凡幾。萃文書坊買《永樂大典》八巨冊，祇京錢一吊而已。”[34]

國人抹黑八國聯軍、詆毀聯軍聲譽的一個手法，是利用西方人自己對聯軍一些不實的指責，或者是惡意的攻擊。

西 方的媒體和社會輿論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從不給當權者歌功頌德，從不讚美、諂媚政府。相反，監督、批評政府是媒體和社會輿論的天職。政府千般好處無人 講，一旦有錯絕不饒；“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筆者為寫此文閱讀了大量的中外史料。對八國聯軍在中國的諸多仁政、善舉，對聯軍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把天 津改造成為中國第一個現代化的城市（本文下一部分將詳細論述），筆者主要是從中國人的文章、典籍以及《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中發現的。西方人的著作中很 少有對八國聯軍的讚譽之辭，更沒有對八國聯軍的評功擺好。在西方人眼裏，八國聯軍在中國平息暴亂，人道救援，維持治安，救濟貧困，管理市政等等，是聯軍當 局的職責。做這些事情是政府的本份，而不是功績，因此根本不值一提。西方媒體和公眾輿論關注和討論的，是政府哪些事情做得不好（或不夠好）。對八國聯軍入 京之初的搶劫行為，西方媒體和公眾輿論大力揭露、深刻自責，鳴鼓而擊之。軍人的不法行為透過媒體和反對黨的放大鏡、哈哈鏡，難免失真。而對中國人而言，這 些報導和評論越是失真、越是離譜，就越符合抹黑八國聯軍的需要。

西方媒體和公眾輿論的另一個特點是多元性：左、中、右齊備，理性與偏見 並存。以一個現代的例子為證。對“9.11”恐怖襲擊，西方輿論中不僅有譴責，認為美國“咎由自取”的聲音也並不弱；更有人竭力宣揚“陰謀論”，說 “9.11”恐怖襲擊是美國政府自己策劃的。西方國家中這種極端的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思潮，在一百多年前的庚子戰爭時期不僅存在，而且在知識界的影響 不容小覷（其時馬克思主義正方興未艾）。這種思潮的一個著名代表是美國作家馬克•吐溫。馬克•吐溫對中國義和團的大力頌揚，對西方傳教士和八國聯軍的肆意 誣衊，是國人抹黑八國聯軍的無價至寶和重要依據。凡是國人譴責八國聯軍或外國傳教士的（較為正式的）文章，馬克•吐溫的話是一定要引用的。

馬 克•吐溫何許人也？他是彰明昭著的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狂熱分子，“美國反帝大同盟”（American Anti-Imperialist League）付主席（他擔任此職一直到去世）[35]。庚子年間，馬克•吐溫對義和團滅洋、滅教的恐怖殺戮和肆意破壞，對清政府殺害外交官、圍攻各國使 舘的戰爭罪行，竟然表示無保留的支持。他在庚子年8月12日寫給朋友的信中說：“現在全中國都站起來了……我希望他們能把外國人都轟走，永遠不讓他們再回 去”。同年11月，馬克•吐溫在“美國公眾教育協會”年會上發表演說，宣稱（庚子之亂）“事情都是外國人鬧出來的，只要他們能滾出去，那是多麼大的好 事”。在演說中他甚至高調宣稱：“我就是義和團！”[36]這和一個當代的美國人在大庭廣眾之中狂妄叫囂：“我就是本•拉登！”有多大區別？義和團令人髮 指的燒殺搶掠暴行，駭人聽聞的反文明破壞行徑，西方媒體作了廣泛的報導，馬克•吐溫並非無所聞。但是憑著他“反帝”的狂熱，憑著他極左的“一根筋”，他可 以統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他可以就中國事務任意顛倒是非，混淆黑白。

國人斥責八國聯軍時最愛引用的馬克•吐溫的一篇文章，是他在《北 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1901年2月號上發表的“給坐在黑暗中的人”（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文章中被國人如獲至寶引用的一段文字為：

“美國公理會差會部的梅子明牧師先生已從外地旅行回來，他是去為義 和團所造成的損失索取賠償的。他不論走到哪里，都要強迫中國人賠款。……他已為每一個被害教徒索取三百兩銀子，並強迫對所有被損毀的教徒財產給予全部賠 償。他還徵收了相當於賠款十三倍的罰金，這筆錢將用來傳播福音。梅子明先生聲稱：他索取到的賠償，比天主教所獲得的數字是低廉的。天主教除了要錢外，還要 用人頭抵人頭。他們為每一個被害的天主教徒索銀五百兩。在任丘有六百八十名天主教徒被害，為此，這裏的歐洲天主教傳教士要求賠償七十五萬串現款（合三十四 萬兩銀子）和六百八十個人頭。”不要說中國人，就是有正義感的西方人聽到對傳教士這樣的控訴都會義憤填膺。可是，這是不折不扣的謊言和欺騙。謊言的原始制 造者是紐約《太陽報》的無良記者，謊言的大力傳播者則是馬克•吐溫。

前文曾提及：“為了解決中國的對外賠款問題，列強駐華公使組織了英、德、比、荷四國組成的‘賠款委員會’，專門負責研究有關賠款的標準、範圍，確定中國對各國政府、社團及個人的賠償原則”。“賠款委員會” 擬訂了《各國索賠章程》，全文如下。

一、失毀物產，果系因去夏拳匪所致者，始可索賠。

二、索賠之款，計有三種：一為各國賠款；二為各行及各西人賠款；三為華人曾經西人雇用者之賠款。

三、所有失毀物產，應開列詳細章程，以便索賠。

四、索賠清單，須交呈其本國公使，如事關各國者，則交呈資格最深之公使。各公使既將交呈索賠清單驗過，如一切悉按此次定章開列，即送交中國政府索賠，不再另列細單。

五、各物理合索賠者，均須照實價開列。應賠之款，亦許給息。平民以五厘，商家則以七厘行息。息錢未付之前，不得以息生息。至被毀之物，能與以下所列第七款章程相同者，始可給息。息即自被毀之日起算。

六、如各行各西人經帶兵官飭令將其所屬之貨物供給軍營以為保守之需者，則其所屬之國或兵官必有字據承認，不向中國索賠。被毀物產，須有實證：即按照其本國國律開單，交呈其所屬之公使驗明，並無可疑之處，始代向中國政府索賠。

七、被毀之物，須將未亂前本有此物之實據，交呈其所屬之公使照驗。如該公使以為毫無疑竇，即能向中國政府索賠。失主所業何事，以及其平時進款若干，其所失之物亦可按之估價。

八、應賠之款，俱照關平估出。

九、無論何國何人，俱當按照以上所列各章開單，方能索賠。[37]

《辛 醜條約》對西方各國索賠的原則、手續和中國賠款的總金額作了嚴格的規定。無論何國何人，只能按《各國索賠章程》進行索賠。所有的索賠必須提供確鑿無疑的損 失證據，必須經過各國公使的審核和批准（其時北京外交使團接到各國政府的指令，“要求友好地解決賠償事宜”）。馬克•吐溫文章中的美國公理會牧師梅子明 （William Scott Ament）“不論走到哪里，都要強迫中國人賠款”，“他還徵收了相當於賠款十三倍的罰金”；天主教傳教士的索賠更是駭人聽聞，而且“要用人頭抵人頭”， 等等。謊言的無恥程度證明了謊言散佈者人格的低下和智力的貧乏。梅子明難道是下凡的神仙，身後跟著十萬天兵天將？他憑什麼可以任意踐踏國際公約，踐踏《各 國索賠章程》？他憑什麼“不論走到哪里，都要強迫中國人賠款”，而且想要多少要多少？如此索賠，豈不天下大亂！根據歷史文獻《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八 國聯軍的天津臨時政府視外國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私下向民眾索賠為非法行為，是要抓捕、審判的（本文第七部分論述天津臨時政府的施政時將有詳細說明）。

馬 克•吐溫文章中最荒誕不經的謊言是“天主教除了要錢外，還要用人頭抵人頭”。此謊言到了中國人手裏甚至有進一步的發揮，變成了“美國基督教傳教士梅子明以 ‘用人頭抵人頭’為口號就殺害了中國無辜農民六百八十人”[38]。基督教新教牧師梅子明指摘的天主教教士的“人頭要求”，變成了他本人的大割人頭、大肆 屠戮。這是國人相當典型的“控訴”八國聯軍的方式。

庚子之亂中，外國傳教士和中國教民被血腥屠殺；遇難人數之多，死亡之慘烈，為近現代 史上所僅見。《辛丑合約》規定了“懲辦傷害諸國國家及人民之首禍諸臣”，懲辦了中央政府中罪惡昭彰的戰犯，被判死刑的不過數人而已。前文提及，在滅洋、滅 教的重災區山西省，庚子戰後教會擬訂的“耶穌教受害華人章程”，教會提議僅僅懲辦各府的拳匪匪首一人（而在庚子之亂中，山西省一府之內被殺害的教民往往成 千上萬）。若匪首表示痛改前非，亦能從寬免究。在滅洋、滅教的另一個重災區天津，八國聯軍的天津臨時政府在經過司法審判後，處決過數十名罪惡昭彰的拳匪 （均為男性），僅此而已。天津義和團猖獗之時有一個特色，就是女性的廣泛參與。年少女子有“紅燈照”，已婚婦女有“黑燈照”，寡婦們則組成“沙鍋照”。八 國聯軍佔領天津後，因為“西例婦女向不加戮”，不管是哪一個“照”的首領，即使被臨時政府抓獲亦無性命之憂，如聲名顯赫的林黑兒、三仙姑。那些相信、傳播 教會要“用人頭換人頭”的，他自己的人頭可換成豬頭矣。

馬克•吐溫在對基督教會進行放肆的攻擊和誣衊後，把矛頭指向了美國政府。他公開 呼籲：“不論是在華活動的傳教士們，或者在美國的基督教差會總部，他們的政策和行動都是由他們國家的政府所控制和支配的， 這也是一個不容忽略的基本事實，必須押上審判台接受人民公審並打倒的應當是帝國主義！”[39] 馬克•吐溫的叫囂改變不了“一個不容忽略的基本事實”：美國是政、教分離的國度；民主選舉產生的美國政府不會干預、更不會“控制和支配”教會事務。被押上 歷史的道義審判台，“接受人民公審並打倒的應當是”馬克•吐溫自己。

針對馬克•吐溫的誹謗、中傷，美國基督教會要求他“向公眾發表公開 道歉”。1923年，馬克•吐溫的出版人在出版吐溫的著作《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k Twain， Europe and Elsewhere》時，不得不刪改“給坐在黑暗中的人”，刪去吐溫文章中有關梅子明牧師和傳教士在中國索賠的荒謬章節[40]。

聯軍在華作戰，八國軍隊的軍紀參差不齊，軍人操守有別。軍紀最好的恰恰是馬克•吐溫攻擊的美國政府的軍隊。

在 美國的歷史記載中，八國聯軍之戰被準確地稱為“中國解救遠征”。美軍在這次解救遠征中被譽為“一支非凡之旅”。它的非凡之處首先在於美軍在中國的行為准 則、規範，與它在（國內的）南北戰爭中在南方佔領區是一致的，即嚴格執行1863年發佈的“軍令100：戰地美軍指令”（General Orders No. 100：Instruc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of Ar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包括嚴禁劫掠、保護平民。即是說，美軍像對待美國人那樣對待中國人[41]。

美軍進京後駐紮在先農壇；美國將軍威爾遜稱其為“一個典雅的古老廟宇”。其時正值炎夏，驕陽似火，但美軍沒有進駐那座規模宏大、濃蔭覆蓋的廟宇，而是在外面安營紮寨。廟宇中巨大的殿堂留給了剛從使館營救出來的、飽經苦難的中美兩國的病弱者和傷患[42]。

美 軍管轄區原是京城繁華的商業區，包括被義和團焚燒破壞搶劫最嚴重的前門一帶。美軍入城後的當務之急是“清理街道，擴清空間”。於是那一帶的居民不無驚訝地 看到，美國大兵努力清理街道，聚集散失各處的物品[43]。與此同時美軍著手建立秩序，恢復治安。威爾遜將軍尋覓到當時最好的翻譯，把他所有相關的命令、 指令“譯成中文並張貼在所有公共場所，以便開業的店主商販和清廷官員能夠不需翻譯而自由閱讀”[44]。美軍司令部不僅要求美軍嚴守紀律，秋毫無犯，而且 在管轄區內嚴格維護治安，嚴禁任何人的搶掠行徑。對搶劫者開槍鎮壓，包括自己的士兵[45]。“自從命令張貼之後，沒有發生任何一次違反紀律的行為。其結 果出奇得好”；“中國人開始明白並最終確信，在美國佔領區他們不僅有人身安全，而且所有的財産也是安全的。幾天以後，街道秩序恢復，市場重新開張，所有階 層的人們返回他們的住宅，仿佛外國軍人不存在。”[46] 當時北京居民的日記載：“城中美界安堵如故（像原來一樣平安無事 -- 引者注），市肆全開，人心靜謐”[47]。

前文提及，八國聯軍在北京“特設湯廚二十處”，向貧民提供免費食物。美軍在其管轄區內再額外 設立三個“粥廠”，救濟窮人。“南城珠市口、太清觀、南橫街等三處，蒙暫轄美界知府特爾森君送給小米若干石，商請紳董煮放。美兵官在京，善政不可枚舉，此 舉尤足令人生感也。”[48] 特爾森（John Tilson）是美軍上尉，任美軍與華人之間的聯絡官。特爾森能夠代表美國以“善政不可枚舉”的讚譽進入中國近代史文獻不是偶然的。除開辦粥廠，救濟窮人 之外，他在美軍管界還清理出被遺棄的房子，開設診所，為妓女進行健康檢查。美軍的隨軍醫生還在市民中開展了大規模接種疫苗的活動，防止疾病的傳播。當北京 嚴寒的冬季來臨時，美軍管轄區為貧苦無依的人建立庇護所，收容他們，並增設粥廠，廣施救濟。美軍當局採取措施，設法醫治中國社會的兩個痼疾：賭博被禁止， 所有的鴉片煙舘被封閉。由於 “不可枚舉”的善政和人道關懷，成千上萬的北京居民蜂湧而入美軍管區，以至於造成住房的嚴重短缺[49]。

美 軍無論是在城市還是鄉間都軍紀嚴明。1900年9月12日，查菲將軍發佈命令：所有在北京以外執行任務的分遣隊，必須在軍官或士官的統領、指揮之下。所有 的軍官、士官均需嚴格命令部屬，禁止開槍，除非自身安全受到威脅。如果士兵違反這條軍令，軍官有責任將其逮捕。搶劫財物更是嚴令禁止的[50]。聯軍指揮 部曾收到來自通州的一份報告，指控聯軍在那裏有不法行為。美軍總指揮對此高度重視，立即決定全面調查。調查結果證明：美軍在那裏的紀律良好，行為規範 [51]。對待俘虜美軍不會虐待，更不會屠殺，包括對並不享受戰俘待遇的拳匪。美軍或許會將他們充作勞工，在戰後則全部移交給中方（中國政府反而將他們處 死）[52]。

1900年10月，聯軍的“管理北京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City of Peking）成立。委員會下設小組委員會，負責不同領域的工作。美國人參與了兩個小組委員會。一個是與德國人一起，負責健康保障、疫病防治、街道的清潔 照明、公廁的設立、房屋的分配、醫院及中外醫生的管理等；在另一個小組委員會則是與英國人合作，負責財政管理、海關營運以及市政開支[53]。

美 軍嚴明的軍紀也表現在軍需採購方面：“美國有組織地徵收牲畜，支付合理價錢。並且頒佈了命令，禁止以其他各種手段獲得牛羊肉”[54]。軍需採購價錢合 理，雇傭勞工亦待遇優厚。聯軍在天津作戰期間，美軍給予中國勞工的待遇是，除管飯之外，每天的工資20美分（當時租界內的二等巡捕日薪只有10美分）。為 保護中國勞工的人身安全，美軍還為他們提供守衛。在從天津向北京進軍的途中，用車子為美軍運送軍需給養的中國勞工，除管飯外，報酬是價值1美元的黃金 [55]。

戰爭中士兵的劫掠行為是難以禁絕的，尤其是出兵作戰帶有對敵國報複的情緒。美軍高層採取了各種手段制止搶劫。如果發生劫掠， 除在現場鎮壓之外，美軍會將劫掠的物品全部沒收，設法歸還原主。若物主無法找到，則將物品交給軍需部門，通過拍賣讓士兵掏錢購買，然後發給士兵憑據以證明 佔有物品的合法性。美軍對士兵擁有的私人物品嚴格檢查，若無憑據，一律沒收[56]。拍賣所得的收益存放在美方金庫中。美軍曾發現大量銀錠（價值 376300美元）；這些銀錠和繳獲的其他貨幣被運到香港和上海的銀行，賣給摩根大通的代理人，收益也存放在金庫中。在外交和解達成後，美方將所有這些收 益都交還給中國政府[57]。清政府恐怕作夢也想不到，戰爭結束時會來這麼一筆橫財。

美國公使康格在聯軍入京一個月之後（9月17日） 給國務卿的電報中說：“這個城市正在建立良好的秩序，尤其是在美國人和日本人管轄的區域內，中國人正在返回他們的家園，店鋪正在開業，等等。”公使舘解 圍，外交官、傳教士和中國的基督徒獲救，社會秩序得以恢復、重建，美國認為“中國解救遠征”的任務基本完成了。“美國不支援延長在中國任何地區和任何地點 的外國軍隊的佔領，也不支持在京修築國際據點，而要繼續維護與中國的友好關係”[58]。聯軍入京後，美軍只參加了聯軍的兩次軍事行動，均在九月中旬，即 在北京西山八大處和天津靜海獨流鎮清剿大股拳匪[59]。據《申報》1900年10月2日報導，美國在十月初即聲明退出德國瓦德西元帥所統領的剿伐拳匪的 軍事行動，“不再與聞戰事”。美國大規模從中國撤軍也於十月初開始。

美軍在華行動直接受到美國國務院的關注。美國在華專員羅克西爾 （Rockhill）在暴亂平息後，專程赴天津市區及京津一線視察。（1900年）10月1日他給國務卿約翰•海發了一份電報彙報情況：“我很高興能夠告 訴您，我們軍隊在這裏和別處任何地方的行爲正如我們所希望的那樣。他們的紀律和良好的耐力受到所有方面的贊許。”所有方面的贊許中，最難能可貴的是中國民 眾的贊許。據時人記述：“美界紳民以歸美國暫管以來，地方安謐，刁鬥不聞，於是製造萬名旗傘匾額等，用鼓吹送至美提督暨兵官等四份，以志感銘。”[60] 鼓樂前導，敬送“萬名傘”（或稱“萬民傘”）及匾額，傳統上代表中國民眾對地方官治理業績和為官操守的高度評價。1901年3月，由於美軍的大規模撤離， 北京一萬三千市民連署請願書，呈交給美軍總指揮查菲將軍，請求美軍留守[61]。這是北京市民挽留美軍的一片赤誠，是中國人民給予美軍的崇高榮譽。

曆 史雄辯地證明了：是八國聯軍平息了拳匪清兵的大屠殺、大破壞；是八國聯軍解救了各國的外交官、傳教士和千千萬萬的中國基督徒，同時解救了水深火熱之中的中 國北方民眾。八國聯軍不是中國社會秩序、民眾和平生活的破壞者；剛好相反，他們是中國社會秩序、民眾和平生活的恢復者。聯軍出兵之前，“地方蹂躪，民生塗 炭”[62]。不僅京津地區被破壞得滿目瘡痍，在滅洋、滅教的恐怖中，“各省風鶴頻驚，商務敗壞，市塵寥落，居民日夕惴惴，幾無安枕之日”[63]。八國 聯軍平息暴亂，結束了中國近代史上一場罕見的浩劫。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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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清史稿》列傳二百五十五
[2] 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
[3] 同上
[4]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5]《齊如山回憶錄》 第三章 義和團進京、洋兵進京、作生意時代
[6] 劉海岩:“八國聯軍佔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
[7]《瓦德西拳亂筆記》，瓦德西1900年10月22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8] 寶複禮:《京津隨軍記》
[9] 蘆笛:《刺刀逼著蓋起來的廁所》
[10] Franz-Stefan Gady:“When Americans Ruled Beijing”（美國人治下的北京）
[11] 葉昌熾:《 緣督廬日記鈔》
[12] 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
[13]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14]《齊如山回憶錄》 第三章 義和團進京、洋兵進京、作生意時代
[15]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6] 瓦德西1900年11月25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7]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一
[18] 普特南•威爾:《庚子使舘被圍記》
[19] 洪壽山:《時事志略》，第二十段“日本出告示”
[20]《齊如山回憶錄》第四章 學員警、談考試、往歐洲、助革命、看兵變
[21]《紐約時報》1901年2月10日
[22]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三
[23]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四卷
[24] James Harrison Wilson:《Under the Old Flag》（舊日旌旗招展）
[25]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國救援遠征的後勤保障）
[26] 錢文軍:“義和團戰爭之感歎”
[27]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28] 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
[29]《義和團戰爭的起源》
[30]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31] 同上
[32] David Silbey:《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國的拳民暴亂）
[33] 普特南•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第三章
[34]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事雜記》
[35]《維琪百科》“American Anti-Imperialist League” 條目
[36]《互動百科》“馬克•吐溫”條目
[37]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38]《晚清歷史現場》第二卷 內憂外患
[39]《北美評論》1901年4月號，馬克•吐溫: “To My Missionary Critics”
[40]《維琪百科》“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條目
[41]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國救援遠征的後勤保障）
[42] James Harrison Wilson:《Under the Old Flag》（舊日旌旗招展）
[43] 同上
[44] 同上
[45]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46] Harrison Wilson:《Under the Old Flag》（舊日旌旗招展）
[47]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
[48]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49] Franz-Stefan Gady:“When Americans Ruled Beijing”（美國人治下的北京）
[50] 同上
[51]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52]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國救援遠征的後勤保障）
[53] Franz-Stefan Gady:“When Americans Ruled Beijing”（美國人治下的北京）
[54]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55]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國救援遠征的後勤保障）
[56] 同上
[57] 同上
[58] 美國在華專員羅克西爾(Rockhill)1901年11月30日寫給美國國務卿約翰•海彙報談判情況的信
[59]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國救援遠征的後勤保障）
[60] 楊典誥:《庚子大事記》
[61] Franz-Stefan Gady:“When Americans Ruled Beijing”（美國人治下的北京）
[62] 清廷上諭，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一
[63]《申報》1900年10月2日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