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4）

劉淇昆


(七) 八國聯軍對中國城市的佔領是臨時的，但是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聯軍把天津改造成為中國第一個現代化的城市。聯軍的治理業績，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聯軍政府的清廉，在中國歷史上不僅空前，而且絕後。

聯 軍攻佔天津後成立了臨時政府（the Tianj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入鄉隨俗，取名“天津都統衙門”。此衙門完全不同於中國歷史上的任何衙門；手握大權的不是一言九鼎的衙門主官，而是臨時政府委員 會。從1900年7月30日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解散，臨時政府委員會一共召開了329次會議，4次特別會議，平均每兩三天開一次會。會議討論通 過的所有議案、制定的各項法規、法令以法文（國際上最權威的法律用語）作詳細記錄。兩年下來，會議記錄彙編成幾大本的《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在清政府 收回天津治理權時，會議紀要作為法律文件移交給清政府 [1]。

天津臨時政府發佈的第1號“告諭”向民眾保證，要“清理地方，保全善 良”。首先是整頓治安，恢復秩序，清除匪患，保障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為了收拾庚子之亂遺留下來的爛攤子，還有兩項當務之急。一是採取衛生防疫措施，防止 戰亂之後死屍狼藉、遍地哀鴻之中可能爆發的瘟疫。二是“採取防止本地人發生饑饉的措施”，就是說，不能讓老百姓餓肚子。臨時政府撥款賑撫，救濟貧民：“去 年冬，以貧民無依，饑寒交迫，津郡及縣屬村莊，均蒙中外賑撫”；在天津“楊柳青……蒙本段洋分司員傅（‘傅’某是臨時政府的洋人官員 -- 引者注）轉求都統，發給洋銀九百餘元，購紅糧三百余石，經局紳幫同司員查寫極貧二千餘戶，分別散發。”[2]

劫後餘生的天津市民在生命 安全得到保障後，臨時政府的“清理地方，保全善良”進入下一個階段：“清理中國政府及私人放棄的動產和不動產，編造清單並且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為確保 民眾的財產安全，臨時政府對戰後混亂的私有財產進行清理，重新登記；向能夠出示財產證書的人發放房產證，並頒佈了契約註冊辦法。西方國家對財產權的尊重 （無論是私產還是公產）和契約精神，在臨時政府的施政中得到充分體現。

即使面對軍事需要，這個戰時軍政府也不會侵犯民眾的財產權，不會 任意損害民眾的福祉。其時英國佔領軍司令坎貝爾（Lorne Campbell）將軍要求都統衙門在市區東南軍械所附近設置一個靶場。將軍得到的答復是：“如不付給房主賠償費，本委員會無法讓居住在那一帶的居民搬 遷”[3]。

自古以來，中國並無城市建制；城市地區歸所在縣管轄，而縣衙門根本沒有什麼市政管理機構。19世紀中國的城市人口大量增 長，城市控制、管理方式的原始落後成為社會失控的主要原因。天津臨時政府按照西方城市行政體制設置，中國首次出現了城市行政區的建制和現代化的城市管理。 臨時政府下設衛生局、公共工程局、司法部、巡捕局、庫務司以及總秘書處和漢文秘書處。各機構的首長，除了巡捕局局長是一名英國軍官外，其餘都是專業人士， 而且久居天津。比如衛生局長德博施是一名法國醫生，曾任法國公使館醫生，當時在天津行醫。公共工程局局長由丹麥工程師林德（Linde, A. de）擔任。他19世紀80年代就在天津英租界從事公用事業，曾參與海河治理工程。

臨時政府的法律制度是按照西方法律體系建立的。臨 時政府設立法庭並任命了法官，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均由法庭依法審理判決。這也是中國亙古未有的。八國聯軍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從制度上保證了司法公正，結束 了中國兩千年來縣官坐堂打屁股、“衙門口，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的司法黑暗和野蠻。

中國第一支員警隊伍也是八國聯軍創建的。臨時政 府成立後，為了解決迫在眉睫的治安問題，首先成立巡捕局，著手建立城市員警系統。員警由外國巡捕和華人巡捕兩部分構成。外國巡捕主要從各國軍隊中抽調官兵 組成，華人巡捕則由紳商保舉本區華人擔任。巡捕不僅負責司法、治安，而且負責交通、衛生等公共事務。中國的城市中首次出現在街頭站崗維持治安、指揮交通的 員警。天津城廂地區還被劃分為8個治安區，每區推舉6名華人紳商協助治安管理。袁世凱接管天津後，員警制度被完整地繼承下來。

天津臨時 政府還創立了城市稅收制度。“臨時政府的財政最初是依靠參加政府的各國各墊款5000英鎊開始運行的。臨時政府成立後，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城市稅收制 度。根據臨時政府制定的稅收章程，主要開徵入市稅（即厘金）、碼頭捐、所得稅（房捐）、鋪捐和執照稅等[4]……臨時政府對各項捐稅收入和政府支出有詳細 和明確的記錄，實施嚴格的管理。從記錄中可以看出，稅收制度建立後，臨時政府的財政收入不斷增加，許多公共工程得以實施。在向袁世凱辦理政權移交時，臨時 政府將全部收入和支出的賬目清單，以及還在施工中的公共工程所需的費用、政府財政結餘等一併交給了袁世凱。”[5] 這恐怕是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清廉如水的政府帳目交接。中國的地方政權交接（舊官去職，新官上任），前任留下財政虧空是常態。天津臨時政府竟然向袁世凱 轉交了財政盈餘，八國聯軍對中國掠奪、榨取的謊言可以休矣。

在戰局穩定之後，臨時政府掀起了天津現代化改造的高潮，主導了天津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管理制度的制定。

臨 時政府主持了天津城牆的拆除。19世紀末，城牆的傳統防禦功能已經不復存在；當城市迅速發展時，城牆成為交通的最大障礙。天津城牆拆除後，沿城牆基址修築 了四條馬路，成為城區的交通幹線[6]。臨時政府還修築了城北門至運河以及英租界到海光寺的道路；老城區的道路系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臨時政府在城市交 通方面的另一個建樹是創辦有軌電車交通系統。當時歐洲人和日本人分別向臨時政府提出了承攬修築電車工程的申請；日本甚至由政府出面，要求優先獲得專營權。 經臨時政府的慎重審查，比利時銀行團投資的“天津電車電燈公司”獲得了有軌電車的經營特許權。中國的第一個城市公共交通系統由此誕生。

天津的自來水供水系統也是臨時政府執政時創立的，開中國“自來水”之先聲。1901年3月，德商瑞記洋行向臨時政府提出建立自來水供水系統的申請，獲得批准。臨時政府委員會對供水系統的設置、供水水源、消防用水的供給以及水價的限制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7]。

八 國聯軍的執政同時帶來了中國城市的光明。天津的路燈在19世紀80年代首現于英租界；華人得享路燈照明則是八國聯軍的貢獻。臨時政府委員會於1900年 11月作出決議，要求城區馬路兩側每隔100步安裝一盞路燈（油燈），安裝及維修費用由沿路房主承擔。翌年2月，臨時政府決定城市照明由政府負責，籌畫安 裝電力路燈[8]。在與“天津電車電燈公司”簽訂協定時，臨時政府提出將電車專營權授予該公司的條件之一，就是公司要為電車經過的馬路以及其他道路提供電 力路燈照明。路燈即設，天津夜晚“燈盞齊明，如同白晝，比除夕倍覺輝煌”[9]。

中國城市電話系統的建立，也是八國聯軍首開先河。之 前，一些政府衙門、官邸安裝了專線電話，租界也出現電話；但是電話的商業經營和城市電話系統的建立，則是八國聯軍治理天津的產物。1901年2月，丹麥人 濮爾生在老城區註冊成立了一家經營電話、電報的公司：Electric Engineering and Fitting Co.，中文註冊名稱為“電報局”。這家公司在老城區埋電杆、架設電話線，電話開始在政府機構、公共設施（如醫院）和民間普及。除日常廣泛的公私用途之 外，在夏季汛期，臨時政府還利用城市電話系統（當時最快捷的通訊、傳播手段）通報每日的海河汛情，組織防洪救災。

八國聯軍對中國另一個 傑出的貢獻，是建立了亙古未有的公共衛生系統。中國自古以來既無公共廁所，亦無垃圾的收集清理。城市居民在街上任意出恭、傾倒大小便桶和垃圾；滿街屎尿、 遍地垃圾臭水溝就是當時城市的衛生面貌。據人大教授張鳴介紹，當時皇宮內都沒有廁所，“連莊嚴的太和殿兩側，也隨處散落太監們的大小便。反正皇帝沒事不會 去那裏，後妃也去不了，大典每年不過一次，到時候清理一下也就得了。”19世紀隨著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城市衛生狀況日益惡化，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當時對 城市環境影響最大的是生活污水、垃圾以及人們隨處便溺的習慣。

“臨時政府成立後不久便做出決議，城區禁止隨地便溺。路上行人隨地大小便 要罰洋1- 2元。同時，臨時政府開始以招標的方式建造公共廁所。很快，老城區建造了多處公共廁所，並設有清潔夫按時清掃。臨時政府專門發佈告諭，要求人們必須到廁所 ‘出恭’，在廁所以外便溺要受重罰。同時，臨時政府還要求所有糞廠遷至郊外。”解決居民隨地大小便問題的同時，臨時政府也著手解決城市拉圾問題。 “1901年3月，都統衙門制定了《潔淨地方章程》，規定居民每天必須將垃圾傾倒到劃定的垃圾場，然後由政府統一處理。住戶每天要將自家門前地段清掃幹 淨。並明文規定了嚴格的懲罰措施。這是天津最早的城市衛生立法。違反這些規定者會被外國巡捕抓捕，受到罰款、鞭責等嚴厲處罰。與此同時，由臨時政府衛生局 組織專人清理河邊、城內堆放的垃圾，雇用清潔夫打掃街道。”[10]

臨時政府同時主導了城市排水系統的建設。他們未採用政府投資的方 式，而是利用民間集資或投資。臨時政府要求各街區的士紳出面組織居民修建和清理下水道，費用由士紳們承擔。對排水工程的設計和施工品質，臨時政府嚴格把 關。工程設計要經過公共工程局的審批。驗收工程時，如果工程品質高，政府將承擔部分工程費用。在臨時政府的鼓勵下，私人公司也參與了排水系統的投資與建 設。德國人漢娜根的“大廣公司”提出修建城區南部排水系統的方案，委員會經審查後批准。該公司在老城西南部挖掘了排汙池，老城區的污水被排入池中，再經由 專門水道排入海河下游。這一排水系統一直沿用至20世紀50年代[11]。

在八國聯軍臨時政府的治理下，天津乾淨了，衛生了。北京的面 貌在聯軍治下也發生了類似的重大変化。時人記述：在北京“近來各界洋人，不許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潑倒淨桶……各巷口皆設公廁，任人方便，並設立除糞公司， 挨戶捐錢，各司其事”[12]；“又爐灰穢土，街前不准堆積…… 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車，挨門裝運”。連紫禁城內都修建了公廁。時人編成“西江月”，讚揚城市面貌的變化：

不准堆積糞土，勿許街市出恭；路途小解或出恭，罰爾兩天苦工。
各處砌壘廁所，街巷掃除乾淨；禁止鬥毆與強爭，煙館賭局詞訟。[13]

各處添設土筐，運載糞土出城；街巷潑水點夜燈，小兒臉要乾淨。
添立牌頭街長，稽查戶口人名；設立巡捕與分廳，殲除賊源盜風。[14]

國人在八國聯軍治下（包括強迫之下）第一次享受到清潔、文明的生活方式。

1902 年6月，就在八國聯軍最後撤出中國的兩個月之前，天津發生了一次流行性鼠疫。“鼠疫最初是從塘沽傳入的，並主要在城北區蔓延。臨時政府隨即採取了一系列有 效的防疫措施。在塘沽設置了港口檢疫隔離站，在市區建立了醫療站，還對感染者的隔離、病亡者的埋葬以及環境消毒等制定了強制性法令。如病人要及時送醫院隔 離、冰鎮並用石灰塗身；焚毀病家衣物；一周內封閉患者住房，用石灰水塗封門，胡同禁行，鄰居不得進入，與病人同居者不得外出等等。病故者要領取許可證才能 掩埋，並由政府專門雇用的苦力抬運和掩埋屍體。為了防止因感染者死亡造成疫情擴散，臨時政府制定了嚴格的死亡報告制度，如藏匿死屍不報，要處以帶枷遊街、 罰苦工等嚴厲處罰。當時，臨時政府還專門發佈告諭，制定衛生章程，要求居民必須飲用開水、蔬菜水果必須煮熟食用，保持身體清潔，染病必須及時報告，同時還 免費提供石灰用於廁所等消毒。要求製造汽水的水鋪鋪主必須使用開水，對違反者嚴厲懲罰。”[15]

發生鼠疫是不幸；剛好在聯軍撤軍之前 發生，則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沒有臨時政府迅速及時、嚴格高效、科學的防疫措施，而由腐敗、低能的中國政府應對，這場鼠疫將可能在多大的區域內肆虐，多少 國人將因此喪命，是不難想像的。清末即有“後車之鑒”。庚子戰爭十年之後，1910 至1911年，東北黑龍江省發生鼠疫。“疫症發生始于滿州裏……民居寥落”，非天津這樣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而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異常慘重，死亡近六萬人。 疫情的緣由還是俄國醫生經調查後發現的[16]。

臨時政府——這個外國佔領軍的軍政府也沒有忽視學校教育。臨時政府撥款，“努力操辦” 學堂，“選聰慧子弟肄習洋文洋語”，“以克服中外語言，文字不通，諸多不便”；學堂裏同時“講讀經史古文，並字學、算學、輿地學”[17]。（八國聯軍不 是因為需要翻譯而辦學；在學堂裏上學的都是小孩子）

臨時政府向天津居民提供免費醫療保健，其中包括接種天花疫苗[18]。中國人開始從可怕的天花疾病中解脫出來（這個病要了兩個清朝皇帝的命）。

臨時政府執政時期，還建立消防隊、制定交通法規、建立公共墓地等。臨時政府還計畫進行人口普查；為此不僅組織了專門機構，擬定了人口調查表，還開始為城區街道正式命名，編制住宅門牌號碼等等，為人口普查做周密的準備（由於政權不久後移交，人口普查未能完成）。

抽大煙、逛妓院是中國社會的痼疾；臨時政府用嚴刑峻法猛藥去屙。在天津的《巡捕章程》中規定：“凡煙館娼寮一律封禁。違禁者，或私赴此等地方者，俱予以嚴罰”[19]。

臨 時政府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對天津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現代化的巨大貢獻，是古往今來中國任何一個賢臣能吏或政府當局都無法比擬的，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蘇東坡在任杭州刺史時修了西湖的一道堤壩，受到千古稱頌；但與八國聯軍在天津的業績相比，不是螞蟻比大象嗎？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八國聯軍在完成人道救 援使命、中止庚子之亂的浩劫後，絕大多數聯軍將領都急於率軍回國，因為在中國駐軍開支浩繁，佔用大量人力、物力資源[20]。在歸心似箭的情勢下，聯軍的 臨時政府竟然創造出城市改造和現代化的豐功偉績。

按照國人的思維定勢，外國佔領軍在天津的種種建樹、作為簡直是“吃飽了撐的”。他們是 在敵國的土地上，既無拚政績、圖升官的驅動，亦無飽私囊、摟錢財的利誘，所為何來呢? 想收買中國的民心？可是當政者有八國之多，國人該感激哪一國？筆者思來想去，覺得只有一種合理的解釋，就是八國聯軍組織的臨時政府是一個對人民有責任心、 關心民眾福祉的政府；政府為人民服務，是政府的天職。這種普世價值如此“刻骨銘心”，就是在交戰國臨時佔領的城市也不能不表現出來。

進行天津大規模的開發建設，涉及大量的民房拆遷工作。在八國聯軍治下，拆遷工作是如何進行的呢？這裏以修建一條沿河公路涉及的動遷為例。

臨 時政府委員會第73次會議專門討論了此次拆遷的徵用費問題。委員會責成公共工程局局長、丹麥工程師林德就沿河房屋提出估價報告。該報告完成後，由司法部 長、司庫和中文秘書組成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審核。審核通過後，報告提交給市府委員會。市府提前一個月發出公文告示，通知涉拆遷的居民。居民有意見、要求儘管 向政府提出來，由市府進行審議；市府絕無隱瞞、強橫之舉。每個拆遷戶均得到三方面的補償。一是房價補償，按委員會綜合專家分析確認後的房價執行。二是宅基 地皮，均以每畝75兩支付徵用費（相當於五品官一年的俸祿）。三是在市內遷居地區免費劃撥同等面積的宅基地。房產的製圖造冊，統一由臨時政府召集房主、地 保與相關人員到場，當面完成，一式兩份。拆遷戶的補償銀兩，由臨時政府的下屬部門在預定時間統一發放。

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公共建設專案，其拆遷戶的補償和安置均依照上述程式進行。八國聯軍主導的房屋拆遷如此公平、廉潔、透明、利民，會不會令今人羡慕呢?

八國聯軍在治理京津地區時的廉潔作風，也與古往今來中國官場的貪污腐敗形成鮮明對照。聯軍在佔領的城市一旦（臨時）當政，中國官場的潛規則、形形色色的腐蝕拉攏很快地包圍上來。天津臨時政府很快嗅到了中國社會的這種腐臭，斷然採取措施，“拒腐蝕，永不沾”。

1900 年12月20日臨時政府委員會召開第84次會議，除了討論發放救濟、處理民教衝突等事項外，還專門 “研究了關於當前一些華人向政府部門成員贈送禮物的問題”，並形成決議：“本委員會認為此舉應當嚴加制止。同時也相信，政府所有成員都不會接受華人除水果 和鮮花以外的任何饋贈”。臨時政府成員不僅自己分文不取、兩袖清風，而且努力保持政府雇員的廉潔。天津“暫行管理城廂內外地方事務”的西人長官發佈了管理 地方告示，曉諭民眾“本衙門並四司員衙門西國官員，並文案翻譯，及各項差役，均不准收納民人禮物，如違查出懲辦。該民人等亦不得暗中饋贈”[21]。政府 官員、衙門差役不許接受民眾的禮物，違者懲辦，對國人而言簡直是天方夜譚。而且實踐證明，洋人立的規矩不是說說而已，而是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八 國聯軍的清廉作風也表現在軍需採購方面。自古以來，中國的軍需採辦是肥得流油的差使，非領兵官的親信莫屬。八國聯軍由於長期駐紮，需要在當地購買大量物 品，從糧食蔬菜、肉類水果、草料豆麩、煤炭木柴、磚瓦木料到布匹綢緞，品種繁多。使華人供應商驚異不止的是，聯軍的軍需官不收（在中國人眼裏是天經地義 的）回扣。齊如山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德軍“糧台總辦”（總軍需官）梅星先生向他購買木柴，成交之後，齊按照慣例、行規，要給梅星回扣，被對方斷然拒 絕。梅星對齊說：“你用不著謝我……你若以為我有意要錢，那就大錯了。別的國知不清，德國的公務員沒有要錢的”。齊如山不勝感慨：“沒想到這個糧台總辦， 真是一清如水，一文錢的弊病也沒有，待商人還是很厚道，我也絕對不特別多要錢。我沒有應酬過他，他例常開兩瓶啤酒，我們喝著談天。”[22]（讀者不要以 為聯軍軍需官的廉潔與否和中國無關。八國聯軍的軍費，部分出自庚子賠款）

對一些為八國聯軍服務的華人狐假虎威的擾民行為，天津臨時政府 及時進行了調查和懲處。1900年9月28日，都統衙門獲悉，有華人翻譯趁隨軍演習或出征之機，在勝芳鎮非法獲銀1萬兩，之後存入天津滙豐銀行。都統衙門 下令滙豐銀行凍結此款，等待調查結果。緊接著，英軍總司令部參謀部翻譯、福音堂的教士斯利蒙（Slimon）向都統衙門寫信舉報，有華人謝某和梁某在一些 村莊以向村民提供保護為名，騙取金錢。10月13日，都統衙門責成巡捕局長下令拘捕並審訊這兩名被告。1900年11月16日，在都統衙門任職的俄軍上校 沃羅諾沃報告說，發現一名孫姓華人翻譯在一個叫宜興埠的村莊向中國人勒索錢財，要求都統衙門逮捕此人。都統衙門遂將此案移交巡捕局辦理。

對查有實據、情節嚴重的假借聯軍名義的詐騙、搶掠罪行，都統衙門嚴厲懲處。“寶倭青都統以張得立、吳貴廷、張恩榮三人，向在津郡為匪，曾假冒洋兵，並本衙門委員，迭向民間勒索銀錢，並搶劫財物。故於緝獲審明後，即於九月二十三日十一點鐘，在東門附近地方行刑”[23]。

都統衙門於1900年12月28日的會議上決定發佈告諭：凡以臨時政府或軍事當局名義征斂錢財，均屬詐騙；要求民眾檢舉揭發，以便嚴懲。這篇告諭在1901年1月1日元旦張貼到天津的大街小巷：

為出示曉諭事：照得現聞有人假充本衙門之人或充練軍勒索錢財，准該民人等前來本衙門指名稟控，派兵查拿嚴辦。為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特示。 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在 北京，八國聯軍的“北京行政委員會”對假借聯軍名義的勒索、詐騙和仗勢欺人行為也決不寬貸。被民眾“指名稟控”而遭“查拿嚴辦”的一個典型，是賽金花的家 人劉海三。他憑著兩句支離破碎的“洋涇幫”德語，招搖撞騙，為非作歹。劉海三被捕之後，賽金花四處求情。齊如山受賽的請托去找新任北京“知府”（德軍管轄 區長官）科德斯，結果碰了一鼻子灰。科德斯不無責備地說：“他毀害你們中國人啦”；言外之意是你怎麼為這種傷害自己同胞的敗類求情。賽金花和她所托之人向 徳軍當局求情時，不敢使用中國傳統的手段——賄賂，因為他們知道在洋人那兒，這一套行不通。最後，劉海三被德軍當局槍決[24]。

大規模、慘烈的（對基督教的）宗教迫害是庚子戰爭的導火線之一；戰後，自然會有民教衝突的餘波。臨時政府處理此類衝突，並不偏袒基督教會和外國傳教士，而是一秉大公。僅以王家溝事件為例。

1900 年11月20日，王家溝的士紳向天津都統衙門投訴，“指控有兩名華人基督徒聲稱受臨時政府的委派在村裏為教堂徵集賠償損失費”。臨時政府收到投訴後，“委 員會責成漢文秘書通知這些士紳，把被控告的兩名華人基督徒帶到司法部”。兩天后，都統衙門又收到王家溝士紳的書面訴狀，指出那兩名基督徒是根據美以美會 （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傳教士的指示到村裏索取賠款的。都統衙門繼續指令將這兩名基督徒帶到司法部接受審訊，以查明美國傳教士是否有違法行為。

隨 後，王家溝的鄉紳們通過漢文秘書又提交了一份訴狀，“要求賠償因遭拳匪迫害而造成的損失”，並宣稱已經聘請日本人作為本村的法律代表。拳匪造成的破壞、損 失，該村要求（八國聯軍的）臨時政府賠償，這在當時並非無理要求。實際上在京津兩地，聯軍針對拳匪造成的破壞對民眾都進行了賠償，因為庚子賠款也包括對中 國民眾的賠償（《辛丑合約》第六款）。

王家溝士紳對基督教會的指控，激怒了當地教會中的某些人士。有人帶著不明真相的聯軍士兵抓捕了當 地士紳，民教衝突迅速惡化。都統衙門巡捕局長嚴詞指控“美國傳教士煽動”，並要求對“傳教士的行為進行約束”。這場衝突的後續情況在都統衙門的會議記錄中 沒有記載；但當時北京外交使團接到了各國政府的指令，“要求友好地解決賠償事宜”，此事件應該和平了結。

為政清亷，以法治國，直至今日不還是“中國夢”嗎？

(八) 庚子戰爭中，戰敗方的政府留守官員給外國佔領軍敬送錦旗，老百姓給佔領軍恭送慶功匾、萬民傘，國家元首給佔領軍頒獎授勳。人類戰爭史上，可曾有過此種咄咄怪事？

在 庚子戰爭的舊照片中，有一張流傳頗廣，是留守北京的中國官員敲鑼打鼓，送兩面錦旗給八國聯軍的指揮官。一面錦旗上大書“萬國鹹喜”，掛在了八國聯軍總部的 門口。另一面錦旗上則是“祝效華封”；祝其壽，祝其福，祝其多子，誠為國人最美好的祝願。有人認為此種舉動是向侵略者獻媚邀寵，是賣國求榮的漢奸行為。這 是憤青式的弱智思考。八國聯軍是侵略者還是人道救援之師，前文已經分析過了。誠然，“拍馬屁”是中國曆久不衰的官場文化，但是給八國聯軍拍馬屁，則是馬屁 拍在馬腿上。聯軍是戰爭中的敵軍，佔領中國是暫時的，在中國也絕無扶植傀儡政權的打算。清廷官員就是昏了頭，也不會指望給聯軍拍馬屁升官發財。與敵軍建立 親密關係，向佔領軍求榮，只會使自己在聯軍撤軍之後大禍臨頭。

清廷留守官員如此，平民百姓呢？據時人記述，居民盛服前導，給八國聯軍送 慶功匾、萬民傘的，決非個別地區的個別事例。在天津楊柳青，“洋分司員傅，心地明白，操守清廉，自五月抵楊柳青，彈壓地面，甚屬安謐，村人感之。於十七日 公送匾額一方，其文曰：「除莠安良」。司員盛服相迎，款以煙酒茶食，且自謙雲：‘無好處，不敢當’”在天津城南，“法司員賈，清廉嚴重，有威可畏，自春徂 秋，管理城南段，未嘗稍懈。繙譯姚君智善（翻譯姚智善 -- 引者注），亷明正大，一塵不染。十八日，司員交卸，村人十餘名前往餞行，並送匾額， 其文曰：「明鏡高懸」。賈君喜極，指天畫地，作頌禱之狀，為我村祝，為我國祝，為我大皇帝祝。所謂頌揚得體也。及村人轉相稱頌，伊則謙讓未遑。”“八月初 三日，漢文司員丁君回國。丁君在中國多年，曾充學堂教習，去歲發給執照，保護我村，村人往餞，並送「惠心有孚」匾額以酬之。”[25]

送 萬民傘、匾額，一般是在官員離任時，民眾借此表達感激之情；以上三例中，有兩例皆是。若說這是諂媚，洋官已離任走人（甚至回國），諂媚的意義何在？凡是以 不帶偏見的心態讀過本文前兩節（六、七節）的讀者，對中國官民向八國聯軍表達的種種心意，應該不會感到吃驚或誤解。聯軍平息暴亂、中止浩劫、解民倒懸、與 民生息，中國官民向聯軍表示感謝，不是人之常情嗎？而且被民眾特別感激的洋官，自有他們的優秀過人之處。

對八國聯軍表示感謝的不僅有民 眾官紳，還包括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庚子戰爭結束後，“出使日本大臣”（即駐日公使）蔡鈞向日本外務省呈遞照會，轉達光緒皇帝對他的諭旨：“上年拳匪變亂， 禁門以內，日本兵官嚴飭弁兵，極力保護，洵屬睦誼可風，深宮甚為感悅。著蔡鈞轉達日廷外部，傳旨向日皇伸謝。”[26] 清廷不僅向日本天皇伸謝，還對聯軍中的日軍軍官大加獎賞。慶親王奕劻親自致函日本駐軍指揮官，索取“各將官職務資格，以便分別賞給”。幾經交涉和修改，日 本政府最後慎重地確定了一份199人的名單，接受清政府的獎賞[27]。

國內對此事一般評論為：這是以西太后為首的清政府對帝國主義侵 略者卑躬屈膝，“量中華之物力，結輿國之歡心”。這種黨八股式的批判與事實相距十萬八千里。要說對西方列強的仇恨，無論是時人還是今人，很少有人能超過慈 禧。滿清愛新覺羅皇室在對外戰爭失敗之後，雖然不能不退讓，甚至被迫割地賠款，但從未在強敵面前搖尾乞憐過。敢誅殺持異議的大臣，向世界上所有的強國同時 宣戰，說明慈禧不是孬種。而且其時清廷的“天朝上國”的心態尚在。“朝廷柔服遠人”（《宣戰詔書》中語）；因為日本軍官有功于清廷，故對其頒賞。而且此類 頒賞是在戰爭結束、《辛丑合約》簽訂之後，清廷並不希冀日本有什麼回報。

無功不受祿；日軍的功勞何在呢？首先，正象光緒帝在上諭中言明 的，日軍對皇宮“極力保護”。聯軍入京之後，日軍把守紫禁城的東華門、西華門和神武門，和美軍一起嚴密保護皇宮。清宮不僅未遭兵災，而且保持了皇室的尊 嚴。聯軍破京時，宮中不少人逃逸，但留下來的仍逾千人。這些人的日常生活供應，完全由日軍承擔[28]。“聯軍入京後，大內所留咸同（咸豐、同治 -- 引者注）兩朝妃嬪，由日本兵官按日進膳，派敬止齊尚書照料一切。至慶邸到京始止，調護極為周密。”[29] 清皇室對日軍的保全是真心感激的；“深宮甚為感悅”是大實話。清廷在庚子戰爭中造了大孽，闖了彌天大禍。與它在1860年毀棄對外條約、偷襲英法軍隊、殺 害談判代表而招致英法聯軍的報復——火燒圓明園，兩相比較，庚子戰後皇宮御苑完好無損，清廷是應該感到慶倖的。

再者，八國聯軍之中，紀 律最嚴明的除美軍之外就是日軍，這是當時舉世公認的。“美、日兩國兵，均嚴守紀律，不擾居民”[30]。八國聯軍破京時，“日帥下令，無論何人，不許在北 京擄掠”[31]。“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紀律，城北之民感之，公送萬民傘”[32]。“日本分界內，華人最多，而生意亦最旺”[33]。美國公使康格 的夫人莎拉（Sarah Conger）在給親友的信中提到：“中國商人帶著貨物回到北京時，先是悄悄溜進日本人的轄區，因為他們最信任日本人。後來，這些街道變得擁擠不堪，日本 人就要求他們必須到城裏別的地方去，他們立刻就湧進了美國人的轄區，擠滿了街道，並留了下來。”[34] 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中評述說：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軍，軍紀之良好是有目共睹的；“他們要自我表現，力爭上流，……一時頗為他們入侵 的友軍和本地華民，另眼相看。”

日軍嚴明的軍紀當然不僅表現在京都地區。在天津，“自聯軍破津後，各國分段駐兵彈壓。其城東一帶，則歸 日本派兵巡查，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居民感之。現聞該軍有遷防之信，故各鋪居民議欲公送匾額，以志不忘。”[35] 聯軍佔領山海關，“人口約有三十萬之數，為北方巨鎮，目下由日本福島將軍總管其地……所有聯軍均駐城外，如非將校，不許濫入郭內。”[36] 在日本將軍主管下，聯軍士兵連進城的機會都被剝奪了。

即使對中國的戰犯或囚犯，日軍也給予人道待遇。禮部尚書啟秀是《辛丑合約》認定的 “首惡諸臣”之一，被判死刑。在押期間，啟秀母親亡故，日本人“因其丁憂，放出十日穿孝”；滿十日後，再續十日[37]。北京“城內板橋胡同英巡捕局內， 所禁犯人多至九十餘名，昨日保釋張某等四人。據雲在內時，常有日本某醫生入而診視，並按名發放棉衣米菜等項。”[38] 日本醫生診視囚犯竟然診視到了英巡捕局內，還給犯人發放棉衣和食物，不知英軍是否會嫌日本人“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日本佔領軍的另 一個貢獻是在北京創立了員警系統。為了維持京城的治安，日軍在北京招募華人，加以訓練，成立了京都有史以來的第一支員警隊伍。日本人對此事的認真負責和長 遠考慮，歷史學家齊如山在他的回憶錄中有這樣的記述：“日本人以為我知道北京的情形很清楚，約我前去談一談。我到順天府（日本民事機構在此），一位日本軍 官對我很客氣，他說想辦一班員警，應募的人很多，現在自然須日本人管理，將來各國撤兵後，自然就由中國人接辦，管理人須知識較高之人，但也須稍知員警法， 言外是也得訓練。我聽罷又想，他居然想到撤兵以後的事情，其實他們走後，這些員警果能存在否尚是問題。”[39] 歷史證明，齊先生是多慮了；京都的員警系統由前清一直延續到民國。

當日軍指揮官柴五郎回國時，北京民眾夾道流淚送別[40]。這與北京一萬三千市民連署請願書，請求美軍留守，不是相映生輝嗎？

清人洪壽山在《時事志略》中撰寫了“感德報恩”，調寄西江月：

日本英美三國，待民恩德深重，萬民衣傘匾花紅，小民報答恩情。
英美所管之處，亦與日本相同，其餘各國不相同，街市消條清凈。[41]

(九) 庚子戰爭中，各地由華人組成的“帶路黨”為八國聯軍竭誠效力，甚至出生入死，在中外戰爭史上蔚為奇觀。

中 國《百度百科》中的“帶路黨”條目，斥責帶路黨是“敵人打進來時的當奸細‘帶路’的人”。但是它不得不承認：“該詞揆諸歷史，在八國聯軍與滿清政府開戰 時，已有不少中國民眾充當前驅，充當八國聯軍的帶路黨”。這些“不少中國民眾”為八國聯軍導向帶路，收集情報，傳遞書信，獻計獻策，助聯軍攻城，為聯軍 “公關”（聯絡和民眾的感情），輔軍需運輸，助聯軍給養，直至為聯軍出生入死，捨命效力。

“帶路党”中，自然不乏飽受殘害殺戮、視聯軍為救星的中國基督徒。聯軍攻打天津時，華人基督徒裏應外合，為王前驅。“天津府城失守。先是洋人偵知城內無 備，十七日（西曆7月13日 -- 引者注）令教民溷入，四鼓登城，是時城上無兵，乃自上遞聲，有教民數十皆洋裝，聞聲緣牆而上，即於城上遍插洋旗，亂施槍砲，大呼洋兵來入。居民由夢中驚 醒，倉惶出奔，城中大亂，真洋人入城者，惟八九人耳。日出時，教民進南門，洋人大隊始進入。”[42]

在庚子戰爭中曾任聯軍的隨軍牧師 和情報官的寶複禮在回憶錄中說：“一個時期，當租界（指天津租界 -- 引者注）陷於危險絕望的關頭，由於射來的炮彈用的是無煙火藥，因此找不到炮位。有兩個人，一個是年老的中國傳教士，另一位是他的兒子，自告奮勇去城裏偵察 大炮的位置，然後回來報告。另外兩個人，通過義和團防線到大沽去把我們的急迫要求報告給海軍司令們。一個被捉著投入了海河，另一個也再沒有回來。五十個改 信基督教的人們，為英國十二磅海軍大炮運送炮彈，他們把大炮從一個炮位拖到另一個更有利的炮位，有兩次，在敵人重炮轟擊之下，炮彈在他們的頭上飛過，槍彈 在他們的周圍嘶鳴，而他們卻勇敢地繼續著他們的工作，冷靜地聽從指揮，像是一些毫不怕死的人。他們應當贏得保護，受到無限量的讚美。……牒報部負責為每天 的行軍準備一張以一英里等於一英寸為比例的地圖。圖上畫著每個村莊和道路，還加上很多偵察員所能得到的情報，如大炮的位置，敵人的戰壕，實際上，這地圖對 指揮官來說就如一張航海圖對一個船長一樣的重要了。除地圖之外，還要寫一份對明天行軍的說明，說明敵人的大約人數和位置，和道路的情況。每位指揮官都有了 一份地圖和說明之後，部隊才準備出發。在我們出發之前，兩個教徒學生就已作為偵察員活動了五天了。……這類日常工作天天都在做，而象那樣得到的情報則除了 借助這些中國基督徒偵察員的幫助之外，是無法得到的。”[43]

中國基督徒對八國聯軍人道救援的鼎力支援、對危難之中外國傳教士的捨命 相助，成就了何等的功績，從一位美國牧師康格寫給中國教民的信中可見端倪：“對於那些被困的美國傳教士來說，你們如天使降臨，將他們從即將發生的大屠殺中 解救出來。……我向你們表達我心中誠摯的謝意。這是我們外交使團所有人的共同心願。我們難以表達我們內心那誠摯的感激之情。對於你們提供的幫助，以及那些 當地基督教信徒們所提供的幫助，這些幫助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難得的，我們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謝。倘若沒有你們精心而又周密的計畫，以及中國人那不屈不撓的奮鬥 精神，我想我們是不可能這麼成功地被解救出來。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下，你們那周全的考慮，以及耐心的支持，讓我感動至深。對此，我向你們表示由衷的感謝。我 希望，當然我也相信在上帝那裏，你們的付出，以及你們所遭受的苦難都將結出豐碩的果實，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的幸福成果。因為像你們一樣獻身於如此崇 高的事業和生活中，上帝是不會忘記你們的。”[44]

帶路党人，除華人基督徒外，亦有大量普通民眾。民眾被義和團、官軍荼毒、禍害，往往向外國聯軍伸冤求助。不僅如此，他們在聯軍的軍事行動中還主動協助聯軍。

晚 清著名報人汪康年在其筆記中記載過兩個事例。守衛通州的清軍在當地姦淫擄掠，為居民深恨。在外國聯軍兵臨城下之際，居民紛紛跑去向聯軍投訴；聯軍將清兵圍 而殲之。八國聯軍破京後，一些拳匪餘孽藏匿在翠微山的兩座寺廟中。他們以土匪綁票的方式，向附近村落的一個韓姓居民“勒出萬金”。韓某請求減少贖金，拳匪 不允，將其殺害。韓妻知道向地方官控告無用，直接進城向洋人控告。洋兵出動，包圍寺廟，盡殲拳匪，為民除害。

《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記述了這樣一件事。戰爭之初，義和團在大沽附近的村莊活動頻繁。聯軍想找人探聽他們的虛實，苦於一時找不到。一個少年人自告奮勇，願意領命前往。聯軍指揮 官派了幾個士兵護送他去。接近目的地時，少年對護送他的士兵說，你們這樣送一個人去探聽敵情是不行的，並教他們應該怎麼做。聯軍士兵接受了建議，對該少年 鼓噪追趕，拳打腳踢。少年氣喘吁吁，狂奔不已，最後“擺脫”了士兵的追逐，坐在一棵樹下，邊哭邊罵洋鬼子。拳匪經過，聽到少年的哭訴，引為同類。憑著苦肉 計，少年混入拳匪隊伍，盡探拳匪巢穴虛實。偵察任務完成後，少年乘外出活動之機，假裝被洋人捕獲。根據少年提供的情報，聯軍將拳匪一舉剿滅。聯軍對少年十 分感激，贈他金子，少年不受而去。

《西巡迴鑾始末》（卷四）還記述了另一位天津少年的事蹟。在北京的外國使館被圍攻期間，一日，在激烈 的攻防戰中，突然有一個華人少年手中揮舞白巾，站立在洋兵之中。這是什麼人呢？原來他是八國聯軍從天津派來的信使，攜帶密信給北京的外國公使。之後，少年 帶著公使們的復信返回天津。半個月後，他再次冒著千難萬險，攜帶聯軍的密信潛入北京，送達使舘。公使們這才知道，八國聯軍已在進京的途中；楊村之戰大捷， 獲救指日可待。公使對該少年感激莫名，贈其千金，少年“毅然不受；叩其姓名，不告；問其何為為此，則雲，其母嘗言，欲救中國無亡，必救公使不死。”少年舍 生忘死，原來既為救公使，更為救中國；只有公使不被屠戮，中國才能被列國原諒。

英人威爾在《庚子使舘被圍記》中記述了他親眼目睹的一個 攜帶北京公使的密信去天津，再帶回聯軍復信的北京人的事蹟。此人“往返八十英里之長途，共行二十四日，有四次被執，性命皆在呼吸之間。沿路均拳匪，各村中 均懸紅布記號，並貼拳匪之告示。每次被執，皆被毒打，有一次逼令在村中做苦工，彼於夜間設計逃走，不得食物，則偷竊食之。”信使抵達天津後，將公使們的密 碼信件交給聯軍，“得有覆書，又歷盡艱難，始得歸至此地”。使舘人員不僅欽佩他的勇氣、智慧，更為他的淡定氣概所折服：“此年輕之中國人，甚為瘦弱，當其 公事已畢，坐而搖扇，淡定若無事之狀，殊覺可異。”

實際上，在使館被圍困攻打期間，第一個擔當信使、冒死去天津給八國聯軍送信的，是一 個北京少年，“年方十六，並非教民，因素喜西人，為其承雇者所棄”。6月13日義和團在京大肆屠殺教民，兩個外國傳教士外出尋訪教民，將他們帶到使館避 難，路上碰到該少年，少年於是隨他們去了使館。之後，使館被圍困攻打，長期與外界音訊斷絕。公使們徵召信使，該少年“即應召而行，至七月二十六號回京，帶 有天津回信。此信乃被圍後首次至京者”[45]，價值何止萬金！

另有一個華人也成功地突破封鎖，完成了為聯軍傳遞情報的任務。他從被重 重圍困的北京公使舘突圍出來，到達天津時，聯軍剛剛攻佔該城。他向聯軍報告了北京使舘的情況，同時交給英軍司令官蓋裏斯一把進入北京內城的“金鑰匙”。在 北京使舘區旁邊、護城河的水面之下，有一個秘密的水門。通過這個水門，即可進入內城，到達聯軍最終的目的地——東交民巷使舘區。這個華人基督徒交給蓋裏斯 的金鑰匙就是一張準確標示那個秘密水門的圖紙。8月14日蓋裏斯率領英軍在進入北京外城、佔領天壇後，帶領官兵下水，按圖索驥，很快摸到了護城河中的秘密 水門，砸開鐵柵欄，進入北京內城，沖進了英國公使舘。英軍第一個擁抱了掙扎在斷垣殘壁之中、望眼欲穿地等待救援的各國公使、傳教士和中國教民；在八國聯軍 人道救援的比賽中，英軍榮獲第一名（儘管英軍在北京攻城戰中出動最晚，傷亡也最輕）[46]。

對帶路黨，清廷早有察覺，多次為此發出諭 旨。如庚子年6月16日清廷曉諭直隸總督裕祿：“聞直隸秦王島北塘一帶漁船，多有接濟洋人情事，即著裕祿迅速派員，嚴密稽查籠絡各漁船，團為一氣，為我效 用，斷其接濟。”但是“國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國”。聯軍攻打京都時，得到一些本地人自發的幫助。聯軍攀登城牆沒有梯子，北京市民從家中搬來梯子給聯軍使 用，並熱情地為其扶梯。更多市民則是作壁上觀，看熱鬧。

八國聯軍在征戰途中，當地農民不斷向聯軍提供中國官軍部署的情報。俄國戰地記者 記述：“（從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莊裏的一些農民告訴我們，東門（總共三個門）是關閉的，前一天從通州逃出來的中國官軍駐紮在北京南邊一個叫做南海閘的地 方。京都只有旗兵和董福祥的軍隊……他們抱怨著遭到自己國家士兵的搶劫，他們倒水給我們喝，對我們十分恭順。偵察隊收集到這些情報後就往回走，……在回來 的路上，有一個中國農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們。村民們用茶水款待我們，並要我們送一些俄國旗給他們。”[47] 這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情景嗎？諷刺的是，“王師”竟然是攻入國門的外國軍隊。

八國聯軍中有由華人組成的團隊，英、德兩軍中都 有。英軍的華人團隊編制為“英軍第一軍團”，中國人稱之為“華勇營”。德軍中有“華勇連”。因此有人調侃說：八國聯軍實為九國聯軍。這些華人團隊“表現優 異”，尤其是英軍中的華勇營，在庚子戰爭中戰功卓著，獲得英國女王授勳，在西方軍史界聲名顯赫[48]。1902年，12名士兵被挑選出來，代表中國軍團 到英國本土參加國王愛德華七世的加冕典禮。論者把聯軍中的華人團隊亦算作帶路黨的一個類別。因為篇幅關係，本文略去不談了。

庚子戰爭中，為八國聯軍“充當前驅”的中國人如此之多，對聯軍的幫助、貢獻如此之大，難道不是人心向背的一個標誌嗎？給英國政府上書獻策、呼籲八國聯軍推翻清政府的“國父”孫中山，難道不是天字第一號的帶路黨人？

在 庚子之亂和隨後的戰爭中，義和團和清政府“滅洋” 的大屠殺、大破壞是中國近代史上罕有其匹的浩劫。這場浩劫難道不是八國聯軍用戰爭手段終止的？平息浩劫、解民倒懸，這不是八國聯軍出師的“副產品”，而正 是聯軍作戰的目的。當然嚴格地講，聯軍要解救的主要是各國的外交官、傳教士和中國的基督徒，但是中國廣大的民眾官紳不是也同時獲得解救嗎？如果說八國聯軍 平息這場浩劫的功績不可沒，這種說法過份嗎？如果說八國聯軍阻止了中國歷史的大倒退、大反動，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嗎？八國聯軍是人道救援的正義之 師，這是全世界的公論，也是任何理智清明的中國人，在瞭解歷史真相之後會得出的必然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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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本文中關於天津臨時政府的施政，史料主要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2] 柳溪子:《津西毖記》下冊
[3] 臨時政府委員會第81次會議第2項，1900年12月12日
[4] 臨時政府委員會第32次會議，1900年9月10日
[5] 劉海岩:“八國聯軍佔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史料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6] 儲仁遜《聞見錄》
[7] 臨時政府委員會第118次會議，1901年3月13日
[8] 臨時政府委員會第293次會議，1902年5月12日
[9] 儲仁遜《聞見錄》
[10] 劉海岩:“八國聯軍佔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史料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儲仁遜《聞見錄》
[11] 劉海岩:“八國聯軍佔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史料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12] 仲芳氏:《庚子紀事》
[13] 洪壽山:《時事誌略》，第三十一段“清淨街道”
[14] 洪壽山:《時事誌略》，第三十八段“有職無俸”
[15] 劉海岩:“八國聯軍佔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史料來源於《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儲仁遜《聞見錄》
[16] 王道瑞:《清末東北地區爆發鼠疫史料（下）》
[17] 柳溪子:《津西毖記》下冊
[18] David Silbey:《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國的拳民暴亂）
[19]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20] David Silbey:《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國的拳民暴亂）
[21]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22]《齊如山回憶錄》
[23]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事雜記》
[24] 齊如山：《關於賽金花》
[25] 柳溪子:《津西毖記》下冊
[26] 光緒實錄卷之四百九十一
[27] 孔祥吉:“鎮壓義和團後清政府獎勵日本官兵”
[28] 胡思敬:《驢背集》
[29]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30]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31]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32] 葉昌熾:《 緣督廬日記鈔》
[33]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34] Sarah Conger：《Letters from China》（中國來鴻）
[35]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36]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37]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38]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事雜記》
[39]《齊如山回憶錄》第四章 學員警、談考試、往歐洲、助革命、看兵變
[40]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41] 洪壽山:《時事志略》，第三十三段“感德報恩”
[42] 佚名:《天津一月記》
[43] 寶複禮:《京津隨軍記》
[44] 同上
[45]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46] 史料來源於王樹增的《1901》
[47] 德米特裏•揚切韋次基:《八國聯軍目擊記》
[48] 雪珥:“八國聯軍中的中國軍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