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期）1980年代初期，香港大學經濟金融系主任張五常在《信報》的「論衡」專欄，以他的經濟學理論縱談中國、香港與世界的經濟問題，行文通俗流暢，深受讀者歡迎而聲名鵲起，後來集結成《賣桔者言》。這當然與他的經濟學學養與中文根底有關。我也因為在《信報》的專欄被他看上，邀請我做他的研究助理。我在考慮幾天後答應了。在港大一待就是11年，是我在香港居留期間的一半以上。

結緣五常

1986年初，台灣的《中國時報》駐香港特派員江素惠告訴我，張五常想見我。我受寵若驚，哪有拒絕之理？後來在江素惠安排下，在一個飯局裡與張五常見面。他們遂坦言問我要不要去港大做他的助理研究員。

於是我去港大見張教授詳談工作事宜，那時經濟系還在鈕魯詩樓。他問我在《信報》的人工多少，給我相同的人工。因為是學校，不是私人企業，所以沒有年終雙薪與獎金，但是不必坐班制，只要完成工作，外面寫稿隨我的便。他還覺得把我從《信報》挖過來，對林老闆不好意思，要我說是我聽說他要請人而我去找他的。但是我向林老闆請辭時，他也沒有多說甚麼，相信他已經習慣勞力市場的自由流動。

我是1986年3月份到港大正式上班的。林老闆對我不錯，因此離開《信報》我感到不好意思，也依依不捨。當時我決定到港大工作，也與文革期間被上海一位人大同學羞辱只配在工廠裡教書有關，要給自己爭回一口氣。《信報》有位北京出來做校對的張大姐接我的工作，她不是學文科的，因此我沒有一走了之，而是留下一段時間讓她比較熟悉後才離開。

張五常之所以請我，乃是因為他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極為看好，一位江浙籍的著名商人查濟民便捐了一筆錢給他，讓他做研究。他在香港請了兩位助理研究員，在深圳請了三位。請我是因為我了解中國，這點他也徵求過當時《七十年代》主編李怡的意見，李怡在《信報》逢星期一有個署名「齊辛」的長篇評論文章。他聘請我不是我懂得經濟，而是我很了解中國政治，而中國的經濟與政治難分難解。

另外聘請了他的老朋友王深泉，也就是香港著名的散文大家舒巷城，幫他潤飾文章，另外也以非政治、非經濟人物的眼光來看他的經濟專論，猶如唐朝詩人白居易那樣。另外透過中共深圳市委，也請了劉姓、楊姓、盧姓三位助理研究員，因為我們研究的重點，放在中國改革開放最前沿的深圳。張五常有個他在廣州讀書時的學姐，在香港新華社協調部（統戰部）工作。深圳那條線應該就是通過她。

據張五常對我說，他的這位學姐知道他聘請我之後，責難他為何用我。但是張五常是美國自由派作風，不認為用我有何問題。不過後來還是有某位在左派媒體任高職的李姓政協委員寫信給深圳市委，揭發我的「台灣背景」，說我的子女都送到台灣讀書去了。這根本是謊言。當時我的兒女連台灣都沒有去過。這個情況，是我在深圳的一位朋友告訴我的。

也因為如此，我隨張五常多次到中國做考察訪問，但是很低調，沒有在我的專欄與評論文章中寫考察訪問經過，避免影響我們後來的工作。後來即使寫，也是著重遊記而避免與考察有關的議題，包括與官方的接觸。對這些訪問，張五常從他的角度寫了一些；但是從我的角度，有些沒有記下，我也沒有寫日記，時間一長，有些記不住了，非常可惜。例如1986年底訪問福建，我個人以遊記形式寫了〈故鄉三點行〉，但是避掉了在鼓浪嶼與當時是廈門市副市長習近平的見面；在福州特地去見被外放的改革派理論家李洪林；在福州東湖飯店吃早餐時還意外見到作家白樺，因為他們政治處境不佳，我都沒有寫出來以免給他們造成麻煩。

張五常常常到深圳，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馬上就可以對中國的改革狀況做出判斷。他的敏感、他的細密讓我非常佩服。張五常形容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台譯傅利曼、中譯弗里德曼，197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思想「快如閃電」，其實張五常自己不遑多讓。

▲傅利曼以其對貨幣供給理論等貢獻榮獲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Getty Images

作為一位經濟學者，他做買賣也很精明。他喜歡蒐集奇石，尤其是壽山石與雞血石。我看他的殺價功夫，讓我都同情那個賣家。所以我知道我不是做生意的料子，如果做生意，一定貴買賤賣，最後破產。

張五常古文根底之好，使我非常意外，可以背出許多古典詩詞與散文段落，這也得益於他的記憶力。他尤其喜歡蘇東坡。因為這個底子，因此雖然在美國許多年沒有運用中文，但是回到香港，用中文寫文章並不費力。後來每星期一篇的專欄文章，外界有傳言說是我協助他寫的，我趕忙否認，心裡也很不安，怕他知道，以為是我在外面吹噓的。還好，他一直很信任我。

在工作上，教授是我的老闆，但是，在其他方面，他是把我當朋友看待，會邀請參加他的一些私人聚會，包括與他的家人相處。甚至一些私密的話也會告訴我，我也知道做人的道德底線而守口如瓶。所以我們關係很融洽。

不懂經濟的我，當然膺服教授的自由經濟理論。雖然也覺得他的「自由」有時太絕對，對社會福利極為反對。政治上，他對民主的觀點，我也不全認同，但是這些沒有影響我們的工作與友誼。這點，他是美國人的作風。當然，他也勸過我，幾百人遊行，你去參與不妨，只有幾個人，就不要去了。這當然是對我的愛護，因為有一次電視播出我與幾位朋友在新華社門口抗議，只有七、八個人。

散文大師

我的工作同事王深泉也是一位奇人，更響亮的是他的筆名舒巷城。他的文學修養極高，對古詩詞，尤其粵語、粵劇功底非常深厚，是香港著名的散文大師，《鯉魚門之霧》是他的香港鄉土文學代表作。二戰期間他從香港逃難到雲南，還擔任過美軍翻譯。他處世低調，為人敦厚，難怪教授非常相信他，相交數十年。他們同是筲箕灣的老街坊，當年還有後來回中國後首奪世界乒乓球賽冠軍而在文革期間被批鬥自殺的榮國團。教授曾經寫了紀念榮國團的文章。

教授比我大兩、三歲，深泉的年紀比我們大十幾歲，教授曾經要我告訴他，他的餘生，甚至以後的一切，教授都會包下來，讓他安心工作。果然教授也實現了他的諾言。深泉太太後來在他的出版社工作，出版社還出版了舒巷成的文集。

深泉為人十分理性、冷靜，幫教授潤飾文章，是要保持文章的「香港味」。如有偏激的地方，他也會勸教授修改。他還是一位任何一個人都不會感到他的威脅的人，十分好相處，也十分坦蕩。我與他在一個辦公室裡，完全沒有「辦公室政治」可言，加上教授的信任，所以我可以一做11年，到我1997年移民外國才自動辭職。深泉在我離開香港後兩年去世，享年78歲，他是在家裡坐在沒有扶手的椅子上安詳的走了。我在《信報》寫了一篇悼念文章：〈瀟灑的活，瀟灑的走〉。（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