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期）經過幾個月的籌備，1988年9月我們再赴北京。張五常教授的老朋友、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港譯弗利民、中譯弗里德曼）與他的夫人羅絲（Rose）先來香港。他們是第二次去，他們夫婦在1980年訪問過中國，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邀請的；他們去了北京、長春、上海、蘇州、杭州、桂林、廣州等地。

傅利曼在自傳《兩個幸運的人》中說：「在我們第一次訪問時，還沒有一個共黨國家轉換成較自由的社會。即使是現在，唯一可以做到接近於此的國家都是因為外力驅使。自從毛澤東過世鄧小平掌權後，中國是第一個敢於向自由市場邁出一小步的國家。」「在我1980年首度訪問時，中國的實驗才剛剛起步，但有一些結果已經開始顯現。對我們來說，它提供了評估未來發展的基礎。」

因此第二次訪問，就是給他做很好的觀察，何況更是中國改革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第二次訪問緣於上海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的邀請，並且參加由卡圖研究會（Cato Institute）主辦、復旦大學協辦的一場研討會。張教授在得知傅利曼將有這一場中國行之後，我們便決定自費訪問中國，動員所有在中國的關係促使此行能與當時身為總書記的趙紫陽見面，結果終於成功。

 

八零年代冷清的夜上海

這次訪問，傅利曼夫婦、張五常，還有王深泉和我，先到上海，住在華山路上的希爾頓飯店。除了完成復旦大學的那些活動，還見了《世界經濟導報》的一些高層與同仁，那時他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喉舌。第二年就因為學運被當時的市委書記江澤民封殺了，成員流落四方。

在市政府的宴會上，遇到了深圳電視台副台長祝希娟，正在上海拍白先勇的《最後的貴族》，扮演其中的一位太太。宴會上還有原來擔任香港新華社副社長的李儲文，他退休回上海了。我罵過這位特務，所以不便向他披露我的「凌鋒」身分。祝希娟百忙中帶我們逛夜上海。我們看了一下歌舞廳、咖啡室，甚至在長江劇場還進去在門邊站了幾分鐘，看一下正在演出沙葉新的新作《孔子．披頭士．連儂》。

我也趁一些空檔回到上海師院的老家，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後回去，一切都沒有大變化。老丈人早已於1980年病逝，只見到丈母娘。但也只是匆匆一見就離開了。另外，化工機修二廠的幾位老同事到酒店來看我，這也應該是我最後一次與他們見面。

上海沒有甚麼好玩，那時外灘夜晚還是烏漆麻黑。南京路還是老樣，城隍廟多了一些茶葉蛋的攤子，應驗了當時流行的，「做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形容高級知識分子收入還不如個體戶。離開上海12年，除了新起幾個大酒店，其他方面還沒有甚麼大變化，遠遠落後於深圳的發展。因為「八老」的第二號人物、保守派代表陳雲住在上海，在他影響下，夜上海還比較冷清，無法與當年相比。

 

在南京看見通貨膨脹的加劇

離開上海後搭汽車與火車往蘇州、無錫與南京。在蘇州、無錫除了遊覽當地的名勝，主要參觀小商品市場。到了南京，住在新起的金陵飯店，但是居高臨下，周圍還是破舊的舊房子，不大相稱。

參觀新街口的百貨公司，看見人們搶購商品，一箱箱電器背了走，進一步認證通貨膨脹的加劇，人們憂慮人民幣貶值。跨越價格關是那時鄧小平提出的，當時我已經懷疑鄧小平懂甚麼經濟，如果配套沒有做好，引發民怨，就得由領導改革的趙紫陽負責了。那時，保守的總理李鵬正在虎視眈眈看好戲，相信他也不會不在「老人」當中挑撥離間。

我在大學裡最要好的同學許光棖就在南京大學，他與太太、女兒來看我。他入了黨，是副教授，而且是政治系副系主任。他與太太每人收入都有近二百元。但是那天一齊吃飯時，才知他太太，這位教了27年中學的老師還是第一次喝上罐裝可樂。我當時寫了篇文章說：「看來可口可樂的經濟侵略還沒有落實到每個中國人身上。」

 

學運前一年北京氣氛詭譎

離開南京到了北京，也是此行的重點。深泉先回香港，沒有北上。此行吃住由周安橋安排，他很早就從事中國貿易，在北京飯店有辦事處。當時為住釣魚台賓館還是香格里拉，教授徵求過我的意見。由於住在釣魚台必然受到全面監控，所以我主張住香格里拉。但是教授決定還是住釣魚台，才有「國賓」的身分。

車子開進釣魚台賓館，都要事先報告車牌，警衛用腦子死記這幾個號碼，放車子進入，其他別想。房間的擺設老舊，尤其冰箱裡的飲料，全是瓶裝的老式國產汽水，還放著開瓶蓋的起子。一早起來在屋外散步，空氣倒是很新鮮。我不知道當年江青住在哪一棟樓，但是我沒有去問，也沒有到處亂走，這是我在中國居住21年的經驗。

9月18日到達北京當天下午，王麗莉帶領我們到天安門廣場走了一下，拍了幾張照。晚上是國務院發展中心主任馬洪設宴接待，地點在人大會堂裡。出席的人員基本上就是第二天陪趙紫陽接見的經濟學者與專家。我了解馬洪的背景，1950年代被整肅的高崗五虎將之一。當年吃過苦頭的，對改革多有迫切感。

那晚回到酒店，教授不避監聽，問我，趙紫陽目前處境是否真正不佳，我給予非常肯定的答覆。這是代傅利曼來問我的。

 

傅利曼會見趙紫陽的歷史時刻

9月19日一天是忙碌的日子。那天上午，在科學會堂，傅利曼發表《市場對社會發展的貢獻》的演講，《人民日報》海外版對此有報導。傅利曼強調緊縮貨幣是解決中國當前面臨的通貨膨脹問題的唯一辦法。在緊縮的同時，還要放開價格的管制，傅利曼有關外匯管制的弊病和放開外匯管制的建議，也都有報導出來。與會的有兩百多人，由周安橋擔任翻譯，張教授做補充。孫尚清、陳岱蓀、厲以寧、吳敬璉、楊培新、廖季立、于景元、李忠凡、金觀濤、戴晴等學人出席。會上書面提問踴躍，達五十多個，因時間有限只回答了三十個問題。

那天下午，趙紫陽會見我們一行。由於我的「反共」身分，擔心見報會影響當時處境已經困難的趙紫陽，因此與接待單位坦誠商量，我就不參加了，但是他們還是熱情的要我參加。我當然也很想參與這個歷史性的時刻，最後我說，那就不要把我的名字寫進去，避免見報。

會面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過程，我做詳細的紀錄，王麗莉也做詳細的紀錄，最後由我綜合，發表在張五常所著的《存亡之秋》一書。

我個人的觀察，趙紫陽是讀高中時參加革命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吸收能力很強，因此手下有一批經濟智囊，尤其是年輕人。所以傅利曼對他評價很高，認為他具教授的氣質。張教授更是五體投地，成為「趙紫陽迷」。

最使人感動的是，會見結束後，本來握手散會，但是趙紫陽送客人出接見廳，再送出等候廳，讓熟悉這些禮節的人感到意外。這個依依不捨之情，戴晴認為是「趙紫陽的傷感」。我聽了之後，也不禁傷感。第二年學運及六四屠殺後，趙紫陽被長期軟禁直至逝世。我想，他在送出傅利曼一行時，大概也感覺到他的總書記日子不長了，再好的理論，已經沒有實現的可能。因為他比我們任何一人都認識到當時政治局勢的險惡。（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