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法廣記者安德蕾女士問

高爾泰

問:天安門事件三十年後的今天,您有什麼感想?

答:大屠殺這種事,在1949年後的中國,很平常。天安門事件之所以能震撼世界,只是因為它發生在舞臺中心國際媒體的聚光燈下。這之前在舞臺以外廣闊無邊的黑暗中,從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鎮反肅反、大饑荒到文化革命,各種名義、各種形式、大小規模、對人民群眾的屠殺從未中斷。即使文革以後,1983年的嚴打運動,就從重從快殺了三十多萬人,絕大多數是青年。資訊閉塞,外界若無其事。不瞭解歷史,才會被震撼。六四事件的發生,基於黨性和人性的衝突,基於中國人血性未泯。繼屠刀下的恐怖、欺騙宣傳的穿幫、虛假信仰的垮塌而來的,是發財夢代替中國夢,執政黨的腐敗浸潤擴散到全社會,更是對中國人殘餘人性的再次屠殺。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人各種精神奴役的創傷已潰爛不堪,以致全世界都在議論,中國人有沒有道德底線?作為對生命屠殺的補充,道德謀殺是中共持續執政的需要。沒了道德基礎,理想主義的反抗精神就沒了凝聚力。何況除了誘之以利的戰略,他們還有數碼監控、學習軟體、資訊員制度、以及從娃娃抓起的黨性教育等控制手段。說到底,都無非老戰略的加強版。黨性教育,少不掉偽造歷史。紀念六四的意義,首先在於,拒絕遺忘。

問, 為什麼天安門事件失敗了,東歐的柏林牆卻倒塌了?

答:這個問題,和兩地宗教信仰和文化基因的差異有關。在東歐,宗教信仰是一股強大的力量。瓦文薩說團結工會的力量,起碼有一半來自教宗保羅二世的訪問,可見一斑。除了南斯拉夫,東歐赤色政權都是蘇聯佔領的產物,人民視為外來政權,軍隊員警也有可能關鍵時刻拒絕執行鎮壓命令。這種自我意識和抗命精神,有它的文化淵源。哈威爾說,畢竟我們屬於西方而俄羅斯屬於東方,說到點子上了。西方是個體優先,更重視獨立自由民主人權。東方以群體為本位,更強調

義務紀律責任尊卑。複雜能動的個群關係,是一枚錢幣的兩面,在不同的科技水準、物質文明和歷史條件下的不同組合、形成不同的符號系統和心理結構,就是所謂的文化。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影響人類的言行。東歐人過不好會鬧事,中國人會餓著肚子自稱幸福還不許別人說不幸福。六四鎮壓被捕判刑的北京市民,幾年後從牢獄中出來,會被當初同心協力英勇抗暴的左鄰右舍勢利鄙視陷入孤立無助,連姓名都被同時代人遺忘。歷史邏輯的荒腔走板,是一種文化潰敗的表徵。這麼說,只是指出一種起作用的常數,不等於線性決定論。我相信歷史是許多偶然事件的隨機遇合。酒徒葉利欽爬上了坦克,這個動作也導致東歐政權和柏林牆的倒塌。因為後者的存在,全靠蘇聯紅軍支撐。中共,朝鮮和古巴得以延續至今,也有賴於自由世界所犯的無數錯誤。不是歷史的必然,值得我們深思。

. 為什麼鄧小平下令向人群開槍,還被稱為改革派?

答:這就是自由世界所犯的無數錯誤之一。改革這個詞,概念模糊,能動多義。加之被用得太濫,信息量耗損殆盡,用在哪裡都無所謂了。七十年代末,鄧小平關閉西單民主牆,逮捕和重判異議人士,在討論改革的理論務虛會上,下令堅持、不准討論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保守派立場十分明確。他把失敗了的毛式經濟,從閉關鎖國改為對外開放,利用黨天下的低人權優勢、耗竭資源污染環境吸引全球資本,利用自由世界的制度漏洞,入侵和寄生到對方的臟腑吸取營養,不過是一種絕路上必要的戰略調整。手段變了,一黨專政的本質沒有變,維護一黨專政的企圖沒有變。下令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開槍,就是鐵證。稱鄧為改革派,如果不是誤會,起碼也是,對中國人權的漠視。

. 三十年後你是否放棄中國民主理想?中國民運事業有進展嗎?民主 人士有重新崛起的意願嗎?

答:天安門事件以來,老布希為首的自由世界對這個政權的表面譴責和實際支持,茉莉花革命、紅玫瑰革命意想不到的結果,以及南美中東許多地方的緊張亂象,我都看不懂了。似乎福山所謂的終結,更像是不祥的開端。秩序正在解體,未來不知怎樣,有一種渺小個人在巨大歷史湍流面前無能為力的感覺。自由世界政商各界和大學校園裡廣

泛流行的和平演變思潮,逐漸成為中國流亡者狹義民運圈中的主流趨勢,我也無法認同。九十年代發表過一些不同看法,反對支持給中國最惠國待遇,反對支持中國加入世貿,反對支援在中國舉辦奧運,廣受非議,成了不愛國,也成了局外人。九五年接受《北京之春》記者亞衣採訪時,我說我被鱷魚咬住的時候只想逃脫,逃出來了只想別再被它咬到,怎麼還敢去良性互動?那豈不是送貨上門?

5問:聽說去年的北戴河會議風波有人質疑習近平,這是政治改革的跡象嗎?

答:我不那麼認為。中共的黑箱作業,外人很難想像。小道消息很多,大都真假難辨。即使真消息,有人說了幾句人話,也可能是黨內鬥爭中處於弱勢的一方故意洩露,以爭取外界的支持。老百姓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往往寄希望於他們中能講幾句人話的一派上臺會進行民主改革。這種願望,往往落空。鄧後的悶聲發財,不同于毛時代的一窮二白。但在一黨專政這一點上,不僅絲毫沒有區別,而且維穩經費還超過軍費。好在中共的組織結構,作為一個封閉系統,新陳代謝的機制是劣勝優敗,以致一代不如一代。習近平作為逆向淘汰的產物,愚蠢得非常可愛。他的四個自信,七個不講,有可能把中共帶上絕路。這是好事。但是那以後,要在他們留下的、掏空了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新的,有社會正義和個人自由的秩序,已經很難。至少也得經過長長一段,難以想像的苦難歷程。

. 天安門後出走的人士,處於被監控的狀態嗎?

答: 出走的人士,背景、傾向、遭遇、處境不同,除了摻雜在內的情治人員,受關注的程度和方式也不同:中傷誹謗、統戰收買、挑撥內鬥,都有。海外民運中抓特務的呼聲,多年來從未間斷,但從未抓到一個。你不專業,人家很專業,即使你看清了他,也抓不住他的把柄。此外,編制外的愛國同胞,各種華人協會,聯誼會同鄉會資訊群培訓中心福利中心、乃至大外宣孔子學院之類,都可能隨機兼做。我不是民運人士,也遇到過一些怪事,很中國。到國會圖書館演講,一位華裔館員要我不涉及政治。我涉及了,結果涉及部分被技術性消聲,聽眾毫無所聞。維加斯電臺問及賭場投資澳門的問題,我說我是外行無法回答。第二天就接到現場翻譯的電話,中領館副總領事請她吃飯,說電臺主持人惡意引導,要我說中國的壞話,我拒絕

回答很好,請她轉達中領館對我的表揚。事雖不大,也可見海那邊雄赳赳的貓須,掃描得無遠弗屆,無微不至。

7. 劉曉波逝世後,你有看到新的劉曉波出現嗎?

答:世界變化很大,中國變化很大,劉曉波變化也很大。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對中共及其爪牙的批判,勇敢犀利深刻,很難得,我很欣賞,曾多方支持。後來他講和平演變,講平反六四,講沒有敵人,我很遺憾。我沒有敵人這話,他是在敵人的法庭上說的,刺刀下自我保護,不能苛責。大家當做民運理論,說成憲章精神,就會有問題。不是定義問題,是常識和現實。動植物都有天敵,何況是人?情場商場戰場能沒有敵人?李旺陽和他的看守們能不是敵人?無敵論的口號之一,是要求平反六四。要求兇手為死難者平反,等於承認兇手有生殺予奪的權力,等於承認憑欺騙和武力取得的權力可以合法化,等於抹殺了文明與野蠻、正義與邪惡、奴役與自由的界線。無敵論者說,要避免冤冤相報血流成河,我完全同意。但,正是為了這個,才不能抹掉這些界線。沒了界線,就是叢林。弱肉強食,遑論愛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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