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林保華按：

中共為韓戰製造許多謠言，隱瞞許多事實。連在印尼的我，也是受騙者之一。雖然有些中國學者企圖解開真相，但是在中國都無法出版。這是2006年我在網路的獨立論壇收集的穆正新先生的文章，有許多內幕資訊，值得一看。現在我逐步貼出來供有興趣者閱讀。當時中文軟件很差，正體字與簡體字很亂，我沒有時間整理。正當中共為紀念“抗美援朝”70週年繼續製造謊言時，還是大家先睹為快吧。不知穆先生安康否，甚念。
2020.10.23

志愿軍戰俘系列之一：紅色滑鐵盧（２）

穆正新

第二章 “反解釋”

除去尖牙利爪的狼，總覺得綿羊猛于虎。

長期接受中共教育的中國人不太清楚共產党軍隊對士兵實行鐵腕專政的內幕。在中共的宣傳中，解放軍的政委指導員僅僅做些“宣傳鼓動、思想教育”工作。大多數人并不知道他們還會處決士兵。當然，在和平時期這類措施很少用。但在戰爭或者其他“對敵斗爭”時期，“執行戰場紀律”、“公審”等殺人措施是共軍當局約束部隊必不可少的手段。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如果沒有嚴厲的鎮壓措施作后盾的話，共軍政治干部們那些宣傳教育基本是無效的。解釋代表們都是志愿軍里中、高級政工干部。他們很清楚，關鍵時刻最有效的說服教育方法還是殺人或嚴懲。

朝鮮戰爭中，中共以極端漠視人命的鐵腕將成百万的中國青少年驅赶到戰場上去。志愿軍部隊在寒冷飢餓肮臟和疾病的折磨下苦撐度日，每天都有大批人員悲慘死去。一上火線，當局更是硬逼著“人海闖火海”。整連整營的部隊瞬間傷亡大半，戰場上處處可見成片倒斃的中國人尸體。悲慘恐怖的環境致使大批志愿軍士兵逃亡。在火線上，經歷九死一生后，少數人抵達了戰俘營。在本方境內，還有大批士兵開小差當逃兵。志愿軍總政治部主任杜平的回憶錄中透露說，他甚至遠在中國的丹東也看到了成群結伙的逃兵。而當時能夠返抵中國的逃兵僅是極少數僥幸者。更多的逃兵只能在朝鮮境內逃亡。

中共軍隊向來以槍斃加恐嚇來制止逃兵現象。已有多位志愿軍戰俘提起過部隊里槍斃逃兵的案例。例如戰俘王遵銘回憶，志愿軍１２軍３１師為了阻止士兵掉隊開小差，先是警告士兵們說周圍有很多土匪，一旦掉隊就會被土匪逮住殺掉。部隊并且有意槍殺了兩名逃兵并把他們的尸體擺在行軍路線上，旁邊挂一盞馬燈并貼上“掉隊的后果”的告示以恐嚇其他士兵。另一位志愿軍戰俘高文俊則敘述了兩個案例。一例發生在他所在的１８０師。有一名士兵故意開槍打傷自己的腳以圖逃避上火線。結果他被處決，該連指導員也被撤職。還一例是他听戰俘營中一位姓諸的戰俘所說的。諸說他們部隊里有不少士兵逃入附近的鄉村去當女婿。戰爭消耗了大部分朝鮮的青壯男性，所以志愿軍士兵很受當地婦女歡迎。志愿軍各部隊經常突擊搜查周圍地區以抓回逃兵。他們部隊有一次捉獲了四名“逃兵女婿”。部隊隨即召開“公審大會”將他們當眾處決。

對共產党來說，來到中立區“印度村”的這些反共戰俘比上面那些逃兵更該槍斃。他們不但投降而且還進行反共活動。依照革命老傳統，對于這批人根本用不著多廢話，把其中的一部分斃掉，其他人馬上就愿意返回祖國了。可是今天在中立區里，這革命傳統被廢了。共軍政工干部們既無鐵腕鎮壓的力量可用，能否把人動員回國就全看其貨真价實的“說服教育”功夫了。但他們那糟糕的成績單向各國證明：共軍政工干部們最不能胜任的工作，恰恰就是說服人。

由于過去太過依賴專政鐵腕去“說服”士兵，共軍政工干部們不很在意自己話語的可信性。他們沿用著冷漠生硬、居高臨下的教訓式語句，他們的論据充斥著各類謊言。他們習慣于自己在台上信口雌黃而士兵在台下靜靜聆听的場面，從不預期听眾會當場挑剔和反駁。進入中立區后，他們顯然對失去專政鐵腕力量后形勢的嚴重性存在誤判，因而這套党式“說服教育”的惡習基本沒有得到任何調整。面對著不再畏懼的戰俘們，他們竟然繼續使用老一套的欺騙和恐嚇手段。那些以謊言和威脅為基礎的演說不但徹底地失去了說服力，更加強了听受者的鄙視与對立情緒。除了招致猛烈惡意的反擊之外他們不可能獲得別的結果。他們在“印度村”的慘敗，其實是先天注定的。

反共戰俘們的信心是逐漸加強的

反共戰俘們的身份首先是逃离惡政的受害者。對惡政的恐懼感始終存留在他們的心中。因此他們在一開始和志愿軍代表們遭遇時是很低調的。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１日，首批反共志愿軍戰俘被移交給印度監管軍。這時的戰俘們心中充滿懮慮。他們首先感覺到的是營地离中朝軍隊大兵團那樣貼近。不遠處的山頭上共軍哨兵的身影清晰可見。這些景象不可避免對他們形成強大的思想壓力。其次他們并不信任印度監管軍。他們早已了解印度在國際場合下對抗美英等西方國家，處處袒護中共得种种事例。他們把印度看作“共匪尾巴”，總覺得印度軍隊遲早會与共軍合謀把他們劫往北方。而初抵印度村時見到的第一幕景象，更加印證了他們心中不祥的感覺：配備机關槍的印度軍隊戒備森嚴，如同押送重罪犯人。他們從卡車上下來后便被印度兵圍住，然后一個一個地被帶往登記處，前后兩人相隔將近３０米。他們來到登記桌前登記，還要按手印，再被送進鐵絲网門。登記時搜查措施非常嚴密，刀具銳器盡被沒收。收音机也不許帶入。更讓戰俘們感到意外是的几十個穿著整齊的志愿軍和人民軍軍官以及共方媒體記者也在現場。共軍“首長”們悠然地坐在鐵絲网后面，威嚴地掃描著每一個在他們面前經過的戰俘。共方媒體記者還前出到登記桌前去抄錄戰俘的資料。此情此景使戰俘們心情十分沉重。大部分戰俘默默地由印度兵帶進了營地。但少數戰俘把眼前的情景誤以為營地已由印軍和共軍“共管”了，因此死活不肯入營。几輛卡車上下來的戰俘緊緊抱在一起，說什么也不分開。幸而印軍官兵態度和藹理性，持續耐心地勸說著。戰俘中年長持重者也過來幫助安慰。他們方才接受了安排。

隨后几天，入營的戰俘逐漸增多，人气漸旺。各分隊戰俘每入一處營區后立即在里面升起青天白日旗。隨著旗幟成片迎風招展，營區反共的气氛亦日漸升高。后續來到的戰俘們見此情景也不再像頭几批人那樣惶恐了。而已經入營的戰俘們也以唱歌、呼口號、鼓掌等形式歡迎他們。令他們的士气振奮。一些戰俘主動挑戰在現場觀察的共軍人員。斷斷續續的叫罵聲開始發出。原先悠然坐在鐵絲网后面觀察的共軍“首長”們坐不住了。臉上出現了難堪与不安的表情。緊接著石塊開始飛向他們，隔著單層鐵絲网已經不安全了。于是印軍將他們請到距离較遠相隔兩層鐵絲网的地方繼續“觀察”。到了９月１７日以后，現場形勢完全轉變為眾戰俘朝著共軍人員“人人喊打”的局面。“雜种”！“王八蛋”！“不要臉”！“有种的給我進來”！以及更加粗野的叫罵聲不絕于耳。共軍觀察人員退到了更遠的地方。即使這樣仍然很不安全。石塊如陣雨般飛向他們。狂怒的戰俘們一度匯成洶涌的人潮，猛烈地壓向鐵絲网。大有擠破鐵絲网扑向共軍觀察人員的勢頭。使得印軍大為惊慌。

中央社記者林靜在現場目睹這一切，發回這樣一段報道：

“現在向匪徒怒罵和扔石頭已成為每天匪徒到場「參觀」時的必有節目，這一批家伙硬著頭皮，由俄制吉普運來，一經過接近義士們營地的道路，便要挨罵挨石頭下車走到指定的地方，因為距离遠，而且沾聯軍觀察員代表和記者團的光，石頭是扔不到了，挨罵是仍免不了，這些厚臉皮的匪徒，也只好當作沒听見，陰沉沉的坐立不安，可能失掉知覺。

等到他們坐車离營時，熟悉他們必經道路的義士們，早在靠近的鐵絲网內，站好隊，也准備好石頭，車子過一部，石頭便如雨下，于是匪徒們的車子，只好保持二三十碼距离，一窠風溜走。

有一次我和合眾社美聯社記者共坐一部吉普。我們故意把車子停在附近路旁，看到那「溜走」吉普車隊中匪徒抱頭鼠竄的狼狽樣子，又可怜又可恨，甚至連第一輛坐著捷克波蘭兩中立國觀察員的小轎車頂上也當當作響，我等他們走后，向同車同業說：「你們馬上可以看到不同的情景」，我們把車子開得很慢，向義士們招招手，馬上換來的是一片掌聲，我認為我應該把這件小事告訴台灣讀者，你們知道，這該是如何熱烈的同胞愛。“

因為同根生，相煎特別急

共產党的“解釋代表”從一開始就對戰俘們不怀好意。按照停戰協議，解釋并不是勸說戰俘接受遣返，更不是逼迫戰俘們回國。解釋是對那些想回國卻心存疑慮的戰俘闡明“不迫害歸國戰俘”的政策以便消除他們的疑慮。但是共產党的政策千條万條，恰恰沒有“不迫害歸國戰俘”這一條。他們到這里來“解釋”的目的，正是要把戰俘弄回國去迫害。所以他們的“解釋”，就成了欺騙与威脅的同義語。

另一方面，畢竟是昔日“同一條戰壕里的戰友”，反共戰俘們對中共的意圖也是明了的，對中共那一套洗腦戰術也是熟知的。戰俘中包括了大量志愿軍干部，更使得他們容易做到“知己知彼”。他們深知中共的洗腦是嚴酷難纏的，絕不可掉以輕心。于是遠在解釋開始之前他們即開始了認認真真的准備。從濟州島到“印度村”，反共戰俘營區里組織過多場模仿性的排練。以便讓戰俘們通過親身參与來熟悉環境并練習如何對付解釋代表。志愿軍戰俘中人才濟濟。有些人扮演“中立國”代表，有人扮演印度主席。而由原先的志愿軍里干部扮演的“解釋代表”，更是神形皆備惟妙惟肖。逼真程度之高，有時竟讓戰俘們忘記了是在練習，忍不住要上前去揪打。直到周圍的人急忙高聲提醒方才醒悟。

志愿軍解釋代表也太過輕視這些昔日戰友們的智力了。戰俘們离開家鄉的時間，充其量也就兩、三年。就這么短的時間，也讓解釋代表們覺得有机可乘。他們還象以前在部隊里那樣任意糊弄人。毫不臉紅地吹噓起“祖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什么“祖國農民耕地都不用牛，用上拖拉机康拜因了”、“治理淮河工程的土方能繞地球好几圈”、“中國已經成為最大工業國”、“祖國醫學發明的人造眼給你裝上去，能看五十公尺遠”等等。這類拙劣欺騙本來就是導致志愿軍戰俘厭惡中共、抗拒遣返的因素之一。到解釋帳篷里來重演只能引發戰俘們更多的反感。

戰俘們的种种反擊手段，個性鮮明變化多樣。有的捂起耳朵不听。有的用唱歌去壓制。有的提出針鋒相對的質問与反駁。更有人用粗野的叫罵去侮辱解釋代表。還有的則耐著性子耍弄解釋代表，他們很有興趣地問這問那讓解釋代表疲于“解釋”直到口干舌燥主動叫停。

愛國主義是反共戰俘們對抗中共洗腦人員的強大武器。几乎每個反共戰俘都能列舉中共勾結日寇、投靠蘇聯出賣民族利益的具體事例。而一旦訴諸民族主義，中共在這里是絕對的輸家。中共那具有西洋特色的“馬列主義”，“蘇維埃”等等標記就是被痛罵的最方便起始點。而中共奴顏婢膝地孝敬斯大林的丑態，更是反共戰俘們全力討伐的靶子。解釋帳篷里經常爆發出“漢奸！賣國賊！俄國鬼子的走狗！毛澤東是斯大林的龜儿子！”等尖銳的叫罵聲。戰俘一旦開罵，解釋代表總是顯得蒼白無力，灰頭土臉卻無言以對。

大部分戰俘是中國農民，堪稱學識淺陋。但因為不再畏懼中共的專政強權，他們居然也拉開架勢与昔日的“首長”辯論一番“主義”。解釋代表很不屑地問一個滿身土气的戰俘說：你也曉得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哪“三民”，你知道嗎？這戰俘果然答不出來。但他并不怕，因為他有著實實在在的理由藐視這位喝過墨水的前首長。他沉思片刻說：“怎么不知道？第一人民有飯吃。第二人民走路不要路條。第三人民思想有自由。這三條，你們共匪有嗎？”這現場自編的“三民”主義自然是笑話，但這笑話所爆發出的震撼力反而令解釋代表難以應對。因為這是戰俘以及廣大中國人民所經歷苦難的總結，是他發自內心追求。標准答案反倒不具備這等分量。

還有位戰俘模仿解釋代表N遍重复話語的做法，不斷地用“回台灣”去干擾解釋代表的講話。叫一次就在心里數一次數。叫到第１３７次時，解釋代表被他攪得實在講不下去了，就賭气地用“打台灣”与戰俘對攻。那戰俘一听不對，立刻改口說“守台灣”。這樣一來一去又頂了１９次。把在場的人都給逗笑了。

昔日“同條戰壕里的戰友”一旦反目成仇，惡意十倍以上地強烈。不僅粗野肮臟的叫罵之聲不絕于耳。凶狠的暴力攻擊更在解釋帳篷里天天上演。吐唾沫、扇耳光、甩石頭、砸鞋底、頭撞腳踢、桌子翻凳子飛、拔下帳篷支杆要捅人等等，解釋帳篷絲毫不亞于角斗場。戰俘坐的凳子時常被當作凶器，印軍只得把它釘死在地面上。每位戰俘在進入帳篷前要被徹底搜身。但仍有戰俘將小听罐頭藏于袖口帶入。解釋代表，志愿軍２１師９２團政治處干事苗福金自述被一听罐頭擊中手臂，后不得不接受手術治療，至今留有傷疤。有時印軍不得不用三個甚至四個士兵控制一個有暴力行為的戰俘，費很大的力气把戰俘按在椅子上听取“解釋”。為了能夠接近解釋代表以便行凶，一些戰俘偽裝消沉，低頭不語，搖頭嘆气等等，故作“思想斗爭很激烈”狀。同時還接受解釋代表扔過來的香煙等等。給解釋代表“有希望”的感覺。然后趁著上前對火點煙或者其他接近解釋代表的机會突然出手猛打解釋代表或者把燃燒著的火柴或煙頭猛推向解釋代表的臉。很多解釋代表從未在戰場上受過傷，卻在這里被昔日的“戰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四濺。根据賀明的日記，僅１０月１７日一天，就發生了２２起打傷解釋代表的事件。

女同志來了

一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年輕女子出現在解釋代表身旁，大眼深情地看著戰俘。解釋代表熱情地向戰俘“解釋”道：根据祖國的新婚姻法，軍人最受到优待。凡回國的志愿軍戰士，政府都幫助組織新家庭，讓你過上美滿的生活云云。怕戰俘不信，他們還拿出登有歸國志愿軍戰士接受姑娘們歡迎照片的畫報給戰俘看。在場的女子居然也搭話附和，甚至說出“只要你回國，愿意和你組成家庭”一類話語。遇此情景，反共戰俘們反應不一。有的痛罵她們賤貨不要臉，質問她們“你明天配給誰？”有的則對她們耍流氓。一個戰俘邊罵邊當眾解開褲子侮辱她們。令帳篷內各國人士大惊失色。一些尚未听取過解釋的戰俘們一听說解釋帳篷里有姑娘就來了勁。十几個戰俘主動找到印度軍官要求听取“解釋”。那時印度人正為動員困難而發愁，忽見有人主動申請前往，自然從善如流立刻安排成行。但這些兵痞們來到解釋帳篷后完全把解釋代表晾在一邊。眼睛直勾勾地鎖定女性“祖國親人”。嘴里說著臟話，身體做著下流動作。有的還亂叫“藍苹姐姐”什么的，公然在國際場合下占毛主席的便宜。解釋代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從未見到如此猖狂惡毒的反革命罪行，一時被气得眼前發黑渾身打顫。無奈手中沒有專政工具，眼睜睜地看著現行反革命分子惡毒侮辱毛主席卻砸不下無產階級的鐵拳。生气發作都無用，最終只得英雄气短地宣布解釋完畢了事。誰知這些下流胚還沒有過足癮，第二天再度申請“听解釋”。因為解釋規則并沒有限制每個戰俘只能听取一次解釋，所以印度人只好再次安排。但解釋代表早已嚇得魂飛魄散，高挂免戰牌堅決不許他們再進來。

根据歷史資料，中共并不輕易在公眾場合下出動女色。中共的外表總是一副不食人間煙火的“革命”形象。雖然中共內部很腐敗，但其“腐敗權”是高度集中的。毛澤東的糜爛生活具有唯一性。他擁有最高腐敗特權，但別人不得模仿。毛澤東周圍的親信享有較大的腐敗權，但必須小于毛。再往下層腐敗權就收得更緊。到了党的基層，干部群眾基本就是清教徒的干活了。每當有外國人在場的時候，中共領導更要表現得無欲。毛澤東周恩來都極少攜夫人出訪或見外賓，更不要說其他各級了。這次在解釋帳篷里竟當著多國人士的面使出美人計，無疑是中共党史上極為罕見的現象。分析起來有兩個原因：一是領導風格使然。朝鮮停戰談判中朝方的總指揮是被毛澤東譽為“共產党大特務”的李克農。中共文獻稱他為“我党隱蔽戰線上進行特殊斗爭的杰出領導人”。這“美人計”，應該就是克農同志比較擅長的“特殊斗爭”手段之一。二是解釋營地形勢使然。大批的“我軍高級政治工作者”使盡渾身解數猛烈地工作卻不見效。轉化成功率始終低于百分之三，給党造成嚴重損害。克農同志心里肯定急。不設法搞出好一點的成就來怎能對得起毛主席？他一急就急出不尋常的點子來，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把你抓起來！”

喪失鐵腕專政能力是共產党干部最大的不幸。在反共戰俘充滿敵意的對抗面前，解釋代表們每時每刻都痛感自己的無力，每時每刻都在內心強烈呼喚專政的威權。有那么几次，極度的羞辱使得解釋代表忘記了場合与身份，那几個在心中暴跳了許多次的詞語終于沖口而出：“你再搗亂我就把你抓起來！”、“我可以命令印度部隊逮捕你！”。 雖然還是那決斷的口气，還是那首長式的咆哮。卻不幸沒了專政的功力。空洞的威脅，只是招來更加放肆的嘲笑和辱罵。“首長”咆哮越凶，戰俘笑罵越狠。有個解釋代表被搞得實在下不來台了，就纏住印度主席不放，非要主席下命令逮捕戰俘。那主席被搞得一頭霧水，表示愛莫能助。這可怜的解釋代表顯然气昏了頭，忘記這里是國際性的場合而不是“我軍”的大本營。印度軍隊雖然偏袒中共，但畢竟還做不到堅決听從“党指揮槍”的地步。印軍固然有采取必要措施保護解釋代表人身安全的義務。但印度主席所見的只是雙方的“言論”交鋒，沒有暴力傷害行為。他無法因為言論而拘押戰俘。他困惑地對解釋代表說：“他罵你是烏龜的儿子。這樣罵人能惡到什么程度呢？還是繼續你的解釋吧。”（So he called you the son of a turtle. What’s so bad about that? Please get on with the explanation.）。這印度主席并不想取笑解釋代表。而是作為印度人，他無法體會身為“首長”的解釋代表遭到普通士兵臭罵后那种具有中國特色的超級難受。糾纏許久，主席還是不肯下逮捕令。解釋代表無計可施，只好悻悻然終止解釋，放那反共戰俘凱旋离去。

聯合國軍方面人員的确無法掩飾自己的心里的高興。而觀戰的台灣記者更是深受鼓舞。一位記者評論道：“一場解釋下來，共匪工作人員的素質弱點全部暴露。他們沒有掌握住義士們的心理。他們沒有在解釋詞令上下過推敲琢磨的功夫。浮淺、粗暴、陰險、幼稚、無幽默感、無風度。我沒有見過如此低能的人，竟被選出擔負如此沉重的任務”。

對于志愿軍解釋代表來說，明知戰俘不愿回國，就早點放人過關。于人于己都有利。何苦死纏硬磨自討沒趣？鬼才相信中共熱愛這些戰俘，愛到了不惜“唾面自干”也要把他們帶回國好好照顧的地步。歸國志愿軍戰俘的悲慘遭遇證明中共對他們沒有一絲誠意。《金日成彭德怀告被俘人員書》、《人民軍志愿軍聯合聲明》等公開文件所載的 “一律不咎既往”等承諾根本沒有兌現。共產党從來就是得騙且騙，騙過手再收拾你。從這些志愿軍官兵拒絕送死而選擇被俘的時候起，中共當局就恨他們，一心只想著怎樣控制和懲罰他們。這些解釋代表們就是中共迫害歸國戰俘的幫凶。他們努力地糾纏每個戰俘，只要有一絲可能就把他們搞回國關起門來修理。

在整個解釋期間，有近百位戰俘相信了解釋代表們謊言而申請回國。連同那些奉命事先潛伏待机然后表演“沖出虎口奔回祖國”鬧劇的特務人員共四百四十人返回中國大陸。在他們前面回國的６千多戰俘絕大多數遭到中共的懲處。而他們這批人回國后的命運更加險惡。他們實際上自歸國后即渺無音訊、至今生死不明。不能排除他們已被中共秘密處決的可能性。如果是這樣，解釋代表們對這四百四十人負有不可開脫的罪責。作為中共高級干部的賀明，當年參与了在中立區誘騙戰俘回國的全過程，他非常熟悉其中的很多人，可以叫出許多人的姓名。１９９０年代他又專門就歸國志愿軍戰俘遭遇進行過長達７年的調查，他理應知道這四百四十人的下落。但奇怪的是他迄今沒有透露過這方面的情況。不但是賀明，眾多的其他解釋代表們也沒有人追蹤過這四百四十個人的下落。看來他們的任務就是把戰俘們騙回國，再以后這批戰俘是死是活完全不關他們的事。如今他們寫回憶文章，只是再再地大罵各种离奇的“美帝蔣匪”罪行。好像這樣就可以把自己虧欠戰俘的种种罪責開脫干淨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