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按:

中共為韓戰製造許多謠言,隱瞞許多事實。連在印尼的我,也是受騙者之一。雖然有些中國學者企圖解開真相,但是在中國都無法出版。這是2006年我在網路的獨立論壇收集的穆正新先生的文章,有許多內幕資訊,值得一看。現在我逐步貼出來供有興趣者閱讀。當時中文軟件很差,正體字與簡體字很亂,我沒有時間整理。正當中共為紀念“抗美援朝”70週年繼續製造謊言時,還是大家先睹為快吧。不知穆先生安康否,甚念。
2020.10.23


作者: mzxtd 志愿軍戰俘系列之一:紅色滑鐵盧(3) 2006-1-25 15:15  [Click:14]


志愿軍戰俘系列之一:紅色滑鐵盧(3)

穆正新


第三章 特務在哪里?

“特務”是遮羞布

在中立國代表和各國媒體的親眼見證之下,志愿軍方面的“解釋”成功率穩定在3%以下。這樣的慘敗記錄,不找替罪羊是沒辦法搪塞的。“美蔣特務控制戰俘”的謊言于是成為共方最強力使用的遮羞布。對國內人民宣傳“特務控制”當然有效,因為國內人民被剝奪了知情權。但這种宣傳對外卻不起作用。因為謊言最怕的就是那种各方都能方便地觀察的環境。而中立區為各國代表与媒體記者提供了這樣的環境。


有目共睹事實是:戰俘是被單獨被帶到由印度軍隊把守的解釋帳篷里的。這時營區反共組織遠在數百米外。這“控制”力怎樣傳遞?現場听解釋的戰俘只要說聲“我要回國”,連營區也不必回,直接就從解釋區轉往志愿軍。此過程全在國際媒體觀察之中,誰也沒有見到“特務”上前阻擋。但共方講話不用事實,他們只是鋼牙鐵嘴咬定“美蔣特務嚴密控制”就是有。至于這“嚴密控制”如何跨越數百米空間起作用的呢?共方說法是,營區里的美蔣特務曾“對廣大愛國戰俘進行了長期的殘酷迫害”,致使戰俘們深陷恐懼之中。再加上解釋區的聯軍觀察員以及瑞士代表等頻頻用咳嗽、眨眼、翻紙、握筆、打手勢等等向戰俘“發信號”,戰俘就不敢再愛國了。

謊言有顧此失彼的特點。共方這套說詞正好与其進行的其他宣傳相矛盾。共方一直說“廣大愛國戰俘”在凶殘迫害前始終堅毅不屈,始終“渴望回到祖國怀抱”。而現在又說這些戰俘其實已經屈服。而且屈服得那樣徹底,以至于來到解釋帳篷里“喜見祖國親人”也無法治愈他們心中的恐懼。顯然上述兩個說法其中必有一假或者兩者均假。“渴望回國”好几年的戰俘一見解釋代表就不“渴望”了。還讓人覺得這些“祖國親人”不討人喜歡。“掃帚星”的干活。

至于敵人的咳嗽、眨眼等竟然能夠控制住“廣大不屈的愛國戰俘”,并且眾多的
“我軍首長”親自上陣也無法將其阻止或擊敗,就更离奇了。反共戰俘來到解釋帳篷,單獨面對五、六個中朝方的人員。現場“中立國”代表里還有波蘭捷克等中共的同志在幫腔。而聯軍方面只能有一到兩人出席。七、八個(有時可達十個)共產陣營同志們高昂洪亮的演講竟然壓不倒一兩個敵人的咳嗽与眨眼。除了說明共產党干部的演說空洞無力外還能有別的解釋嗎?

退一步講,如果咳嗽、眨眼等果真具備強大控制力量的話,那志愿軍解釋代表們也有气管,也有眼皮,為什么不使用起來去壓倒敵人?七八條气管一齊咳嗽,十几只眼皮一齊眨動,還怕壓不住一兩個敵人嗎?現場的志愿軍首長們有气管故意不咳出聲,有眼皮故意不眨出花,眼睜睜地看著愛國戰友慘遭敵人咳嗽眨眼的控制而無動于衷,是否有通敵之嫌?

關于“我軍首長”親自敗在敵人的咳嗽与眨眼之下的相關案例,白紙黑字地記錄在賀明的那本“血淋淋權債”一書里。各位可以自行去閱讀查證。

据說帳篷外面的“特務”活動也很厲害。有一天,兩個聯軍的軍官站在解釋營區的小山坡上聊天。其中一人雙手抱在胸前,拇指卡在上臂內側,四個指頭搭在外面,講話的時兩手的四個手指不斷地擺動。几十米外有座解釋帳篷,里面有個垂頭喪气戰俘在听解釋。戰俘看不見這聯軍軍官,坐在他對面的志愿軍解釋代表們卻看見了,并立刻從中發現了敵情:敵人在打手勢發信號!他立刻提出強烈抗議。印度主席接到抗議后赶忙离開帳篷來到這兩個美國人面前,嚴肅地說:請不要發信號!那美國軍官听說自己在“發信號”吃惊不小。他赶緊离開原地,并向站在附近的中遣會主席蒂瑪雅等印度軍官請教,他剛才的動作是什么信號?美印官員們認真地研究了一番,認為有多种可能。一是當他兩手抱胸四指向上的時候,從遠處看象“V”手勢,可能具有激勵戰俘“爭取胜利”的含義。二是“四”個指頭可能代表“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爭自由”的意思。但最有可能的,是“四”在中國話里与“死”同音。要么含有向戰俘發出“打死共產党”的指示,要么以“死”警告戰俘。至于它究竟是什么,誰也弄不清。也許那些在帳篷里深陷挫折看任何東西都不順眼的“我軍首長”知道。這里的奧秘不但老外弄不懂,恐怕絕大多數中國人恐怕也搞不清。如果“四”就是“死”的話,不知道新“四”軍、“四”項基本原則等等該怎么解釋?

“揪特務”是革命傳統

“揪特務”是共產党搞斗爭的老招數。江西蘇區打“AB”團,延安“搶救運動”都是毛澤東用“特務”罪名打擊對手的知名案例。后來毛澤東整彭德怀遇到困難,就給彭安個“里通外國”罪名,使彭听起來象“特務”,再整就順手多了。再后來老毛放倒劉少奇,也少不了給他貼上“內奸工賊”等准“特務”標簽。

在“我軍”爭取戰俘歸國敗績累累的情況下,讓對手統統是“特務”,則“我軍”便“雖敗猶榮”了。“我軍”政委號召戰士蔑視眾神獨尊馬列毛,當然不是“特務活動”。但一個牧師到戰俘營布道,令志愿軍戰俘拋棄共產觀念而成為基督徒。他就是“美帝特務”。這是党的宣傳要訣。你若說“我軍”政委號召力輸給牧師,是不太好意思滴。但如果說輸給了“特務”,就比較有面子了。台灣一些官員去戰俘營慰問反共戰俘,當然是“蔣匪特務”在活動。聯合國軍從台灣招募了若干國語翻譯和文化教員。這些人也是“蔣匪特務”。國際紅十字會視察聯合國軍戰俘營后的報告不合中共的口味,就成了“美帝走狗”。當他們還想視察志愿軍管轄的戰俘營時,更具有美帝“間諜”之嫌。就算本來是同一個部隊的志愿軍官兵,只因被俘后反共不歸,即便原先有老党員老八路的身份,也一律算成“美蔣特務”。

特務的原本含義,應該是那些偽裝身份暗底下搞陰謀活動的人。上述杯中共所指控的特務,并沒有偽裝身份這一條。他們干什么說什么,說什么干什么,言行一致。而志愿軍戰俘營里确有一批人精心偽裝身份,表面說一套暗中卻做另一套的人員。他們就是以反共面目潛伏在反共戰俘陣營里的中共分子。“白皮紅心”的干活。他們才是真正的特務。

李克農是總指揮

根据《中共情報首腦李克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0月)一書,李克農從1951年7月起就秘密進入朝鮮,在開城幕后主持停戰談判和遣俘事務。板門店談判的中朝代表都必須听他指揮。他的人生風格從來就是典型的特務風格。他在朝鮮停戰談判中的總指揮角色一直保密到1990年代。當時哪怕在“自己人”圈子里,他和副手喬冠華都不用真名。人們只許叫“李隊長”和“喬指導”。李克農出馬主持朝鮮停戰談判和遣俘事務,必然大量使用中共的特務體系。遂使遣返戰俘事務与特務結下了深厚淵源。

志愿軍戰俘群體形成之初,中共尚未能夠在其中建立組織進行控制。大多數戰俘早已厭惡中共,被俘后很快公開反叛共產党。戰俘中親共人員勢單力薄,加上他們自己也背負“叛變革命”等精神包袱,也采取了隨大流不作為的態度。因此,初期的中朝戰俘与聯合軍當局關系相當融洽。那時美軍覺得管理中朝戰俘比他們几年前管理日本德國戰俘還輕松。他們的管理方式也很放任,甚至不派一兵一卒就把整火車的志愿軍戰俘從前線送到后方。戰俘們自己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條,鮮有逃跑或者抗拒行為。

朝中共方通過派遣特務去圖控制戰俘營的行動是周全的。一部分特務以醫務人員等身份到戰俘營周圍接受聯軍的招聘,或以勞務、經商甚至賣淫等活動常住戰俘營周圍。他們与戰俘營內共產党組織聯絡并轉運物資。另一部分則在火線上主動向聯軍投降而直接打入戰俘營內。個別軍官在投降時特意申明自己的高軍階,以便在戰俘營中取得領導地位。依照日內瓦戰俘公約,高軍階的戰俘有權管理本國低軍階的戰俘。為了能不斷地向戰俘營傳遞最新的指示,保持對戰俘營的控制,中朝方通過火線假投降的派遣活動一直持續到1953年7月停火的前夕。而1953年6月后派遣的特務在出發前就能得知如何与志愿軍解釋代表團聯絡了。因為那時停戰協定細節都已敲定,志愿軍解釋代表團已在組建中。

共產党秘密組織在聯軍戰俘營中活躍起來。聯軍戰俘營的麻煩就開始了。中共組織不但成功地將數千戰俘控制在自己手中,還積極地向反共志愿軍戰俘的陣營滲透。受命的特務人員在公開場合下總是“堅強的反共義士”模樣。滴血染旗、刺字紋身等等樣樣不落后。他們在反共陣營內建立組織發展成員并展開秘密活動。用欺騙、恫嚇、裹挾、暗殺等手段分化戰俘,爭奪控制權。1951年秋天起,聯軍戰俘營中騷動、斗毆和凶殺事件劇增,沖突的規模越來越大,直至次年5月劫持戰俘營司令官杜德的事件達到了高潮。

反共戰俘排斥异己,聯軍當局堅決隔离

許多歸國志愿軍戰俘因為各种原因不說實話。講述了很多“美蔣特務”以毒打和殘殺“強迫戰俘去台灣”的故事。不排除其中個別事例的真實性,但絕大多數是謊言。因為當時最重要的一個事實是:反共戰俘陣營并不象共產党組織那樣硬把人扣在自己的營區搞強迫思想改造。他們的政策是“排斥异己”,即設法把親共人員挑出來赶走。這是他們与共產陣營的最大區別。一般來說戰俘只要公開平和地表達出回國的愿望,自己不走也會遭反共戰俘檢舉而被聯軍當局帶离。歸國志愿軍戰俘中的某些“英雄”,包括孫振冠趙佐瑞等領導人,都是在親共身份暴露或者在奪取營區領導權的密謀敗露后被反共戰俘們赶出來的。而他們后來卻謊稱是主動“沖出來”的。如果反共戰俘真是那么殘忍地搞控制的話,他們根本不可能活著出來。

蓄意潛伏的共党分子不同于一般的親共戰俘。他們總是強作反共姿態,同時在暗中活動并密謀奪取營區控制權。他們搜集情報、煽動威脅戰俘、暗殺反共人士等等。營區內許多打斗和凶殺事件都与共產党特務組織的活動有關。共党特務的破坏活動對反共戰俘陣營危害很大,故反共戰俘對于這類“匪諜”的態度十分嚴厲。曾經殺害過其中一些人。反共戰俘們也很注重防范共党分子的滲入,他們并不輕易接納任何自稱反共的戰俘。戰俘胡廣田在1953年10月9日的日記里說:

“下午突傳來惊人的消息。是過去曾在七二聯隊的一個叛徒,已在紅色聯隊居住一年多,今日由印軍少校送到本康旁(compound,營區)。照理我們應該歡迎他的。但是我們細心研究,此人還是留不得,恐日后破坏我們全體的團結。因為他已經過色份子的熏陶,思想是靠不住的。他雖然告訴我們他在紅色聯隊里的凄慘情形,但是我們全體對他發生很大的怀疑。說不定是共匪派的匪諜份子,在危急之秋,進行破坏工作。所以一致請求印軍少校將此一人送回原處,本康旁堅決拒絕予以接收。這位印軍少校立即采納我們的意見,將此一人立即帶走,大家才安下心來。”

聯合國軍監管當局也沒有“逼迫志愿軍戰俘去台灣”的政策。在把反共戰俘移送給印度軍隊管轄之前,聯合國軍從未承諾讓戰俘去台灣。自從戰俘營內出現反共和親共組織間出現奪權打斗后,聯合國軍即實行將雙方隔离關押的政策。任何時候一旦發現戰俘不愿意呆在原來營區或者被查證有從事“身曹心漢”類活動時,監管當局便將有關人員帶往對方陣營或者送進隔离區。聯軍搞甄別就是為了隔离,而不是中共造謠的“強迫戰俘去台灣”。即便在甄別完成后,聯軍仍然保護改變態度的戰俘。1952年6月后轉到濟州島的反共戰俘本來已經經過甄別被确定為“抗拒遣返者”了。但聯合國軍仍然在島上專設隔离營區供任何改變主意想回國的“紅色戰俘”們居住。不管是戰俘自行申請回國還是被反共戰俘檢舉出有親共傾向的戰俘,都被收容在隔离區內。到1953年9月聯合國軍向印軍移交時總共收容了85人。印軍接收后即把他們移交給志愿軍。但臨到移交時其中20人又改變主意堅稱反共不歸,另65人則同意回國。新華社卻報道這65人“冒著生命的危險突破大批冒充戰俘的蔣、李特務的統治,回到了祖國怀抱”。同時大肆“控訴”聯合國軍以及國民党的“滔天罪行”。只字不提他們早在濟州島就被聯合國軍送進隔离區安全居住了數月的情況。說謊毫不臉紅。

假如聯合國軍真的有“逼迫志愿軍戰俘去台灣”的政策的話,何必堅持不懈地隔离保護親共戰俘?又何必將這些人交給印度人?把“紅色戰俘”殺掉再稱他們自殺,不是中共一再指控的“美蔣特務殘忍手段”嗎?聯合國軍為什么不用?偏要把他們保護得好好的送回中方再讓他們通過中共喉舌猛烈地控訴自己?

党叫逃跑才逃跑

留在反共陣營里的中共分子,時刻听從党召喚。進了中立區后,這些特務們的任務主要有二:其一是配合中共方面的宣傳,表演一連串“逃出虎口”的行動,給外界造成“有大量戰俘渴望回歸祖國”的印象。其二就是相机制在內部造混亂。

偽裝反共的特務人員連串表演“逃出虎口”的行動對中共在國內的宣傳有極大价值,也确實起了巨大作用。但對國際輿論來講作用甚微,甚至可以說只有負面影響。原因是解釋營地太透明。各國代表加上那么多的中外記者在場,李克農那點小技巧實在很容易被看穿。這些奉命為“宣傳斗爭”而安排的“逃出虎口”行動,無論怎樣下功夫,和真正自發的行為總是不一樣。一個最明顯的破綻是,真正“渴望逃离者”
會抓住任何到來的机會立即行動;而李克農所安排的那些表演性的逃离者卻屢屢放過良好的逃离時机,專揀一些困難危險的時机出逃。讓人們看出他們是在“有計划、按比例”地逃出。

戰俘到達中立區的第一天,就在印軍的重兵警戒下排著隊一個一個地進行登記。登記桌前每次只能有一個戰俘。印度兵在身邊把守,志愿軍的觀察人員也在附近觀察。這是個逃進“祖國怀抱”的好机會。只要對印軍翻譯說句話,或者指指志愿軍的觀察人員就夠了。但當天逃离者極少。點到為止。很可能是“組織上”有令,不讓太早行動。

進了營地,在安頓住宿過程中,印軍官兵頻繁進入營區。安排帳篷、分發物資、交接設備,登記造冊等等。為了融合与戰俘的關系,印軍官兵還頻頻展開公關活動,比如贈送糖果茶點、交朋友學中國話,舉行籃球排球比賽等等。這些都是很好的逃离時机,但沒有人利用。

戰俘入住后的頭几周,印軍為了熟悉人頭而每天進入營區早點名,點名時仔細核對每個戰俘。必要時還進入帳篷逐個檢查。此時要逃离極易。但沒有人逃。

印軍不但日夜在營區周圍站崗巡邏,在各營區內還設有一個看守辦公室,日常駐有一個班左右的印軍。到那里去申請遣返也很方便。但沒有人利用。等等。

多起“逃离虎口”行動的當事人偏偏選擇攀爬鐵絲网這种相當困難且非常危險的行動。解釋營地的鐵絲网并不是為了讓人攀爬而設計的。它們有好几層、每層都超過三米高,頂端還向內伸展。不借助工具很難成功。且這种行動不但容易引起反共戰俘們的怀疑而引發抓打,也容易引起印度哨兵誤會而開槍射殺。印軍多次入營房告誡戰俘們說,有事直接找他們,切勿攀爬鐵絲网以免遭到誤殺。但這些“逃离虎口”表演者依然堅持舍易取難,不必要地搞冒險逃离。也許是從周恩來李克農們的角度看這种行為情節比較惊險,宣傳价值大一些吧。

肯定還有些特務被指示繼續潛伏最后去了台灣。23歲的江蘇人王俊飛(Wong Tsun-fei)是在1953年6月底受命向聯軍投降而潛入反共戰俘營。那時志愿軍解釋代表團已經組成。他有机會在出發前和某些解釋代表會面商定聯絡事宜。王俊飛的任務代號為424。他預定在听取解釋的時候設法接收武器。但他在解釋開始前夕被反共戰俘發覺。他交代了自己的情況,說還有另外兩人与他執行同一代號的任務。聯軍觀察人員曾看到解釋代表請一個戰俘抽煙時,那個戰俘一把搶過解釋代表的煙盒裝入自己口袋。隨后聲稱拒絕遣返并返回反共戰俘營。西方國家后來知道一种煙盒狀的手槍是蘇聯集團使用的標准暗殺武器。但此時已無從判斷那個戰俘搶走的是不是這种東西了。

反共戰俘營壘中有數百中共特務,這對聯軍監管當局來說并非意外。聯軍方面對中共特務的潛伏情況早已有個大致的了解,也不太擔懮他們的活動。這些人所占比例很小,即便傾巢出動也鬧不出什么名堂。但是,第31營區的戰俘代表兼翻譯官王旭的出逃,卻著實讓聯軍官員們捏了一把汗。

王旭事件

要理解王旭事件的潛在爆炸性,必須先了解反共戰俘与印度軍隊的嚴重對立情緒。這种對立情緒是解釋營區爆發嚴重騷亂的導火索,李克農們很希望它被點燃。

當年的印度与中共簡直是盟友。那時印度剛從英國殖民統治下獨立出來,反西方情緒十分高漲。印度總理尼赫魯很想和中國聯合起來對抗西方。印度在朝鮮戰爭事物上處處偏袒中國。1952年2月聯合國表決通過譴責中共“侵略”的決議時,有七個國家投下反對票。其中五個是蘇聯東歐國家,另兩個就是印度和緬甸。那時說印度是中蘇共的幫凶,可能過分,但也不算太冤枉。朝鮮停火協議達成后,聯軍立即向戰俘營廣播協議內容。當反共戰俘們從廣播里得知他們將要被送到中立區讓印度軍隊看守四個月時,頓覺五雷轟頂万念俱灰。一些戰俘失聲痛哭起來,營區里一片嚎啕嗚咽之聲。戰俘們覺得,落入印度人手中就等于落入中共手中。那個解釋營地距离中朝大兵團部隊只有數千米之遙。他們相信印度軍隊一定會在三個月解釋期間的某一天与共軍里應外合把他們劫往北方。后來雖經各方軟硬兼施來到了中立區,但他們痛恨鄙視印度人的感情仍然很強烈。他們稱呼印軍為“紅頭阿三”、“共匪尾巴”、“布頭兵”等等,很不愿意听從印軍的管轄。而韓國的態度更干脆。他們明确地把印度軍隊定為“敵軍”。韓國政府揚言射殺敢于踏上韓國領土的任何印度軍人。企圖以此阻止印軍進入中立區。為此美軍不得不使用直升机將印軍從仁川港直接空運至中立區內。

聯軍方面深信,如果解釋營區不出現大亂,一切平穩完成的話,共產党的“解釋”必然失敗。因此聯軍的既定策略就是“穩定壓倒一切”。任何企圖破坏解釋營區穩定局面的行動,不管它來自北方還是南方,都會招致聯軍毫不遲疑的壓制。即便与美軍“并肩作戰”多年的韓國政府也休想例外。

印軍接管后的确對反共戰俘不友善。更加深了戰俘与印度軍的對立情緒。韓國報刊報道說,某印軍軍官露骨地脅迫反共戰俘接受遣返。稱如果大家都不遣返的話,北面的“很多大炮”會打過來。印度人還禁止戰俘訂閱報刊和收听廣播。入營時所有收音机均遭沒收。為營區提供服務的韓國醫護和其他勤雜工人企圖向營區偷運報紙和收音机,一旦被發覺也遭印軍沒收。眾所周知控制新聞消息的做法只有共產國家里才有,并不符印度本國的制度。這顯然是應共方的要求而采取的不光彩措施。另一方面印軍卻多次為中方對戰俘營區進行廣播開放綠燈。印軍還試圖用武力強迫戰俘前往接受解釋。這做法更不符合民主體制國家行為准則。顯然也是屈從于中朝共方壓力的結果。

10月初,印軍鎮壓了几次反共戰俘的示威活動,竟開槍射殺多人。這些事件令戰俘与印方對立情緒急劇增高,險情迭出。印軍暴行不但激起台灣和韓國的大規模的街頭抗議示威,還引起韓國政府發出要出兵中立區去“保衛同胞”的誓言。韓國當局的這一姿態使聯合國軍大為緊張。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立刻致信韓國總統李承晚表示“嚴重關切”。聯軍司令部更是不敢大意,迅速下令將靠近解釋營地的韓國部隊調開。接著,大批美軍坦克出動阻斷了通往解釋營區的公路,黑洞洞的炮口直指漢城,警告韓國政府不要輕舉妄動。

但聯軍方面無法控制那兩万多已在印軍監管下的中朝反共戰俘的情緒。如果他們情緒失控和印軍發生大規模沖突的話,聯軍是無能為力的。暴亂一起,印軍緊急開火鎮壓,加上有人趁机喊“共軍來了”什么的,場面必定一發不可收拾。“炸營”現象一旦發生,就給了李克農們天賜良机。中朝方未必要出兵劫營,這些戰俘不是他們的寶貝。与其把他們劫回國去修理,還不如就地解決更干脆些。解釋營地离中朝方陣地那么近,不單是“很多大炮”,普通迫擊炮都夠得著。只須几十秒時間就能向戰俘營區發射出超過飽和當量的炮彈和火箭彈,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討厭的戰俘難題。中共然后可以開動宣傳机器控訴美軍“殺人滅口的滔天罪行”,激勵全中國人民“誓死向美帝討還血債”。

王旭出逃,就是意圖触發“炸營”的結果。他的條件極好:他一貫的堅定反共姿態深得其他戰俘的信任。絕沒人相信他也會是“共諜”。他是聯隊的負責人,且因為懂英語,一直主管和印軍的聯絡事宜。入營以來他一直忙著為弟兄們領用物資,安頓生活。他“逃离虎口”的机會最多,要逃早可以逃走。但他一直不動聲色地等了許多天。直到9月24日才采取行動。那天他看似不經意地帶著6名戰俘(也是中共特務)去向印軍領取毯子。他們象往常一樣地交代一下就走了,沒有任何异樣。但他們7人一到印軍司令部就要求遣返并且立即被送往志愿軍方面。王旭們要用這樣的方法造成他們7人被印軍綁架的假象。而這個效果百分之百會出現。當印軍通知該聯隊說王旭等人已經申請遣返的時候,全聯隊的人都傻了。沒有一個人相信印軍的說法。大家堅信他們的領導被印軍綁架了。

憤怒、恐慌的情緒在營區里迅速蔓延升溫。大家激動一夜商量著對策。第二天一早,當印軍進營集合點名時候他們立刻綁架了少校格魯瓦。然后關閉大門發出通牒,要求印軍用王旭來換格魯瓦。印軍隨即包圍了該營區。反共戰俘們守在營區內用石塊攻擊印軍,几名印軍官兵被砸得鮮血四濺。印軍士兵舉起了槍,只等開火的命令。形勢愈演愈烈,其他營區的戰俘也開始不安起來。最坏的事情隨時可能發生。

印度監管軍司令官托拉特將軍赶到現場。他決定親自到營區內与反共戰俘談判。處理人質危机的重要准則之一是不能讓綁架者獲得更多人質,以免增加談判難度和交換的代价。而托拉特將軍現在要親自送進最大號的人質。此決定令其部下大為惊慌,辛格准將急忙阻攔。但托拉特一把推開辛格大步進入營區。憤怒的戰俘們立即把他和衛兵團團圍住并以棍棒菜刀等相向。現場气氛緊張至極點。托拉特穩住衛兵并要求与營區頭頭見面。當戰俘領導人來到時,托拉特劈頭就質問道:我到這里來怎么連杯茶連根煙也沒有?你們算哪路中國人?(What sort of Chinese you are?)平素以“禮儀之邦”國民傲視印軍的戰俘領導人意外地被“紅頭阿三”斥為失禮,不禁一愣。頓感臉上有些挂不住。于是喝退左右,吩咐點煙沏茶,要先禮而后兵。憤爆的情緒被成功截斷,珍貴的轉机出現了。托拉特胜券在握气定神閑,坐下來与戰俘領導人品茶賞煙,展開推心置腹的交談。他毫無保留地把王旭等人出逃的所有細節告訴對方,并對戰俘們的不安与憤怒表示完全理解。他說明,王旭人已在志愿軍那邊,這里如發生流血沖突只能增加弟兄們的傷亡而不可能再把王旭要回來。他還對毯子沒能及時發放讓弟兄們挨了凍表示歉意,承諾馬上解決。他以誠摯尊重的態度漸漸取得了戰俘領導的信任,平复了情緒,恢复了理性。一個半小時后,托拉特帶著格魯瓦,在反共戰俘的送行下走出營區。印方宣布危机結束。

消息傳到聯軍司令部,美軍當局惊得目瞪口呆,繼而欣喜若狂。這位東方的將軍踐踏了美軍當局處理人質危机的重要准則。但他獲得的結果偏偏是美國人不敢想象的漂亮。美國將軍們除了感激与敬佩外實在沒有別的話好說。

應該說,王旭集优秀的個人魅力与高超特工技巧于一身,誠為李克農特務體系中的精品。甚至在1954年反共戰俘到了台灣之后,王旭的昔日弟兄們仍在憤怒地控訴說“印度匪軍綁架了”他們的“王隊長”,有人還誓言要打回大陸去給王旭報仇。而李克農此計,應該說是非常精巧慎密的。如果不是碰上一位不按規則出牌的印度將軍的話,他很可能成功了。大功虧于一簣,運气使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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