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媒體能破繭而出嗎﹖   艾克思

去年﹐中共加入WTO而需要同國際接軌﹔今年秋天﹐中共也要召開十六大安排接班﹐權力鬥爭會不會脫出常軌﹐或者政治上顯示什麼新面貌﹖敏感的新聞媒體所出現的一些異動令人關注。

            報章點名李鵬家族很罕見

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隸屬中國證監會<證券市場周刊>發表了該刊記者馬海林的一篇文章﹐指名道姓中共第二號人物李鵬的妻子朱琳和兒子李小鵬利用他們所掌控的華能國際在美國﹑香港﹑中國上市大搞利益輸送。對中共高層的這種揭發能在媒體發表實在罕見﹐是在追求新聞自由﹐還是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已經失控﹖當然﹐文章發表後﹐馬海林已經被捕。同時﹐以專拍領導人﹐特別是拍李鵬馬屁的<中華英才>雙周刊在十二月八日出版的第二十三期刊出對朱琳的專訪﹐朱琳聲稱自己不喜歡數學﹐所以不會炒股票。李鵬愛將﹑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幹控制下的<法制日報>立即轉載這篇專訪。

有關馬海林的文章和他被捕的消息一月初傳到海外後﹐中共以海外作為主要宣傳對象的喉舌中國新聞社緊跟著轉發<中華英才>對朱琳的專訪﹐顯然要消除在海外的“流毒”。

但是在緊接著﹐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中國青年報>在一月六日發表一篇批判“貪內助”的文章﹐“貪內助”源自“賢內助”﹐指的是貪官背後充當受賄掮客的妻子兒女。這個“貪內助”在中共官場本來就非常普遍﹐因此文章也點了背後有“貪內助”的若干貪官名字。但是文章在這個敏感時候發表就格外令人玩味。文章除了指責“夫貴妻榮”﹑“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現象外﹐還畫龍點睛的說﹕“這些貪心不足的家人在背後﹐可謂是營造了家庭受賄的氛圍﹐在家裡‘地位不高’的男人只能任其行事了。”李鵬在黨內雖然排名第二﹐卻是全黨聞名的“妻管嚴”﹐在家裡“地位不高” ﹐一向對朱琳言聽計從而“任其行事”。也因為如此﹐幾宗著名而判處主犯死刑的詐騙貪污大案都同朱琳扯上關係﹐包括一九九三年的沈太福長城科技詐騙案﹔前年的成克傑貪污案等。而李鵬另一個兒子李小勇涉及的新國大期貨案兩三年前也鬧得很凶﹐出面的台灣商人曹予飛也被槍斃滅口。但是中共高層因為“穩定壓倒一切”而將這些醜聞捂住。

            評論時政報導災變有突破

說到<中國青年報>﹐該報在十二月十七日刊載草庵居士的文章<誰在打理美國經濟>﹐並加編者按語以表重視。草庵居士在網上經常發表文章而有一定名氣﹐他是早年就來美國的中共高幹子弟﹐現在在美國一家投資銀團擔任副主席﹐據說他的文章頗受中共高層重視。該報刊載的這篇文章本擬分三天轉載﹐但刊出兩天後就被中共中央宣傳部“腰斬”﹐原因是表面上介紹美國﹐實際上在批中共的經濟體制。然而<中國青年報>在這次碰了釘子以後再推出批判“貪內助”的文章﹐似乎在發揚連續作戰的精神。

而稍微早些時候﹐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潘岳在十二月十五日的<華夏時報> 和<深圳特區報>刊出有關宗教問題的長文﹐指馬克思關於“宗教是人民鴉片煙”的論述本無褒貶之意﹐但是給列寧加上“麻醉”﹐就成了負面的東西了。潘文還這句話的本來面目後﹐還指出宗教信仰對穩定社會有其積極意義。據報這篇有違中共傳統思想的文章發表後引起李鵬的不滿﹐要撤掉潘的體改委副主任職務﹐並且反對潘在十六大時進入新一屆的中央委員會。

潘岳原來是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劉華清的女婿﹐他擔任過<中國青年報>的副總編輯﹐也是太子黨的代表人物﹐六四後蘇聯﹑東歐開始解體﹐中共陷于六神無主時﹐一九九一年八月底﹐一批以陳雲兒子陳元為首的中共太子黨成員經過討論﹐以<中國青年報>理論部的名義向中共高層上了<蘇聯遽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的奏折﹐表達了他們求穩怕亂但又不願回到改革開放前的新保守主義觀點﹐潘岳就是其中主要執筆者之一。李鵬對潘岳的不滿立刻傳出來﹐也表明潘岳在高層有“內應”。

而在近年來中國大陸所出現的一系列災變導致重大傷亡事件中﹐媒體也爭向報導來吸引讀者﹐然而它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主要報導“外地”的災變﹐不報導本地﹐以免受到頂頭上司的打壓﹐例如去年八月廣西南丹礦場的災變就引來大批中央和外地媒體的記者﹐當地領導捂不住而被揭發重重黑幕。

               報人呼籲良知德行和愛心

吸取這個教訓﹐最近江西省萬載縣煙花廠的大爆炸﹐地方當局除了派幾千名公安武警重重包圍現場﹐用粗暴手法驅逐前來採訪的記者之外﹐江西省委更採用釜底抽薪辦法﹐由省委宣傳部出面﹐發傳真到其他省市自治區﹐要他們撤回派來採訪的記者﹐這樣他們就可以一手遮天了。江西省委敢於這樣做﹐主要是因為省委書記孟建柱是從上海調來的江澤民愛將﹐替換去年因為同一個萬載縣的芳林村小學製造爆竹釀成爆炸導致學童重大傷亡事件而被撤下的省委書記舒惠國。孟建柱可能以為懾於江澤民的淫威﹐其他省份不敢不買帳。

但是實際情況並不然﹐除了鄰近的湖南因為地利之便搶先採訪報導﹐並且不斷的追蹤外﹐<中國青年報>就詳細報導了當地官員如何封鎖新聞打壓記者﹐包括他們親身的遭遇和湖南﹑廣東記者的遭遇﹐以及當地老鄉如何秘密的向他們反映情況。<工人日報>則發表評論文章﹐指責江西官員為自己卸責﹔該報總編輯盛明富更借該報評論版開版一周年之際﹐呼籲報人必須秉持良﹐具備社會責任﹑德行和愛心﹐“無論你追求什麼﹐總不能丟棄社會正義和社會公平”。看來﹐他們也無視江澤民這個後台。

上述中共媒體所集中表現出來的異動肯定不是偶然的。不論是為爭取新聞的自由也好﹐是中共內部的派系鬥爭也好﹐都反映了十六大前中共政局的躁動和不安。起碼﹐比較明顯的是﹐一方以中共高層中最保守的李鵬為代表﹐一方是共青團和部份太子黨中的少壯派﹐他們是以胡錦濤為代表﹐政治局常委中的朱鎔基﹑李瑞環﹑尉健行可能站在他們一邊。江澤民則在中間撈取好處﹐李嵐清基本上是江的同盟者。因此他們都需要利用媒體為自己造勢﹐從而使媒體有一點鬆動的空間。

            媒體政治化終難敵市場化

此外﹐由於中共加入WTO﹐雖然中共聲稱在新聞出版方面沒有做出任何承諾﹐而且在忙於制定對媒體的管制措施和阻止外資和私人資本的投資﹐但是全球化的浪潮勢必衝擊中共的專制制度﹐包括對新聞資訊的封鎖。出於對盈利的追逐﹐不但外資和各種私人資本會以不同包裝侵入中共的媒體王國﹐就是中共的新聞官本身﹐也難以以“黨性”來統治新聞﹐他們勢必要受到利益的腐蝕﹐從而對市場作出讓步。最近爆出由中共中央第一個批准成立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的廣州日報總編輯何向芹因為經濟問題被“雙規”﹐原社長而剛被提拔為廣州市委宣傳部長的黎元江也受牽連而中箭落馬﹐就是一個典型。黨對媒體的壟斷非常容易導致腐敗﹐從而抗拒不了利益的腐蝕﹐媒體的政治化始終難敵市場化﹐只是中共的強暴推延市場化過程。但就是身為“電訊大王”的江澤民兒子江綿恆﹐固然可以利用壟斷權利發展電訊事業中為自己家族撈取龐大的利益﹐然而電訊業的發展﹐將使資訊的封鎖越來越困難﹐因此最終還是毀滅中共自己﹐因此也可以說他是中共自己的“掘墓人”。

在這情況下﹐我們看到中共最近逮捕審訊一些記者來恐嚇媒體的“自由化﹐對揭發東北貪官腐敗行為的姜維平﹐中共就是不判不放﹐企圖使之瘐死﹔還制定新的條例來規限媒體對災變的報導﹐以免抹黑黨國﹔乃至江澤民最近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親自出馬警告各媒體主管要警惕在加入WTO時約束手下不要受外國的影響。但是歷史將證明﹐新聞資訊的自由是個大趨勢﹐江澤民不過是一個妄圖阻擋歷史前進的小丑而已。

《爭鳴》 2002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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