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香港公務員制度的危機    林保華

英國人統治下香港的成功，公務員制度是一個重要因素，香港公務員的效

率與廉潔，也是舉世聞名，因此在中國決定收回香港所制定的基本法中，

第四章的“政治體制”，就是對有關制度，包括公務員制度做了具體的規

定，其中第一百零三條就規定：

        基本法保障公務員制度

“公務人員應根據其本人的資格、經驗和才能予以任用和提升，香港原有

關於公務人員的招聘、僱用、考核、紀律、培訓和管理的制度，包括負責

公務人員的任用、薪金、服務條件的專門機構，除有關給予外籍人員特權

待遇的規定外，予以保留。”

這裡重要的是“制度”和“保留”，這不是說不可以改革，但是要十分慎

重，更不可以因為某種短期的政治考量而隨意更改制度。九七後這個制度

的第一次重大修改，是二零零二年董建華連任時設立的所謂“高官問責制

”，以聘用方式聘請司局長，這就改變了上述規定需要“保留”的“制度

”。相信這種改變的要求來自北京，這充分說明所謂“五十年不變”，在

董建華第一屆任期滿後，北京就急著改變了，目的無非是要在公務員之外

聘請自己人來出任司局長。到了曾蔭權時代，又在公務員之外聘請副局長

。這兩次的“改革”結果如何呢？香港治理的更好嗎？沒有，至今也拿不

出政績出來，倒是民怨加深，貪腐升高。

現在輪到梁振英上台，以其“狼性”，他的所謂“改革”必然更多，對原

先公務員制度的破壞也必然更甚。而且的確他已經拿出“改革”設想，甚

至已經在做了。身為候任特首辦主任的羅范椒芬，在擔任教育統籌局局長

與常任秘書時，就因為“教改”搞得天怒人怨，如今要協助梁振英從事更

大規模的改革，其影響之大，恐怕會帶來公務員制度的深層危機。

        梁振英“改革”制度三手段

根據目前已經透露出來，或者已經悄悄在做的就有以下三點：

一，推出五司十四局的建議。現行的香港政府架構是三司十二局，“改革

”後明顯是增加了幾個部門，也需要多聘一些人員，官僚機構的臃腫不必

說，而且增設許多位置，肯定可以收容一批背景奇特的親共人士。例如要

設立新的“文化局”，明白著要加強香港的洗腦部門，與北京的對口單位

應該就是中宣部了。什麼人適宜出任這個職位呢？當然是要符合共產黨意

識形態的人。

二，中共背景的人士進入政府或獲拔擢。各種資訊顯示梁振英自己是隱匿

的中共黨員，當然要找同聲同氣的人士共同領導這個政府。於是連非香港

永久居民的陳冉也迫不及待的安排進入政府充當他的助理，陳冉具共青團

員的背景，從而引發“共青團治港”的疑慮。而毫無文化背景的許曉暉可

能升任文化局長，因為她的老爸是親共福建社團的元老，她的丈夫則是金

融界人脈頗廣的“海歸”。

三，增聘副局長與政治助理虛位以待。這是把曾蔭權的做法進一步擴大，

尤其是明確提出要招聘“政治助理”，就是這個助理從事的是政治事務。

什麼樣的政治？當然是共產黨的政治。因此不論是副局長還是政治助理，

都讓人想到中國國務院各部委所設的“黨組書記”，以體現“黨的領導”

，尤其是由黨外人士出任首長的部委。這種情況導致一九五七年共產黨整

風時，黨外人士高喊“有職無權”，結果被清算為“右派分子”。這方面

香港也要“補課”而與中國接軌？

當然，共產黨員進入特區政府並非首次。董建華擔任特首時，香港土共的

元老葉國華出任董的特別顧問，處理台灣事務，但是沒有得到重用，港台

關係也沒有得到什麼進展。曾經擔任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記者的陳建平也出

任董的助理，但是他與程翔類似，思想比較開放，經歷六四的洗禮。老土

共曾德成則是曾蔭權時代進入特區政府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他參加過一

九六七年的文革暴動，形象鮮明，比較容易受到監督。最可怕的就是隱匿

自己身份的人，悄悄的將香港“赤化”。

        香港人抗拒中共背景官員

除了進入特區政府的建制內，九七主權轉移十五年來，中共的各種勢力已

經逐步滲透到各個社團與基層組織，導致香港社會的價值觀逐步接近中國

社會。在滲透過程中，一方面為自己漂白，也從中發現親共人才予以培養

而進入建制，擴大親共勢力。

香港人之所以對中共背景的人物有抗拒心態，乃是因為他們或受共產黨的

教育，或因為長期與共產黨員在一起耳聞目染而“近朱則赤”，他們頭腦

裡缺少普世價值的理念，多的是專制與人治觀念，因此對香港所彌足珍貴

的自由缺乏認識，甚至抗拒；並且有意無意的推行人治，從而損害到香港

與自由同樣珍貴的司法獨立精神。而他們是“組織”的人，就必須服從組

織的紀律，聽從組織的指揮，沒有獨立思考的精神。這個組織具體來說就

是中聯辦。中聯辦官員因為來自中國，缺少對香港的認識，比香港的地下

黨員往往更左，如果還有利益上的牽連，對事物的判斷更加有問題。

例如在去年區議會選舉期間被揭發出來種票、種人事件，嚴重破壞香港的

法制，更讓北京的形象受到嚴重破壞；加上特首競逐時中聯辦愈來愈大膽

的赤裸裸干預，因此香港才出現要求解散中聯辦的呼聲。當然，解散中聯

辦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對粗暴糟蹋“一國兩制”的官員，應該調回國內

受訓，以免繼續破壞形象，更損壞香港的高度自治地位。尤其是如果中國

要走上改革的道路，香港的自由、法治是很好的典範，豈容極左勢力連香

港都要葬送？

以梁振英的能幹，這方面的滲透與改造，應該會出現突飛猛進的情況，這

不但使香港人憂慮，公務員隊伍的憂慮更甚，因為他們處在第一線。所以

突然出現給公務員加薪的做法，而且加薪幅度不低，低層至高層公務員的

建議加幅介乎4.56%至5.8%。當然，九七以來因為經濟不景，公務員曾經

減薪，加上通脹的吞噬，公務員加薪有其必要，但是放在政權交接的敏感

時刻，顯然也有安撫與收買之效。

        泛民須加強團結應付危機

面對香港即將出現巨變的形勢，香港民主派理應更加團結來因應，頭腦也

必須更加清醒。然而不幸的是，當政府要將出現議員空缺的替補方案強加

給香港人，以免再出現變相公投的時候，人民力量與社民連祭出“拉布戰

役”與建制派對抗，並且顯出明顯成果的時候，主流泛民居然沒有出來配

合，導致拉布戰不但艱難進行，而且在大部分泛民議員不在場（休息或者

做其他事情）時，被立法會主席、從來不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的曾鈺成腰

斬，不但結束了這場拉布戰，甚至可能為將來樹立“範例”，導致今後無

法再度採用這種戰術來阻止建制派強行通過惡法。而這種戰術不但合法（

建制派也曾經採用過），也比肢體衝突“文明”。

為何主流泛民會出現如此失誤？想來主要兩個原因：第一是不忘過去人民

力量選舉時候對他們的阻擊而不顧大局。第二是老大心態，怎麼可以自己

去“配合”那些小派系？第三是突出爭取中間選民而忽視對原則的堅持。

因為中間選民情況很多樣，要緊的是，在採取靈活策略時，也不能犧牲原

則，否則妥協會變成投降。

如果泛民不能從這些事件吸取教訓，加強團結，香港前途實在可虞，尤其

馬上面對九月的立法會議員選舉。

《爭鳴》月刊  2012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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