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期）1987年10月1日，恆生指數創下接近四千點的歷史新高，次日，成交金額也創歷史新高。

美股黑色星期一 練就處變不驚

不過好景不常。10月中旬，美國股市暴跌，也影響了香港，10月20日，聯交所在取得財政司與金融司同意後，以讓投資者冷靜為名，宣布停市四天，由於破壞了自由市場的原則而受到輿論抨擊，26日復市時恆生指數一天暴跌一千多點，幅度約三分之一。

那天我在場觀看，臉色發白，因為我有兩間公司的戶頭，都做孖展（融資），其中一間沒有找我補錢而自行給我斬倉（斷頭），我被賣光所有還欠一萬多元，所以我拒絕補錢，他們雖然給我發律師信，我沒有理睬，最後因為款項實在太少，所以沒有提告；我也沒有因為沒有通知我斬倉而告公司，因為款項還抵不上律師費。

這次我損失十幾萬，一度向張教授與一位好友各借了一萬多塊錢補倉。但是我沒有退縮，在薪資、稿費拿到以後還了欠款再逐步入市，很快恢復元氣。港英政府後來用別的理由將聯交所主席李富兆判刑，官員卻沒事，有失公道。

這次沒有動到我的房子，保住了底子，也給我教訓，以後更加量力而行，雖然後來在美國也還有重大挫折，但是已經練就一身處變不驚的功夫了。

離開《信報》 改寫《經濟日報》

1988年3月1日，香港再創辦一家財經報章《經濟日報》（這以前查良鏞的祕書黃揚烈創辦過《財經日報》，漫畫家黃玉郎也創辦過《金融日報》，但都維持不長，後者更是只有幾個月時間），董事會主席馮紹波，總經理麥華章，都是香港大學畢業的。創辦前的1月，他們約張教授與我吃飯，張教授答應停掉《信報》多年的《論衡》專欄，轉到《經濟日報》寫專欄，他的理由，其一他們都是港大畢業的，他身為老師，要支持他們；其二，《信報》的稿費一篇600元，《經濟日報》則是2,000元。但我沒有答應，因為我覺得《信報》對我有恩。

但是1月底，《信報》經理趙士英給我電話，說副刊3月1日改版，停掉我的專欄。我嚇了一大跳，以為大概他們知道《經濟日報》請我吃飯的事情，但是我沒有答應呀。然而這種事情我不方便問，也不會有答案。但是一般停專欄是3天前通知，《信報》一個月前通知，讓我有準備，另找出路，也算有情有義。所以2月29日的最後一天，我寫了「告別辭」說：

「感謝《信報》給我機會在這個專欄裡得以指點江山，並能一吐胸中塊壘，而且從來不干預我的言論，使我能將看到、聽到、想到的，一股腦兒寫出來，希望讀者能夠分擔我的喜怒哀樂；但客觀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感謝這段時間內一些讀者來信對我的鼓勵、鞭策，甚至關心我的健康和信仰；也感謝一些讀者對我的批評、指教。至於那些攻擊和恐嚇，也是心中坦然，因為這也是預料到的。

有人以為我過去在中國一定吃了很多苦，所以文字上才比較『激烈』。事實並非如此，雖然前半生並非坦途，但和其他同胞比較還算幸運，還從來沒有當過『階級敵人』；但是看到的事情太多，需要反思的更多，以致無法在香港這個自由社會裡再沉默下去。」

我把情況告訴張五常教授，他立即與《經濟日報》聯絡。《經濟日報》立即給我寫一個專欄，3月1日開始寫，等於是「直通車」，因此沒有影響我的收入。

我的《信報》專欄停止後，當時身為香港記者協會主席的劉慧卿（後來棄文從政，擔任多屆立法局與立法會議員）打電話問張教授是怎麼一回事，是不是《信報》轉軚？當然不是。

好多年之後，我從一位資深媒體人那裡聽到，張教授想給我增加收入，但是他的研究經費有限，便對林行止太太駱友梅說，除了齊辛和我的，《信報》沒有甚麼好的評論文章看，要他們給我加稿費。駱友梅聽到很不高興，加上張教授與《信報》因為出書問題有時也有小矛盾，於是《信報》便停掉我的專欄，看看《信報》是否辦不下去。實情是否如此，我也不知道。不過對我來說，這的確是大憾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