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林保華按：
1991年中共慶祝建黨70週年，華東大水，我寫了一篇文章“天怒人怨哀中國
”，被香港左報圍剿長達一個月。這是我其中的一篇反擊文章，第一次在國
外披露中國的“七五八大水”（1975年8月在河南發生的特大水災）。據我後
來看到的其他報導，當官員向當時擔任副總理的鄧小平報告時，鄧小平正好
在打牌，他們不敢打擾，延誤賑災。現在中共百年，中國又下暴雨，且看習
近平何時在災區現身？死多少人還要保密或製造假數字？老天怎麼就是跟中
共作對？
2021年7月21日

“七五八”大水和水災的人為因素（1991年7月26日）

    七月十九日我在對《文匯報》亂扣帽子的「來論」做出回應後，第二天
《文匯報》又出現另一個署名「青水」的「來論」，其後有其他謾罵文章，
擺明要進行車輪大戰了。這篇來論主要談水利問題，責問筆者﹕「他手頭上
究竟有什麼資料斷定共產黨不修水利，又有什麼資料可以進一步斷定共產黨
是因為搞階級鬥爭而忽視水利。如果沒有根據而下結論，那麼反對改革的人
可將水災歸咎於農村經濟改革，說因為在農村搞改革才會出現水災，否則為
什麼不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呢？」文章當然不能不承認水利工作確實有問題（
前水電部長錢正英都承認了，他能不承認嗎？），「但這種檢討畢竟要由水
利專家作，而非反共專家來作」。我不敢承認自己是專家，更不敢承認是「
反共專家」，只是覺得自己是個中國人，希望中國好，希望中國人民有好日
子過，所以我要說話。國內的那種政治環境，一些知識份子都要冒著坐牢的
風險說話，我們在言論自由的香港，豈可在恐嚇下不說話而埋沒自己的良心
？

    §§「七五八」大水

    先說文革中是否沒有水災。

    文革中似乎沒有廣泛的水災，但請勿遺漏被中共一手捂住的「七五八」
大水。「七五八」者，七五年八月也。

    一九七五年八月六日，河南南部下暴雨，連降三天，第一天降雨量一千
三百毫米，三天合共一千六百毫米（全省年平均降雨量是七百八十四毫米）
，雨下得昏天地暗，伸手不見五指，降雨區有兩個水庫，一個是石漫攤水庫
，一個是板橋水庫，其中石漫攤較大，蓄水量約四億立方米。由於雨量太大
，水庫的質量又不夠好，水壩用泥土壘成，所以在大水沖擊下，決口一百多
米。水壩垮了以後，水頭有九米高，向下沖刷，整個地面被沖刷一米深。水
庫以東四十五公里處是京廣鐵路，結果鐵軌也被沖走四十五公里遠，鐵軌則
被沖成「脆麻花」的形狀。這次水災災區涉及二十九個縣，人口一千一百萬
（當時河南有人口七千萬左右），房屋倒塌六十萬間，京廣線為此停了一個
月左右。

    不能怪「來論」作者青水君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的這場水災，因為消息
全部封鎖，各省市前去支援的人，都被命令不得「洩密」，由於來勢凶猛，
這場水災到底死了多少人，就是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共也沒有宣佈。因為在
某些中共領導人看來，他們的命運和文革及毛澤東、江青等緊密聯繫在一起
。也因為如此，希望青水君在寫「遵命文章」時，應弄清楚事實再說，以保
自己的清名。

    這個災區是在淮河流域的上游。既然下過如此暴雨，釀成如此大的水災
，作為水利工作的領導人，在制定水利工程計劃時，應該以此作為治理的目
標。正如在歷史上，洪水也曾經淹進北京城，所以中共建都北京以後，一九
五一年立即興築流經北京南郊的永定河官廳水庫；即使在文革期間，也仍然
加高堤壩，以防萬一。除此之外，為了防止北京市北邊的潮河、白河水淹京
畿要地，在五十年代後期和六十年代，又興建了密雲水庫和懷柔水庫，其中
密雲水庫最大庫容是四十三億多立方米。

    全國的兩大防汛重點，一個是長江的荊江分洪工程（五二年動工，五三
年完成），一個是北京。前者事關長江中、下游地區富庶的經濟區域，後者
是政治著眼。黃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因為不是經濟命脈或政治命脈所在，所
以放在次要的地位。而兩個重點中，又以北京做得最好。

    §§為什麼要吸取「教訓」

    這次華東和華中的水災，江澤民去視察時就反覆告誡隨行幹部和地方官
員，一定要吸取這次洪澇災害的教訓，如果僅僅是天災而無人為的原因，又
要吸取什麼「教訓」呢？何況這次水災，並不是突如其來的下大暴雨，而是
六月初的江南霉雨季節提前到來，早下了兩個月的雨，使太湖水位逐漸上漲
，那麼這兩個月中，為什麼不能事先做出科學的預報，從而做些疏導的預防
工作，而是要到最後才去炸壩洩洪？是地方官思想麻痺大意，還是當時全國
要圍繞慶祝中共成立七十週年的「中心任務」，不許災情外傳而沖掉歌功頌
德的氣氛？

    而長期的治理不但不力，而且環保做得很差，這和急功近利的指導思想
有關。這方面，不需要數字了，何博傳的《山坳上的中國》和徐剛的《沉淪
的國土》已有好多數字和描述。而「圍海造田」更破壞了大湖泊的蓄水功能
，也就抵銷了水庫的蓄水功能。

    不論怎麼說，這次的水災，在長期治理或短期預防上面，當局都做得很
不夠，需要負上責任。當然，更重要的是吸其教訓，預防今後有同樣嚴重的
災害發生。毛澤東要「人定勝天」是唯意志論，但作為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
，有責任真正做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要讓階級鬥爭干擾經濟建設，包括
把水利工程做好在內，以減少將來再有天災時所受到的損失。

    從一九五一年開始，長期在水力電力部擔任副部長、正部長的錢正英，
也承認水利工程在防汛抗洪方面存在多年管理不善的弱點，因此降水量和水
情都未超過一九五四年那場洪澇，但局部地區的災情卻超過五四年那次。七
月二十三日，李鵬在上海也承認﹕「這次洪澇災害，暴露出我們水利建設的
弱點。」

    可笑的，香港卻有一位「專家」在那篇「反華反共」的來論發表以後，
就迫不及待地說，這次水災，全是天災所為，毫無人為的因素。可喜香港的
其他專家並沒有人云亦云，而是保持獨立的治學原則，不去逢迎拍馬，堅持
自己的看法。

    但是錢正英、李鵬似乎太不給那個逢迎專家以面子了，將來怎麼敢再「
愛國」呢？

    §§承認中共有人反對改革

    青水君很擔心「反對改革的人可將水災歸咎於農村經濟改革」。單從這
一句話，我就知這青水君雖然奉命寫文革式的大批判文章，但是他的內心確
實是很關心中國的改革，這點我們是同一個立場。而且青水君也承認中共黨
內領導層也確實有反對改革的人，那麼又何必對我們對這些人的批評，一定
要戴上「反共反華」的大帽子呢？那麼反共反華的，正是反對改革、從而使
中共面臨絕境的人；正是那些反對改革、使人民一直在貧窮中過日子的人。
如果我們有這點共識，其他都好說。

    這次水災，和農村經濟改革有沒有關係呢？應說有關係，但農村經改並
非原因。

    當年合作社，特別是人民公社是黨政合一的軍事化組織，要興修水利指
揮起來當然容易。包產到戶以後，組織工作困難了，這是事實。但不是等於
就無法組織。要中央政府和各省市自治區政府做什麼？就是負責把群眾組織
起來，負責撥款興修水利。可是撥款撥了多少，實際用在水利上又是多少，
當局何不公佈一下？又者，如果中共不是兩、三年來一次「清除精神污染」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麼中央和地方的官員不是更可以以更多的精
力關注水利建設（當然還有其他經濟問題和教育問題等等）？再者，如果政
府工作不是鬍子眉毛一把抓，而是把某些重點的薄弱環節抓好，也不至於弄
成現在這個樣子。熱衷計劃經濟的李鵬，怎麼不把這個計劃好、組織好呢？

    西方國家推行私有制，為什麼水利工程可以搞好？美國不是有著名的田
納西水利工程嗎？可嘆中國的包產到戶，實際上是接近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
，夾在人民公社經濟和西方資本主義大農場之間，自然難以抵禦自然災害。
走人民公社道路，不通；又不許進行土地兼併朝資本主義農場方向發展，這
就是中共的階級鬥爭觀念在作怪，使中國農村停留在這個「初級階段」難以
前進。

    而在改革開放的十幾年間，李鵬擔任了多年的水利電力部副部長（七九
到八三年），八三年擔任副總理後，又兼任環境保護委員會主任，並兼管防
災、抗災工作。那麼他在任期內這些工作成績又如何？

    不但如此，前兩年農業豐收，李鵬又衝昏了頭腦，不顧農業部負責人的
再三警告，沒有採取應有的防範措施，這點他的失職也是逃不了的。

    可笑的是，李鵬失職多年，仍然可以青雲直上，擔任總理；而對他的批
評則是「反華反共」。中共如此下去，把自己的命運和李鵬連在一起，值得
嗎？
香港《經濟日報》

 （文章已收入2001年中共建黨80週年時出版的拙作《中共風雨八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