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左右：王丹妈妈，陈独秀女儿陈子美，林保华太太杨月清，林保华。

过去一年，我失去了多位真诚的朋友与长辈，因此心情不好。最后一位走的是王丹的妈妈。她是12月28日离开这个世界，让我感到，在同时间赛跑中，我再一次输掉了。

随着年纪的增长，不但精力不济，视力也大大减退，所以已经很少看书了。去年春天，王丹寄来他妈妈的回忆录《走过那个时代》，我有非常大的兴趣，因为她与我是同时代的人，一度还是大学读书时的邻校，她就读的北京大学与我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同在北京西郊的海淀区，搭公车两站路，走后门一站路。 2019年我出版了我的回忆录《我的杂种人生》，两年后她出版了《走过那个时代》，我就很想知道她是怎么写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个时代。

然而因为当时我在准备为中共百年做些事情必须在7月1日前完成，所以这本书只能先放在旁边。岂料事情做完不久，惊闻余英时先生猝逝，为写好纪念先生的文章，我赶紧把早买好而还没有看的《余英时回忆录》看完，才看王丹妈妈的回忆录。此时又传出习近平要在19届6中全会搞什么历史问题决议大肆吹捧中共与自己，于是我又决定把口述的“中共百年”做了许多补充化为10篇文字，迎接习近平的六中全会。这事刚做好，有朋友建议我应该集结出书，正在考虑与安排这件事情时，又突然传来王丹妈妈因为脑出血而逝世，而对她的回忆录居然只字未写，实在非常自责，因为她来不及看我写的书评了。我相信她一定很想看，因为我们几乎是同一个专业，又有许多共同语言。然而这事已经成为永远无可弥补的遗憾了。

与王妈妈第一次见面是在纽约。王丹保外就医来美国后，他的爸爸妈妈到美国来探望他，在纽约就住在我们家里。那时一听到她的名字叫“王凌云”，就立即想到《水浒传》里宋江在浔阳楼题反诗中的那一句：“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他们是山东菏泽人，菏泽乃古曹州，黄巢就是曹州人氏。会为小孩取这名字，该是知识分子家庭。也还好他们家里不是黑五类，否则这个名字在文革期间也会被追究是野心家或欲图谋反，虽然那是在民国时代取的名字。刊于我的回忆录首页、我的外曾祖父瑞澂的“标准相”，就是王妈妈帮我找到的，实在感激不尽。

由于王妈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我们带他们去探访中共创党书记陈独秀的小女儿陈子美，后来她写了一篇“对陈独秀之女的一次访问”在北京发表。王丹在台湾任教期间，他爸妈也来台湾探访儿子，那时我们也已经移居台湾，所以又见了面。

王妈妈比我大三岁，然而因为战乱，她读书比我晚，我们同一年考大学，她考上北大，我则落榜在华侨补校补习一年。以后她因病休学一年。她就读的菏泽一中当时高考成绩是全国第二，她又是书香之家，考进北大也是理所当然。她把高中时代的生活描述为“快乐时光”。但是也是1955年的肃清胡风暗藏反革命集团运动及以后的反右，菏泽一中也受到摧残。

大学生活可说与我重叠。我们都经历过中国这个大动荡的时代，在中共编写的历史中，这个时代被严重歪曲，一些经历过这个时代而惨遭迫害者，有许多写过相关的回忆录，但都局限在政治运动与他们受迫害情况。要如何认识那个时代的基本面貌，一直是我写回忆录的动力，以一个“芸芸众生”中间人物的身份来个全景式的描述。当然，也只能是我们生活的这个阶层，无法涉及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但是能够写出某个角落，某个部分，让后人了解，也是对我们所走过的历史的负责。我与王妈妈能够不约而同写出我们的回忆录，大概也是因为我们都是学历史出身的吧。

我的专业是中共党史，比她的历史系有更强的革命性，也影响我的文字；在性别上女性偏柔我偏刚，所以看她的文字比较和顺。令我意外的，她还喜欢写诗，在她经历的不同阶段，她有留下若干诗句，限于当时的认识与环境，写的诗当然是“歌德”派。我没有诗人的气质，大跃进是被迫写口号诗，一过就全扔了。我更不及的是，王妈妈一直有记日记，所以对每个事件都有具体日期与叙述。而我只能记下大致月份和事件内容。我在经历大学里的政治运动以后，毕业分配到上海时，我以箱子不够装，处理了一批衣物，趁机当众烧掉五本日记本与其他废纸。这个决定非常正确，否则文革期间被抄家两次，即使我写的日记也是歌功颂德，红卫兵也会无限上纲给我定罪，因为我订阅多年的《新华月报》里面有刘少奇的图片没有撕掉，也被红卫兵质问是否等待刘少奇复辟。

王妈妈的大学生活比较平稳，反右那年她因病休学在家，而我却是批判对象，所以以后的日子她比较平顺，我则是夹着尾巴做人。而整个学校生活，北大多学术，人大多政治，气氛也很不相同。也因为人大多政治运动与下乡，尤其我们这一届是首届，因为“大跃进”而缩短一年学制，所以我们许多课程就空掉了。在保证党史专业下，其他课程被牺牲，中国历史只学到唐代，然后是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世界历史只学到中世纪史，然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自学。如果不是我因为爱好历史，业余看了一些中外历史书籍，我的知识面就会有很大缺陷。然而王妈妈的北大，在毕业以前还突击给他们补上以前的缺课。

毕业以后王妈妈分配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那是令人羡慕的单位，但是她更喜欢教书，一直到退休。我则分配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四年后把我踢到化学工业局的半工半读学校，连降几级。北京是首善之区，所以都要带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她去湖南农村，文革五七干校她去江西农场，其中的艰辛难为外人道。那是比学生时代在北京郊区农村更加辛苦贫困。我缺乏这方面经历，但是明白中共的那一套：一方面要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另一方面又利用我们去农村斗争别人。

我则因祸得福，在工业部门，就是在城市里，即使文革在车间劳动八年，也是给我比较轻松的工作，每天可以回家。当然，王妈妈因为政治上没有问题，但也不是热衷政治的积极分子，所以比较平顺；而我因为周围家人亲戚是“反动学术权威”，我自己政治教师的身份，所以一直生活在风险之中。

1976年以后，王妈妈经过了打倒四人帮的欢愉，我则开始享受香港的自由生活。其后他们的欢愉逐渐消失甚至发生六四屠城，而我则逐渐克服初到香港的种种不顺而渐入坦途。六四以后王妈妈因为王丹被捕，经历挂念爱子的思想煎熬，踏上到秦城监狱探访“犯人”的艰苦路途，甚至成为白色恐怖下的“反革命家属”被关押，健康受到损害。王妈妈尚且如此，儿女于六四被枪杀的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的遭遇更是不言也可知了。

我则托殖民主义之福，在香港避过灾祸，再定居美国、台湾，还可以享受新闻自由而一再呐喊。我的回忆录可以在台湾自由出版，她的回忆录则只能拿到海外来出版。我可以指点江山，畅所欲言；王妈妈则在她的回忆录中对这个年代的看法给予是非分明的评价，没有埋没暴政下做人的良心。

王妈妈还花了相当篇幅叙述中学时代的同学如何重逢相聚，共同回忆当年的快乐时光，王丹爸妈因为身在北京而有更多的机会好客，他们甚至回到母校大团聚，非常感人。回头看看我们这些侨生，在中国分布各地，1970年代中期后大量在香港重聚；当时见到老同学，都在刚到香港这个陌生地方时为生存挣扎，我的感想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后来中共魔手再度插入，组织校友会，因为不是同班级而缺少感情等原因，还要争相拍共产党马屁，彼此争权夺利，不欢而散。这恐怕就是这个时代所谓“华侨”的劣根性。时至今日还不能吸取教训，还不是活该？

愿王妈妈安息。我们的人生先后都要走到尽头了，剩余的时光努力总结一下我们的经历留给后代，粪土当年与时下的万户侯，让后代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王丹也正在为纪念您而成立基金会来做更多的事情，为在中国实现普世价值而继续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