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我同王丹媽媽走過的共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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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傳媒
1月 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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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左右：王丹媽媽，陳獨秀女兒陳子美，林保華太太楊月清，林保華。
過去一年，我失去了多位真誠的朋友與長輩，因此心情不好。最後一位走的是王丹的媽媽。她是12月28日離開這個世界，讓我感到，在同時間賽跑中，我再一次輸掉了。
隨著年紀的增長，不但精力不濟，視力也大大減退，所以已經很少看書了。去年春天，王丹寄來他媽媽的回憶錄《走過那個時代》，我有非常大的興趣，因為她與我是同時代的人，一度還是大學讀書時的鄰校，她就讀的北京大學與我就讀的中國人民大學同在北京西郊的海澱區，搭公車兩站路，走後門一站路。 2019年我出版了我的回憶錄《我的雜種人生》，兩年後她出版了《走過那個時代》，我就很想知道她是怎麼寫我們共同經歷的那個時代。
然而因為當時我在準備為中共百年做些事情必須在7月1日前完成，所以這本書只能先放在旁邊。豈料事情做完不久，驚聞余英時先生猝逝，為寫好紀念先生的文章，我趕緊把早買好而還沒有看的《余英時回憶錄》看完，才看王丹媽媽的回憶錄。此時又傳出習近平要在19屆6中全會搞什麼歷史問題決議大肆吹捧中共與自己，於是我又決定把口述的“中共百年”做了許多補充化為10篇文字，迎接習近平的六中全會。這事剛做好，有朋友建議我應該集結出書，正在考慮與安排這件事情時，又突然傳來王丹媽媽因為腦出血而逝世，而對她的回憶錄居然隻字未寫，實在非常自責，因為她來不及看我寫的書評了。我相信她一定很想看，因為我們幾乎是同一個專業，又有許多共同語言。然而這事已經成為永遠無可彌補的遺憾了。
與王媽媽第一次見面是在紐約。王丹保外就醫來美國後，他的爸爸媽媽到美國來探望他，在紐約就住在我們家裡。那時一聽到她的名字叫“王淩雲”，就立即想到《水滸傳》裡宋江在潯陽樓題反詩中的那一句：“他日若遂淩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他們是山東菏澤人，菏澤乃古曹州，黃巢就是曹州人氏。會為小孩取這名字，該是知識份子家庭。也還好他們家裡不是黑五類，否則這個名字在文革期間也會被追究是野心家或欲圖謀反，雖然那是在民國時代取的名字。刊於我的回憶錄首頁、我的外曾祖父瑞澂的“標準相”，就是王媽媽幫我找到的，實在感激不盡。
由於王媽媽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工作，我們帶他們去探訪中共創党書記陳獨秀的小女兒陳子美，後來她寫了一篇“對陳獨秀之女的一次訪問”在北京發表。王丹在臺灣任教期間，他爸媽也來臺灣探訪兒子，那時我們也已經移居臺灣，所以又見了面。
王媽媽比我大三歲，然而因為戰亂，她讀書比我晚，我們同一年考大學，她考上北大，我則落榜在華僑補校補習一年。以後她因病休學一年。她就讀的菏澤一中當時高考成績是全國第二，她又是書香之家，考進北大也是理所當然。她把高中時代的生活描述為“快樂時光”。但是也是1955年的肅清胡風暗藏反革命集團運動及以後的反右，菏澤一中也受到摧殘。
大學生活可說與我重疊。我們都經歷過中國這個大動盪的時代，在中共編寫的歷史中，這個時代被嚴重歪曲，一些經歷過這個時代而慘遭迫害者，有許多寫過相關的回憶錄，但都局限在政治運動與他們受迫害情況。要如何認識那個時代的基本面貌，一直是我寫回憶錄的動力，以一個“芸芸眾生”中間人物的身份來個全景式的描述。當然，也只能是我們生活的這個階層，無法涉及各個領域、各個階層。但是能夠寫出某個角落，某個部分，讓後人瞭解，也是對我們所走過的歷史的負責。我與王媽媽能夠不約而同寫出我們的回憶錄，大概也是因為我們都是學歷史出身的吧。
我的專業是中共黨史，比她的歷史系有更強的革命性，也影響我的文字；在性別上女性偏柔我偏剛，所以看她的文字比較和順。令我意外的，她還喜歡寫詩，在她經歷的不同階段，她有留下若干詩句，限於當時的認識與環境，寫的詩當然是“歌德”派。我沒有詩人的氣質，大躍進是被迫寫口號詩，一過就全扔了。我更不及的是，王媽媽一直有記日記，所以對每個事件都有具體日期與敘述。而我只能記下大致月份和事件內容。我在經歷大學裡的政治運動以後，畢業分配到上海時，我以箱子不夠裝，處理了一批衣物，趁機當眾燒掉五本日記本與其他廢紙。這個決定非常正確，否則文革期間被抄家兩次，即使我寫的日記也是歌功頌德，紅衛兵也會無限上綱給我定罪，因為我訂閱多年的《新華月報》裡面有劉少奇的圖片沒有撕掉，也被紅衛兵質問是否等待劉少奇復辟。
王媽媽的大學生活比較平穩，反右那年她因病休學在家，而我卻是批判物件，所以以後的日子她比較平順，我則是夾著尾巴做人。而整個學校生活，北大多學術，人大多政治，氣氛也很不相同。也因為人大多政治運動與下鄉，尤其我們這一屆是首屆，因為“大躍進”而縮短一年學制，所以我們許多課程就空掉了。在保證黨史專業下，其他課程被犧牲，中國歷史只學到唐代，然後是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世界歷史只學到中世紀史，然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自學。如果不是我因為愛好歷史，業餘看了一些中外歷史書籍，我的知識面就會有很大缺陷。然而王媽媽的北大，在畢業以前還突擊給他們補上以前的缺課。
畢業以後王媽媽分配到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革命博物館工作，那是令人羡慕的單位，但是她更喜歡教書，一直到退休。我則分配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四年後把我踢到化學工業局的半工半讀學校，連降幾級。北京是首善之區，所以都要帶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她去湖南農村，文革五七幹校她去江西農場，其中的艱辛難為外人道。那是比學生時代在北京郊區農村更加辛苦貧困。我缺乏這方面經歷，但是明白中共的那一套：一方面要我們向貧下中農學習；另一方面又利用我們去農村鬥爭別人。
我則因禍得福，在工業部門，就是在城市裡，即使文革在車間勞動八年，也是給我比較輕鬆的工作，每天可以回家。當然，王媽媽因為政治上沒有問題，但也不是熱衷政治的積極分子，所以比較平順；而我因為周圍家人親戚是“反動學術權威”，我自己政治教師的身份，所以一直生活在風險之中。
1976年以後，王媽媽經過了打倒四人幫的歡愉，我則開始享受香港的自由生活。其後他們的歡愉逐漸消失甚至發生六四屠城，而我則逐漸克服初到香港的種種不順而漸入坦途。六四以後王媽媽因為王丹被捕，經歷掛念愛子的思想煎熬，踏上到秦城監獄探訪“犯人”的艱苦路途，甚至成為白色恐怖下的“反革命家屬”被關押，健康受到損害。王媽媽尚且如此，兒女於六四被槍殺的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的遭遇更是不言也可知了。
我則托殖民主義之福，在香港避過災禍，再定居美國、臺灣，還可以享受新聞自由而一再呐喊。我的回憶錄可以在臺灣自由出版，她的回憶錄則只能拿到海外來出版。我可以指點江山，暢所欲言；王媽媽則在她的回憶錄中對這個年代的看法給予是非分明的評價，沒有埋沒暴政下做人的良心。
王媽媽還花了相當篇幅敘述中學時代的同學如何重逢相聚，共同回憶當年的快樂時光，王丹爸媽因為身在北京而有更多的機會好客，他們甚至回到母校大團聚，非常感人。回頭看看我們這些僑生，在中國分佈各地，1970年代中期後大量在香港重聚；當時見到老同學，都在剛到香港這個陌生地方時為生存掙扎，我的感想就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後來中共魔手再度插入，組織校友會，因為不是同班級而缺少感情等原因，還要爭相拍共產黨馬屁，彼此爭權奪利，不歡而散。這恐怕就是這個時代所謂“華僑”的劣根性。時至今日還不能吸取教訓，還不是活該？
願王媽媽安息。我們的人生先後都要走到盡頭了，剩餘的時光努力總結一下我們的經歷留給後代，糞土當年與時下的萬戶侯，讓後代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是我們應盡的責任。王丹也正在為紀念您而成立基金會來做更多的事情，為在中國實現普世價值而繼續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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