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後的上海北京 ----看中國經濟文化的社會縮影 凌鋒 1988.11.1
十二年前，離開上海，移居香港。港滬雖相隔千里，但上海有不少親友，上海的情況，也不能不關心了。
自從中共決定收回香港以後，人們更是不斷地將上海和香港做對比，質疑中共約領導能力和管理水平。香港未來約五十年不變，和現在上海的五十年不變被等同起來了。難道經過十年的開放改革，上海仍然沒有變化？
上海：興盛與危機
這次到上海，直覺上的變化是兩個方面：一是新起了若干高樓大廈，那是代表開放改革的酒店賓館；一是大多數建築物越來越破舊了，表示了改造老上海的負擔越來越沉重。
從虹橋機場出來．經過虹橋區，這是上海新開發的地區。二十年前，我在這裏偶然發現了毛澤東的一個行宮，但即使是隔河相望，而且有大片的圍牆包住，也被英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所驅逐。現在這裏也新起了一些賓館，但據說生意均不佳，因為離市區較遠。
社會主義的市場競爭
我下榻放上海最高級的希爾頓酒店，位於靜安寺附近的華山路上，算是在鬧市。酒店頗有氣魄，服務也不錯。這家酒店在招聘職工時，有不少大學畢業生、研究生等應徵，包括做侍應生。但是聽說工作任務很繁重，有的人已經頂不住而離職了。不知道是因為享受慣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從而不習慣於資本主義的管理制度，還是資本主義的剝削實在殘酷。
不過這家五星級酒店有的做法亦太離譜，例如房間裏沒有開水和茶葉的供應，如要喝水，唯有開啟冰箱，喝一罐八元外匯券的飲品。
上海現在最高級的酒店還有一個是座落在漕溪北路和中山西路口的華亭喜來登酒店。在希爾頓落成以前，一直是首屈一指。但希爾頓建成以後，由於位置好過華亭，搶去了華亭不少生意。於是問題來了。因為華亭有中方上海旅遊局的股分，因此據說上海旅遊局不但在安排上有排擠希爾頓之舉，最近更向傳媒公布希爾頓的飲食衛生有問題，引起希爾頓大為不滿。看來，外資在中國必須尋找有力的後台，與之台作，否則恐有難題接踵而來。
上海今年是對中央一百零五億元的承包。黨政領導都在為此奮鬥。新任市長朱鎔基幾次在電視出鏡講話．態度實事求是，比較得到市民好感。
到上海，再忙也要去南京路看看。但除了馬路兩邊架起欄杆給行人走路，另外在南京路、西藏路口有行人天橋外，其他沒什麼變化。以前的第一百貨公司，可說是全國商品最豐富的百貨公司了，如今進去，只覺得破舊、凄涼，地上的斑斑污漬，已經無法清除，除了拆卸，已經無法令它再生了。原來的永安公司，經裝修後改為聯華商場，在半明半暗的燈光下，售貨員意興闌珊，仍是一片衰敗景象。
在城隍廟，一些個體戶似乎帶來了一些生氣。使我特別注意的是，果然擺賣茶葉蛋的個體戶不少，並且還吸引有一批顧客，怪不得「做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至理名言了。
出國熱和物價漲的震撼
入夜時分，到了外灘。黑漆漆的，竟無「萬家燈火」的景象。走到外白渡橋，由於天色已暗，蘇州河的黑水和黃浦江的黃水的交界線已不甚分明。由於沒有什麼風，所以臭氣似乎少了一些。幾十年講下來的治理蘇州河，據說已經決定今年正式開工了。希望不要因為經費問題而又耽擱。中共對上海人民欠的債太多了，越欠越多就會毀滅整個上海。今年年初的「甲肝」狂飆是個警鐘。
上海的熱門話題有兩個，一個是出國，一個是物價飛漲。
前一段的出國熱，目的地是日本。有些根木就不是去「深造」，而是擺明苦力的幹活，賺錢夾資助上海的家人。為此，做父母的大事舉債。把兒女送出後，再慢慢還債。我的朋友中有幾個都已經這樣做了，當然，有的也是去深造，邊讀書邊賺錢寄回來養家。男丁去做苦力沒有問題，年輕女孩子去做什麼，會不曾誤入邪途，我們不敢多說，以免傷父母心，惟求老天照應。澳洲熱已經過去，因為需預付的學費額激增，人們知難而退。「新戰場」會到那裏開闢？據說可能是加拿大。
物價飛漲也是熱門話題。八月底的恐慌性搶購，把商業局和百貨公司多年來積壓下來的庫存，包括那些垃圾貨品都搶購一空。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因為「創收」而眉開眼笑，可憐那些小市民，多少年來的血汗儲蓄，由於通貨膨脹的壓力及嚴重的信心危機，使他們平白的受到了巨大損失。再好聽的按勞取酬，也被事實粉碎了。
因為出國熱和通貨膨脹．使外幣身價大為提高。一方面出國需要外幣，一方面搶購外幣以保值。八月底時，在黑市市場上，一百港元最多時可兌換一百二十元人民幣，一百美元可兌換八、九百元人民幣，超過官價兌換率不止一倍！
酒店和賓館當然都收外匯券。如收人民幣，官方黑市價又各有千秋。以錦江飯店為例。中餐廳付人民幣要加收百分之三十，但在它的咖啡室，則要加收百分之八十。豈止「一國兩制」，而且還是「一店兩制」呢。試問匯價如何不亂？
文化前哨站
在我的印象中，上海的理論界不是那樣活躍，但和社會科學界的朋友接觸，情況並非如此。上海出版的《世界經濟導報》在全國是首屈一指；後來由「民主人士」所辦的《聯合時報》，也以敢言著稱。最近，《新聞報》在五十年代初停刊後，也已經復刊，原《世界經濟導報》的一位副老總調到那裏去。《新聞報》三天出版一張，言論比較開放，例如討論「剝削」的合理性等，一出來就頗受歡迎。可見人們對「黨的喉舌」的厭煩心理，有一些清新空氣的報刊，還是有相當市場。
在上海，找到了深圳電視台副台長祝希娟。這位當年第一屆百花獎的得獎影后，正在上海拍白先勇的《最後的貴族》，扮演其中的一位太太。她仍是上海的「地頭」。百忙中，她陪我們逛夜上海。以往的上海，夜市最末到八點結束．最近「政策」放寬，可以晚一些了，所以夜生活相對熱鬧一些。但仍無法和廣州、深圳相比。我們看了一下歌舞廳、咖啡室，甚至在長江劇場還進去站了幾分鐘，正在演出沙葉新的新作《孔子．披頭士．連儂》。祝希娟熟門熟路，我們才有這樣「優待」。
解放前的「夜上海」名聞世界，但現在據說要搞個「不夜街」都相當困難。話雖如此說，但近來上海已興起幾間卡拉OK，據說在全國來說，還算是帶頭，但能否以此帶動其他?
江南：新舊交替
離開上海後，到了昆山、蘇州、無錫和南京。都是舊地重遊。
六十年代初去過昆山。那時我一個高兩個輩份的遠親在那裏當縣長，他是老資格的國文老師，屬於統戰對象。他後來向我借了一套《金陵春夢》看，豈料文革運動一起來，他的家被抄，《金陵春夢》被當作黑書焚燒了，他托人向我道歉，其實那又何必？燒幾本書是「損失最小最小」了。這幾年來，才知道此書好多「不實之詞」，造謠生事，紅衛兵燒它大方向完全正確。這次見到昆山的一些領導人，問起這位已過身的老縣長，他們已多不知矣，只有一個人說，好像聽過這個人的名字。長江後浪推前浪，區區一個縣長，早經大浪淘盡了。
蘇州以前去過兩三次．此次再去，印象不怎樣。因為只在市內活動，七十萬人口五十萬輛單車，擠逼之外，還是擠逼。幾千年的古城，如何現代化？
對無錫印象好一些，因為是新型工業城市，有足夠的空間給它比較合理的發展。但到黿頭渚，看到平靜的太湖上，成排運輸船的轟轟聲，又為太湖遭到的污染而擔心。在一間中外合資的餐廳裏，居然輕易地用人民幣付帳，一點不加收。心裏為「佔小便宜」而高興。其實那是和服務員開玩笑，將同行的一位老者冒充為三入八式幹部，於是我們這一行就成了內地遊客而可支付人民幣了。
去過三次南京，印象都不錯，這次仍是如此。
馬路兩邊的雪松和法國梧桐，一直給我難忘的印象。住在五年前新蓋的金陵飯店，也使人比較舒暢。從三十六層下望，南京的市容好過上海，到底是過去國民政府的首都。
加起來，我在南京住過差不多有四個月的時間，所以名勝古蹟差不多都去過了，也不想再看了。正好有一個大學裏很要好的同學在南京某大學教書，便和他長談。
知識分子：可口可樂的匱乏
這位同學是道地貧農出身，老家在浙江山區，好不容易讀完中學。當上幹部，後來考上中國人民大學。他讀書努力，勞動更是可以做「勞動模範」，待人接物非常誠懇。反右時侯。像我這樣出身不好、社會關係複雜的人，冒出右派言論，自己也覺得可以理解，但這位同學因為反映農村生活苦，也被作為右派言論批判，就使我非常驚訝。以後我們都成了「免予處分」的「中右」分子。我以能和他享受同樣「政治待遇」而感到高攀了他。畢業以後，我分到上海工作，他分到南京，兩地距離不遠，所以彼此來往比較頻密。我來香港時，不敢告訴他，怕傷他的感情，托了另一位同學轉告。他後來給我寫了封信，因為我搬了家，沒有收到。此次去南京前，我硬著頭皮寫了封信給他，才恢復了聯繫。為什麼我十二年來沒有去信給他，那是因為他有一個舅父解放前去了香港，曾給他家寄過一封信（他們沒有覆信，並且向組織「交待」了這情況），就為這事，他的入黨問題一直沒有解決。我為免給他再增加麻煩而不寄信了。
現在，他入了黨了，是副教授，而且是大學裡的副系主任。家裏有了電話，所以我一打電話就找到他了。他的太太我也熟，中文系畢業，在中學教了二十七年書，至今仍然非常辛苦。他們每人收入都有近二百元。那天帶女兒來，一齊吃飯。在喝罐裝可樂時．我這位同學問他太太味道如何，才知他太太還是第一次喝這飲品。看來可口可樂的經濟侵略還沒有落實到每個中國人身上，甚至是南京這樣一個大城市，但我也為她還沒有喝過可樂而感到悵然。堂堂大學畢業，為國家賣命了幾十年，竟還捨不得喝這一罐如今販夫走卒都可以隨時一飲而盡的飲品。我在寫這篇稿時，旁邊就放看可樂，我不知道我的這些同學的家庭，什麼時候可以瀟酒地拿看可樂往自己喉嚨裏灌？
在金陵飯店三十六層的旋轉餐聽喝咖啡，以人民幣付帳，加百分之七十，還要顧客在帳單上簽上名字，大概是服務員若以此價倒賣外匯券，還有得賺。
金陵飯店是國營企業，管理還不錯，只是大門站著門衛，連我進來都被阻止，而且態度不好，懷疑我是國內人士。我的同學進來都要出示身分證。據說原來沒有這樣嚴格，因為不久前上海有一個日本人被殺，南京也緊張起來。其實身分證每個中國公民都有一個，並沒注上「殺人犯」或「小偷」。那個門衛拿來看一下豈不是庸人自擾。
回港後接到這位同學的來信，說他們學校門口最近貼出了三張訃告，兩個是五十歲，一個是五十一歲，白頭人送黑頭人已成普遍現象。他想九七年後或可來香港看看。惟恐活不到那個時候。他比鄧小平年輕三十歲，但鄧公對九七來香港還滿有信心呢。
人民大學：不變的凌亂
告別南京後到北京。公事辦完後，遷地為良。在母校中國人民大學附近找了一間賓館住。去年我到北京住幾天，因忙未能回母校看，就差這一年，就永遠見不到教過我們的胡華教授了。在那裏住三天，去了兩趟母校，見了幾個同學。並且探望了在學時的黨總支書記。雖然我對中共常常批評，有時行文也很尖銳，但是並不曾把私人感情完全斬斷。所以還去拜訪「黨的領導」話舊。不知道這是優點，還是弱點。這位總支書記已是滿頭白髮退休了。和他聊天，也只有談談過去，對現在的，則似乎沒什麼可談了。見到老同學，也是談過去多，談現在少。
人大校園裏面有幾座新樓，但我更感興趣的是去看以往住過的舊樓。人大由於要發揚革命傳統，五十年代初建校時有好多簡易平房和樓房，想不到現在還有人在裏面住。校園裏面，還有些仍被「二炮」佔據，沒有歸還。我原來住過的宿舍，更是破爛了，觸景傷情。難以語言表達。為了防止鄰近的第三建築公司的「蠶食」，在彼此之間也起了一排矮平房。起長城式的防禦作用。這個「圍牆」的排列是斜的，所以不倫不類。沒想到這三十年，還是如此凌亂、破敗，實在不忍卒睹。但也有幸這三十年不變，才使我仍有機會一睹當年舊地，趕快拿出照相機拍下，否則下次再來恐怕已經拍不到了。
北京人也在為物價發愁，但接觸的人中，偏政治性的多。所以更關心「官倒」。據說，中國銀行曾以七百元人民幣的價格買進美元（官價不到四百元），使美元價格上升，而康華則更以七百七買入，過了八百放出。官家如此做，還要官匯做甚麼？
北京：月向那方圓
在北京最有意義的該是夜遊了。一位朋友有部車。晚上把我載到東華門裏，然後在黑暗中，走出天安門到金水橋。天安門城樓現在對外開放，一人十元。可是那塊開放時間的牌子竟然和廁所的牌子掛在一起。毛主席宣布「中國人站起來了」的聖地，現在和廁所並列，甚至放在廁所的下面。這個「政治錯誤」居然無人去糾正，這明顯說明現在人們．的政冶意識淡薄了。薄一波的兒子薄熙成領導北京市旅遊局，組織這個活動，竟然出現這差錯。真要怪老薄教導無方了。據說老薄對外宣稱他這位公子是副總理的料，看來還得再考驗多一些日子。
夜間的天安門廣場，在黑幕下雖有幾盞燈，但抬頭看城牆上的手主席像，再遠看人民英雄紀念碑後面更遠一些的毛主席紀念堂，更有一番鬼影憧憧的感覺。他們和故宮的帝皇文化配襯在一起。使人們更加失去光明的前景。
另一個夜間，和金觀濤夫婦及我的兩位朋友去八達嶺，觀看黑色長城。沒到長城前，先在一個座落於露天的石佛寺停車，周圍毫無亮光，使那些石雕更顯得陰氣森森。
到了八達嶺，無法上去，長城就像一條黑蛇蜿蜒在山上。我們在下面進行野餐，時近中秋，為了裹腹，北京的硬綁綁月餅也下肚了。雖然在月光的長城下吃月餅頗有中國文化的特色，但那幾罐罐裝可樂，似乎破壞了這古老的情趣。
激起全國強烈反響的電視片集《河殤》，對長城有如下的評價：「它無法代表強大、進取和榮光，它只代表著封閉、保守、無能的防禦和怯弱。由於它的龐大和悠久，它還把自詡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我們民族的心靈上。」現在《河殤》的影響在日益擴大。今年第四期的《花城》，有一篇《長城對話錄》，就是批判長城文化，其中有一點認為它是「防」的文化。「國家是防，民族是防，不僅對外，還有對內，『防民之口基於防川』。這幾年對外開放，最憂慮的似乎仍然是防。……每個人都被一層厚厚的『長城』包裹著，而公諸於世的，是裝扮出來的經過扭曲的另一個自己。大家都生活在防患於未然的虛偽之中。」
回程途中，我們在居庸關停車，上到居庸關城樓上的雲台。秋風習習，陣陣涼意，四周一片黑暗，遙望將圓的明月，我心裏在想，夜遊天安門，夜遊長城，難道我所看到的中國文化，就是這些「黑色文化」？對中國文化，不能全盤否定，但是它給中國人民揹上了幾千年的沉重包袱，確實是到了必須分清黑白的時候了。
作為《河殤》顧問之一的金觀濤，一路上沒有多說話，不知道他在夜遊長城之後，有什麼新的感受？
《明報月刊》 1988年11月號
（此行是陪弗里德曼教授夫婦與張五常教授到中國訪問時的個人遊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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