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胡耀邦祭       凌鋒   1989.4.27

    胡耀邦的追悼大會終於順利的舉行。人民大會堂裏的追悼會和人民大會
堂外的悼念都沒有發生事故，說明當政者和群眾都能夠理智地處理問題，從
而避免了一場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式的血洗場面。

    人民大會堂的追悼儀式應該是肅穆的，但這次追悼胡耀邦，除了肅穆外
，站在頭一排的中共領導人，還顯露出疲憊的姿態。宣讀悼詞的中共中央總
書記趙紫陽，神情相當憔悴，聲調也欠缺以往的抑揚頓挫。負責治喪委員會
的喬石、胡啟立，雖屬「年輕」一輩，但那天的神情，也使人有「老化」的
感覺。李鵬處於很不顯眼的地位，在儀式完畢向胡耀邦遺體告別時，他竟走
在萬里之後（按領導人排列順序，李鵬在黨內還是政治局常委，所以排名都
在萬里的前面）。鄧小平表情十分的凝重，還有一臉的怒氣。主持追悼會的
楊尚昆，精神尚健，但把奏國歌讀成奏國際歌，幸而很快改過來。

    連日來成千上萬的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和新華門外，不能不對追悼會
有所影響。外面是如此熱火朝天，中共黨內對如何為胡耀邦「蓋棺論定」，
如何來對付這些學生，以及可能響應學生的工人、農民，不能不也有一場爭
論，甚至鬥爭。中共主要領導人的上述表現，反映了這一點。

    去年，蘇曉康、羅時叔、陳政合寫了一部《烏托邦祭》，是一九五九年
廬山會議的黨內鬥爭紀實。當時中共黨內領導人不能制止毛澤東迫害彭德懷
等「忠良」，有的盲目附和，有的落井下石，遂使黨的錯誤越來越嚴重，最
後釀成文化大革命的全國性浩劫。如今圍繞追悼胡耀邦的問題，中共黨內如
果不能正確處理，亦可能成為未來大動亂的轉折點，以後再寫《胡耀邦祭》
來汲取教訓，那就未免太遲了。

    對胡耀邦的評價，在掉詞中是十分的全面，也相當高。但正如訃文一樣
，迴避了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中他被趕下台的問題。人們
不禁會問，胡耀邦既然那樣好，為什麼他要被逼辭去總書記的職務？這裏面
的內幕難道不需要揭出來？陰謀家難道不需要挖出來？當然，由於反對胡耀
邦的陰謀家仍然隱藏在黨內，破壞改革，所以學生要求為胡耀邦平反，就是
要將這些人逼出原形。

    而悼詞在列舉胡耀邦對改革開放的七大貢獻中，他的第一貢獻卻是沒有
說清楚。這一段原文是：「是按照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組織和推動
了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為衝破『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黨的馬
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作了理論準備。」

    「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應該是「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討論」
，把馬克思主義也列入必須在實踐中檢驗的真理當中。這樣，馬克思主義的
錯誤部分，過時部分，特別是掛著馬克思主義招牌的封建主義，就必須揚棄
，這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才是徹底革命的精神。這個問題的含混其辭，貶
低了胡耀邦的貢獻，也暴露了當局害怕「真理」的心態。這也是胡耀邦必須
下台的根本原因。

    對待學生的悼念活動和有關政治改革的七項要求，中共當局所採取的態
度總括一句是「容忍而消極」，「容忍」是指沒有用武力實行大規模鎮壓，
「消極」則是沒有採取積極的措施來面對現實，解決矛盾。這種情況，相信
是因為黨內高層有不同意見的爭論，因此只能如此「拖」下去，當然，這不
是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所以學生回校園以後終於採取罷課的行動。

    對一些中共領導人來說，他們不會支持學生的行動，這是因為他們不但
自稱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而且實際上也是特權利益所在者。他們只能容忍
「有領導的民主」，對這個「沒有領導的民主」，在他們看來，是敵意的行
為，是「別有用心」的行動。他們不是不想鎮壓，從新華社、北京市政府和
上海市政府發出的警告可以看出。但是他們考慮到大肆鎮壓就是重演一九七
六年的天安門事件，不但大大損害了改革開放的形象，會令外資卻步，香港
和台灣也會有強烈的反應而延緩「統一大業」，而且鎮壓越強，反抗也越激
烈，這是個規律，所以他們採用恐嚇和使用武力的辦法來控制事態的發展。

    豈料學生是嚇不倒的，並且要求嚴懲打人兇手，對當局在追悼會進行期
間封鎖天安門廣場的決定也不理睬，悼念的學生通宵靜坐，並且得到了市民
的支持，使當局沒有順利清場的機會。當局最後改變策略，容忍學生在追悼
大會舉行的同時，也在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外面同時舉行學生的悼念活
動。這使一場衝突暫時緩解下來。

    但是這並非說明當局承認學生的這些行動是合法的，更不表示當局接受
了學生的合理要求。

    追悼大會開完以後．有三名學生到人民大會堂前求見李鵬，並且遞上一
封請願信，但是李鵬不但沒有出來，也沒有人出來接受請願信。學生為了顧
全大局，避免衝突，也把隊伍拉回學校，並且表示鬥爭將會繼續下去。

    在追悼大會的前夕，也就是四月二十一日晚上，北京一些有名望的知識
分子，惟恐當局採取鎮壓手段，所以他們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
和國務院說，希望領導人認真聽取學生的願望和要求，和學生開展對話，並
且汲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教訓。聯署這封信的有包遵信、戴晴、于浩
成、李澤厚、許良英、嚴家其、高皋、蘇曉康、吳組緗等四十七人（後來又
擴大到七十一人）。豈料中共中央拒絕接受這封信，有人還把信往地上扔，
並且扣押四名送信的代表達四十分鐘。這種和學生及知識分子敵對的心態，
正是某種黨官非常陰暗的心理，這是流血事件隨時可能發生的原因。

    但是在中共領導層內，必然也有支持和同情學生運動的，就如胡耀邦當
年那樣。雖然他們力量可能很薄弱，但是到了關鍵時刻，例如要對學生和知
識分子下毒手的時侯，他們一定要不顧個人安危、旗幟鮮明地站出來反對。
在這點上不存在委曲求全、顧全大局和執行決議的問題，寧願丟烏紗帽，被
開除，也不能當屠殺人民的劊子手。只要能做到這一點，人民將會支持他，
並且永遠會紀念他。

    希望中共領導層中，多數人會明智地處理這件事情。但是不鎮壓學生並
不是說只是「容忍」而已，而是要根據學生提出的政治要求，進行肅清貪官
和樹立民主政治的改革。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學生的遊行請願必將不斷發生
。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如果在保守派和學生運動的壓力下而無所作為的話，
必將為歷史所淘汰。他們只有爭取人民群眾的支持，樹立新的權威，向保守
派施加壓力，才能使目前奄奄一息的改革重獲生機。最近中共當局已經宣布
在五一勞動節時，天安門廣場上將不再樹立代表外國勢力的馬克思、恩格斯
、列寧、斯大林的四幅巨像，這也是一項改革，當然也是為緩和社會矛盾而
做出的決定，即令有某個領導人將因此而拒絕上天安門城樓，只要能滿足人
民的意願，這又有何妨？他們不上天安門，正是求之不得的事。

    胡耀邦的逝世，把積壓了多年的社會矛盾捅開了，中共當局不應諱疾忌
醫，繼續捂住矛盾，而是應該正視問題，痛下決心去解決。對一小撮破壞改
革的貪官污吏和反對改革的特權分子，不管其資格多老，權力多大，都應該
毫不留情地剷除，才能為國家和民族，打開一個新的出路。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