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我的“革命”啟蒙人    林保華

旅居澳洲的印尼梭羅華僑公學學長李仕賢發來電郵說，我的老師黃克忠久

病後於日前病逝於北京，兒子還在獄中，孤家寡人，晚年淒涼。早在四年

前，香港的梭羅學長已告訴我黃老師晚年的不幸，經過久病的折騰，終於

“解脫”了。

        爪哇古城也有中共活動

梭羅是印尼中爪哇的一個古城，與鄰近的、曾經在獨立戰爭時期作為陪都

的日惹都是爪哇文化的中心，但是地位不如日惹；它也是因其歌曲而著名

的梭羅河的發源地。我在梭羅度過童年時代，讀完小學。然而就是這樣距

離中國遙遠的小城市，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已經有中國共產黨活動！

對我來說，黃老師是非常特別的老師，因為他是我的“革命”啟蒙人。我

在梭羅讀小學五年級時，就是他，借給我看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

，第一次認識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我走上“革命”道路。

當時是一九四七年，印尼還在荷蘭統治下，開展“警衛行動”鎮壓當地的

獨立運動。這些書當時還是禁書呢。一九四九年我小學畢業時，黃老師在

我的紀念冊上題詞期望我做“小魯迅”，這對我後來從事寫作，也有某些

激勵因素。

老師為何特別垂青我？除了當時我對閱讀的愛好，更主要是我的身分，因

為我的老爸是華僑公學的校長，老媽則是老師，華公有初中部，有的初中

畢業就來教小學了。當時的師生關係非常親密，甚至與學生的家長關係也

很親密。也因為爸媽的關係，我與這些大我好多歲的學長都認識，也一直

沒大沒小直呼他們的名字。由於老媽後來移居香港，這些學長回中國後，

大部分也從中國回流香港，所以還繼續保持聯繫。

一九四九年十月，我們全家遷居印尼首都巴達維亞（不久印尼宣佈獨立改

名雅加達）。梭羅的學長回國經過雅加達上船時，都會來看我們。一九四

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建國前，華公就有一批學長回國獻身革命，有的在香港

達德學院先受訓，想見華公也是“革命搖籃”了。為何會如此，倒不是我

爸媽的原因，他們與共產黨沒有關係，只是思想比較開通而已。後來我才

知道，老爸前任的校長楊新容，是中共地下黨員，一九二七年清黨以後流

亡印尼，是他打下的基礎。我不曉得，老師中有多少共產黨員或“青聯”

成員。

        一九四九年回國投身革命

一九四九年那年，就有好幾個梭羅的學長回國了，克忠到北京後，就在中

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是對印尼廣播的組長，改名黃阿玲。在印尼組的還

有從梭羅回國的林光果，後來也回流香港。最賢、仕賢兄弟倆也是那一年

回國的，他們是梭羅一間百貨公司“土庫榮茂”的少東，沒有繼承家業就

回國投身革命，可見其寶貴情操。仕賢後來還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到朝鮮

作戰。想想當時這些年輕人比我還“瘋狂”。當時還有一位學長叫吳家裔

（後改名志生），他參與進軍西藏，後來在馬列學院任教，再轉到廈門大

學的南洋研究所（？）。

當時梭羅一家有名的華人餐館瑪琅酒家（瑪琅是東爪哇一個城市名字）少

東廖國宏，也是一九四九年左右回到中國，不過他留在廣東，在中國旅行

社工作，大概是在一九七零年代，派到香港，負責香港中國旅行社的工作

。這是我媽媽一九七零年代初回到中國看望我時告訴我的。

還有另一位叫梁英明，他離開梭羅後沒有回國，而是到雅加達巴城中學讀

高中，然後留校任教，是我高中二的歷史課老師，一九五五年回國他是一

個傳奇人物，不久前，我剛好在台北的秋水堂買到他的新著《東南亞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去年他正好八十歲。

這些學長中的女性是陳亞瑤，她也是很早回國，就讀於唐山鐵道學院。後

來也回到香港，一直與老媽有聯絡。她的姐姐、姐夫在日惹做生意，與我

們非常熟悉。這些學長的侄子、外甥輩後來也因排華（中共的顛覆活動需

負相當責任）而大批回國，若干年後，我們全倒流會師香港。

但是真正的革命老前輩，恐怕還是王紀元。假期，我們會到日惹去玩，那

裡有好幾個朋友，其中一個就是他。記得還是日本佔領時期，爸媽帶我到

日惹的一家旅館，找了一位叫“李樹華”的朋友，我之所以印象深刻，乃

是因為他把我揹在肩上跑，我從來沒有這樣“享受“過。後來我們搬到雅

加達，才知道那時擔任華文“進步”報紙《生活報》總編輯王紀元，就是

那位李樹華。大約一九五四年前後，王紀元與楊新容先後被印尼政府驅逐

出境。看來，印尼政府還是掌握到哪些是中共地下黨的領袖人物。而我是

在回國後，尤其是文革發生後，對共產黨逐漸有真正認識，才了解他們的

“地下黨”身分。

        最老革命前輩是王紀元

我到了香港後，知道王紀元在香港的三聯書店，負責中共在香港的文教工

作。但是既然離開了中國，除非是民間人士，我已經不願意再與這些身負

特殊使命的政治人物打交道，所以不論是王紀元，還是廖國宏，我在香港

都沒有與他們接觸。去年在網上看到人民大學同學、也是香港人大校友會

創會會長饒熾烽（也是印尼僑生）接受採訪時談到王紀元，也在這裡記上

一筆。

以前，講到中共地下黨在印尼的活動，涉及這些學長，我不願指名道姓，

怕導致他們不便。但是現在他們有的已經走了，活著的也都到了等候上帝

召喚的年紀，也怕以後記憶力衰退，或突然有什麼不測，為了給歷史留下

真實的東西，我決定真名實姓寫出來了。

說來也很奇怪，我回到中國，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零年在北京住了五年，

居然沒有去找過克忠。除了以往我的內向性格，也可能反正不急，總有見

面的機會。尤其後來政治運動很多，經常離開學校到外地，結果就真沒有

再見面。因此我現在對他的印象，還是一九四九年前的音容。

有關克忠的消息，都是林瑞謨告訴我的。他也是我的梭羅學長，非常活躍

，因為都姓林，而且是閩南人，與我們家是世交，雖然只比我大幾歲，大

家叫他“阿謨”，我卻要喊他“阿謨叔”（用混有爪哇音的閩南語來稱呼

），一直很不服氣。他後來擔任天津市羽毛球隊教練，路過上海會來找我

。以後大家到了香港，他也都與我媽有聯絡，所以老同學、老學長的情形

都是從他那裡知道的。克忠的兒子涉經濟犯罪被關，也是他告訴我的。

那些年，阿謨常去中國做生意，所以把我在香港的情況也告訴克忠，他轉

話要我不要太接近政治。是我寫中國評論，他覺得不妥，還是他看破政治

，要我遠離？

        晚景如此悽涼令人心酸

在香港期間，阿謨給我帶來黃阿玲署名的《中國印尼關係史簡編》，一九

八七年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內部出版。當時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人們

反思過去，尤其我早就覺得當年在印尼，參加中國地下黨組織的“愛（中

）國”活動，簡直就是“粗暴干涉印尼內政”的罪過，但是這本書給我的

感覺還停留在舊思維，例如指責當時印尼總統蘇哈托是“反動派”之類。

所以雖然克忠給了我他的名片，然而我想見面也話不投機，甚至還要接受

“教育”，加上後來我被禁止進入中國，也就沒有與他聯絡。

如今他去世了，一切成了過去。我不會埋怨他當年借給我那本書，沒有那

本書，以當時我所處的環境，一樣要淪為“愛國憤青”。何況，我走什麼

路，都是我自己的選擇。但作為我們這一代印尼華僑的“革命先輩”，晚

景如此，還是令人心酸。

《動向》  2012年1月號（刊出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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