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黨報砲口下的「先烈」

林保華

 

  最近在香港爆發的中港之間一系列矛盾與衝突事件,除了民生議題,還有政治議題。這裡講政治議題。區議會選舉種票、種人事件真相還沒有清楚就已淡化;新議題是中聯辦官員與黨報出面,批判某些公眾人物使之成為「人民公敵」。其中較普遍的是利用黨報的「讀者來論」,肆意攻擊他們所不喜歡的人物,其中資深傳媒人吳志森被他們戴上「反中亂港」帽子,批鬥多年後,去年底離開香港電台叩應節目《自由風自由Phone》主持職務。共產黨立即擴大戰果,去年年末也開始針對「反中亂港」的學者,其中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中彈最多,包括使用「西方訓練出來的『惡犬』」的標題,是孔慶東的狗祖先。

 

  刻意製造寒蟬效應

  在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佈最新民調數字,自稱中國人的受訪者,只有百分之十六點六,比率是二○○○年以來新低後,該研究計劃負責人鍾庭耀即成為主要目標,不但黨報出手,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還約見香港主要電子傳媒,點名港大的調查不科學及不合邏輯。他甚至說,所有人都可以不滿內地制度,但不應該顛覆國家政權,暗指他「顛覆國家政權」。這個調查做了多年,以前不是問題,現在才是問題,或者因為以前共產黨還要「垂範」台灣,或者數字對共產黨有利,但是這次數字不利,而台灣已經成為共產黨的囊中物。

 

  事情沒結束,還有更高層次出面,就是由《大公報》在一月二十八日發表《「學者」政客怎做學術研究?》的社論,被公開點名的,除了前兩位,再加一個蔡子強。蔡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因為他說:「如果有一天,吳志森、成名……一個又一個都被迫收聲的話,如果大家目睹這些打壓和不公義,都選擇冷眼旁觀、明哲保身的話,這個城市將有一天會死亡,死因是大家的沉默和冷漠……。」

 

  顯然,中共當局要防止香港社會精英的相互聲援。因此在欲加諸罪、何患無詞下,責問他們「還想作惡到幾時」,就是想製造寒蟬效應。這種被黨報批鬥的情況,我在二十年前已經領教過而成為「先烈」。

 

  二十年前成為「先烈」的經歷

  那是一九九一年夏天華東大水期間,我在七月十二日的香港《經濟日報》寫了一篇《天怒人怨哀中國》,認為這不但是中共長期以來忽視農民、農業,而且是六四倒行逆施而出現的天人感應,因而要中共下「罪己詔」。過去罵中共是屠夫他們都很少回應,這次卻激怒他們,問題可能出在下面這一段話:「有望海外華人能集腋成裘,援助中國苦難的同胞。唯一擔心的是,中國大陸貪官橫行,官僚主義作風嚴重,這些救濟金和物資唯恐落入那些喪盡天良的貪官口袋裡,或者被無謂地浪費掉。聯合國和國際紅十字會,是否可以組織力量協助去做這些發放的工作?」阻貪官發達才是大罪,所以第二天《文匯報》來論版出現一篇《反華反共反昏了頭──林保華對華東水患幸災樂禍說明甚麼?》的嚇人文章,說我「反共反華到如此歇斯底里的地步」,「林氏身為黑頭髮、黃皮膚的炎黃子孫,為何卻對自己同胞、自己祖國如此冷酷無情?」文章還說:「清楚其底細的人都知道,中共、中國政府過往待他並不薄。正是因為中共及中國政府的關照,他得以畢業於國內名牌大學,爾後又有一份不錯的職業。他自己也公開承認過,即使在『文革』那些年代他也未受過迫害。林氏來港後卻利用香港的『言論自由』盡情反共反華。」

 

  明明我是在為中國的災民講話,譴責共產黨,並且警告他們不可漠視天怒人怨,但是在他們的筆下,卻變成我希望天下大亂,使中國老百姓遭殃!用這個偽命題對我進行人身攻擊,我也給予反擊。

 

  這是開頭,於是近一個月內就像連珠炮對我開火,主要是《文匯報》出手,有六、七篇,都公開點我的名字。其中有一位我在印尼巴中的同班同學,離開中國後到香港,後來對我們其他同學宣稱要「靠攏組織」,遂成為黨報的打手,用了五六個筆名變戲法,他沒有公開點我的名字,卻為李鵬辯護;因為我批評在大水期間,身為總理的李鵬沒有回國領導救災,而在國外訪問(當時李鵬優哉游哉躺在以色列的死海上被人罵翻)。

 

  要解釋的是,他們怎麼知道我的「底細」?除了來自我的檔案外,還有其他故事:

 

  我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校友,早年在香港的校友,多為當年海外回國讀書的僑生回流的。一九八○年代我們多次聚會,當時香港新華社(許家屯時代)有三位校友參加聚會而認識了,他們當然非常注意我這位一直在報章寫專欄對共產黨冷嘲熱諷的校友。那時他們收入很低,我請過他們飲茶兩三次,目的希望建立個人友誼,讓他們真正了解香港,不要生活在小圈子裡。他們中有一位叫劉再明,是宣傳處的處長,有一次請我吃晚飯,居然點了魚翅,我一看就知道那是公費統戰了。當時我們與哈公等反共文化人對許家屯的「革命就是請客吃飯」的統戰攻勢有一個默契,叫做「飯照吃,共照反」,也就等候他出手。

 

  劉再明問我還有什麼政策沒有落實?我回答:第一,我人已經身在香港自由世界,對政策落實不落實不感興趣。第二,我的遭遇與其他中國人比較,已經幸運好多,可說沒怎麼受到迫害(這是指我沒有被戴上「階級敵人」帽子批鬥、關押,甚至家破人亡;但是我自己不是沒有被批判過,家裡就抄家兩次,損失一批物品,家人還有其他不幸遭遇我沒有去算,也不想說,以免被誤會我向他們要什麼)。

 

  用老一套手法對付不同的聲音

  這就是我未受過迫害的來由。我很奇怪,為何有些人看我反共,就認定是我個人有什麼冤屈才反共,而不可能是對自由、正義的追求?即使我家裡沒有死人,難道沒有眼睛、沒有耳朵看到、聽到周遭的不幸事件?共產黨沒有良心、沒有人性,難道每個人都與它一樣?

 

  批判文章出來,最尷尬的是劉再明,因為不但引用了他匯報的內容,而此時他已經升官擔任《文匯報》總編輯。他當然以為我會認為由《文匯報》對我發動攻擊,總指揮就是他了。因此有一次校友聚會,他見到我後趕緊對我說,那文章不是他寫的。我說,我知道不是他寫的,我甚至拉他一起拍照,並且說:「我們是『一國兩制』。」旁邊的同學哈哈大笑。

 

  我在新華社有其他年輕朋友,他們與我們「老一輩」不同,觀念比較開放,他們早就對我說,新華社有自己的寫作班子,由上級指定題材,然後這些稿子交給黨報發表。劉再明當年匯報我的情況,已經列入檔案,誰都可以用。

 

  後續的發展是我被列入黑名單,一年後我到深圳開人大校友會時,被海關拒絕入境。那屬於其他故事的範圍了。由於我沒有改變自己的立場,黨報對我的批判也陸續有來,只是再沒有採用如此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的手法。

 

  以我這個「先烈」來看,現在的事件說明的是中共這二十年來沒有什麼長進,還是用老一套手法來對付不同的聲音。接下來是否也禁止他們進入中國大陸,可以觀察。更需要觀察的是,黨報讀者很少,對我的攻擊幾乎沒有什麼人知道,所以影響不大;就是對我的老闆,當時是香港大學與張五常教授,即使我被列入中共的黑名單,他們也不認為我錯,所以沒有影響到我的飯碗。如今世道變了,受害人的米飯班主還能不能堅持自由正義的立場,才是需要大家關注的,並且給予必要的聲援,絕對不可被「各個擊破」。

 

《動向》  2012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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