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唐寶林：為陳獨秀正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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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寶林，徐書鳴/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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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術界為陳的正名運動，不是為正名而正名，　│
　　　│　最終目標還是為實現陳主張的民主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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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嘉賓簡介】唐寶林，1939-02-14生，上海人。1964年　│
　│　　　　　　　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畢業。現任中國　│
　│　　　　　　　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獲得對　│
　│　　　　　　　社會科學突出貢獻政府特殊津貼。長期從　│
　│　　　　　　　事中國革命史研究工作。研究方向：陳獨　│
　│　　　　　　　秀、中國託派、宋慶齡、“1．29”運動 　│
　│　　　　　　　等。其代表作《陳獨秀全傳》的大陸版已　│
　│　　　　　　　於近期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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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系根據對唐寶林老師的書面採訪記錄整理而成，經　│
　│　作者審核發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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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研究會：保守與改革激烈博弈年代的產物


〔“徐”→徐書鳴；“唐”→唐寶林〕

徐：陳獨秀研究會是國內最早以組織形式為陳獨秀正名的團體，它成
　　立的契機是什麼？
唐：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改革開放初期，思想界比較活躍，言論比較
　　自由。於是來了一個“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對精神污染
　　運動”。在1986年秋天某天早晨的全國新聞聯播節目中，還發表
　　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負責人廖蓋隆批判學術界“為陳獨秀右傾
　　機會主義翻案”是“史學界精神污染的突出表現”指責。但這個
　　運動引起了廣大群眾特別是知識份子的極大不滿，受到了抵制。

　　當時我正在上海與撰寫《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歷史長篇》的著
　　名歷史學家李新（主編）、孫思白、陳旭麓等在一起。當時他們
　　還組成編委會，編輯一套《中國革命史叢書》，其中有一本《陳
　　獨秀傳》，其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前部分，為上冊，取名《陳獨
　　秀傳（上）──從秀才到總書記》，已為編委會會成員任建樹接
　　手，1927年至去世，為下冊，定名為《陳獨秀傳（下）──從總
　　書記到反對派》，由於我在1981年《歷史研究》第六期上發表了
　　《試論陳獨秀與託派關係》長篇論文，引起史學界關注，後由李
　　新等專家組成的評審委員會評為該雜誌成立30周年優秀論文獎，
　　李新指定由我撰寫。這次編委會審查了我的初稿。本來決定當年
　　出版。但聽到上述“反對精神污染”的廣播後，由於上冊中涉及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問題，作者的寫作極為慎重，拖了一年
　　多才完成。此其一；

　　其二，由於政治運動後的嚴峻形勢，上海人民出版社也不敢迅速
　　出版此書。一直到1989年3月才出版。但是，在書的版權頁上，
　　卻寫為9月出版，1991年5月印刷。後來我從責編打聽到：一是此
　　書的出版，中央有規定必須中央黨史研究室審批。在當時嚴峻形
　　勢下，若送中央審批，必然不批准。後來他認識上海市委宣傳部
　　的一位元負責人，在保證沒有違禁內容的情況下，默認出版。為此
　　我尊責編之囑，刪除了許多陳獨秀晚年批判無產階級專政和馬列
　　主義的言論。並在出版前言中，寫了一些很無奈的話。二是，本
　　書早在1989年4月就已經出版。但由於6月接著發生了世界震驚的
　　事件，一直不敢正式印刷發行。所以拖到1991年才正式出版。就
　　這樣，我的第一本半部陳獨秀傳，完成後整整壓了五年才出版。
　　但此書的出版，畢竟填補了學術界的空白，也使我名聲大振。獲
　　華東地區1989～1990年華東地區優秀政治理論圖書一等獎，並在
　　著名的上海圖書館的出借率上，連續多年名列榜首。

　　同一時期，胡耀邦總書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保守派
　　趕下臺。再加上出現了嚴重的腐敗現象──“官倒”。保守倒退
　　與繼續前進的兩種力量博弈、糾結相當激烈。於是北京、上海、
　　安徽史學界一些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上早期
　　傳播、建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學者，特別是過去多因講過或寫過
　　陳獨秀真實歷史並給予積極評價而受到過衝擊的、有良知的學
　　者，經過串聯，在1989年3月，借北京市委黨校一間教室，召開
　　了第一次《陳獨秀學術研討會》，在會上成立了“陳獨秀研究
　　會”（選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林茂生為會長，北京金融學院教授王
　　樹棣為秘書長，北京科技大學王光遠為副秘書長），協商決定繼
　　承1979年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學術討論會和1981年紀念中共成立
　　6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比較公平地評價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馬克
　　思主義傳播和建黨過程中的作用的精神，推動陳獨秀研究的發
　　展。在那兩次研討會上，大家的思想剛從文革中解放出來，中央
　　又針對文革教訓，提出要實事求是的重新評價歷史人物。所以開
　　得比較熱烈，一致認為應該肯定陳獨秀在五四和建黨時期的應有
　　地位和作用。如以儒將聞名的蕭克將軍在中共建黨60周年學術研
　　討會上說：

　　　　“陳獨秀問題，過去是禁區，現在是半禁區，說是半禁區，
　　　　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觸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有
　　　　顧慮。”

　　　　“不認真研究陳獨秀，將來寫黨史會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紀
　　　　錄片《先驅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時期的總司令和創党的
　　　　最主要人物。在創黨的鏡頭中，一出現就是李大釗。然而
　　　　‘南陳北李’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定論。李大釗作為建黨主要
　　　　人物之一是對的，但陳獨秀應屬首位。”

　　這就有力地推動了歷史人物特別是陳獨秀的研究。可以說，《陳
　　獨秀研究會的成立，得之于蕭克將軍的推動。

　　但是，接著發生了學潮。研究會沒敢進行任何活動，1992年全國
　　研陳學者在安慶舉行了第二次《陳獨秀學術研討會》。當時陳獨
　　秀的三子陳松年還在世，他的兩年女兒在當地有關部門工作。由
　　她們聯繫，並得到安慶政協的幫助，借到場地，召開了這次研討
　　會。當時學潮的影響已經慢慢消去，特別在安慶，由於歷史上毛
　　澤東曾指示照顧陳獨秀後人的緣故，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普通
　　人們，都對陳有敬仰之意。原在亂石崗中的陳獨秀的墓，在文革
　　十次路線鬥爭的大批判熱潮中、大批“第一次機會主義路線頭子
　　陳獨秀”時，因陳松年把墓碑藏去，未招破壞。後經陳松年到北
　　京，由史洛明幫助，向中央反映恢復陳獨秀墓碑墓地，得鄧小平
　　親自審批，得到一筆經費，墓地得以修復，成為當時一個旅遊參
　　觀的景點。研討會在此召開，也是為了瞻仰陳獨秀的新墓地。所
　　以，全國研陳學者，也帶著一種“朝聖”的心情，來到這裏，會
　　議開得很成功。會上決定吸收我與王樹棣並任秘書長，由於林忙
　　于教學，王長期患病，實際由我主持會務。


《陳獨秀研究動態》：頂著風險推進“陳獨秀熱”


徐：主持陳研會期間，您所做的一個很重要的事就是創辦會刊《陳獨
　　秀研究動態》，能否介紹下這段辦刊經歷？
唐：第二年（1993）10月，我為研究會創辦了會刊《陳獨秀研究動
　　態》，當時研究會平時沒有與會員聯絡，只在開研討會時才活動
　　一下，我覺得沒有意思。應該出一份會刊，創造一個會員之間交
　　流新資料與新成果的平臺。此主意得到王樹棣和林會長的積極支
　　持。於是就幹了起來。因為是純學術性的，也沒有想到有什麼風
　　險。當時沒有經費，只能白手起家，靠單位贊助。第一期是油印
　　的。稿子全由我組織。

　　第一篇是“新論”《為什麼產生左與右》，是我們中國社會科學
　　院院長胡繩同志的內部講話（在1992年4月2日社科院幹部讀書班
　　上講話摘錄），在經得胡繩同志首肯以後，此文得以刊發，其內
　　容是分析黨史上的左與右，批判了傳統觀念上的左與右的階級性
　　及左比右好的錯誤。其中特別舉了陳獨秀的例子，給人耳目一新
　　之感。他說：

　　　　“很久以來，人們有一種‘左’比右好的說法。說‘左’是
　　　　認識方法的偏差，而右是階級立場錯誤。我認為馬克思主義
　　　　是要做階級分析，但階級分析一定要用得恰當。通常一種說
　　　　法是：‘左’小資產階級，右代表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
　　　　其實這樣簡單的階級分析是不行的，不可取的。黨內產生右
　　　　的傾向，我看也不一定簡單地說就是代表資產階級、地主階
　　　　級。革命隊伍裏右的偏差，也可以由認識上的偏差造成。比
　　　　如說，大革命時期犯了右的錯誤，陳獨秀和一些在右的傾向
　　　　的同志，難道說他們都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嗎？恐怕不好
　　　　那麼說……”

　　第二篇是《新資料》《托洛茨基致伊羅生信（摘）》，我在“編
　　者按”中說：“最近我們從上海九旬老人鄭超麟處獲得他的海外
　　摯友王凡西先生譯自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保存的托洛茨基致伊羅
　　生的九封信。信在內容是對伊正在撰寫的《中國革命的悲劇》
　　（即第一次大革命史）初稿提出評論和修改意見，其中兩封信披
　　露了一些當年共產國際決定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內幕和托氏對此事
　　的態度，以及對陳獨秀的評論。”

　　第三篇是《歷史回顧》，刊登了我在收集陳獨秀後期歷史檔案中
　　發現的一份中宣部1954年的一份檔，指示編輯出版部門對陳獨
　　秀的文章，必須使用時，“應有適當的批判，或加注解說明他在
　　當時的作用和後來叛變革命的行動。”

　　第四篇《論著介紹》，介紹了當時已經出版的美、日、台、上海
　　四部《陳獨秀傳》。

　　末尾是《論著目錄》《1979年以來研究陳獨秀論著目錄》。後來
　　這個欄目由東北農墾師專教員林修敏承包，專門收集每年出版和
　　發表的陳獨秀論著目錄，給每個會員提供極大方便。

　　第一期就是這樣，我為會刊定下了“新觀點、新資料、全資訊”
　　的交流平臺的規格，免費贈送給會員（主要是參加第一、第二次
　　研討會的成員）。第二期的《編者的話》說：

　　　　“本會系學者聯誼團體，無經費來源，故會刊是在極端困難
　　　　的條件下編印的，主要靠各方面的贊助。編輯盡義務，作者
　　　　無稿醣。第一期由中國金融學院（即王樹棣所在單位）贊助
　　　　列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贊助郵發。免費贈送給會員
　　　　及有關單位的人士。望各方面繼續支持使本刊得以維持下
　　　　去。”

　　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引起正義人們的極大同情，再加上內容的
　　高規格，受到如饑如渴學者的熱烈歡迎，大家紛紛要求捐款。於
　　是，研究會規定：從1994年起每個會員交納十元會費。會刊上將
　　公佈交納會費者名單，以代收據。從此，每期都有大量捐款公
　　布，多數是100元，並且每年都捐款。有的動員單位捐款，則有
　　五千元甚至萬元。這就使研究會有充足的經費開展活動：如會刊
　　從第二期起改為列印，而且篇幅越來越多，內容更加豐富。第一
　　期只有八頁。停刊號第39期達到了85頁。還每二年一次的陳誕辰
　　和忌日，在北京、安慶、南京、上海等地，共召開了八次《陳獨
　　秀學術研討會》。利用香港書號給每個會員印送了三集《陳獨秀
　　研究論文集》，均由我主編，約102萬字；還印送了會刊一至停
　　刊號（第39期）合刊本，約132萬字。

　　因此，有人在2009年的新浪博文中說：

　　　　“一個原來並不為人注意的小小的民間學術團體，依託其會
　　　　刊，頂住愈來愈大的風險，把這股‘陳獨秀熱’，一浪高於
　　　　一浪地持續推向前進。其交納會費、自動捐款而加入研究會
　　　　的會員，迅速從開始時的37人，發展到2003年的675人（這
　　　　些會員，除大多數人是國內學者外，還有港臺、俄羅斯、日
　　　　本、韓國、美國、英國、德國的學者）。國內的會員，除了
　　　　一部分過去在肅托運動中受到錯誤處理、現在還未得到平反
　　　　的冤主之外，主要有兩部分人組成：一是全國各大專院校的
　　　　歷史研究和教學工作者，一是過去革命戰爭時期滿腔熱情為
　　　　‘民主中國’而鬥爭、解放後在一系列‘專政運動’中飽受
　　　　困惑和折磨、改革開放後又猛醒、重新為中國政治‘民主
　　　　化、現代化’而燃燒晚霞的‘兩頭真’幹部。終於，這個陳
　　　　研會不被容忍，於2003年11月4日，在不給絲毫理由的情況
　　　　下，被突然‘取締’。但是，這股求真求實的‘陳獨秀熱’
　　　　卻是無法鎮壓下去的，目前正在向縱深發展。”


吳江事件：“內部刊物也需要刊號”

唐：2001年2月會刊《陳獨秀研究動態》第23期，刊登了原胡耀總書
　　記的理論顧問、紅旗雜誌社領導人吳江教授的一篇文章《今天怎
　　樣看馬克思主義──與香港友人的談話》，其主要內容是說馬克
　　思出版《資本論》第一卷後，發現資本主義社會並不如他原先預
　　料的那樣：隨著一次次經濟危機的爆發，逐步走向衰落和滅亡，
　　無產階級應該不斷發動巴黎公社式的暴力革命，推翻資本主義，
　　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相反，資本主義社會每經過一次經濟危機，
　　向更高更繁榮的社會發展了。所以，馬克思生前沒有再出版《資
　　本論》第二、三卷，而是在他去世後由恩格斯幫助出版的。恩格
　　斯根據馬克思晚年思想，領導第二國際，反對各國無產階級再進
　　行暴力革命，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高度發展的母
　　胎中自然而然地孕育的，無產階級應該參加資本主義社會的議
　　會，使其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而不是用暴力革命人為地進行剖
　　腹產，強行建立社會主義。談話還從理論上分析了蘇聯和中國的
　　社會主義的種種弊病。

　　這篇講話發生了廣泛的影響，被輾轉傳閱和複印，一份落到北京
　　出版署領導人手中，幾位領導人在上面寫了嚴厲批判的指示。於
　　是該署稽查大隊一人拿了這份會刊，找到了當時任主編的我，詳
　　細瞭解了會刊的編輯、發送情況，最後問：“你們有刊號嗎？”
　　我答：“會員間交流的內部學術刊物，又是非賣品，不需要刊號
　　吧！”他說：“不行，內部刊物也要內刊號。否則就是非法刊
　　物。你們現在就是非法刊物。必須立即停止，如果你們要繼續
　　辦，必須到我們出版署去申請內刊號。”又補充說：“這個決定
　　你們必須執行，我回去後就向你們社會科學院通報，你們辦了一
　　個非法刊物，已經被停止編發。”第二天我到北京出版署申請刊
　　號。一位年輕同志接待了我，對我說：“老先生，陳獨秀問題是
　　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我勸你不要申請，申請了也沒有人能批，
　　批准了也沒有人能審查你們每一期的內容。”當我離開時，我發
　　現牆上貼著一個佈告：《簡報》可以不用申請刊號。於是我回來
　　後就把《陳獨秀研究動態》改名為《簡報》繼續印發給會員。沒
　　有再引起官方的注意。


陳獨秀研究論文集：“判刑”或者“罰得你傾家蕩產”


徐：在主持會務期間，類似吳江事件的問題想必不少，陳研會還遇過
　　哪些困難？您又是如何應對的？
唐：1997年，在聯共（布）、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絕密檔案資料
　　翻譯出版到中國來之後，引起國內史學界的轟動，其一～六輯，
　　正好是從建黨到大革命失敗（1920～1927）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
　　際指導陳獨秀和中共的系統檔案資料。有力地否定了“陳獨秀右
　　傾機會主義”的傳統觀念，從而引起了中國黨史界的一場革命。
　　由我們研究會發起聯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中共黨史學會
　　等七家機構，於1999年12月北京舉行了盛大的紀念陳獨秀誕辰
　　120周年《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學術討論會，會上發表了一批為
　　陳右機錯誤平反的論文。會後也出現了一批類似文章。

　　我在2000年8月，選編了一批論文，利用香港書號以研究會名
　　義，印發了陳獨秀研究文集之二《陳獨秀與共產國際》（約31萬
　　字），贈送給會員。結果被有關部門發現，三個人找到我，瞭解
　　情況後說，這是違法行為，用香港書號在大陸印刷書籍，必須經
　　國家出版署批准。去年全國只批准了一本。對我的違法行為，可
　　以有兩種處理：一是判刑，二是罰款，罰得你傾家蕩產。後來近
　　代史研究所領導出面，為我辯護，念我無知初犯，又是為了學
　　術，免予處分。但在2006年，陳獨秀研究會被取締後，還剩餘一
　　萬多元，除了把全套會刊彙集出合訂本送給會員外，由我主編陳
　　獨秀研究論文集第三集──《重新認識陳獨秀》時，印刷工人發
　　現有相關部門人員在前一車間檢查，於是匆忙撤出掩藏，過後也
　　不敢再繼續，留下1/3篇幅沒有校對就裝訂成冊，不得不在每冊
　　中加一頁校對表。

　　我深感在這裏學術研究之難，出版更難。再結合研究會最後被取
　　締，可以看到憲法上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完
　　全是一句空話。


吸收託派釋放犯公民入會及陳獨秀後期思想學術研討會的召開


唐：陳獨秀研究會成立後，應上海和溫州一批原託派分子釋放犯已成
　　公民的要求，吸收他們入會。這些託派公民出獄後，都與鄭超麟
　　有聯繫。從鄭處看到陳研會會刊後，十分感興趣，紛紛要求加入
　　研究會。我周圍的同事和朋友，都反對這些人加入，他們還是把
　　這些人視為異類，更擔心研究會成為這些人翻案的工具。我認為
　　我有能力堅持陳獨秀研究的學術方向，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
　　而他們能幫助我們研究陳獨秀，如鄭超麟那樣，何樂而不為呢！
　　因為他們熟悉陳獨秀後期與託派的關係和歷史。他們積極交納會
　　費和捐款，積極撰寫論文，參加每次學術研討會，為陳獨秀的研
　　究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當局和很多群眾長期對我做法表示不滿
　　和擔心。

　　2001年5月，第六次《陳獨秀研討會》（即敏感的陳獨秀後期思
　　想研討會），由溫州的會員贊助在當地召開。我的單位（近代史
　　研究所）黨委書記，對此極為不滿，經請示院黨委後，決定親自
　　參加研討會，進行監督。結果研究會順利進行（費用和租會場都
　　由當地會員承擔，參加研討會的所有成員，都知道有人監督著此
　　會，所以發言特別謹慎和認真），這位書記自始至終一直死板著
　　臉，時刻象撲食那樣，注視每一個人的發言，特別對溫州的會
　　員。但最後他也沒有任何收穫。


“你們不取締陳研會，我們就取締你們！”


徐：陳研會在03年被取締，原因是什麼？
唐：2002年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0
　　～1927）出版。這是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的官方新黨史。書中吸
　　收了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許多成果，更吸收了俄羅斯新近公佈
　　的絕密檔案，否定了傳統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罪名，批
　　評了共產國際在大革命指導中的錯誤和責任。但仍以內因決定
　　論，堅持“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罪名，陳對大革命失敗負主
　　要責任。主持編著該書的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石仲泉為此在他們
　　主編的《百年潮》雜誌上，發表答記者問，進行了大力的宣傳。
　　我在2003年1、2月第31、32會刊合刊上，發表了二萬多字《分歧
　　已經擺明．讓歷史去評判──就石仲泉先生談“陳獨秀右傾機會
　　主義”，擺擺我們的觀點》的文章，引用俄羅斯檔案，擺事實，
　　講道理，進行了系統的評論，產生了極大的反響。

　　這個事件與上述非法刊物、非法出版等事件，引起了當時某高層
　　的注意。他曾問中央黨史研究室：“唐寶林是什麼人？敢如此膽
　　大妄為。”於是民政部應中宣部要求，在2003年11月4日，命令
　　我們掛靠的中國現代文化學會作出了取締《陳獨秀研究會》的決
　　定，並指示說：不要講任何理由！還對現代史學會負責人說：
　　“你們不取締陳研會，我們就取締你們！”

　　就這樣堅持了13年的陳研會和十年的會刊，終於被無理非法取締
　　了。


為陳獨秀正名：不會得到中共正式紅頭文件的認可


徐：王奇生老師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評價您為陳獨秀正名的工作時，
　　認為您執著於“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與《汪陳聯合宣言》之類
　　的討論，將問題的著眼點放在了討論誰應對革命失敗負責，而漠
　　視了大革命更豐富的面相。對此您有何回應？
唐：王奇生的指正完全正確，如果以後有機會應該補充進去。除了王
　　說的黨組織的發展外，還應補充更豐富的內容：

　　　　１、提攜毛澤東到政治局常委的地位。毛澤東由信仰相信無
　　　　　　政府主義、佛教、實用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大雜
　　　　　　燴的憤青，在聽了陳獨秀關於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一席
　　　　　　話，又讀了陳推薦的《資本論》等三本介紹馬克思主義
　　　　　　的書後，在1920年夏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進而受陳的
　　　　　　委託並在陳的指導下，在湖南建團、建黨擔任湖南區委
　　　　　　書記，又在陳的指導和幫助下出色地進行工作，受到陳
　　　　　　獨秀的表揚，說在當時全國五大區委中，成績是最好
　　　　　　的。於是陳就把毛調到中央，幫助籌備1923年的中共三
　　　　　　大上，並在三大上被選入中央五大常委之一的秘書。此
　　　　　　秘書權力之大，中央文件必須由陳（委員長）與毛連署
　　　　　　才能發出。不久，陳兼任的中央組織部長又有毛接任。
　　　　　　為毛後來成為中共領袖創造了極好的條件；而且在大革
　　　　　　命後期，陳雖然反對毛在湖南進行的過火的農民運動，
　　　　　　但還是提拔毛任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主任。為他日後領
　　　　　　導農民為主力的整個中國革命打下了基礎；

　　　　２、陳獨秀屢屢委曲求全，違心地執行共產國際路線結果落
　　　　　　下個替罪羊的下場，更為毛以後巧妙地利用共產國際和
　　　　　　蘇聯的援助又不受其控制，提供了沉痛的教訓；

　　　　３、大革命在南方四省的革命影響，為後來毛走農村割據道
　　　　　　路，打下基礎；

　　　　４、毛為中國革命勝利總結的“三大法寶”，大革命時期都
　　　　　　提出來了，實行了、得到了深刻經驗和教訓，黨如果沒
　　　　　　有獨立生，受莫斯科遙控，就沒有勝利的可能；蘇聯全
　　　　　　力武裝國民黨蔣介石，不給共產黨一枝槍，儘管工家運
　　　　　　動搞得轟轟烈烈，但沒有力量，沒有武裝就沒有一切。
　　　　　　所以毛說“槍桿子裏出政權”。五卅和北伐的勝利，說
　　　　　　明瞭統一戰線的重要性，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說，陳獨
　　　　　　秀領導的七年，為1949年的勝利留下了基因。

徐：陳獨秀的汙名在中共黨內已成定論多年，為何近年來它卻逐漸開
　　始接受為陳獨秀正名的工作？
唐：由於學術界作了30年鬥爭，而且證據充足，當局又不再是陳案制
　　造者，所以被迫在非正式中共檔中，承認了學術界的成果，作
　　些辯解性的點點滴滴的“正名”。這些承認學術界成果的工作，
　　都是十分勉強和羞羞答答的，而且是且戰且退的。如在中宣部
　　1984年13號檔，主要是禁止為陳獨秀開除黨籍平反和不能把陳
　　當作黨內人物，卻承認說他漢奸是不能成立的。另外借毛選再版
　　機會，在注釋中作了一些改變。

　　但只要是共產黨領導，只要不改變毛澤東的路線和一黨專政的制
　　度，而實行允許反對黨合法存在的民主制度，絕不會如開除陳獨
　　秀那樣，發出中共中央的正式紅頭文件（如為劉少奇平反那樣）
　　為陳獨秀平反。因為陳獨秀的最後思想的核心是實行多黨制，特
　　別是反對黨合法存在；國家領導人民主競選；實行言論、出版、
　　集會、結社自由；無法院批准不能逮捕人的法制社會。

　　學術界為陳的正名運動，不是為正名而正名，最終目標還是為實
　　現陳主張的民主制度。


陳獨秀的民主觀：“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徐：在討論陳獨秀的思想時，其民族觀和民主觀是繞不開的兩個要
　　點，在分析前者時，您澄清了那時反帝跟反滿，兩種民族主義思
　　潮之間並非沒有間隙的，那麼，能否請您就陳獨秀的經歷具體解
　　讀下這兩種民族主義思潮？
唐：陳是主張反帝而不反滿的典型，他認為滿清是中國人中的一民
　　族，反對清政府不是反滿族。而當時中國危亡的危機主要是外國
　　帝國主義入侵，所以主要矛頭應該反外國帝國主義，只因清王朝
　　奴顏婢膝，阻止人民反帝，所以同時要反清王朝。所以陳的民族
　　主義是反帝反清政府。孫中山及其同盟會的骨幹則只反滿，有強
　　烈的“種族革命”的色彩，不反外帝，反而希望借助外國勢力來
　　幫助他們的國內革命。

　　所以國共合作時期，陳獨秀和馬林不斷批評孫中山，孫要開除他
　　們。蘇俄若庇護陳，他就開除蘇俄的顧問。新三民主義是接受了
　　反帝的主張，實際上還是不反帝。因此發生了要開除批評他不反
　　帝的陳獨秀和馬林。

　　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政權後，孫認為反滿為標誌的種族革命已
　　經完成。成了反對北洋軍閥統治的國民革命。但對帝國主義還寄
　　予希望能給予幫助，所以還是不反帝。蔣介石深得其直蒂，堅持
　　不反帝而千方百計爭取帝國主義的援助，完成其統一中國和反共
　　的霸業。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孫中山不反帝的種族革命觀念最
　　終成了國共分裂的根源之一。

徐：您多次提到，雖然陳獨秀後來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但他早年對
　　西方民主理論的信仰還有影響。這種民主觀的影響與他後來和列
　　寧主義的決裂是否有關係？
唐：陳因相信列寧主義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即多數人的民主，比資
　　產階級民主“高百萬倍”才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並為之而奮
　　鬥了16年（1920～1936）。當他看到無產階級專政被史達林造成
　　無數觸目驚心的反人類罪惡時，他猛然醒悟堅決反對一切獨裁
　　制，主張徹底的民主化。所以，他的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使他
　　誤入了列寧主義，又使他與提倡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主義決裂。
　　因為他把無產階級專政誤作“無產階級民主”。

　　民主對於陳獨秀來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例如在接受無
　　產階級專政的列寧主義時，他曾說：現在有許多人拿“德謨克拉
　　西”和“自由”等口頭禪來反對無產的勞動階級專政，我要問問
　　他們的是：（1）經濟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數的無產勞動者困苦
　　不自由，是不是合於‘德謨克拉西’？（2）經濟制度革命以
　　後，凡勞動的人都得著自由，有什麼不合乎‘德謨克拉西’？那
　　班得不著自由的底財產家，為什麼不去勞動？到了沒有了不勞動
　　的財產家，社會上都是無產的勞動者，還有什麼專政不專政？
　　〔陳獨秀：《答柯慶施》，《陳獨秀著作選編》第二卷，第297
　　頁。〕而晚年他卻說：所謂“無產階級獨裁”（中共稱“無產階
　　級專政”──引者），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
　　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
　　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我的根本意見》（1940年11月28
　　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第三頁。〕


“終身反對派”：陳獨秀與蘇聯的恩恩怨怨


徐：陳獨秀最早對蘇聯政權是持否定態度的，認為它在反侵略戰爭中
　　不堅定。後來逐步向蘇聯和共產國際靠近，意識形態和政治策
　　略，哪個因素對陳的轉向更為重要？
唐：這個問題中的“最早”是什麼時候？陳從建黨開始，到1927年，
　　完全服從共產國際（蘇聯），不存在“持否定態度”，也不存在
　　“逐步向蘇聯和共產國際靠近”。

　　在二戰中，蘇聯為對付英美的墓尼黑陰謀，先是與德國簽訂互不
　　侵犯條約，繼又為了建立屏障，入侵小國芬蘭。陳認為這是與法
　　西斯勾結的帝國主義侵略行為，進行了嚴厲的譴責，“是持否定
　　態度”。後來見被希特勒入侵後蘇聯也聯合英美抵抗法西斯，他
　　的態度也轉變了。在他生前寫的最後一篇文章《被壓迫民族之前
　　途》中，不再全面否定（包括列寧）蘇聯的一切，而是肯定了列
　　甯領導的10月革命及“前期蘇聯”，強調在帝國主義的現世界，
　　任何一個民族單靠自己一個民族的力量，不可能抵抗帝國主義的
　　入侵。“只有和全世界被壓迫的勞動者，被壓迫的落後民族結合
　　在一起，推翻帝國主義”。這個思想顯然又回到1920年他接受列
　　甯主義時的狀況，但又帶有空想的色彩。

　　陳的思想對現實形勢的變化，有極端的敏感性，針對今天的形
　　勢，他會得出這個結論；明天形勢變化，他也許會得出相反的結
　　論。自相矛盾也不顧。他認為誠實的人，光明磊落的人，應該如
　　此，思想要隨形勢發展而變化，所以他是“終身反對派”，從來
　　不作檢討，也不認錯。這是他的性格決定的，不是“意識形態和
　　政治策略”。鄧小平和李維漢都曾說過：陳獨秀是中共黨內少有
　　的光明磊落的人。這也說明陳是不懂政治策略（手腕）的書生革
　　命家，決定了他失敗的悲劇下場。

徐：您剛才提到至27年為止，陳獨秀對共產國際是“絕對服從”，其
　　中意識形態和財政上仰仗蘇聯，二者哪個扮演的作用更為關鍵？
唐：信仰是思想上起作用，經濟財政上仰仗是實際革命行動上的需
　　要。二者在不同層面上都起著關鍵作用。

徐：陳獨秀雖然在大革命後轉向了託派，但是他的諸多觀點與託派並
　　不一致，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轉向，甚至能受到托洛茨基的賞
　　識？這種理念的差異與他後來和託派分裂是不是也有關係？
唐：陳轉向託派主要是託派和托洛茨基解開了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問
　　題上蒙冤的苦惱──大革命失敗的根源和責任。出於感激之情。
　　理性上陳欣賞托的黨內民主的主張。但是，當黨內民主變成無政
　　府主義，託派組織變成“吵鬧不休的俱樂部”而一事不能作時，
　　陳絕望了。托的基本理念也是“無產階級專政”，因此當無產階
　　級專政演變成史達林的領袖獨裁、殘暴、腐敗、愚昧等種種罪惡
　　時，陳的民主理念蘇醒，他自然與托分裂了。

　　而托氏所以欣賞陳，主要看上陳是他反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一種
　　武器，同時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威望又是他創建第四國際
　　（託派國際）可以利用的一個資本。總的來說，民主理念是陳與
　　托分裂的主要原因。

徐：從陳獨秀與蘇聯的關係來看，蘇聯對中共早期道路選擇負面影響
　　要多於正面説明。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蘇聯對中共發展的影響？
唐：從整個蘇聯與中國革命的關係來看，楊奎松的《莫斯科與中共的
　　恩恩怨怨》已經說得很詳細了。

　　從陳獨秀時期的中共七年來看，有兩面性，莫斯科錯誤的遙控，
　　的確造成了中共嚴重的失敗和災難；同時也給中共留下了寶貴的
　　遺產，打下了日後勝利的基礎。否則完全靠中共獨立摸索，獨立
　　奮鬥，中共決不會有1949年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強盛。因為
　　任何革命或政治鬥爭，都是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和經驗的博弈，中
　　共若無蘇聯的資金、武器、經驗和派來代表指導，很難在這麼短
　　的時間內走出少數知識份子的圈子，成為一個全國性、群眾性、
　　政治上成熟的強大政黨。


毛澤東與陳獨秀：“感激”卻“永遠不會為陳說話”


徐：陳獨秀對毛澤東曾有提攜之恩，但後來毛對陳卻多有批評，甚至
　　在接受斯諾的採訪時，指責陳對大革命失敗負有最大的責任，何
　　以會如此？
唐：毛澤東對陳獨秀的感恩之情已經在1945年七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
　　（稱讚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和“建黨有功”）和1953
　　年視察安慶時指示當地領導人照顧陳家後人中充分表達。

　　但在毛澤東領導革命和建設時期，需要史達林蘇聯的幫助，不能
　　得罪。所以不能推翻史達林的替罪羊陳獨秀的冤案。同時，感情
　　不能代替路線上的分歧。毛澤東與陳獨秀的根本分歧還是在城市
　　中心論和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上。還有允許不允許反對黨的
　　合法存在民主制度。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是永遠不會為陳說
　　話，更不會為陳平反。

徐：毛澤東與陳獨秀的疏遠是伴隨陳轉向託派所致，但早年胡適與陳
　　獨秀亦有理念的巨大分歧，為何陳在入獄之後，胡適還能積極營
　　救，而毛只是猛烈批判？
唐：毛澤東與胡適是兩種不同的人。毛是政客，自稱是“馬克思＋秦
　　始皇”，馬克思是假，當皇帝是真。為了自己利益的需要，可以
　　不擇手段。好事能做，壞事做絕。胡適是一個有政治操守、有民
　　主理念和良知的知識份子。二人在陳獨秀問題上的不同表現，充
　　分說明瞭這種不同。


對陳獨秀的歷史評價：“書生難敵政客”


徐：陳獨秀到上海建黨，一個原因就是其在北大被人詬病“狎妓”，
　　您怎麼看待“狎妓”和對政治人物歷史貢獻評價的關係？
唐：從胡適致湯爾和的信來看，陳的確有嫖娼的毛病，但挖傷某妓下
　　體，乃是謠言。這兩點不應該有爭論。人無完人。哪一個政治人
　　物或偉大人物，沒有這樣的問題。中共後來的領導人，毛澤東
　　等，玩女人問題都那麼嚴重。但一個功高蓋世的偉人，人們往往
　　只看到他的歷史貢獻，而不計較他的私德。

徐：在討論陳獨秀簽訂《汪陳宣言》時，您評論一句“書生難敵政
　　客”，陳獨秀晚年遭受國、共、托三面圍攻，政治境況極其糟
　　糕，是不是也與他的書生性格有關係？
唐：是的！相對於史達林、蔣介石、毛澤東來說，書生性格決定了他
　　的失敗命運。如他的耿介性格不可能象叛徒那樣，幫助昔日的敵
　　人（國民黨）去反對自己原創的中共，儘管中共已經變得他很看
　　不上眼；同樣，他也不願意與已經變得象史達林党那樣隨意草芥
　　人命（誣陷其為漢奸、要求槍斃他）的和已經變成農民党的中共
　　和好。對於已經成為中國革命制動機的託派極左派，他也只能是
　　批判、批判、再批判。這些都表現了他的書生甯折不彎的氣節。

（責任編輯：孟堯）


〔原載《共識網．師說》2015-02-04；http://www.21ccom.net/
articles/shishuo/20150204120561_al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