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戚本禹看知識分子悲劇
(中共黨史學者、資深評論員 林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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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於4月20日病逝。互聯網
 

戚本禹於4月20日病逝。他是文革初期不可一世的著名筆桿子王關戚(王力、關鋒、戚本禹)離世的最後一個。他們是「其興也勃矣,其亡也乎矣」的典型。 1966年夏天文革爆發,第二年夏天他們受命炮打軍隊,爆發「武漢事件」而被毛澤東、江青犧牲,還被他們冠以「小爬蟲」。
在今天眾多的報道與評論中,忽略了戚本禹的起家是1963年8月出版的《歷史研究》(雙月刊)發表論文《評李秀成自述》,把太平天國後期名將李秀成被俘後在獄中寫的《自述》評為「一個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白書』」,說他是「投降變節」的「叛徒」。
當時中國剛剛度過死亡幾千萬人的大饑荒,毛澤東要報1961年七千人大會上被迫檢討的羞辱,戚本禹的文章給他啟示,於是親自批了「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忠,不足為訓」的「最高指示」。
李 秀成《自述》雖然也被曾國藩刪改一些,並不影響其基本精神,就是他參加「革命」的經歷,因為是最後的遺言,因此也比較真實,包括透露一些「機密」,還有他 的不滿與牢騷,甚至個別討好曾國藩的言詞。從人性的角度,我覺得可以理解,也不必深究。但是根據政治需要,就非得無限上綱不可。
戚本禹文章的直接 影響,是文革爆發後,北京政法學院(現政法大學)的紅衞兵組織「討瞿戰鬥隊」,專門揭發瞿秋白的「叛徒」事迹,還對他進行挖墳鞭屍。毛江藉此擴大戰果,揭 發、打垮劉少奇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雖然當年國共第二次合作,這些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寫了自白書走出國民黨監獄,毛澤東卻不認了。於是「抓叛徒」成為文革的 重要內容。只要被俘虜過,都是叛徒。

堅持人性被革命懲罰

瞿秋白是書香之家出身的才子,通曉多國語言,寫得一手好字好文章。他在1927年接任中共第二任最高領導人,因被指犯左傾路線錯誤,受過殘酷鬥爭。紅軍長 征時,瞿秋白因病留在江西,1935年被俘,關在福建汀州監獄。瞿秋白在獄中寫了如同李自成自述的《多餘的話》。其中不少是人性掙扎的表白。例如他自稱是 「脆弱的二元人物」,對馬克思主義是「一知半解」,他參加革命是一場「滑稽劇」。在共產黨眼中,這怎麼不是「變節」與「叛徒」?但是他的就義非常從容,那 是已經看化了人生,雖然那時他才36歲。
我在文革初期看到這篇《多餘的話》,發現與他想法類似。尤其他說:「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 某某黨的領袖的名聲十來年,這不是『歷史的誤會』,是甚麼呢?」這句話對我感觸很深,想到我滿腔熱血從印尼回國,不久卻受到批判,從此夾着尾巴做人,這不 也是一種「歷史的誤會」?當然,在公眾面前,還得擺出另一種態度,徹底感到做人的虛偽。
有這種想法的,可能還有後來被共產黨指為「漢奸」的創黨領袖陳獨秀,以及改革開放後因為反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被鄧小平長期冷凍的無錫才子陸定一。而在中共黨內能夠握有大權的是無恥而又心狠手辣的毛澤東、鄧小平、王震等痞子。
1976 年我來到香港,不久電影院放映《齊瓦哥醫生》,看到主角因為同情革命而參加,最後卻遭到一連串的不幸,聯想到自己的經歷,我哭了;過兩天,再去看一次,再 哭一次。到現在,每聽到這部電影的主題曲「Somewhere My Love」,心底都會湧出一種感動。這種「歷史的誤會」恐怕是中外許多參加共產革命而又因為堅持自己的人性而被「革命」懲罰的知識分子的普遍悲劇。
戚本禹在文革50周年前夕去世,但是去年他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居然還說要「好好學習毛主席,重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道路」。這種垃圾多活一天,都會給人類社會造成污染。

林保華
中共黨史學者、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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