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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階級仇殺到種族仇殺

7月5日新疆烏魯木齊發生的屠殺事件﹐是典型的種族仇殺。不論死傷者是維族多﹐還是漢人多﹐責任都在中國政府。以中國快速而強有力的“專政 ”力量,竟然會發生這種大規模的流血死亡事件,如果不是政府自己屠殺,也是縱容民間相互仇殺。死傷人數中﹐到底漢人﹑維人各佔多少﹐當局還不敢公佈﹐因為無論怎樣公佈﹐共產黨都逃不掉責任。當然﹐也由於事件引發中國國內民族關係的緊張﹐最大得益者是統治中國的中共特權集團﹐尤其是以漢人為主的中國民眾對共產黨反抗越來越激烈的時候﹐現在把焦點都放在被妖魔化的維吾爾族人身上。

由當前中國民族關係的緊張﹐可以回顧中國在改革開放前﹐也就是文革及其以前﹐階級關係的緊張。可以說﹐中共成立以來近90年的歷史﹐前段是製造階級仇殺﹐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因為“走資”的需要﹐放棄階級仇殺而代之於種族仇殺。但是即使在階級仇殺的時候﹐也沒有放棄種族仇殺﹐因為 “轉移焦點”一向是中共對愚民的最佳統治術。

中共建黨時的“反帝反封建”主要就是階級鬥爭的理論﹐因為帝國主義就是國際資產階級。因此北伐時的“打倒列強除軍閥”﹐就是針對買辦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尤其是在“農民運動”中開始屠殺地主階級。到十年內戰時期的“打土豪”﹐更是如此。抗戰時期階級仇殺稍微緩和﹐到“解放戰爭 ”的土地改革﹐再度大殺地主階級﹐乃至富農﹐一直維持到50年代的建國初期。而建國初期的五大運動﹐主要也是對付地主階級﹐以及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那時最流行的口號就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到“三反五反”與“三大改造”﹐矛頭再擴大民族到資產階級。一直到文革﹐是總的階級清算。那時的口號就是“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每次政治運動﹐都是大批人頭落地﹐至今也沒有確實的數字﹐因為官方不願公佈﹐或者公佈假的數字。

改革開放後﹐共產黨特權集團搖身一變成為新型的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用過去的理論來維持統治的話﹐革命對象成為他們自己。於是他們對民眾宣傳教育的內容﹐就從過去“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國際主義”轉變為鼓吹民族鬥爭的“愛國主義”。於是煽動狹隘民族主義成為主軸。為了避免影響外資的進入﹐對外國人只能罵﹐不能殺﹔因此最主要的敵人就成為中國國內的分離主義者﹐例如西藏人與新疆維吾爾族人﹔台灣雖然還不算共產黨的“國內”﹐但是因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可以簡稱為“中國” ﹐因此主張台灣獨立﹐或者拒絕統一者﹐也成為十惡不赦的中共敵人。這些是在中共“愛國主義”宣傳下產生的“憤青”階層發泄民族主義情緒的目標。這種發泄﹐到適當時候會演變成為行動﹐也就是西藏與新疆所發生的種族屠殺事件。

當年我從毛澤東的崇拜者,把他當作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到認清他只是封建專制暴君,從而對他進行嚴厲批判,得益於我在文革後期看了二次大戰前美國駐德國記者威廉‧夏伊勒寫的“第三帝國的興亡”。我把毛澤東與希特勒的崛起,他們的理論與手段做比較,取得基本一致的“暴君”結論;最大的不同,是毛澤東鼓吹的是階級鬥爭的理論,希特勒則是種族主義的理論;可以說,毛澤東是“極左”,希特勒是“極右”﹔雖然在殺人方面,在虐人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

1950年代共產黨鎮壓西藏人的反抗,用的還是階級鬥爭的理論,例如指責達賴喇嘛代表農奴主的利益;其實中共是最大的農奴主,所以現在鎮壓藏人與維吾爾人,不再指責他們的階級屬性,而是因為他們搞分裂主義,賣國。而這一切,正是因為藏人與維吾爾人不是漢人,因此中共必須用狹隘的大漢族主義來取得漢人民眾的認同。問題是這種宣傳過了火位,當然會引發種族仇殺。

但也因此,說明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共產黨不同,也就是兼含極左與極右兩個屬性。古今中外最壞政黨的屬性,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外國人要認識中國共產黨,簡單就是﹕比希特勒加斯大林還要壞。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林保華所做的評論 200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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