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研究的艱難道路    林保華

 

●人大同學唐寶林著《中國托派史》《陳獨秀全傳》備嚐艱辛,年華老去

。高華英年早逝,壯志未酬,是中共黨史研究的重大損失。

 

去年十二月號的《開放》雜誌刊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唐寶林所寫

的“《陳獨秀全傳》艱難誕生”,有頗多的感觸,只因當時全神貫注台灣

的選舉,無暇寫一篇什麼;到了去年年底,又傳來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

華五十七歲就逝世的消息,更使我震驚,非寫一點不可了。

 

上個世紀末,在台北買到唐寶林所著《中國托派史》。之所以買這本書,

除了是我過去學的黨史專業外,還因為看到作者介紹中,他是中國人民大

學中共黨史系畢業,年紀比我小一歲而已。當年我在人大讀書時,班級裡

我是年紀最小的第二位,比後來任職於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的沙東迅(原名

沙才博,後來改名)年長半歲。因為當時我在系學生會任職,我那一屆近

三百名同學絕大部分都認識,那一屆是黨史系的首屆畢業生,唐寶林應該

是低一屆或兩屆,所以他出書非“幫襯”不可;何況書是在台灣出版,想

來在中國是犯禁了,更應該買。

 

        一直關注陳獨秀研究

 

自從一九七六年我從上海到香港後,即投入評論工作,但是還關心國內黨

史界的情況,只是因為忙於“現炒現賣”,對國內動態沒有更多的時間去

了解。香港這方面的書不多,到深圳看到,會買一些,後來禁止入境,“

貨源”也就斷了。尤其我非常關注陳獨秀的平反問題,因為這涉及中共是

否實事求是的問題,如果連歷史問題都不能平反,遑論面對更敏感的現實

問題。何況這還關係到中共的“指導思想”。

 

一九八零年代是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年代,我寄望於中國的黨史界對陳獨

秀的研究能夠有所突破,因為在我就讀人大期間,對陳獨秀的評價被釘死

在“黨史權威”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所說的,他“不是一

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經過文革後的初步反思,在我看來,陳獨秀卻是

中共領導人中對馬克思主義最正確的了解者,尤其晚年對列寧主義、斯大

林主義的認識。因此我在一九八六年九月號的《九十年代》,就寫了一篇

“中共理論的貧困兼談陳獨秀主義”一文。

 

當時凡是看到國內出版有關陳獨秀的書籍,我都買來,先擺在一邊,以後

有時間或退休後再看,可惜這“以後”就一直沒有時間了。當時買到的有

河南人民出版社的《陳獨秀評論選編》(上、下冊)、河南人民出版社的

《陳獨秀被捕資料匯編》、天津人民出版社的《陳獨秀選集》、時代文藝

出版社的《陳獨秀詩集》、重慶出版社的《陳獨秀年譜》等。其中我對《

陳獨秀評論選編》最寄以厚望,因為四位編者之一的王樹棣是我的同年級

,我在一班,他在二班。裡面一些文章的作者,林茂生是我們的老師,王

樹棣、王沛是同學,而王洪模更是我們班的黨支部副書記,原來與前面二

王都是二班的,反右後調來“加強”我們班級,入學前據說是派出所所長

。但是可惜他們似乎想為陳獨秀講些好話,但是欲言又止,沒有什麼新的

突破,一種是環境還不允許,一種則是他們從“教條主義大蜂窩”的人民

大學出來,思想始終不大解放。還有一本是陳獨秀晚年的一些文章,不知

什麼原因找不到了,不知是多次搬家扔書時不小心扔掉,還是被人借走沒

還?很可惜,那是研究陳獨秀的重要資料。

 

我後來買到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陳獨秀傳》(上、下冊),是在六四

屠殺後不久出版的,想想不會有太多的新觀點,因此買來後放在一邊。由

於這本書是上、下冊,也沒有作者介紹,看了上冊的作者是任建樹,也就

以為下冊也是他寫的,不知道下冊是唐寶林寫的,所以後來買到《中國托

派史》,才第一次看到唐寶林的名字。一直到最近看了他在《開放》的文

章,我再去翻那本書,才知道唐也是其中的一位作者,實在“糟蹋”了幾

年。而更使我感觸的是,看了《開放》唐寶林的照片,雖然他比我年輕一

歲,然而樣子顯然比我老,應該是研究的艱辛、家庭的變故等等而催人老

 

        紐約拜訪陳獨秀女兒陳子美

 

“托派”是很有趣的問題,因為中共常常把反對自己的自己人打為“托派

”,可謂什麼都往裡面裝,總之就是叛徒加反革命。而我到香港後,也接

觸到一些香港的“托派”,包括樓子春(一丁)一次,當然更有為人所知

的長毛(梁國雄),司馬璐在中共眼中應該也是托派。買到《中國托派史

》後,人在美國,比較有時間看書,看了一大半,後來也因為種種原因沒

有看下去。羅孚送我他出版的另一托派鄭超麟的“史事與回憶”(三卷)

,雖然知道裡面有豐富的史料,但是一直還沒有決心去“開卷”。因為對

我來說,“現實”比“歷史”重要。

 

而有幸的是,我移居紐約期間,在香港的老朋友、世界日報記者曾慧燕陪

同下,拜訪過陳獨秀的最小女兒陳子美,寫了篇“中南海燈火輝煌 創黨

者女兒晚景淒涼”,在《中國時代》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號刊出。後來還陪

過王丹的媽媽,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從事中國近代史與中共黨史研究工作的

王凌雲女士去拜訪她。二零零四年四月,陳子美女士病逝,我和太太都去

拜祭,後來還見到她做小生意的兒子李大可。

 

唐寶林的新書《陳獨秀全傳》窮盡三十年才寫出來,也是他的封筆之作,

然而也只能在香港的中文大學出版,我還沒有機會去讀它。看了他的文章

,猛然一想,我們都已經走在人生的最後一段路程了。所幸我也一直注意

到中國國內黨史界不斷湧現新人才,最早是半路出家,“根子”不紅的葉

永烈是我們同一輩;但是現在的正牌權威則有楊奎松等,他已是年輕一輩

,著作等身,對研究黨史有突破性的貢獻。

 

但是使我“驚艷”的還是高華,那是看了他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內容震撼,所以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但

是評介的不多。我看了以後忍不住有給大家推薦的衝動,有一次到香港再

回美國時,給前輩司馬璐帶了一本,因為他也不知道這本書的存在。我從

不同角度寫了兩篇書評,一是《開放》雜誌二零零三年十二月號刊出的“

延安整風﹕毛表演痞子功夫”,一是《信報》月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號刊

出的“毛澤東以權謀奠基統治架構和手段”。

 

        高華“壯志未酬身先死”

 

有關整風運動中的“搶救運動”,我在學習黨史專業時沒有學到,而是在

文革結束後胡耀邦的一次講話中才簡單知道這是一個被隱藏的恐怖事件,

看了高華這本書後才知道它的來龍去脈,史料的豐富,即使“開國”時期

,也判了毛澤東政治上的死刑。而韋君宜的《思痛錄》則可以作為搶救運

動中個人心史的補充。我在印尼看當時團中央刊物的《中國青年》時讀過

韋的文章;在人大讀書時,常常傳達她的丈夫、時任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楊

述的講話;四年前在台北居然還見到他們的女兒楊團。

 

高華也揭出胡喬木的本質。文革結束後,胡的一句“長官意志”被反覆引

用,似乎表明他的“改革”立場,但是事實證明,他不但是毛澤東的一條

惡犬,也是鄧小平的惡犬而成為“左王”。然而我居然還在台北的一次國

際書展中買到一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的《胡喬木與中共黨史研究》,雖

是吹捧之作,也讓我了解他是如何為黨史“把關”的,多少觀點與禁區就

是他設定的。唐寶林對黨史的研究就是不斷受到胡喬木的打擊,可說他就

是中共黨史界的最大學閥,不把這個傢伙批臭、批倒,黨史界就無法解放

思想,還歷史本來面目。

 

正當毛粉興風作浪企圖復辟毛王朝,連毛的白痴孫子毛遠新也像跳粱小丑

一樣不斷表演時,作為學術界“射日”第一人的高華卻不幸病逝,而且這

樣年輕就病逝,實在是中國的一大損失。媒體還報道,作為著名學者的他

,卻住陋屋、生活窮困,尤其是五年前被診斷患上肝癌後,一度連醫藥費

都不能保障,真要為他搥胸痛哭。他的逝世,比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的逝世

還令人難過,因為哈維爾已經完成他的歷史使命,可是高華卻是“壯志未

酬身先死”,怎不“長使英雄淚滿襟”?儘管現在“妖霧又重來”,高華

的逝世再度出現“我哭豺狼笑”的場景,但是我也相信,像我的母校中國

人民大學教授張鳴所呼喊的:“高華兄,天一定會亮的!”

(台北除夕之夜到龍年初一凌晨)

 

《開放》雜誌  20122月號

http://www.open.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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